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动物交流

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动物交流

第三章　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动物交流

中国地大物博，动物资源非常丰富。古代中国有些动物输出国外，中国亦从其他亚洲国家引进了大批的动物。产生动物交流的主要原因有：（1）由于古代中国与亚洲一些之间存在宗藩关系，有一些国家对华进行朝贡活动，常常送来珍禽异兽。有时，在答谢朝贡国国王和使节时，中国封建统治者也将动物也作为赏赐品赐给外国使节；（2）中国国防建设的需要，如战马的引进；（3）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生活和贵族生活的需要；（4）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的需要，如外国进献祥瑞动物麒麟、狮子、大象等向外界表明中国封建统治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

一、外国动物频频输入中国

在历史上，朝鲜动物多次输入中国，在朝贡时朝鲜定期进献良马。

三国时期，魏国与高句丽往来较多，《魏书·乌丸鲜卑东夷列传第三十·高句丽传》记载：“其马皆小，便登山。”[1]《魏书·乌丸鲜卑东夷列传第三十·濊》云：“其海出班鱼皮，土地饶文豹，又出果下马，汉桓时献之。”裴松之按：果下马高三尺，乘之可与果树下行，故谓之果下。见《博物志》、《魏都赋》。[2](www.guayunfan.com)《旧唐书》记载，百济曾经进献果下马。“武德四年，其王扶余璋遣使来献果下马。”[3]《新唐书》记载新罗进献果下马，“玄宗开元中，数入朝，献果下马、朝霞、鱼牙、海豹皮”[4]。

宋代，朝鲜也向中国贡献良马。《宋史·高丽传》记载：太平兴国二年（977），高丽国王遣其子元辅献良马、方物等。[5]

元代，蒙古公主下嫁朝鲜国王，朝鲜和蒙元有甥舅之谊，朝鲜的动物如良马大量输入中国。

明朝与朝鲜关系密切，朝鲜马以朝贡的方式大量输入中国。明太祖即位后，洪武三年（1370），朝鲜王颛遣其门下赞成事姜仁裕来贡马。[6]洪武六年（1373）七月，朝鲜国王遣使周英赞到京师贺千秋节，献马十九匹，驴二匹。[7]这一年的十月，朝鲜国王遣使禹仁杰献马二十四匹，骡子二匹。[8]据《明史》记载，也在这一年，“颛遣甲两等贡马五十匹，道亡其二，甲两以闻。及进，以私马足之。帝恶其不诚，却之”[9]。此后朝鲜多次进贡良马。洪武十九年（1386）二月，朝鲜国王“遣使贡布万匹、马千匹”[10]。后李成桂自立，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朝鲜“遣使进马九千八百余匹，命运纻丝绵布一万九千七百余匹酬之。六月表谢，贡马及方物，并上前恭愍王金印，请更己名曰旦”[11]。永乐五年（1407）十二月，朝鲜“贡马三千匹至辽东”[12]。永乐二十一年（1423），朝鲜贡马万匹。[13]

由于元末多年的战争，到了明初国内出现了马匹缺乏的情况。明成祖时，全国仅有马二万三千七百余匹。[14]为了官方需求，也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战争，明朝政府审时度势，置太仆一职，专理马政，“各军卫皆令滋牧”。此外，积极引进国外良马。朝鲜多良马，明朝政府非常重视朝鲜马的引进。宣德二年（1427）三月，明宣宗“遣中官赐白金纻纱，别敕进马五千匹，资边用。九月如数至。”[15]明朝还派人去朝鲜购马。《殊域周咨录》亦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上命市高丽马万匹”。洪武二十四年（1391）三月“诏市马高丽。八月，权国事瑶进所市马千五百匹”[16]。永乐十五年（1417）八月，太监黄俨至朝鲜，“以粗绵布九百九十九匹请易马四十匹”[17]。

