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天文历法交流

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天文历法交流

第十四章　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天文历法交流

古代中国有先进的天文历法，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两汉天文学比较发达，已经通过观察星辰运行推算出二十四节气。关于天体结构，有宣夜说、盖天说、浑天说三种理论。东汉太史令张衡是浑天说的代表人物，著有天文学著作《灵宪》，改进了演示天体运行的浑天仪，并发明了候风地动仪以测定地震。《资治通鉴》卷五十一《汉记·四十三》云：

衡善属文，通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作浑天仪，着《灵宪》。性恬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

西汉已出现古代第一部天文历算著作《周髀算经》，从天文观测中概括出一些数学定理。[1]唐玄宗时期，僧人一行主持修订历法，首先实测地球子午线长度，还发现了恒星位置变动的现象。[2]宋代，苏颂等人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1231—1316）致力于改进、创造天文仪器，共造出各种天文仪器近20种，随后于至元十六年（1279）主持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天文测量，全国共设立了27处观测台，所得数据与今天的纬度相比较，平均误差不超过半度。观测恒星近2500颗，其中1000余颗恒星是第一次测出。根据大量实测资料修成的《授时历》，其精密程度大大超过前代。[3]他以365.2425日为一年，29.530593日为一月，将一年的二十四分之一作为一气。他推算的节气比以前的历法更为准确，对农业生产有着重大贡献。明《大统历》是在元代郭守敬创制的中国古代最精确的历法——《授时历》的基础上，加以修订整理而成的，它以365.2425日为一年，29.530593日为一月，一年分二十四节气，以没有“中气”的月份置闰月。[4]

明朝崇祯年间，任用西方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与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等编定新历，于崇祯八年（1635）编成《崇祯历书》。该历是在《大统历》基础上吸收西洋历法的优点修改而成的，但因为保守势力的阻扰，直至崇祯十三年（1643），明朝才下令改用此历。清兵入关后，汤若望将新历献给清朝。顺治二年（1645），清朝颁行此历，称之为《时宪历》。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钦天监奉旨重修《西洋新法历法》，编成《历象考成》一书。(www.guayunfan.com)清代科技成就以天文历算方面表现突出。王锡阐精通中西历法，著有《晓庵新法》和《五行星度解》等书，于日月食及其行星测定方面多有成就。梅文鼎著有《古今历法通考》，是一部全面的历学史，论述涉及回历、公历。[5]

一、中国天文历法传入亚洲各国

由于地缘政治关系密切，中国先进的天文历法首先传入朝鲜。

华人赴朝鲜者众多，中国的天文历法很早就传入朝鲜。《魏书·濊》云：当地人“晓侯星宿，预知年岁丰约”。百济曾是朝鲜的古国之一，在朝鲜半岛的西南部，南接新罗，北拒高丽。“国内杂有新罗、高丽、日本和中国人，风俗尚骑射，读书史，信佛教，采用南朝刘宋的元嘉历法。”[6]

七曜日自印度传到中国后，又从中国传入朝鲜。至今，日本和韩国还仍以七曜表示星期。唐朝的《麟德历》、《大衍历》、《宣明历》，先后被朝鲜采用。[7]

仕于李朝的中国文士，见诸于中国文献的，有蒋英实等人。蒋英实是著名的天文学家，曾经制造自击宫漏。1433年9月乙未，朝鲜国王世宗曾经谈及蒋英实的籍贯和成就等：

……蒋英实其父本中国大元苏杌州人。……（英实）巧性过人，太宗护之，余亦恤之。……英实为人，非徒有巧性，颖悟绝伦，……今造自击宫漏，虽承余教，若非此人，必未能制造。余闻元顺帝时有自击宫漏，然制度精巧，疑不及英实之精也。……[8]

《明史》记载：刘基，字伯温，青田人。“吴元年以基为太史令，上戊申大统历。”[9]明朝建国初年即遣使将它赐给朝鲜。《明史·朝鲜传》云：

明兴，王高丽者王颛。太祖即位之元年遣使赐玺书。二年送还其国流人。颛表贺，贡方物，且请封。帝遣符玺郎偰斯赍诏及金印诰文封颛为高丽国王，赐历及锦绮。[10]

此后，明朝历年都要向朝鲜王朝颁送《大统历》。《万历野获编》云：“若外夷，惟朝鲜国岁颁王历一册，民历百册，盖以恭顺特优之。”[11]

朝鲜世宗王（1419—1450年在位）还曾令大臣郑麟趾等人参考元朝的《授时历》和明朝的《大统历》，以编制适合本国的历法。郑麟趾等人后来还编撰了《七政算》一书，具体介绍了中国天文学理论以及自己对天文学的研究心得。[12]

朝鲜李朝奉明正朔，用明《大统历》。由于历法长期不修，逐渐出现了误差。李宣祖（1567—1608年在位）时，派郑斗源到中国访求历法。郑斗源于1631年回国，带回《治历缘起》、《天文略》等中国天文著作。[13]

