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建筑技术交流

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建筑技术交流

第四章　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建筑技术交流

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进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从事农业的氏族大都过着定居的生活，房屋的建造成为一件大事。仰韶文化地区由于相对干旱，加上黄土疏松，大都建造半地穴式房屋。这种半地穴式房屋以所挖坑壁为墙壁，周围树立的木柱和屋内大木柱共同支撑屋顶，屋顶用草木搭成，涂以草筋泥，以避风雨。在居住面和墙上都涂抹草筋泥，做了简单的防潮处理。而在江南，为适应多雨潮湿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建筑很早就以木构地面建筑为主。河姆渡由早期打桩立柱架空的干栏式木构建筑，发展到后来的栽柱式木构地面建筑，木构件已普遍使用卯榫结构和企口板。在该遗址发现了成排卯榫结构的木桩、大量的横板和竖版，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带卯榫结构的构件。密接拼板和卯榫的运用是一种较高的工艺。卯榫结构的使用是河姆渡文化地三大发明之一，奠定了7000年以来我国木构建筑技术的基础。[1]到父系氏族公社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居住条件也有所改善。龙山文化半地穴式的房屋和平地起建的房屋较为常见，地面采取层层灰土铺平踏实，有的还用人工烧制的熟石灰作了防潮处理。已出现双室房屋，平面呈“吕”字形，房屋内有储藏物品的袋状窖穴，这显然是为了适应一夫一妻个体家庭生活的需要而建造的。江苏邳县发现有陶屋模型，形式有方圆两种，都是攒尖顶，四周有檐，前有门，两侧有窗，后壁上有孔，基本上具备了后代房屋的雏形。[2]

鲁班是中国古代的建筑工程家，被建筑工匠尊为祖师。他姓公输名般，或者称为公输班、鲁般、公输盘、公输子、班输等。他是春秋时期鲁国人，故称鲁班。他发明了许多有用的新工具，如曲尺、墨斗、刨子、锯子等。王充在《论衡》中说他能造木人木马。我国建筑史上最早、最完备的建筑著作是《营造法式》，作者是北宋郑州管城人李诫。全书共357篇，3555条。内容可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建筑的一般名词解释，以及对营建的一些规定和数据的说明。第二部分是关于建筑工程的标准做法。第三部分是关于人工材料的定额。第四部分是关于各种工程的图解。这是我国古代建筑营造方面最详尽、最系统的辞典。

中国最早的石拱桥是赵州桥。它是于公元605—617年隋朝大业年间由著名石匠李春设计和建造的。它位于河北省赵县南边的交水河上，桥全长为50.82米，宽为9.6米，桥上有三股道，中间走车马，两旁走行人，桥面平坦，来往方便。桥上有一个净跨度37.4米，净矢度为7.23米的拱。其跨度之大，是当时中外首屈一指的。此桥跨度大使桥面坡度平缓，便利于交通和运输的往来，还起着施工快、用料省，减轻桥身重量，加强桥梁坚固性的作用。桥拱高，则便于船只往来，在洪水泛滥期间，水能够畅通。跨长于拱高的比例仅仅是5：1，这是桥梁史上一个突出的创举。[3]

唐代土木结构的建筑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首都长安城就是一个规模宏大、世界仅有的建筑群。据考古工作者实测，长安城南北长8651米，东西宽9721米，周长36.7公里，面积达84平方公里。城内有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三个宫殿区，建有雄伟的宫殿和秀丽的亭台楼阁，宗庙社稷、官衙廨署布列在皇城之内，街道宽阔坦直，里坊整齐划一，宗教寺庙众多，官员府第林立，组成了壮丽和谐的大都城。长安城的建筑设计对国内外的城市建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4](www.guayunfan.com)万里长城是世界古代伟大的建筑工程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墙。长城的修筑起于战国时期，是为了防御北部游牧民族南侵和各诸侯国之间进行自卫而兴建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防范匈奴的突然袭击，把燕、赵、魏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筑起了西起临赵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我们现在见到的长城，大多是明朝洪武至万历年间修建的，前后共修建18次，历时100多年。其中嘉峪关到山海关一段，工程质量较高，到现在大部分保持良好。万里长城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磅礴气势和聪明才智，也真实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在测量、规划设计、建筑和工程管理等方面的高超水平。

一、在古代，亚洲各国有着比较发达的建筑技术，为中外建筑技术交流奠定了基础

高句丽是朝鲜半岛的一个古国，《三国志》记载：“其俗节食，好治宫室，于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灵星、社稷。”[5]《北史》卷九四《高丽传》记载：“其王好修宫室，都平壤城，亦曰长安城，东西六里，随山屈曲，南临浿水。”百济也是朝鲜半岛的一个古国，百济的墓葬，可以公州宋山里墓群为代表。这里的四神冢在墓壁上有的取材于中原神话故事，用白粉绘成的四神图。武宁王陵出土的青铜器，均来自中国，甚至基砖形制与墓室结构，也与中国南朝的风格颇为近似。表明在这方面与汉文化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6]

契丹曾侵略朝鲜30年，高丽人民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1019年，契丹提议恢复和平邦交后，朝鲜北方的形势较为稳定。1029年8月，在首都开京周围，修筑长29700步、高27尺的高大外城。进一步加强了首都的防御。在北方则修筑了千里长城。1033年，政府令平章事柳韶率领军队建筑北方长城。长城起于鸭绿江口，经义州南部的金光山和天磨山，越过大宁江的分水岭，沿宁边东北方的山脊向东南伸展，直至定平都连浦。

这座千里石筑长城高度和宽度各为25尺，自开工至修成历经12年之久。

康泰在《吴时外国传》中说：“扶南国人最大居舍，雕文刻镂，……”这说明扶南人的建筑追求宏大，豪华。

古代缅甸亦有高超的建筑技术。《旧唐书》记载骠国都城的建筑情况：“其罗城构以塼甃，周一百六十里，濠岸亦构塼，相传本是舍利佛城。城内有居人数万家，佛寺百余区。其堂宇皆错以金银，涂以丹彩，地以紫鑛，覆以锦罽。”又说“其俗好生恶杀。”[7]缅甸是一个崇拜佛教的国家。

在南亚，古代印度的建筑技术高度发达。《太平御览》卷七九二《四夷部·十三·天竺》引《异物志》曰：“天竺，大国也。方三万里，佛道所在。其国王治，城郭宫殿皆雕文刻缕，钟鼓音乐，跳丸跃剑。”《明史》也曾经谈到了古代印度的建筑技术。古里，“国中半崇回教，建礼拜寺数十处。”[8]“富家多植椰子树数千。……干可构屋，叶可代瓦……”[9]柯枝，“筑室，以椰子树为材，取叶为毡以覆屋，风雨皆可蔽”[10]。榜葛刺，“王宫高广，柱皆黄铜包饰，雕琢花兽”[11]。表明古代印度的建筑以椰子树为材料，注重结构，追求华美。