明初广泛搜集马匹。“按明初马匹由进贡及购买之方式，取自朝鲜、辽东、云贵各地，永乐又向撒马尔罕等处搜购。所得马除官方使用外，即‘寄养'于民间。”[18]

《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九《市马考》一文云：

高帝时，南征北讨，兵力有余，唯以马为急，故分遣使臣以财货于四夷市马。而降虏土目来朝，及正元万寿之节，内外藩屏将帅，皆用马为币，自是马渐充实矣。[19]

在明代中后期，朝鲜亦多次贡马。“景泰元年贡马五百匹。”“其秋，续贡马千五百匹。”“万历元年正月上穆宗尊谥，两宫徽号礼成，公表贺，献方物马匹。”[20]

后金爱新觉罗皇太极在位，亦重视朝鲜马的引进。太宗天聪元年（1627年），朝鲜进献良马。“倧遣族弟原昌君李觉等献马百、虎豹皮百、绵绸苎布四百、布万有五千。”[21]

综上所述，朝鲜马输入中国的途径有二：一是朝鲜王朝进贡；二是中朝两国贸易。朝鲜良马大量输入中国，不仅满足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求，也有利于中国改良马的品种。

朝鲜向中国输出耕牛。永乐二年（1404），朝鲜一次就赠送中国耕牛一万头之多。[22]

日本国曾向中国进献马。《明史》记载日本国主良怀遣使僧祖来奉表贡马：

良怀气沮，下堂延秩，礼遇甚优。遣其僧祖来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且送还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余，以四年十月至京。

又载日本权臣持明遣使僧宣闻溪贡马：

时良怀年少，有持明者，与之争立，国内乱。是年七月，其大臣遣僧宣闻溪等赍书上中书省，贡马及方物，而无表。帝命却之，仍赐其使者遣还。[23]

日本国王和日本权臣积极向中国明王朝进贡，有一些共同点：一，都是派遣僧人作为外交使节。二，都是把马作为主要的贡物。三，他们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争取明朝政府的册封，取得合法的政治地位，从而击败竞争者。当时明朝皇帝认为日本国王合法，而大臣持明非法，因而却其贡。

琉球输入中国动物主要是马，其主要途径同样有两条：一是琉球进贡，如洪武十年（1347），琉球“遣使贺正旦，贡马十六匹、硫黄千斤。又明年复贡”[24]。另一是中琉贸易。明太祖曾经派人“以陶器七万、铁器千，就其国市马”。

康熙十八年（1679），琉球王遣使来贡马等物。《清史稿》云：

贞遣陪臣补进十七年正贡。旧例贡物有金银罐、金银粉匣、金缸酒海、泥金彩画围屏、泥金扇、泥银扇、画扇、蕉布、苎布、红花、胡椒、苏木、腰刀、火刀、枪、盔甲、马、鞍、丝、绵、螺盘，加贡之物无定额。十九年，陪臣来贡，帝俱令免进。嗣后常贡，惟马及熟硫磺、海螺壳、红铜等物。[25]

清朝确认马为琉球的常贡物品，这表明清朝非常重视马的输入。

古代越南动物输入中国。其动物主要有驯犀、麒麟、驯象、马、牛等。

大中祥符二年（1009），交趾黎龙铤（宋帝赐名至忠）遣推官阮守疆献犀角等物，“并献驯犀一”[26]。宋朝嘉佑三年（1058）六月，交趾贡麒麟。“诏止称异兽以答之。”[27]宋朝嘉佑八年（1063）正月，交趾贡驯象九头。[28]绍兴十六年（1146）六月，安南献驯象十头。[29]绍兴二十六年（1156）八月，安南遣使献良马、驯象等物。[30]

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安南“贡方物及二驯象”[31]。明代，安南也多次贡献大象。明代洪武四年（1341）春，安南国王陈日熞“遣使贡象，贺平沙漠，复遣使随以宁等来朝。其冬，日熞为伯父叔明逼死。叔明惧罪，贡象及方物”[32]。在永乐帝发动的讨伐安南战争中，明军大获全胜，在战利品中就有许多动物。《明史·安南传》云：