朝鲜闻知清朝颁布《时宪历》的消息后，谋求获取。顺治五年（1648），清朝乃将《时宪历》颁于朝鲜。由于新历初入朝鲜，朝鲜人一时难以掌握，加之此历与朝鲜原用历法常有出入，李朝政府遂多次遣使来华，问学质疑，学习西法。同年，李朝天文学家宋仁龙来北京，希望向汤若望叩教，未能如愿。顺治八年（1651），李朝又派金尚范来北京钦天监学习。康熙年间，许远来北京购得《时宪历七政表》。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朝鲜乃用时宪历五星法。雍正乾隆年间，朝鲜学者安国麟、卜重和、金在铉等先后来华，向传教士叩问历法。[14]

在历法方面，日本深受中国的影响。

自9世纪中叶以来日本一直采用中国唐代的《宣明历》。以后，由于与中国交流断绝，加之日本历博士能力不够，编历工作墨守成规，尽管宣明历误差渐多，但还是一直沿用到江户时代的贞享元年（1684）。其间，明朝政府也曾遣使至日，“颁示《大统历》，俾奉正朔”。《明史》明确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赐良怀《大统历》及文绮、纱罗”[15]。良怀，日本史籍作怀良，是日本亲王。[16]但是，日本并没有很快采用《大统历》。

江户时代以前，《授时历》可能经由朝鲜或多或少地传入了日本。至江户时代，日本不少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均致力于研究和解说《授时历》，有关著作大量出现。小川正意写成《新勘授时历经》二卷及《授时历经立成》六卷，于1673年刊行。关孝和著有《授时发明》（1680）、《授时历经立成之法》（1681）；中根元圭著有《授时历经俗解》（1768），高桥至时著有《授时历交食法》（1789），建部贤弘著有《授时历解义》等等。

涩川春海（1639—1715），原姓安井，或称保井，具有很深的汉学功底，尤精于天文历算。经过学习和不断的观测，涩川春海于日本天和三年（1683）撰成新历七卷，取名为《大和历》。该历基本上以《授时历》为蓝本，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不过它注意到“里差”，即中国和日本的经度差，是一个明显的进步。新历成书后，十一月冬至日，他奏请改历（此前他曾经奏请改历，未被采纳）。贞亨元年（1684）三月日本下诏改用明朝《大统历》。日本政府后经过实测，证明大和历和天象完全吻合。于是同年十二月，下诏改用春海新历，赐名《贞享历》。[17]

《天经或问》一书传入日本。《天经或问》的作者游艺，字子六，福建建宁人，明末清初历算家，生卒年不详。他在此书中以问答的体裁来阐述关于天的千古不易之理，大体以西方传教士熊三拔介绍的西方天文学知识（第谷的体系）为基础，联系中国的传统天文学加以解释。

游艺及其《天经或问》在中国鲜为人知，但是该书在17世纪传入日本后，在日本却如雷贯耳。江户时代早期的著名学者，如西川如见、涩川春海、新井白石等人，无不熟读此书，从中得到启发。享保年间以后，各种训点、解说和研究《天经或问》的著作大量出现，著名的如1730年刊行的西川正休（西川如见的次子）的《天经或问》训点（三卷），及《大略天学名目抄》。此后，《天经或问》的读者已不限于少数高层学者，它在日本的整个知识界也逐渐广泛普及开来。江户时代早期的天文学大体是两个脉络，一个是中国古代传统天文学，二是从西方直接传入的“南蛮天文学”，即西方近代天文学。这两者之间虽然有过不少磨擦冲突，但最后还是走向了合流。这种东西合流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游艺《天经或问》的影响。[18]

贞享历采用之后，到亨保年间已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为了改历，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在当时最为著名的天文学家建部贤弘（关孝和的弟子）和中根元圭（贤弘的弟子）等人的建议下，准备修改历法，于1720年颁布“亨保新令”，缓和过去实行的禁书制度，允许与基督教无关的科学书籍进入日本。其后，清朝数学家梅文鼎的《历算全书》，康熙年间官修的《历象考成》等汉文天文著作陆续传入日本，增进了日本人对西方近代科学的了解。

由于种种原因，德川吉宗的改历并未成功。宽政七年（1795），幕府又任命当时在天文学领域颇有声名的大阪人麻田刚立（1734—1799）的学生高桥至时（1764—1804）和间重富（1756—1816）参与改历。二人共同研究《崇祯历书》、《历象考成》等天文学著作，掌握了具有当时最高水平的天文学知识。宽政九年改历成功，次年开始施行新历。宽政新历的独到之处，在于它采用了开普勒的天体运行的“椭圆轨道说”，而这正是他们研究《历象考成·后编》所载有关知识的结果。