《诸蕃志》详细介绍了注辇国的城市建设情况。

其国有城七重，高七尺，南北十二里，东西七里，每城相去百步。四城用砖，二城用土，最中城以木为之，皆植花果杂木。第一、二城皆民居，环以小濠；第三、四城侍郎居之；第五城王之四子居之；第六城为佛寺，百僧居之；第七城即王之所居。[12]

忽鲁谟斯，是古代伊朗人建立的大国。

《明史》记载了其方位：

忽鲁谟斯，西洋大国也，自古里西北行，二十五日可至。[13]

《明史》记载了忽鲁谟斯的建筑情况：

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寝处庖厕及待客之所，咸在其上。[14]

二、古代中国建筑技术的外传

（一）古代中国建筑技术传入亚洲各国

在建筑技术方面，古代朝鲜积极向中国学习。隋唐长安城的建设规模和布局，为朝鲜在都市建设中所仿效。寺院建筑技术也传入朝鲜，现存南朝鲜的一些砖塔，式样是仿照唐代砖塔建造的，都是方形，楼阁式，叠涩出檐。[15]

新罗对盛唐的灿烂艺术大力吸收。庆州佛国寺的旧址还多少可以看出它所保留的盛唐艺术的宏伟壮丽。庆州西南吐含山东侧的石窟庵，是朝鲜唯一的人工石窟。后人推定建于景德五十年（751），显然是受了中国营造石窟风气的影响。但石窟的开凿，不是平凿进去成为石窟，而是直凿，再加上覆盖。覆盖窟顶的工程是一项精构杰作。石窟由圆形的主室和长方形的前室组成，其间有过道相连。主室中有高达326米的释迦坐像，周壁有十一面观音、十大弟子的浮雕。这些神像的姿态，既生动秀丽又健硕丰满，饶有唐风。[16]

新罗时期遗存的一些石塔、砖塔、石灯、城郭建筑、王陵、碑碣，大体都是根据唐代的规制建造的。王都的规划，以宫城月城为中心，采取纵横交错如棋盘状的条坊制。有的地方还残存着里坊的围墙，这种整齐的规划制度与中国唐代的长安城相同。新罗太宗武烈王碑，碑头离首是标准的唐代六龙左右蟠绕纠结，离首额内是排成两行的八个篆字（太宗武烈大王之碑）。碑身虽已遗失，但雄伟的离首和精丽的龟趺，仍然显示出这是新罗时期石刻艺术的杰作。庆州邑南墓群里有一个传说的王陵，坟丘周围多用石块砌成高达一米的石壁。其中七座坟丘的护石有十二生肖兽人身的浮雕。一座叫做圣德王陵的十二生肖像为圆雕的立像。这些陵墓前还往往配有文武石人、石兽和华表等，也都是模仿中国唐代的制度。[17]

高丽建筑和雕刻方面受中国影响。高丽初期建筑的寺院，以兴王寺为代表。兴王寺于1055年动工，由国家投入巨大的财力，经12年的漫长岁月，于1067年落成，总面积为2800间，可住僧侣1000人。1078年在兴王寺建立金塔，耗银427斤，金144斤。高丽初期的雕刻品规模最大的是高达21.45米的恩津灌烛寺大弥勒石像。从968年动工，经38年才完成。据前人研究成果，以上建筑和雕刻作品可能借鉴了中国的经验。

中国的建筑技术曾经传入日本。

593年，圣德太子摄政。圣德太子在提倡佛教、大量营建寺院的过程中，曾不断从朝鲜半岛招聘僧侣和技术工人，加上“渡来人”及其后裔，成为营建寺院的技术骨干。古倭国（中国对日本人的旧称）与朝鲜、中国等在古代往来频繁，迁移到倭国的海外大陆移民随之增加，这些从外地迁移到日本的人口，被考古学者称作“渡来人”。日本由于高句丽、百济与中国北朝、南朝交通、在文化上分别受到北朝（北魏、东西魏）、南朝的影响，并有一定的混融。在他们与日本交往过程中，渡来人也把南北朝的文化色彩带到日本来。诸如在佛像雕刻、寺院布局、佛殿建造技术上及其他工业品的风格上，都有这些特点。例如：渡来人的后裔司马鞍首止利营造的法兴寺丈六铜像等主要是受到北魏末、东西魏佛像样式的影响。渡来人倭汉氏一族的山口大口费所作的法隆寺金堂四天王像等则有南朝梁的风格。但总的来看，还是受北朝（主要是北魏）的影响较大。遣隋使去中国，受到隋的一些影响。通过这些过程，使得日本原来简单而原始的艺术制品，迅速地有了大幅度的提高。[18]

618年唐代隋兴。701年，日本的大化新政府成立，锐意改革，完全以学习唐的文物制度为目的。第6次遣唐使船队的规模扩大，由初期的200多人扩大到550人。这些留学生（包括学问僧）一般在唐停留时间为20—30年，对中国文化濡染甚深。学问僧把唐代佛教各宗派介绍到日本。[19]《新唐书》记载：日本“尚浮屠法”[20]。

鉴真，著名律宗僧人（688—763），曾6次东渡日本，把东大寺戒坛院和新建的唐招提寺做为传戒弘律的道场，正式把律宗传到日本。同时，又把唐代的建筑、雕塑、绘画、书法、医药等知识带到日本，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1]由于日本朝廷的推崇，各地僧侣纷纷慕名来唐禅院学律求戒。为了供养各地来的僧侣，在鉴真的呼吁下，天平宝字符年（757）11月23日，天皇把备前国（今日本冈山县）的水田一百町（一町相当于中国14.88亩）赐给唐禅院。接着，鉴真又在天皇于755年11月所赐的新田部亲王旧宅上，修建了一所新的佛寺。759年8月落成，天皇赐额“唐招提寺”。该寺占地四町，有金堂、讲堂、东塔、开山堂、观音堂、经楼、钟楼、弥陀堂、僧房等建筑，其中金堂至今犹在，是唐代建筑艺术的宝贵遗产，被视为日本的国宝。[22]