六年六月，辅等振旅还京，上交阯地图，东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安抚人民三百一十二万有奇，获蛮人二百八万七千五百有奇，象、马、牛二十三万五千九百有奇，米粟一千三百六十万石，船八千六百七十余艘，军器二百五十三万九千八百。于是大行封赏，辅进英国公，晟黔国公，余叙赉有差。[33]

中国古代典籍多记载占城动物众多。《宋史·占城传》记载占城国“鸟兽多孔雀、犀牛”。《明史·安南传》记载占婆，“国不甚富，惟犀象最多”[34]。

占婆许多动物如大象等通过朝贡活动输入中国。

天监九年（510），林邑王范天凯奉献白猴一只，被梁武帝封为威南将军、林邑王。[35]

《旧唐书》云：

武德六年，其王范梵志遣使来朝。八年，又遣使献方物。……贞观初，遣使贡驯犀。……五年，又献五色鹦鹉。太宗异之，诏太子右庶子李百药为之赋。又献白鹦鹉，精识辩慧，善于应答。太宗悯之，并付其使，令放还于林。……[36]

《新唐书》云：

贞观时，王头黎献驯象、鏐锁、五色带、朝霞布、火珠。[37]

《宋史·占城传》云：

建隆二年（961），其王释利因陀盘遣使莆诃散来朝。表章书于贝多叶，以香木函盛之。贡犀角、象牙、龙脑、香药、孔雀四、大食瓶二十。

明代，占婆多献大象。据《明史》记载，明太祖洪武十九年（1356）占婆“遣子宝部领诗那日忽来朝，贺万寿节，献象五十四，皇太子亦有献。帝嘉其诚，赐赉优渥，命中官送还。明年复贡象五十一及伽南、犀角诸物，帝加宴赉。还至广东，复命中官宴饯，给道里费”[38]。

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占婆“贡白象方物，复告安南之难”[39]。

有些动物则是通过战争等途径作为战利品而输入中国的。像上文提到的，唐以林邑“不朝献”为辞出兵林邑，唐军打败林邑军队从而获得战象等物。

老挝输入中国的动物主要是大象。

明代永乐六年（1408），“刀线歹遣人贡象马方物。七年复进金银器、犀象、方物谢罪”[40]。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土舍怕雅兰章遣人进舞牌牙象二，母象三，犀角十，云南守臣以闻”[41]。

琅勃拉邦王国第一次遣使到清朝为雍正七年（1729）九月，英塔松王（即岛孙王）派出以叭猛花为首的一个90余人的大型使团，“备象两只，蒲编金字表文一道”[42]，从云南入境。

琅勃拉邦王国的使团一般是从云南入境，经贵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省进入北京的。清朝十分重视对琅勃拉邦王国使团的来访，沿途每一站都有接待安排，仅在云南境内就设有5个接待站，当使者到时须按照规定礼制接待。使者往返途中，不仅受到地方官员的盛情接待，而且受到各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大象是使团常携的贵重礼物，他们沿途进行驯象表演，备受欢迎，往往出现万人围观争看的动人情景。云贵总督阮元赋诗赞美道：

驯象高头跨锦蛮，碧鸡坊下万人看。

分明各有花名字，领队相呼报贡雀。[43]

清代中老“朝贡贸易”的规模和数量要大于明代。清朝规定，南掌国使者所贡仍以大象为主，此外有象牙、锦、犀角、土绸、檀香、雀尾、藤席、树头酒等土特产品。[44]

南掌，老挝旧称。雍正七年（1729），云贵总督鄂尔泰疏言：“南掌国王岛孙遣使奉销金缅字编蒲表文一道、驯象二只，求入贡。”帝嘉奖，其贡道命由普洱府入，沿途护送，从厚支给。[45]