由于椭圆轨道理论只适用于日、月运行，而无法解决行星运动问题。高桥至时遂又开始研究了荷兰语的法国人拉兰德（J.J.deLalande，1732—1807年）所著天文学著作，缩译原文，并附自己的解说和评论，写成《拉兰德历书管见》。至时去世后，其遗志由长子高桥景保（1785—1829年）、次子涩川景佑（后成为涩川家的养子，1787—1856年）继承，其结果是《新巧历书》（1826年序）的完成。然而，该书不论在理论内容还是在形态结构上，均受到中国历书的传统格式的限制，与拉兰德的原著相去甚远。至天保十二年（1841）十一月，涩川景佑受命为改历御用。次年十月，在他的主持下，京都发出改历宣言，从弘化元年（1844）开始实施新历，是为“天保历”。天保历以荷兰语的天文学著作为依据编成，但历书的构成仍然是中国的传统风格。这可说是江户时代最后一部历书，也是日本最后的太阴太阳历，一直沿用到明治改历之时。[19]

中国的天文历法传入琉球。

洪武五年（1372）正月，明太祖朱元璋命行人杨载出使琉球，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此后，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人随杨载入朝，贡方物。“帝喜，赐《大统历》及文绮、纱罗有差。”[20]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天文历法第一次传入琉球。

正统二年（1437），中山国遣使入贡，明朝英宗皇帝命福建布政司负责给予《大统历》。[21]中山国使节声称：“小邦遵奉正朔，还道险远，受历之使，或半岁一岁始还，常惧后时”。

中国天文历法传入安南。

《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其影响极大。

元惠宗元统二年（1334），元朝派遣吏部尚书贴住、礼部郎中智熙善出使安南，将《授时历》赐于当朝的陈宪宗陈旺。自此，安南历朝使用中国天文历法。[22]《授时历》的输入，对于安南农业生产和人民日常生活有着重大帮助。

明代，中国的《大统历》输入安南。《明史·安南传》记载：

洪武元年，王日煃闻廖永忠定两广，将遣使纳款，以梁王在云南未果。十二月，太祖命汉阳知府易济招谕之。日煃遣少中大夫同时敏，正大夫段悌、黎安世等，奉表来朝，贡方物。明年六月达京师。帝喜，赐宴，命侍读学士张以宁、典簿牛谅往封为安南国王，赐驼纽涂金银印。……赐日煃《大统历》、织金文绮纱罗四十匹，同时敏以下皆有赐。[23]

《明太祖实录》亦记载此事：洪武二年（1369）六月，安南国王陈日煃遣使献方物，并请封爵。太祖赐日煃大统历一部。[24]

莫登庸僭位，明军出兵讨伐，“削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授登庸都统使”，“广西岁给大统历，仍三岁一贡以为常”。[25]安南人根据中国的《大统历》制订《万全历》。

亦在明代，中国儒书大量流入安南，其中就有天文著作。明代《殊域周咨录》记载：

如儒书则有少微史、资治通鉴史、东莱史、五经四书、胡氏左传、性理、氏旅、韵府、玉篇、翰墨类聚、韩柳集、诗书大成、唐书、汉书、古文四场四道、源流鼓吹、增韵、广韵、洪武正韵、三国志、武经、黄石公素书、武侯将苑百传、文选、文萃、文献、二史纲目、正观正要、毕用清、钱中舟万选太公家教、明心宝鉴、剪灯新余话等书……

值得一提的是，性理即是指《性理大全》一书，它是由明初的胡广等人编撰的，其中辑录了朱熹大量有关天文学的论述。永乐七年（1419），明朝派遣监生唐义颁赐《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著作给安南各府、州、县学，作为教授生徒的教材。[26]

乾隆五十五年（1790）九月，阮光平“恳请颁示正朔”。清高宗得知之后，即决定把当年的时宪书20本发给安南，以便让安南“奉时遵朔”。中国的时宪书送到安南，扩大了中国农历节令对安南的影响。《历象考成》是中国一部论述历法的专著，书中论述有关行星的椭圆运动定律和面积定律。在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钦天监奉旨，重修《西洋新法历法》，编成《历象考成》一书。越南阮朝嘉隆八年（1809），越南使臣阮有顺来北京，购得《历象考成》一部。清代后期，中国的《历象考成》一书传入安南，受到高度重视。《大南实录》记载：

庚午，嘉隆九年[清嘉庆十五年（1810）]四月，阮有慎自清还，以大清历象考成书进言：“我国万全历与大清辰宪书，从前皆用明大统历法，三百余年未有改正，愈久愈差。清康熙间，始参西洋历法汇成是编，其书步涉精详，比之大统愈密，而三线八角之法，又极精妙。请付钦天监，令天文生考求其法，则天度齐而节候正矣。”帝称善。[27]

安南人根据《历象考成》的计算方法考定其本国的节日，大典和有关天气变化之历法。[28]阮有顺后来参照该书，制订新历，奏请朝廷颁行《协纪历》。[29]越南历法从此正式确立。