日本都市建筑受到唐朝的巨大影响。7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定的都城。过去日本因国家机器简单，往往一代一迁，大化革新后建成中央集权的律令国家，并在唐朝的影响下，正式营建永久性首都。仿照长安的一整套布局（宫殿和宫城在城的北部，南部为官衙及东市、西市，沿南北中轴线左右对称布置建筑、棋盘形街道等），建造了平城京（今奈良）及其后规模更大的平安京（今京都），成为奈良、平安时代的首都。公元709年，日本迁都平城京（今奈良），都城的建设规模完全模仿长安，甚至街道的宽度与排列方法也几乎一样，也有“朱雀街”、“东市”、“西市”等名称。8世纪后期，日本迁都平安京（今京都），仍仿长安建都城。这些城市的设计、布局均模仿唐都长安城，筑城所用砖瓦的纹饰也与唐代略同。[23]

在佛教建筑方面，过去主要受北魏样式的影响，而这一时期的日本建筑，如东大寺三月堂和鉴真及其弟子营建的唐招提寺金堂，与保存至今的唐代佛殿的木构殿堂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些建筑样式，成为以后日本寺院建筑的基本形式。[24]

日本寺院是仿效唐代寺院形式而建成的，例如奈良法隆寺，从平面布局到细部构造都是仿照唐代建筑式样建造的。平面以塔和金堂并列，成为殿塔并列的布局，与唐代的寺院布局一致，台基、殿身、梁架、斗拱、屋顶以及装饰等都与唐代建筑式样一致。唐招提寺是鉴真及其弟子依据唐代寺院而建成的。[25]

在宋代，中国建筑影响于日本建筑的，主要是输入了两种建筑样式，即天竺式和禅宗式。

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当重修东大寺时，主持其事的僧重源在中国工人陈和卿的协助下，学习南宋浙江一带的建筑式样所形成的“天竺式”（又称为“大佛式”），手法简朴、豪放，给人以强有力的感觉。代表作如东大寺南大门。另一个是学习南宋禅寺的样式而兴建起来的一些日本禅寺，称为“禅宗式”或“唐式”。它与过去的“和式”大异其趣，把大门、山门、佛殿、法堂，都置于一条直线上，左右通过回廊把僧堂、宿舍、厕所、浴室连接在一起。它是由日僧荣西开始，后由中国来日禅僧兰溪道隆、无学祖元等修建建长寺、圆觉寺所形成的样式。这可以以镰仓圆觉寺舍利殿为代表。它随禅宗之兴盛而普及于全国，对日本建筑发生重大的影响。到中世纪后期，它与“和式”相混融，产生了二者的混合样式，到17世纪20年代（明末），在长崎由华侨兴建的唐三寺以及隐元赴日后兴建的黄壁山万福寺，都采用了明朝寺院建筑的样式。即不像日本原有那样，以金堂、讲堂为主要建筑物，而是前面有四天王殿，里面有大雄宝殿，再往后有法堂，到处悬挂对联和匾额，显出明清建筑的风格。[26]

古代中国建筑技术输入越南。

11世纪初，越南李太祖以故都华闾湫隘，下诏迁都，以大罗城为基础另建新都。他的《迁都诏》是一篇雄浑的书诰体骈文，强调风水、地势，其口吻和笔调与中国封建帝王相仿佛。传说迁都之时，有飞龙之瑞，乃改大罗城为升龙城（今越南河内）。李、陈、后黎等朝所营建的宫殿城池都很讲究，惜己圯毁。他们十分注意吸收中国建筑技术，参照中国城市布局。如河内城，在李太祖顺天元年（1010），即下诏迁都之年，东、西两市并存。后来逐渐扩展为三十六坊（按：坊，一般作为帝街村里的通称。此处主要指专业性的手工作坊和商业区）据《大越史记全书·本纪·陈纪》记载：陈朝太宗建中六年（1230），“定系城左右伴坊，仿前代为六十一坊，置评泊司”。

越南李朝常遣使至北宋东京（今河南开封）索取佛教经典和佛教寺院建筑技术。在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时，李朝在全国重镇造寺观150座。李公蕴要求本国建筑家仿中国寺院建筑风格。1011年，京都升龙建太清宫、万寿寺、镇福藏，在升龙都城外建四天王寺、衣锦寺、龙具天寿寺。黎裕宗永盛十年（1714），安南建筑极力仿中国建筑风格：

重修天佬寺，命掌奇宋德大等董其役。其制由山门而天王殿、玉皇殿、大雄宝殿、说法堂、藏经楼，两傍则钟鼓楼、十王殿、云水堂、知味堂、禅堂、大悲殿、药师殿，僧寮禅舍不下数十所。皆金碧辉煌，一年完工。上亲制碑文记之。

宋德大来自中国，因长于建筑技术，奉安南国王命负责建筑工程。

陈英宗英隆七年（1299），越南使臣邓汝霖到北京密画宫苑图本等，作为参考。[27]《元史》记载了这一史实：

大德五年（1301）二月，太傅完泽等奏安南来使邓汝霖窃画宫苑图本，私买舆地图及禁书等物，又抄写陈言征收交趾文书，及私记北边军情及山陵等事宜，遣使持诏责以大义。三月，（元成宗）遣礼部尚书马合马、礼部侍郎乔宗亮持诏谕日燇，大意以“汝霖等所为不法，所宜穷治，朕以天下为度，敕有司放还。自今使价必须选择；有所陈请，必尽情悃。向以虚文见绐，曾何益于事哉，勿惮改图以贻后悔”。中书省复移牒取万户张荣实等二人，与去使偕还。[28]

如果我们拿唐代长安城，日本平城就（奈良），平安京（京都）和越南河内城乃至旧阮首都顺化城作一番比较的话，就不难看出古代中国、日本和越南在建筑艺术和城市布局方面的共同渊源，而根源就来自中国。

古代中国建筑技术曾经传入林邑国。

据《晋书》记载，范文随商贾往来，见上国（中国）制度，到林邑后，“遂教范逸作宫室、城邑及器械”[29]。

古代中国的建筑艺术一度传入柬埔寨。

《真腊风土记》以生动逼真的笔墨描绘了吴哥王城、宫殿和寺庙。这些建筑和雕刻艺术无疑是柬埔寨人民天才创造的成果，它既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同时学者们也从王城吴哥通的建筑布局和寺庙回廊的浮雕和绘画中看到了中国和文化影响的印记。《真腊风土记》在“城廓”一节中描述：吴哥通“州城周围可二十里，有五门，门各两重。惟东向开二门，余向皆一门，城之外皆巨濠，濠之上皆通衢大桥”[30]。据学者研究，吴哥通王城东墙开有两门，中心为王家寺庙巴容寺，其建设布局完全是中国式的。[31]可见，周达观的著作为我们研究中柬文化艺术的相互影响与融合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印尼的建筑术也受到中国的影响。

几乎在印尼所有城市，或在华人聚落，都有中国寺庙和中国式建筑物。甚至三宝垄、淡目、巨港等地的一些清真寺，都仿造淡目大清寺，但上端为宝塔型，类似佛塔塔尖。这种建筑风格不同于常见的两角攒尖的中国南方寺庙，而已经是中国建筑术和爪哇佛塔建筑术的混合。