有人将南掌国在嘉庆十二年（1807）、二十四年（1819）、道光十一年（1831）和咸丰三年（1853）的四次朝贡物品做过统计，共进献大象16只。[46]

柬埔寨动物输入中国。

柬埔寨动物众多。《隋书·真腊传》记载其国有怪异之鱼：

“海中有鱼名建同，四足，无鳞，其鼻如象，吸水上喷，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鱼，其形似〈鱼且〉，嘴如鹦鹉，有八足。多大鱼，半身出水，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气流行，即以白猪、白牛、白羊于城西门外祠之。不然者，五谷不登，六畜多死，人众疾疫。”[47]

真腊国亦名占腊，其国在占城之南。《宋史·真腊传》记载“其国有战象几二十万，马多而小”。在宋庆元六年（1046），真腊国王遣使奉表贡方物及驯象二。[48]

《明史·真腊传》记载其王在每年的集会上罗列许多动物时的盛况：

其国城隍周七十余里，幅员广数千里。国中有金塔、金桥、殿宇三十余所。王岁时一会，罗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于前，名曰百塔洲。[49]

中柬两国的最初联系，有信史可考的是在公元初的东汉年间。据记载，一是东汉“元和元年（84）春正月，中山王焉来朝。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50]。日南即隶属东汉的交趾郡，“徼外蛮夷”即其境外国家。二是“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雉”[51]。一些学者考订，“究不事”即今柬埔寨的古代译名。邑豪为当地部落首领。[52]生犀、白雉是柬埔寨最早的贡品。

《晋书·四夷列传·南蛮》记载：

武帝泰始（265—274）初，扶南遣使贡献。太康（280—289）中，又频来。穆帝升平（357—361）初，复有竺旃檀称王，遣使贡驯象。帝以殊方异兽，恐为人患，诏还之。

《新唐书》记载陆真腊（又名文单）曾贡献各种动物：

大历中，副王婆弥及妻来朝，献驯象十一；擢婆弥试殿中监，赐名宾汉。是时，德宗初即位，珍禽奇兽悉纵之，蛮夷所献驯象畜苑中，元会充廷者凡三十二，悉放荆山之阳。[53]

宋元时期，中国与柬埔寨关系密切。苏利耶跋摩二世去世后，陀罗尼因陀罗跋摩二世继位，继续发展与中国的友好交往。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他向中国遣使进献驯象。[54]

明代中柬经济贸易规模扩大，空前发展。在朝贡贸易方面，贡品种类增多，数量巨大。《明史》记载：洪武十九年（1386）明太祖遣行人刘敏、唐敬偕中官赍磁器前往真腊（今柬埔寨）赏赐其国王。

明年，敬等还，王遣使贡象五十九、香六万斤。寻遣使赐其王镀金银印，王及妃皆有赐。其王参烈实毗邪甘菩者遣使贡象及方物。明年复贡象二十八、象奴三十四人、番奴四十五人，谢赐印之恩。[55]

《明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年（1387）真腊国贡象59头，香6万斤；洪武二十一年（1388），象28头，象奴34人，番奴45人。进献大象数十头，且随带有驯象人，这是前所未有的。

在明代，大象是真腊向明王朝进贡的最为重要之方物。

缅甸，由于与中国比邻而居，动物特别是大象不断输入中国。《新唐书》云：“有巨白象，高百尺，讼者焚香跽象前，自思是非而退。”[56]把白象作为神明来崇拜。仅从元朝来看，缅甸朝贡进献的动物主要是驯象、马。进献者主要是酋长、国主、国王。输入的方式主要是来华朝贡，驯象是其主要的贡品。白象是极其珍贵的动物，在大德四年（1300）四月，缅甸国王进献白象一只。[57]

印尼动物多次输入中国。

《新唐书》在记载室内佛逝物产时云：“有橐它，豹文而犀角，以乘且耕，名曰它牛豹。又有兽类野豕，角如山羊，名曰雩，肉味美，以馈膳。”[58]这则史料说明古代印尼奇禽异兽种类繁多。