中国明朝和清朝设立的钦天监，是掌管观测天象，推算节气、历法的官署，设有监正监副等官。安南仿效。1809年，安南阮福映任命礼部昭义侯邓德超掌管占候事务，阮玉璘等12人为占候管官。1813年，以礼部尚书安全侯郑怀德掌管钦天监事务。[30]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历法家的杰出创造，直到今天在中国民间仍推行如故。越南阮朝所颁行的《协纪历》，也加以采用，其名称也与中国历法完全相同。中国古代历法的另一创造“干支纪日”，也同样为《协纪历》所采用。例如大南维新十年（1916）的历书上写道：“正月大（庚午）三日壬申巳正一刻十四分立春。正月节十八日丁亥卯正一刻十三分雨水。”[31]历法、二十四节气和干支纪日，越南民间和广大农村都普遍采用，可见其影响深远。

古代中国天文历法传入占城（占婆）。

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时曾赠占城《大统历》三千[32]，永乐七年（1417）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明成祖又令郑和向占城国王赐《大统历》。《大统历》是当时比较精确的历法，它的传入和采用，对占城的农业生产亦有明显的助益。

古代中国的天文历法传入柬埔寨。

根据《明史》记载，真腊人已经掌握了一些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以十月尾岁首，闰悉用九月。夜分四更。亦有晓天文者，能算日月薄蚀。”[33]

明代，《大统历》输入真腊。《明史·真腊传》记载了这一史实：

洪武三年，遣使臣郭征等赍诏抚谕其国。四年，其国巴山王忽尔那遣使进表，贡方物，贺明年正旦。诏赐《大统历》及彩币，使者亦给赐有差。[34]

古代中国的天文历法传入印尼。

《新唐书》记载诃陵“有文字，知星历”[35]。这表明印尼人在古代就已经掌握了天文历法知识。

洪武二年（1369），爪哇进贡，明太祖赐以《大统历》：

洪武二年，太祖遣使以即位诏谕其国。其使臣先奉贡于元，还至福建而元亡，因入居京师。太祖复遣使送之还，且赐以《大统历》。[36]

洪武三年（1370），三佛齐纳贡，明太祖也赐以《大统历》：

洪武三年，太祖遣行人赵述诏谕其国。明年，其王马哈剌札八剌卜遣使奉金叶表，随入贡黑熊、火鸡、孔雀、五色鹦鹉、诸香、苾布、兜罗被诸物。诏赐《大统历》及锦绮有差。[37]

洪武十六年（1383），须文达那进贡，明太祖“命赐王大统历、绮罗、宝钞，使臣袭衣”[38]。

古代中国天文历法传入泰国。

洪武四年（1371）明朝把《大统历》送给暹罗。[39]据葛治伦和谢远章先生研究，中国历法南传泰国有其有利条件。这两位学者推断：西江流域和云南一带的壮侗语族的先民，很早就接受了汉族的干支历法，后来他们陆续迁徙到近代分布的地区，带去了中国汉族的干支纪年等传统历法。[40]

从1292至1518年期间的20块素可泰碑铭来看，其中7块使用了中国的干支纪年和纪日，是中国历法南传和素可泰人吸收中国古代文明的明证。素可泰人曾经使用了5种方法纪年（大历、小历、佛历、十二生肖纪年、干支）和3种方法纪日（阳历白分黑分纪日法、七曜星期周、干支）。素可泰人把干支纪年和纪日明确注明是泰式或泰日。[41]

古代印度在天文历法方面受到中国的影响。

琐里是印度历史上的一个古国，位于今印度罗曼德耳海岸一带。中国的天文历法曾经在明初就传入琐里。《明史》云：

西洋琐里，洪武二年命使臣刘叔勉以即位诏谕其国。三年平定沙漠，复遣使臣颁诏。其王别里提遣使奉金叶表，从叔勉献方物。赐文绮、纱罗诸物甚厚，并赐《大统历》。[42]

《明史》错误地把琐里和西洋琐里作为两个国家，云“琐里，近西洋琐里而差小”[43]。其实他们本来就是同一个国家。

二、亚洲某些国家的天文历法传入中国

古代朝鲜在天文学方面有所成就。7世纪时，庆州就建有瞻星台，进行星象观测，到了8世纪，又能制造天文观测仪器和漏刻器，并设有专门的研究机构。12世纪，朝鲜人就已观测到太阳上的黑子。15世纪时，朝鲜人发明了利用水力计时的自击漏，能准确标出时刻，并有报时装置。1442年，测雨器在朝鲜出现了，比意大利人本尼迪特·卡斯特利发明的测雨器早200年，当时朝鲜已有了地方定期报告雨量的制度。[44]

在古代，东南亚一些国家掌握了一定的天文知识。在中国宋代，印尼人就具有天文学知识。《萍州可谈》卷二云：

海南诸国，各有酋长。三佛齐最号大国。有文书，善算。商人云，日月蚀亦能预知其时。但华人不晓其书尔。[45]