建于1761年的雅加达红溪真寺（MesjidAngke），则同时显示荷兰、爪哇和中国的建筑风格；正门口的五级台阶、柱子和屋顶顶石为荷兰式，两角攒尖为中国式，屋顶和带木格子窗则为爪哇式。

巨港有一座建于18世纪的清真寺，完全是仿照中国式样建造的。1786年，华侨穆斯林在巴达维亚建筑了一座清真寺，邻近还立有华侨建筑师之妻的坟墓。墓上饰以中国式图案，并题有中文。爪哇文化古城梭罗著名的曼谷尼格兰王宫内有一座神楼，四周雕有三条飞龙和云彩，刻工精细，据说是“中国的龙”[32]。

中国雕刻术输入菲律宾。

菲律宾与建筑关系极为密切的雕刻术（石雕、木雕），也深受中国的影响。在马尼拉华人区人们依然可以看到饰以精美木雕的门楼和木制窗花格。在内湖的卡兰巴和八打雁的利帕，也可以看到装饰拱门。菲律宾家庭中许多家具（桌子、椅子、箱子、橱柜、衣柜）属于中国式雕刻。中国古代工匠还留下了各种木制雕刻和家庭神像。[33]

在建筑技术上缅甸受到中国的影响。宋代《诸蕃志》一书说：“蒲甘国有诸葛武侯庙。”此庙当为华人所建。后人认为，缅甸能有如此宗教建筑，又有人侍奉香火，可见当时缅甸的华侨人数一定不少，其财力也有一定的基础。[34]

蒲甘是缅甸的故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是古代的佛教圣地。至今蒲甘还遗存着举世闻名的数千座佛塔。这些宏伟建筑继承了缅甸古代的传统，具有宗教形式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特征，充分表现出缅甸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在这些佛塔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缅甸各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以及印度形式的建筑和雕塑，而且还可以看到中国形式的佛塔和从中国传入的佛像。据缅甸考古学家杜生诰的考证，从11世纪建造的佛塔和佛像来判断，蒲甘的文化曾经受到中国佛教的影响。例如在悉塔那佛塔和瑞珊陶佛塔中，都有从中国传入的弥勒佛像。他还在一所佛寺中发现一座无首佛像，缅甸人民认为是中国佛教徒喜欢供奉的阿弥陀佛像。著名的瑞喜拱佛塔和瑞陶辛佛塔遗迹，就其建筑的结构和形状的特点来看，颇似北京的白塔寺。至于守卫在塔寺门前的一对对巨大的石狮子和他们颈上的悬铃装饰物，可以看出是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在蒲甘的佛塔寺庙中，还可以看到从中国传入的辐射拱门和形如北京故宫的多层飞檐楼阁。宏伟壮丽的阿烂陀寺还珍藏着1500幅壁画，可与我国佛教文化瑰宝敦煌壁画相媲美，并与敦煌壁画有许多相同之处。如优波离戒坛中的壁画，其风格和笔调酷似我国唐宋人的作品。缅甸学者认为蒲甘后期的缅甸绘画艺术，曾经受到中国的影响。[35]

缅甸曼德勒都城和宫廷建筑，曾由中国工匠参加设计建筑，与北京故宫建筑有许多相似之处。宫廷花园则被称为“德由午阴”，意为“中国式花园”。王芝在《海客日谭》中写道：“德由午阴，缅王花园也。制自汉人工匠，在殿之南，屋宇花杪，不及杳午阴。”[36]曼德勒皇城的设计与督造者是一位旅缅滇侨，名叫尹蓉。他还在缅京建造了一座完全按中国建筑形式，仿和顺乡中天寺宫殿兴建的腾越会馆（后改称为云南会馆）。门前有联曰：“苍山东峙，回首多情；黑水南来，同舟共济。”使人有旅居他国如见故乡之感。在缅甸的民间住宅中，也可以看到由中国木匠传入的百叶窗，张可以通风透光，闭可以防雨遮日，适合缅甸气候，深受缅甸人民欢迎，称为“德由格”（意为中国传入的百叶窗）。[37]

中国的建筑技术也曾经传入印度。

南印度却提希山，“东七十里有鸽寺，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汉寺也”。这古汉寺，可能是印度人所建，也可能是华侨所建。[38]

中国的建筑技术影响了土耳其。

公元1453年，土耳其人灭亡东罗马帝国而据有君士坦丁堡，改其城名为伊斯坦布尔，即于其地大兴宫室建筑。公元1478年，苏丹穆罕谟德二世兴修了富丽堂皇的托普卡帕宫（TopKapl），前后共有25位苏丹在此居住过。从托普卡帕宫殿的绘画中，我们看出中国文化对土耳其建筑艺术有极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了解到中土之间的友谊经久而益深。托普卡帕宫第二道门——吉祥门的檐下，有一组彩画。无论是构图或是着色，都类似北京故宫或颐和园中的山水彩画。从彩画中我们认识到中国艺术的影响对土耳其人民是如何久远。[39]

（二）华侨在中国建筑技术对外传播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鉴真东渡，把中国的建筑技术传到日本。鉴真及其弟子依据唐代寺院建成了“唐招提寺”，整个建筑结构气势宏伟，布局和谐，体现了中国唐代建筑的最高成就。它是日本奈良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宏伟的建筑物。[40]

僧人隐元把中国的建筑技术等传到日本。隐元隆琦（1592—1673），福建福清县人，俗姓林氏。明泰昌元年（1620）在黄檗山出家，崇祯十年（1637），他担任黄檗山万福寺主持，大扬宗风，声名远播。日本和尚逸然闻知，便向幕府推荐，先后四次招请东渡。1654年，隐元率弟子到达长崎。隐元在日本四处传教，并创建日本黄檗山万福寺，开创黄檗宗。他把中国的宗教、建筑、医学等传到日本，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41]

越南建国后，中国移民直接参与了越南的建筑工程，把先进的建筑技术带到了越南。1679年，明广东镇守龙门水陆等处地方总兵杨彦迪和镇守高、雷、廉等处地方总兵陈上川率部下及军眷3000多人，战船50余艘从海路到达越南南部。越南封建统治者将中国这些移民安排在湄公河三角洲（南圻）。他们奉命率军开发嘉定地区。杨彦迪部驻在美荻、定祥，陈尚川部驻在嘉定、边和。杨、陈带来的几千中国移民在这片沃土立足生根，“起房舍，集华夷，结成廛里”，在异国他乡建设起了新的家园。[42]这批中国移民辛勤劳动，垦荒种地，兴建城镇，发展商业，把一片草莽丛生的荒芜地带变为繁荣发达的地区，并吸引了西洋、日本、马来亚等国商船前来贸易。后来这一地区为越南占有。