诃陵多次进献动物，《旧唐书·诃陵传》记载：

诃陵国，在南方海中洲上居，东与婆利、西与堕婆登、北与真腊接，南临大海。……贞观十四年，遣使来朝。大历三年、四年皆遣使朝贡。元和十年，遣使献僧祗僮五人、鹦鹉、频伽鸟并异种名宝。以其使李诃内为果毅，诃内请回授其弟，诏褒而从之。十三年，遣使进僧祗女二人、鹦鹉、玳瑁及生犀等。[59]

《新唐书》亦记载诃陵贡献动物：

唐宪宗元和八年（813），诃陵献僧只奴四、五色鹦鹉、频伽鸟等。[60]

宋淳化三年（992），闍婆国王遣使献象牙、白鹦鹉等物。[61]

《明史·三佛齐传》则多次记载洪武年间三佛齐国王进献各种珍贵动物。洪武三年（1370）三佛齐“入贡黑熊、火鸡、孔雀、五色鹦鹉、诸香、苾布、兜罗被诸物”。洪武九年（1376），“怛麻沙那阿者卒，子麻那者巫里嗣。明年遣使贡犀牛、黑熊、火鸡、白猴、红缘鹦鹉、龟筒及丁香、米脑诸物”[62]。

据《明史·苏门答刺传》记载，苏门答刺国王在明代宣德八年（1433）贡麒麟。[63]须文达那亦进献动物。洪武十年（1377），国王殊旦麻勒兀达盼遣使俺八儿来朝，贡物中有贡马二匹。[64]

文莱动物输入中国。

我国唐代史籍称文莱为婆利。《旧唐书》记载婆利王喜欢以象代步：

王姓刹利耶伽，名护路那婆，世有其位。王戴花形如皮弁，装以真珠璎珞，身坐金床。侍女有金花宝缕之饰，或持白拂孔雀扇。行则驾象，鸣金击鼓吹蠡为乐。[65]

这则史料说明其地盛产孔雀和大象。

《新唐书》谈到婆利有珍禽异兽。“有舍利鸟，通人言。”[66]

明代时婆利曾来贡献鹤顶、孔雀等物。

在历史上，泰国的许多动物如驯象、黑熊、白猿等曾经多次输入中国。

《新唐书》记载泰国古国陀洹曾经贡献动物白鹦鹉：

贞观时，并遣使者再入朝，又献婆律膏、白鹦鹉，首有十红毛，齐于翅。因丐马、铜钟，帝与之。[67]

据专家考证，陀洹是唐代泰境古国。[68]

泰国动物驯象、六足龟、黑熊、白猿等大量输入中国。《明史》记载：

洪武三年，命使臣吕宗俊等赍诏谕其国。四年，其王参烈昭毗牙遣使奉表，与宗俊等偕来，贡驯象、六足龟及方物，诏赐其王锦绮及使者币帛有差。已，复遣使贺明年正旦，诏赐《大统历》及彩币。五年贡黑熊、白猿及方物。[69]

泰国也曾奉命贡马。《明史·暹罗传》云：

永乐七年（1409），使来祭仁孝皇后，命中官告之几筵。时奸民何八观等逃入暹罗，帝命使者还告其主，毋纳逋逃。其王即奉命遣使贡马及方物，并送八观等还，命张原赍敕币奖之。[70]

康熙四十七年（1708），暹罗贡驯象二、金丝猴二。[71]

乾隆元年（1736）六月，暹罗来贡，“国王遣陪臣朗三立哇提等赍表及方物来贡，增驯象一只，金缎二疋、花幔一条”[72]。“十三年，入贡方物外，附黑熊一、斗鸡十二、太和鸡十六、金丝白肚猿一。”

由于中泰两国路途遥远，有的动物死于中途。《清史稿》记载：嘉庆二十三年（1818）“遣使贡白象及方物，象死于途，使者以珠宝饰其牙，盛以金盘，并尾来献。帝嘉其意，厚遣之”[73]。