古代印度的天文学有很高的成就。早在吠陀时期，古代印度人就已测定了月亮的盈方，认识许多星宿，并能区别五大行星，划分了28个星座，编制了天体图。公元前一千年代，已创造出比较精确的历法，分一年为12个月，每月30天，每五年一闰加上第13个月，并且已有季节的划分。公元5世纪的阿略巴陀是印度第一个提出大地是球形的天文学家，认为地球是围绕自己的轴在旋转的。[46]

佛教传入中国后，印度的天文知识也随之传入中国。现存的汉译《大藏经》中有一些天文著作，可以为证。

中国古代讲天文的有三家，即盖天、浑天和宣夜之说。它主张，天地之初，状如鸡卵，其外环水。这种学说，中国三国两晋学者常乐道之。季羡林认为这种学说实际上来自印度，它同婆罗门的金胎说似有关系。这也是印度天文思想影响中国天文学界的一个证据。[47]

天竺具有高度发达的天文历法知识，《旧唐书·天竺传》记载：

有文字，善天文算历之术。其人皆学《悉昙章》，云是梵天法。书于贝多树叶以纪事。[48]

到了唐代，中印天文学交流达到一个高潮。

在唐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里面，列举了大量的印度天文学方面的书籍，如：《婆罗门天文经》21卷。

《婆罗门天文》1卷。

《婆罗门阴阳算历》1卷。

《婆罗门算法》3卷。

《婆罗门算经》3卷。

《摩登伽经说星图》1卷。

此外，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三里还著录了达摩流支译的《婆罗门天文》20卷，《大唐内典录》卷五著录了《婆罗门天文》20卷。这些书都已经散失，但是在唐代必然起过一定的作用，这是可以肯定的。

另外，唐代以前的许多历法都明显地是从印度传过来的，或者受印度历法的极大影响。唐代前期天文学各派争鸣，而印度天文学家积极参与其中，是有力的因素。印度天文学家侨居长安的有迦叶、瞿昙和俱摩罗三家。迦叶氏中有在景龙（707—709）中致中宗《进桑条歌表》时任右骁骑将军知太史事的迦叶志忠，贞元（785—804）时任泾原大将试太常寺卿的迦叶济。瞿昙氏四代人服务于唐代司天台100多年，知名的有瞿昙罗、瞿昙悉达、瞿昙譔等人。瞿昙悉达贡献最大，与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齐名，开元、天宝年间习称瞿昙监。瞿昙罗先后编制《经纬历》、《光宅历》，瞿昙譔的弟弟瞿昙谦著有《大唐甲子元辰历》。唐代宗时太史阁掌有三家天竺历，特别以瞿昙氏历为准，和本国历参照使用。[49]

665年唐朝颁行李淳风的甲子元历，称为《麟德历》，太史令瞿昙罗上《经纬历法》九卷，被采纳参照使用。《经纬历》的演算对李淳风制作浑天仪（外层六合仪，中间三辰仪，内层四游仪），用三层仪测定黄道经纬、赤道经纬和地平经纬有参考价值，对《麟德历》所用定朔法是个大改进。698年，瞿昙罗又上《光宅历》，此历颁行到700年。

瞿昙悉达翻译的印度《九执经》运用广泛。718年瞿昙悉达奉命翻译，虽然最后未采用，中译本仍然保存在瞿昙悉达编撰的《开元占经》120卷中。九执原称九曜，在火水金木土日月之外，另外日月交叉处的隐曜龙首和龙尾，合称九曜。九曜分吉凶二类，分执人类的行为。

721年起僧一行开始编制《大衍历》，727年草成后，一行去世，到729年《大衍历》才正式颁行。《大衍历》在事实上也曾参照《九执历》，九曜的说法就此输入中国。

《大衍历》颁行后，政府仍然参用《九执历》，通行于民间。印度历法在好几个世纪中一直是中国天文学家参考的蓝本。建中（780—783）曹士蒍作《七曜符天历》就取则于印度历法，以显庆五年为上元，雨水为岁首，通行民间，称为小历。后晋天福（936—943）时司天监马重积采用小历，正式颁行，称之为《调元历》。[50]

9世纪初年，来华的印度僧人金俱诧在《七曜攘灾诀》中，提出了以节气为每月之首的阳历系统。但是由于我国的数学和天文学体系与印度不同，印度的天文数学在我国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51]

印度天文历法在输入中国的过程中，起初曾经遭到中国天文学家的反对。后周世宗任用王朴修订历法。王朴编撰《钦天历》15卷，在给皇帝的奏折上，对印度天文历法进行了批判，极力否认九曜的正确性。他说：