移居并开发南圻的另一支中国移民队伍是莫玖率领的。莫玖是广东海康人，明亡后不服清朝统治，大约在17世纪70年代率领一批仁人志士从广东南逃柬埔寨，建立了“七社村”。居民相传有仙人出没于河上，这个地方被当地人叫作“河仙”。莫玖以河仙为中心，组织领导着东至金瓯角，西至磅逊湾口广大地区的开发。由于莫玖开发有功，他被柬埔寨国王委任为这个地区的地方长官。根据其他史料，莫玖创建河仙城，除了一大批华侨参加外，还召集有一批越南贫民。[43]1735年莫玖死，其长子莫天赐继位，子承父业，继续开发河仙，河仙后来成为越南南部的一个重要港口。[44]风物繁华，商船辏集，有“小广州”之称。[45]莫氏父子建城筑垒，开市场，筑道路，屯积货物，与海上通贸易。其城以木为之，宫室与中国无异。自王居以下，皆用瓦砖，服物制度，仿效明朝。建孔庙，祀圣人，大力传播儒家文化。莫玫当年所建的七社村，后来遭到越南的蚕食，除四村（柴末、富国、迪石、哥毛）被越南侵吞外，其余三地仍在今柬埔寨境内。

华侨建立的柴棍铺是胡志明市的雏形。1717年，越南爆发了西山农民战争，许多华侨被迫迁往越南藩安镇新平江畔居住，在这里逐渐兴起了新市镇——柴棍铺。柴棍铺内，笔直的大街与横街各相贯穿，成田字型布局。街内各式各样的商店林立，关帝庙、天后庙及福州、广东、潮州、漳州等同乡会馆分峙各街区，还有水井、小溪上架大板桥……完全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城市。柴棍铺后来称柴郡，法国殖民主义入侵后将柴郡东面一带辟为政治中心，并以柴郡谐音拼作SaiGon，华侨再转译为西贡。今日越南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胡志明市（旧称西贡）正是在200多年前华侨营建的柴棍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华侨把建筑技术传入印度尼西亚。印尼三宝垄的华侨盛传这样一个故事：郑和的船队下西洋时到了爪哇北岸，郑和的副手王景弘得了重病，郑和下令船队在一个海湾下碇，此地就是今天的三宝港。然后他的指挥船驶入加隆河。离岸不远，发现山边有一个岩洞，可以权作栖身之处，随处人员便筑起小屋给病人疗养。王景弘病情好转以后，郑和为他留下一艘船、10名随员和足够的生活用品，而继续航行。王景弘指挥随员开发土地，种植庄稼，建筑房屋，与当地妇女结婚，使当地的经济繁荣起来。[46]

中国建筑技术输入菲律宾的中介主要是华侨。

在历代移居菲律宾的中国移民中间，有许多石匠、泥瓦匠、木匠及各种建筑工匠，他们把中国南方的建筑技术也带到了菲律宾。特别是在16世纪西班牙侵占菲律宾并在马尼拉大兴土木以后，涌入菲律宾的中国建筑工匠人数激增。他们首先介绍了制造砖瓦和制造石灰，以及用石块建筑房屋的办法。他们建筑的房屋，速度快，造价低，甚得当地居民的欢迎。[47]

此外，华侨建筑工匠还在菲律宾各地修建了许多具有独特的中国风格的建筑物，例如碧瑶的中国式庙宇、著名的马尼拉王彬街和内湖帕桑汉旅游胜地入口处的牌楼，屋顶上的双龙戏珠等。[48]

菲律宾各地天主教堂的早期圣徒油画像和塑造，多出自华侨美术家、画匠或石雕匠之手。

中国建筑艺术与石雕品广传于泰国，与华侨有着密切的联系。1771年，郑昭王（郑信）在曼谷隔河对岸建造新都吞武里，有许多华侨参加。曼谷王朝拉玛一世的皇宫和城墙，也是由中国工匠负责建造的。围绕皇宫的是龙城，龙城之外还有城围，似是仿效北京的内城与外城的建筑。

泰国受中国建筑技术影响最大的应是大城府挽巴茵御苑，拉玛五世从中国聘请精于建筑艺术的构建者，完全按中国宫殿式样建造。御苑内的主体建筑是一座红墙绿瓦的中国式王宫，宫内的门窗屏风、园柱、画栋都显示出中国建筑的风貌。泰国中部各个佛寺可看到中国固有神袛的石像。

泰国其他各地的城墙和各省省会的大建筑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的影响。[49]

华人建筑师、砖工和木工，把中国的建筑技术引进马来西亚。马六甲早先的建筑形式是“房屋如楼阁之制，上不铺板。但高四尺许之际，以椰子树劈成片条，稀布于上，用藤绑定，如羊棚样。自有层次，连床就榻，盘膝而坐，饮卧厨灶皆在上也”[50]。后来中国工匠把中国的砖瓦建筑形式传入马来西亚，丰富了马来西亚的建筑形式。[51]据黄衷《海语》记载：“王居前屋用瓦，乃永乐中太监郑和所遗者。”可见，明代以后中国的建筑技术在马六甲颇有影响。

新加坡的早期社会是建立在会党结集的帮的基础之上。许多庙宇是以帮为轴心创建。粤海清庙，是潮州帮最早兴建的，是当地最古老的庙宇，坐落在新加坡披立街。粤指广东，海清即海水清平之意。庙中左祠供奉天后圣母（妈祖），右祠供奉玄天上帝。建庙的目的是祭祀神明，祈求风平浪静。粤海清庙是一座中国式的庙宇，雕饰瑰丽。屋顶堆砌泥塑的花鸟走兽及人物，飞龙翔凤，工艺精巧。庙内楹屏雕花刻鸟，金漆绘画，富丽别致。龙虎井旁及门上嵌有陶塑贴碗瓷片的故事人物多幅，塑工精细，惟妙惟肖，是潮州高超的泥塑艺术作品。[52]

胡亚基（1816—1880）是19世纪中期新加坡的一个著名侨领。他官名叫胡璇泽，生于广州市黄埔乡，15岁时移居新加坡，后来经营黄埔公司而致富，因此人称黄埔先生。胡亚基没有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但是勤于学习，竟然掌握了多种语言。他对新加坡社会公益非常热心，在市郊修建花园别墅——南生园，对公众开放；出资买地开辟植物园，这是今天新加坡植物园的前身。由于他为新加坡社会做了许多工作，因此享有较高的声誉。[53]