马来西亚的动物有许多是通过朝贡活动而输入中国的。

婆皇国，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彭亨州一带。沈约《宋书》卷二五记载：

孝武帝大明三年正月丙申，婆皇国献赤白鹦鹉各一。[74]

马来西亚先后向中国进献鹦鹉等方物。

麻六甲，即满刺加也。唐永徽中，以五色鹦鹉来献。[75]

明宣德八年（1433），满刺加王率妻子陪臣来朝。“及还，有司为治舟。王复遣其弟贡驼马方物。”[76]

明景泰六年（1455），“速鲁檀无答佛哪沙贡马及方物，请封为王”[77]。

据《明史》记载，在满刺加所贡方物中动物有黑熊、黑猿、白麂、火鸡、鹦鹉等。

马来西亚向中国进献火鸡。火鸡之奇特，时人多有记载。

黄衷《海语》卷二中云：

火鸡出满刺加山谷，大如鹳，多紫赤色，能食火，吐气亦烟焰也。子如鹅胎，壳厚逾重钱，或班或白。岛夷采为饮盏，见者多奇之。

陆容在《菽园杂记》卷三中记载：

近日满刺加国贡火鸡，躯大于鹤，毛羽杂生，好食燃炭。[78]

缅甸动物输入中国。

《宋史·蒲甘传》记载：崇宁五年，蒲甘遣使入贡。

宋代宋宁宗时期，缅甸等国曾进献白象。[79]

此后，缅甸的动物不断输入中国。

从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蒲甘王朝不但遣使和中国通好，还送来了神圣而珍贵的白象。[80]

元朝时期，虽然骠国早已灭亡了好几个世纪，但是有时候人们还仍然把骠认居住的地区称作“骠国”[81]。《元史》记载了缅甸进贡象马的情况：

丁未（1271），金齿、骠国三部酋常阿匿福勒丁、阿匿爪来内附，献驯象三、马十九匹。[82]

元朝在对缅战争中曾缴获许多大象。据记载，缅王集聚大象2000头，抵抗元军。元军大惊骇，后引弓发矢射象，象逃不敢再战。元军得200余头。“自此战后，大汗始有多象。”[83]

元军平定缅甸后，缅甸入贡，以大象为贡物：

大德元年二月，以缅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尝遣其子信合八的奉表入朝，请岁输银二千五百两、帛千匹、驯象二十、粮万石，诏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为缅王，赐银印，子信合八的为缅国世子，赐以虎符。三年三月，缅复遣其世子奉表入谢，自陈部民为金齿杀掠，率皆贫乏，以致上供金币不能如期输纳。帝悯之，止命间岁贡象，仍赐衣遣还。四年四月，遣使进白象。[84]

明代在缅甸设立宣慰使，缅甸入贡：

永乐元年，缅酋那罗塔遣使入贡。因言缅虽遐裔，而道经木邦、孟养，多阻碍。乞命以职，赐冠服、印章，庶免欺凌。诏设缅甸宣慰司，以那罗塔为宣慰使，遣内勤张勤往赐冠带、印章。于是缅有二宣慰使，皆入贡不绝。[85]

乾隆十六年（1751），缅甸东吁王朝曾进献大象10只。[86]乾隆五十五年（1790），缅甸王又进献大象6只，奇异花象1只。[87]嘉庆十六年（1811），缅甸派孟干入访中国，带来驯象等物。[88]道光二十三年（1843），缅甸使节进献驯象3只。[89]

清缅战争爆发，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缅人大败，“以所进四象送京师”[90]。

孔雀作为贡品输入中国。《清史稿·缅甸传》云：

（乾隆）六十年，缅王遣使祝厘，进缅石长寿佛、贝叶缅字经、福字镫、金海螺、银海螺、金镶缅刀、金柄麈尾、黄缎伞、贴金象轿、洋枪、马鞍、象牙、犀角、孔雀、木化石、玄猴皮、各色呢、各色花布，都十有八种。[91]