臣检讨先代图籍，今古历书，皆无蚀神首尾之文，盖天竺胡僧之妖说也。只自司天卜祝小术，不能举其大体，遂为等接之法。盖从假用以求径捷。于是乎交有逆行之数，后学者不能详知，便言历有九曜，以为注历之恒式，今并削而去之。[52]

王朴对天竺历法持全盘否定态度，无疑是错误的。极力排斥外国学术，不利于我国学术的发展。

《旧唐书》云：泥婆罗人“颇解推算盈虚，兼通历术”[53]。《新唐书》亦认为泥婆罗人“通推步历术”[54]。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到尼泊尔的天文历法问题。从“颇解推算盈虚”一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尼泊尔人会计算月相变化和懂得五星运行规律。

波斯和阿拉伯的天文历法也传入中国。

波斯的历算占星术知识，最近就有学者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所发现。敦煌写本P.4071文书，就是一篇星命课本。据文书末行所记，“开宝七年十二月灵州大都督府白衣术士康遵课”，可知此事发生在北宋初年。研究者发现，此篇课文内容与成书于9世纪的用巴列维语书写的波斯占星术开山作班达希申的主旨极其相似，一是以黄道十二宫推命，二是课文有命运十二宫等。由此可知，波斯的占星术至晚在宋初已传入中国。这里所说的黄道十二宫，最初起源于古巴比伦。古人把黄道带等分为十二个部分，用以观测并确定太阳在黄道上运行的位置，故称黄道十二宫。这一学说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由西亚而传入印度，此后在隋代又通过佛教媒介由印度而传入中国。由于黄道十二宫的实测用途与中国传统的二十八宿说相重复，所以在隋唐时期天文学中并未得到重视和普遍采用。不过，在宋人曾公亮所编的《武经总要》一书中，却首次将十二宫与传统节气的日数结合起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张家口等地发现了一些辽代的墓葬。在其中的两座辽代的墓葬中，墓室顶部绘有环绕莲花的黄道十二宫，这也说明了西亚天文理论对辽朝的影响。[55]

元代，有许多西域人内迁中国，其中就有波斯人，他们为元朝的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贡献。扎马鲁丁是13世纪波斯著名的天文学家。1267年，他应忽必烈之召，从伊利汗国来华，向元朝皇帝进献西域天文仪器7种：咱秃哈刺吉（赤道式浑天仪），咱秃朔八台（托勒密长尺），鲁哈麻亦渺凹只（斜纬仪，用来测量太阳过赤道时的时刻以确定春秋分的时刻），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平纬仪，用来测量太阳过子午线的高度以确定冬夏至的时刻），苦来亦撒麻（天球仪），苦来亦阿儿子（地球仪），兀速都儿刺不（星盘）。扎马鲁丁后来在元朝的回回司天台任职。与此同时，扎马鲁丁还曾根据伊斯兰历法编写成《万年历》进献元朝政府，被元世祖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在回回人中）试行。[56]

扎马鲁丁的《万年历》曾经对元朝郭守敬所编的《授时历》有着直接的影响。清人俞正燮说：“先是耶律文正（楚材）麻答巴法，增益庚午年法、万年法，而为授时所本。”[57]文中的“万年法”，即是指扎马鲁丁编撰的《万年历》。

耶律楚材前后两次造历，都受到过波斯历法的影响，注意研究过穆斯林的天文和星历。麻答巴历很可能是参考了欧麦·卡雅（1048—1124）在内沙布尔天文台编制的哲拉里历，这种历法要历5000年才相差一日，比之格雷历积3330年相差一日，还要精密。后来扎马剌丁所进万年历大约也是这种经过改良的波斯历。[58]

元初对回回天文学非常重视，司天台在汉儿以外又专设回回司天台，由穆斯林色目人主持天文观测。忽必烈登汗位前，已征集回回天文学家。波斯人扎马鲁丁应召入华。据英国研究我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的研究，札马鲁丁携来北京的历书是两种鲁哈马日晷图，这就是在阿拉伯世界也刚刚编成不过是二年的历学巨著《开始和终结之书》。作者是位于旧大陆另一端的摩洛哥天文学家阿卜·阿力·哈桑·马拉库西，札马鲁丁来到北京见到了天文学家郭守敬，因此，1276年（至元十三年）负责改治新历的郭守敬已经知晓阿拉伯历书，殆可断言。[59]

忽必烈即位后，便在1263年任命拂菻（叙利亚）人爱薛专管西域星历、医药二司，1271年正式在大都设立回回司天台，编制回历供伊斯兰教徒使用，次年又禁止私卖回回历的命令。万年历是我国第一部正式受到政府许可、获准使用的回回历。1273年（至元十年）正式将回回、汉儿两个司天台归秘书监管理，设秘书监二人，由焦友直、扎马剌丁两人负责。三年后又任用可马剌丁为司天少监，襄助扎马剌丁主持回回历的编纂工作，回回司天监一直存在到元末。