（三）古代中国建筑学专著传入亚洲各国

中国建筑学专著传入日本等国。宋神宗熙宁年间，李诫奉命编修《营造法式》，至哲宗六年（1091）完成。李诫集中了群众智慧，再加上自己的亲身体会和艰苦努力，编成了《营造法式》一书。[54]之后，宋哲宗又命李诫根据当时要求重新编修，3年后成书，又过3年进行刊樱全书共36卷，357篇，3555条，分释名、各作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5部分。内容来自当时熟练工匠的实际操作经验，扎实可靠，成为当时宫式建筑的规范。[55]可以说，《营造法式》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建筑方面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该书漂洋过海传到国外后，不仅对日本、东南亚一带的建筑有所影响，直至今日，世界上许多建筑设计师都从中获取了不少中国建筑文化的精粹。

三、亚洲各国先进的建筑技术输入中国

（一）越南建筑技术输入中国

在历史上，越南建筑风格也曾影响过中国。越南民族是十分勤劳、富有智慧的民族，在长期习染中国建筑术的基础上，越南也产生了杰出的建筑家，阮安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明朝永乐年间，张辅曾先后三次网罗交趾的人才一万六千多人，其中就有杰出的建筑师阮安。《明史》记载：“范弘，交趾人，初名安。永乐中，英国公张辅以交童之美秀者还，选为阉，弘及王瑾、阮安、阮浪等与焉。”[56]明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开始营建北京城，阮安被委任负责总设计。据明郎瑛（仁宝）撰的《七修类藳》卷十三国事类“本朝内官总能条”载：“阮安，交趾人，清介善谋，尤长于工作之事。北京城市九门两宫三殿五府六部及塞杨村驿诸河凡诸役一受成（算）而已。”此外《明实录》等书亦有同样记载，在这里不一一具录。明初大北京的建筑无论是在草创时期或是完成时期，阮安始终是一个负责全部工程的主要人物。当时的重点工程是兴建紫禁城（即宫城）和皇城。由阮安设计的紫禁城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40米。其中有前三殿（皇极殿、中极殿、极殿）和后三殿（干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他于短短的四年当中初步完成了这项繁重的工程。经过修建的北京的建筑群，布局匀称，庄严雄伟。明正统五年（1440），明英宗下令重建北京宫殿中的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也是由阮安设计的，重建后的三大殿，都比原来的建筑壮观。阮安是建筑史上不可多得的奇才，书上说他“手自指画，形见势立”[57]，“目量意营，悉中规制”[58]。巧思神算，令人叹服。越南建筑师在明初参与北京城的建筑，一方面表现了越南具有高超的建筑术，另一方面说了中越建筑术交流密切。

（二）缅甸建筑技术与佛教一起传播到中国。

云南傣族地区的小乘佛教就是从缅甸传入的。它开始于何时，因无确凿材料，尚难断定，但是到1569年时，已经很流行了。因为是年西双版纳最高封建主召片领，曾娶缅甸东吁王朝的公主为妻，当时随同公主前来的一批缅甸高僧，就在西双版纳传播小乘佛教，并在景洪建立了第一座寺院。这是我国西南兄弟民族从缅甸传入的宗教建筑，即所谓“缅寺”。[59]

近人李根源有咏缅寺诗：

遮岛城西缅寺开，齐云楼殿势崔嵬。

铸金佛像成千百，都是边民血汗来。

（三）印度建筑技术曾经传入中国

中国外来的建筑式样都和宗教有关，佛教传入后石窟的开凿，舍利塔的兴建，全都传自印度。太原天龙山，洛阳龙门石窟都是唐初艺术的杰作。特别是石窟的兴建，式样繁富，将印度座基或半圆形的窣堵婆[60]加以创造性的演变，形成中国特有的造型美观，千姿百态的佛塔。流行的式样有楼阁式，密檐式和窣堵婆式塔。塔初入中国，汉译窣堵婆，窣堵坡，浮图，晋宋时才改译为塔。关于窣堵坡的形式，许多佛经都有记载，其中律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中云：

我今欲于显敞之处以尊者（指舍利弗）骨起窣堵波，得使众人随情供养。佛言长者随意当作。长者便念。云何而作。佛言应可用砖两重作基，次安塔身上安覆钵，随意高下上置平头，高一二尺方二三尺。准量大小中竖轮竿次着相轮。其相轮重数，或一二三四乃至十三。次安宝瓶。长者自念。唯舍利子得作如此窣堵波耶。为余亦得。即往白佛。佛告长者若为如来造窣堵波者。应可如前具足而作。若为独觉勿安宝瓶。若阿罗汉相轮四重。不还至三。一来应二。预流应一。凡夫善人但可平头无有轮盖……

东汉洛阳白马寺塔是第一座楼阁式木塔。《魏书·释老志》云：

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中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矣。

北魏时恒安（大同）北台永宁寺七级浮图（467）、洛阳阊阖门永宁寺九级浮图（516）是南北朝木结构寺塔中最富丽堂皇的代表作，都属于楼阁式。永宁寺九层塔，高90丈，顶上有刹高10丈，总高度为1000尺。刹上有金宝塔，塔有四面，角角悬铎，百里之外，已可遥见，金铎和鸣，声闻十里。现存524年建造的嵩狱寺塔，是一座外观呈抛物线形的十二角十五层砖塔，也是现存最古的一座密檐式砖塔。塔层各面都饰有六角形的伞盖，入口上部有莲花拱，各层高处往上渐次减低。全体妙如石笋，挺拔秀美，是中国化的窣堵婆典型。据道宣《释迦方志》卷二记载，北魏太武末年（451）出发到北印度的道药（道荣）已将犍陀罗雀离浮图的形制、大小、容积等加以仿录。522年返国的惠生，也请工匠用鍮摹制雀离浮图和北印度四塔。这些图样便是北魏巧匠建造佛塔的监本。[61]

唐代楼阁式佛塔多是模仿初期木塔形式，平面四方形，每面有砖砌的柱和横梁、斗拱，遗迹有西安大慈恩寺的大雁塔，兴教寺的玄奘塔、香积寺塔。10世纪起，八角形的塔才开始流行起来。福建泉州开元寺双塔、河北琢县辽代双塔都是兴建于10—11世纪的八角形飞檐砖塔。唐代密檐式砖塔有西安荐福寺小雁塔、大理崇圣寺千寻塔。中印度高僧善无畏有绝技，在长安菩提院铸铜塔，“手成模范”，“众皆称叹”，乃是一座印度式的窣堵婆。甘肃酒泉出土北凉石雕经塔，是这种塔形的早期遗物，山西五台佛光寺后山唐代墓塔是现存最早的窣堵婆式塔。介于中国化窣堵婆和模仿木结构的砖塔之间的佛塔，有10世纪中叶吴越时期杭州的保俶塔和苏州的云岩寺塔（虎丘塔）。