在天文历法方面，中国元代时期比阿拉伯更为先进，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事实上：

一是耶律楚材的推算完全正确。

蒙古初兴，采用金人赵知微重修的《大明历》。著名天文学家耶律楚材跟随成吉思汗西征，1220年5月蒙古军进入撒马尔罕。他在五月望日校食亏，觉有差数，于是用里差法，以撒马尔罕（寻斯干城）为准，按经纬度不同，以差距乘4359，取得里差，用来加减经朔弦望小余，“满与不足，进退大余，即中朔弦望日及余，以东则加之，以西则减之”。他引进了回历中朴素的“地球经度”的概念，编撰《西征庚午元历》进献成吉思汗，但未被采用。[60]

耶律楚材曾接连在1220年5月到1221年10月间，使用撒马尔罕天文台的仪器进行观测，和穆斯林天文学家交换研究心得。当时撒马尔罕天文学家报告1220年5月望夜月亏，耶律楚材预测结果不然，经观测，确未见蚀。1221年10月耶律楚材预测月食，当地天文学家持不同意见，到时果见月食八分。这两次推算月食，都证实耶律楚材的推算完全正确，显示了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天文历法知识仍比阿拉伯世界更先进。耶律楚材在中亚的天文观测给中国历法带来了新的声誉，显然引起了阿拉伯世界的注意。[61]

二是《授时历》精确的程度远胜于阿拉伯《万年历》。

回回天文学家爱薛（1226—1308）对中国科学家参加伊儿汗设在马拉格天文台的国际合作，宣扬希腊和阿拉伯天文学，推动元朝决心改订新历，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1274年，在爱薛从马拉格考察归国的下一年，元朝便正式将回回、汉儿两个司天台合并，1275年开始筹备改历，由王恂、郭守敬主要负责编修的《授时历》，在1281年正式颁行全国。元朝在这年正式颁行《授时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和地球实际绕太阳一周的周期，只差26秒，精确的程度远胜以往各种历法，从西域传入的《万年历》比之《大明历》差错更多，与《授时历》无法相比。因为这些缺陷，万年历远不如中国已有的历法精确，因此实际上没有通行。

《授时历》在多方面借鉴了阿拉伯历法的长处。可作参考的回回历本便是《积尺诸家历》。回回历的特点是五星纬度计算周密，郭守敬的《五星细行考》五十卷，当是吸收回回历的这一优点而作。郭守敬在恒星观测方面开始编制星表，便是受撒马尔罕和马拉格天文台的启发。他测量二十八宿杂坐诸星入宿去极度，编制了星表；又对前人未命名的1464颗星以外的无名星编为星表。这些都是在中国天文观测上属于创新的工作。郭守敬设计的13种天文仪器，总数和马拉格天文台的仪器相等，其中玲珑仪、浑仪、浑天象、立运仪、候极仪和简仪，分别和马拉格天文台的同类仪器壁象限、浑天仪、天球仪、希巴库经纬仪、二至仪、黄赤道转换仪的功用相仿。郭守敬改革和重新设计这些仪器是在1276年以后，马拉格的仪器则都在13世纪60年代便已安置使用了。通过回回司天文台和多次往访马拉格的爱薛的介绍，郭守敬有可能在仪器设置方面吸收新的养料。[62]

明代，中国天文学家善于取长补短，中国天文历法吸取了外国天文历法的长处。

明代继续参照回回历法。成化年间钦天监副贝琳修订回回历书，在1477年（成化十三年）完成了这一工作，所以回回历在明代和大统历同时参照使用了270多年，主要通用于伊斯兰教徒的宗教仪式。回回历的缺点是交食的有无深浅，都与实际有所出入。但远胜西来历法中的九执历、万年历。[63]

明初攻占大都，获得回回历书，称干方先圣之书。1368年，明太祖鉴于历法的重要，在设置司天监的同时另立回回司天监（1370年改为钦天监回回科），诏用曾任元朝回回司天太监黑的儿等14人到南京任职，由回回司天监黑的儿、阿都剌、司天监丞迭里月实等修定历数。回回历法中，五星纬度是中国历法所无，受到明朝政府重视。1382年朱元璋决策将原来元朝大都保存下来的西域（波斯和阿拉伯）天文书由李翀、吴伯宗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长老）马哈麻译成汉文。《明史》记述这种回回历：

其法不用闰月，以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岁，岁二十宫，宫有闰日，凡百二十八而宫闰三十一日。以三百五十四日为一周，周二十月，月有闰日。凡三十年，月闰十一日。历千九百四十一年，宫月日辰再会。[64]

当时翻译的回历有两种，一种是以365天为一年的《波斯历》，另一种是以35411/30为一年的《回历》。

回回大师马沙亦黑翻译了《天文书》。《天文书》的原作者是波斯天文学家阔识牙耳（970—1029年）。该书在元初就已经传入中国，一直保存在元朝上都的回回司天台。该书在翻译成汉文后，内容包括四类：第一类为总说，共分23门；第二类说世事吉凶，共分12门；第三类说人命运并流年，共分20门；第四类说一切选择，共分3门。由此可见，该书是一部较为完整的伊斯兰占星书。由于波斯和阿拉伯的占星术主要以七曜、十二宫正常天象为目标，而与中国传统占星术以异常天象为观测目标有很大差异，所以此书中也包含着许多中国人所不熟悉的波斯和阿拉伯的天文学知识。[65]

《明通鉴》谈到了明代前期阿拉伯人众多，阿拉伯历法受到高度重视的情况：

时回人居中国者，遍于各省，自元以来，用其历法以参校《授时》。洪武之初，令设科，隶钦天监，与《大统》参用。其推算始于隋开皇十四年甲寅，盖穆罕默德辞世之岁也。[66]

明代《万历野获编》作者沈德符认为中国历法落后于外国，指出造成历法落后的原因在于朝廷长期禁止民间学习历法：

中国历法本不及外国之精密。以故前元钦天监外，又有回回钦天监。本朝亦设回回司天监。有正议大夫、司朔大夫、司元大夫等官。至洪武三十一年而废之，以其教归并之。钦天但用彼国土板历同算。久之则法亦不验，与中土无异矣。国初，学天文有厉禁，学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至孝宗驰其禁，且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学者以备其选，而卒无应者。[67]

结　语

中外天文学交流，主要途径有：（1）中国封建王朝给周边国家赏赐历法，“俾使奉朔”。（2）周边国家向中国购买历法书籍，如安南、日本。（3）天文学家积极传播天文学知识，如中国天文学家到朝鲜、日本等国，波斯、阿拉伯学者来华。（4）中国天文学者编撰历法，借鉴外国的天文学成就。（5）元朝时期阿拉伯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研究，共同编撰天文著作。

中国的天文历法传入东亚、东南亚地区，提高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地位，对指导当地的农业生产、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天文历法在外传的过程中，也不断吸取外国特别是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国的先进技术。

古代中外天文历法的交流，推动了天文历法的不断进步，加强了各国人民的联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由于天文历法与数学密不可分，天文历法的交流，也有力地推动了相关学科（如数学等其他自然科学）的交流。

【注释】

[1]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

[2]同上书，第280页。

[3]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

[4]白寿彝：《中国通史》第9卷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5—2136页。

[5]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2页。

[6]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31页。

[7]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页。

[8]《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9]《明史》卷一二○《刘基传》。

[10]《明史》卷三二○《朝鲜传》。

[11]《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历法·颁历》。

[12]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51—552页。

[13]林延青、李梦芝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89页。

[14]同上书，第492—493页。

[15]《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16]依据校勘记，见《明史》卷三二二《日本》。

[17]林延青、李梦芝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22—523页。

[18]林延青、李梦芝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24页。

[19]林延青、李梦芝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24—525页。

[20]《明史》卷三二三《琉球传》。

[21]同上。

[22]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页。

[23]《明史》卷三二一《安南传》。

[24]《明太祖实录》卷四二。

[25]《明史》卷三二一《安南传》。

[26]何成轩：《儒学南传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7页。

[27]《大南实录》卷四○。

[28]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1页。

[29]余定邦：《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30]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2页。

[31]陈玉龙：《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7页。

[32]《东西洋考》。另见《明史》卷三二四《占城传》。

[33]《明史》卷三二四《真腊传》。

[34]同上。

[35]《新唐书》卷二二二（下）《诃陵传》。

[36]《明史》卷三二四《爪哇传》。

[37]《明史》卷三二四《三佛齐传》。

[38]《明史》卷三二五《须文达那传》。

[39]《明史》卷三二四《暹罗传》。

[40]谢远章：《泰——傣古文化的华夏影响及其意义》，《东南亚》1985年第5期。

[41]葛治伦：《1949年以前的中泰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1页。

[42]《明史》卷三二五《西洋琐里传》。

[43]《明史》卷三二五《琐里传》。

[44]续建宜、刘亚林：《世界文明古国述略》，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页。

[45]《萍州可谈》卷二。

[46]续建宜、刘亚林：《世界文明古国述略》，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47]季羡林：《中印智慧的结晶》，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页。

[48]《旧唐书》卷一九八《天竺传》。

[49]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页。

[50]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172页。

[51]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63页。

[52]《唐会要》卷一四○《历志二》。

[53]《旧唐书》卷一九八《泥婆罗传》。

[54]《新唐书》卷二二一（上）《泥婆罗传》。

[55]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367页。

[56]同上书，第446—447页。

[57]《葵已存稿》卷八。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47页。

[58]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页。

[59]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0页。

[60]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页。

[61]同上书，第243—244页。

[62]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页。

[63]同上书，第244—245页。

[64]《明史》卷三○《五行三》。

[65]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50—551页。

[66]《明通鉴》卷二十一《宣宗宣德八年》。

[67]《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