南京摄山栖霞寺舍利塔，原是隋文帝时八十三州各建舍利塔中的其中一座，初建于601年，五代南唐时期再度修建，是现存舍利塔中最精美的大理石八角五级石塔。山东泰安高里山和冥福寺的经幢，建于五代后晋。高里山经幢立于950年，呈八角形，幢八面都刻陀罗尼经咒，顶上亦有八角柱形浮雕，高大约6米。冥福寺经幢共有二对，形制和高里山相仿，雕刻更为精致。[62]

婆罗门教建筑也在唐代传入广州。751年鉴真到广州，见当地有婆罗门寺三所，梵僧居住其中。印度婆罗门式建筑已经在广州得到发展。至于泉州婆罗门寺的出现，大约已经到了13世纪了。[63]

我国的佛教建筑，汇融了中印建筑的精华，成为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观。

（四）尼泊尔的建筑技术影响了中国

《旧唐书》记载了尼泊尔当时的建筑情况：

泥婆罗国，在吐蕃西。……以板为屋，壁皆雕画。……宫中有七层之楼，覆以铜瓦，栏槛楹栿皆饰珠宝。楼之四角，各悬铜槽，下有金龙，激水上楼，注于槽中，从龙口而出，状若飞泉。[64]

这里充分说明了古代尼泊尔具有高超的建筑技术。

泥婆罗是著名的佛教国家，樨尊公主信仰佛教。她与松赞干布结婚，从祖国带了佛像、佛经、法物等到吐蕃，同时也带来了泥婆罗的建筑风格。樨尊公主在吐蕃建立了大昭寺，松赞干布崇信佛教建立了12座佛寺。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许多尼泊尔艺匠包括著名的建筑家和工艺师阿尼哥来到中国。[65]

阿尼哥于公元1243年生于加德满都谷地，据说是释迦族的后裔，尼泊尔人称他为巴勒布·阿尼哥。他自幼聪颖，“入学诵习梵书，未久已通，兼善其字，尊宿自以为弗及”。“尺寸经者，艺书也，一闻读之，即默识之”。[66]所以未及成年，即精通“绘，嗉，铸，镂”等各种工艺，并善造佛塔和寺庙。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命总管西藏事务的国师八思巴在西藏建造一座金色佛塔。当时考虑到尼泊尔在建筑和工艺方面人才荟萃，便向尼方“法诏征之”。尼泊尔国王贾亚比姆·德瓦·马拉“搜罗得八十人，令自推一人为行长，众莫敢当。有少年独出当之”[67]。这个少年便是阿尼哥，当时年仅17岁。国王说他年幼，他回答说“身幼心不幼也”。八思巴见到阿尼哥后心中惊异，让他督造佛塔。第二年佛塔竣工。八思巴奇其才，带他到京都。元世祖召见了阿尼哥。当时有一尊传自宋代的练习针灸的铜像坏了，无人能够修理，元世祖便让阿尼哥修理。至元二年（1265）乙丑新像修成，“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天巧，莫不愧服”。至元十年（1273），元廷授阿尼哥“人匠总管，银章虎符”。其时，“凡两京寺观之像，多出其手”。[68]公元1276年，忽必烈命人赴尼将阿尼哥之妻宰叶答腊奇美氏迎来中国，让他们一家团圆。由于阿尼哥在建筑和绘素铸镂等各种工艺方面成绩卓著，公元1278年元廷授他“光禄大夫，大司徒兼领将作院。印秩皆视丞相”，地位极为显赫。阿尼哥1306年逝世，享年63岁。至大四年（1311）“加赠公开府仪同三司，太师、凉国公、上柱国，赐谥敏惠至是又蒙恩建碑焉”。

阿尼哥在中国工作了40余年，对中尼文化交流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最其平生所成，凡塔三，大寺九，祠祀二，道宫一；若内外朝之文物，礼殿之神位，官宇之仪器、组织、熔范、搏埴、丹粉之繁缛者，不与焉。”由此可见，他在建筑方面的贡献很突出。

这里所说的“塔三”可能是指1260年在西藏所建的一座；成于1279年的北京妙应寺（今阜成门内）白塔一座；另一座是1310年建成的五台山白塔。阿尼哥所建的寺庙计有：护国仁王寺、干元寺、圣寿万安寺、城南寺、兴教寺、万圣佑国寺、东花园寺和圣寿万宁寺等。但是这些建筑大都不复存在，仅存的白塔寺和万宁寺也几经翻修改建，已非本来面目，难以看到当初阿尼哥设计的原样。不过可以肯定，阿尼哥将尼泊尔建筑上的一些特点带给了中国。表现最明显的是佛塔，因为阿尼哥带来的塔制为尼泊尔所特有，今天耸立在阜成门内的白塔和北海的白塔，就是这种影响的例证，另外，寺庙和殿宇的多层檐结构也是来自尼泊尔。[69]

伊朗的建筑技术传入中国。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伊朗的建筑、雕刻、塑像、绘画等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一般认为，凿窟来自伊朗的影响，如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及其以后的贝希斯敦（位于伊朗克尔曼沙赫附近）摩崖。此后，石窟艺术传入印度。作为一种佛教寺院的建筑形式，在3世纪就出现在我国新疆地区，最早为拜城县克孜尔石窟。此后沿着丝绸之路。于4世纪中期传入河西，在甘肃敦煌开凿石窟。到5世纪又由河西传入内地，天水麦积山、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石窟，最初也开凿于这一时期。它们与莫高窟一起，构成中国的四大石窟。[70]

古代伊朗的建筑技术及建筑材料如发劵的砖石结构，拱顶建筑形式以及色彩鲜艳的琉璃砖瓦等，均曾对中国的建筑技术产生了影响。[71]

（六）阿拉伯建筑技术传入中国

阿拉伯式样的建筑由于阿拉伯建筑师来华，各地清真寺的创建，在元代颇为兴盛。

元初阿拉伯人也黑迭儿和他的儿子马合马沙都相继主持工程部门。忽必烈登位后，任命也黑迭儿个管理茶迭儿局，官至正三品。茶迭儿就是庐帐，根据阿拉伯式样加以修饰，使之趋于华贵。1266年定都燕京，8月，便任命也黑迭儿领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兼领监宫殿，12月，同光禄大夫张公柔，工部尚书、大都留守司段天佑同时主持工程，负责修造宫城，在辽金故城东北扩建新城，东西南各辟三门，北面则开二门。也黑迭儿是个深受华化的阿拉伯建筑师，对宫城的布局、建筑、苑囿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崇楼阿阁，缦庑飞檐”都由他亲自擘划。他的儿子马哈马沙又继承父业，掌管工部，为大都的建设作出了贡献，阿拉伯的工程技术也同时在中国的建筑工地上付之实现。[72]

阿拉伯式的建筑大都集中在各地的清真寺和穆斯林墓葬的附属建筑物上，其中尤以伊斯兰教石刻最富。

泉州是各种伊斯兰教古迹留存最多的地方，现在最早的伊斯兰教寺是创建于1009年的清净寺，该寺在泉州城东南，南临通淮街，北依北宋时的护城河，14世纪时经过整修，现在尚存有门楼和礼拜殿遗址。门楼甬道后墙二行阿拉伯文石刻记述该寺的修剪：“本地人士的第一座礼拜寺，便是这座公认最古老、悠久、吉祥的礼拜寺，建于伊斯兰历400年（1009—1010）的圣友寺（埃苏哈卜大寺）。三百年后，艾哈曼德·伊本·穆罕默德·贾德斯即设拉子著名的鲁克伯哈只，重修此寺，扩建了高悬的穹顶、宽裕的甬道、崇高的寺门和崭新的窗牖，在伊斯兰历711年（1310—1311）竣工。此举为博取至高无上的真主的喜悦。愿真主宽恕他，宽恕阿里派教徒，宽恕穆罕默德和他的家属。”门楼建筑式样是11—16世纪波斯、叙利亚寺院建筑。外形和蜘网状尖拱小宝盖石刻的连缀，都和12世纪以后阿勒颇、开罗、毕斯坦的寺院和陵殿相似。1299年建成于开罗的宰因丁·尤素甫玛德拉萨陵，14世纪开罗哈桑苏丹的玛德拉萨寺、巴尔古克苏丹陵的法拉杰苏丹修道院和清净寺同属一种式样。[73]

结　语

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建筑技术交流是卓有成效的，建筑技术交流呈现明显的双向性。中国的建筑技术和著作传入亚洲各国，而亚洲各国特别是西亚、南亚的建筑技术也传入中国。中国的建筑技术对东亚和东南亚影响很大。唐都长安城的建设对朝鲜、日本、越南的都城建设发生了较大的影响。印度的建筑技术对中国影响深远，印度佛教寺庙的建筑风格和技巧在中国随处可见。同样，阿拉伯的建筑技术对中国影响也较大，在今天的泉州、广州、北京等地仍然可以看到古老的清真寺。

在中外建筑技术交流史上，外国的建筑大师先后来华，元代阿拉伯人也黑迭儿曾经主管大元的宫廷建设。他对宫廷的布局、建筑、苑囿进行了全面地规划，为元大都得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明代永乐期间，交趾人阮安被委任负责北京城的总设计，为明北京城的建设也贡献甚伟。北京的城池、九门、两宫、五府、六部和百官衙署的营建都曾经出于阮安的擘划。此外，尼泊尔艺匠阿尼哥在元代来到中国，在建筑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上述大师把外国的建筑风格与中国的建筑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建筑史上的奇迹。

【注释】

[1]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

[2]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3]张明、于井尧：《中国科技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4]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48页。

[5]《三国志》卷三○《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

[6]杨通方：《源远流长的中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6页。

[7]《旧唐书》卷一九七《骠国传》。

[8]《明史》卷三二六《古里传》。

[9]同上。

[10]《明史》卷三二六《柯枝传》。

[11]《明史》卷三二六《榜葛刺传》。

[12]《诸蕃志·注辇国》。

[13]《明史》卷三二六《忽鲁谟斯传》。

[14]同上。

[15]杜石然、范楚玉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9页。

[16]杨通方：《源远流长的中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372页。

[17]同上书，第372页。

[18]夏应元：《相互影响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页。

[19]同上书，第315页。

[20]《新唐书》卷二二○《日本传》。

[21]夏应元：《相互影响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4页。

[22]李利安等：《中国高僧正传》，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0页。

[23]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2页。

[24]夏应元：《相互影响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

[25]杜石然、范楚玉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61页。

[26]夏应元：《相互影响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332页。

[27]陈玉龙：《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94页。

[28]《元史》卷二○九《安南传》。

[29]《晋书》卷九七《林邑传》。

[30]周达观著、夏鼐校注：《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页。

[31]杨保筠：《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32]华嘉：《千岛之国》，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5页。

[33]周南京：《中国和菲律宾文化交流的历史》，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7页。

[34]杨万秀：《中华文化与海外华侨华人》，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35]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36]王芝：《海客日谭》卷一，光绪丙子石城刊本，第4页。

[37]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38]杨万秀等：《中华文化与海外华侨华人》，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39]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6页。

[40]王晓秋、[日]大庭修：《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

[41]林延青、李梦芝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96页。

[42]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43]巫乐华：《南洋华侨史话》，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4页。

[44]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页。

[45]巫乐华：《南洋华侨史话》，第155页。

[46]杨万秀等：《中华文化与海外华侨华人》，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47]周南京：《中国和菲律宾文化交流的历史》，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6页。

[48]林延青、李梦芝：《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页。

[49]林延青、李梦芝：《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第574页。

[50]马欢：《瀛涯胜览·满刺加》。

[51]周南京：《回顾中国和马来西亚文莱文化交流的历史》，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4页。马欢：《瀛涯胜览·满刺加》。

[52]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特区晚报社编：《潮汕文化百期选》，1997，第495—496页。

[53]巫乐华：《南洋华侨史话》，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7页。

[54]张明、于井尧：《中国科技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55]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6]《明史》卷三○四《范弘传》。

[57]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页。

[58]陈玉龙：《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96页。

[59]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60]窣堵坡，又称窣堵波，音译自梵文的stûpa，是源于印度的塔的一种形式，在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南亚、东南亚国家比较普遍。印度的窣堵坡原是埋葬佛祖释迦牟尼火化后留下的舍利的一种佛教建筑，窣堵坡就是坟冢的意思。开始为纪念佛祖释迦牟尼，在佛出生、涅槃的地方都要建塔，随着佛教在各地的发展，在佛教盛行的地方也建起很多塔，争相供奉佛舍利。后来塔也成为高僧圆寂后埋藏舍利的建筑。

[61]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页。

[62]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63]同上。

[64]《旧唐书》卷一九八《尼婆罗传》。

[65]王宏纬：《尼泊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92页。

[66]见《雪楼集》卷七《凉国慧敏公神道碑》。转引自王宏纬：《尼泊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97页。

[67]同上。

[68]见《雪楼集》卷七《凉国慧敏公神道碑》。

[69]王宏纬：《尼泊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98—399页。

[70]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71]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页。

[72]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页。

[73]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