古代中亚国家的动物，特别是千里马大量输入中国。

大宛马输入中国，是汉朝的一件大事。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载：

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

汉武帝对大宛马渴望之极，“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宛王“不肯予汉使”。汉武帝因此“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数万人，以往伐宛”。大宛兵败，宛国贵族“共杀其王毋寡，持其头，遣贵人使贰师”。汉军获得上等马数十匹，中下等马三千多匹，凯旋回朝。

据《史记》卷二四《乐书》云：

武帝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

天马来兮从西极，

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降外国，

涉流沙兮四夷服。

两晋时期，大宛与中国也有往来。

“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杨颢拜其王蓝庾为大宛王。”可以说，汉朝立蓝庾为大宛王，有其政治目的。除了与匈奴争夺西域外，还为了获得千里马。“蓝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贡汉血马。”[92]

晋孝帝太元三年（378），“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鬃、五色、凤膺、麟身，及诸珍异五百余种”[93]。

康居亦献马。“泰始终，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94]

北魏时期，中国与中亚也有较多的往来。《魏书》卷一○三《西域传》云：

洛那国，故大宛国也。都贵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万四千四百五十里。太和三年，遣使献汗血马。自此每使朝贡。

据《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记载，唐代昭武九国是指安国、石国、米国、何国、浔国、戊地、史国。“世谓九姓，皆氏昭武。”

这些中亚国家与大唐关系密切。他们都向大唐遣使贡献动物。

安国，据张星烺先生考证，即布哈拉。[95]在开元十四年（726），安国王遣使来朝，纳马豹。

唐代的康国，即撒马尔罕。在开元十五年（727），康王遣使来朝，献胡旋女及豹。

米国，开元时期也遣使献狮子。

史国，在开元十五年，国君忽必多遣使来朝，献舞女及文豹。[96]

唐代，吐火罗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在永徽元年吐火罗也遣使献驼鸟。“高七尺，色黑，足类骆驼，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铁，俗谓驼鸟。”[97]

显庆二年（657）正月，吐火罗献狮子。

永隆二年（680）五月，吐火罗国遣使献马及方物。[98]

据《册府元龟》卷九六一记载，吐火罗也产汗血马：

颇梨山南崖穴中有神马，国人每牧牝马于其侧，时产名驹，皆汗血，多善马。

在正常的贡赐贸易外，动物输入中国的另一条途径是战争。通过战争，敌国的动物输入中国。据《旧唐书》记载：天宝九年（750），高仙芝率兵讨伐石国，平定后，“获其国王以归”。高仙芝贪婪成性，“获石国大瑟瑟十余石，真金五六，骆驼、名马、宝石称是”[99]。由于高仙芝的贪婪，后来引起了中亚各国的反抗。

古代印度动物输入中国。

《旧唐书》记载：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南天竺国遣使献五色能言鹦鹉”[100]。

据《宋史》记载，周广顺三年（953），“西天竺僧萨满多等十六族来贡名马”[101]。

榜葛刺与中国明朝来往密切。《明史》记载：“榜葛刺，即汉身毒国，东汉曰天竺。其后中天竺贡于梁，南天竺贡于魏。唐亦分五天竺，又名五印度。宋仍名天竺。榜葛刺则东印度也。”[102]榜葛刺，故地在今孟加拉国以及印度的西孟加拉邦一带。明永乐十二年（1414），榜葛刺遣使贡麒麟及名马方物。正统三年遣使又贡麒麟。[103]

尼泊尔动物输入中国。

《新唐书·西域列传》云：“泥婆罗，直吐蕃之西乐陵川。土多赤铜、牦牛。”明确记载尼泊尔动物有牦牛。

洪武十七年（1384），僧智光出使尼八刺。“智光精释典，负才辨，宣扬天子德意。其王马达纳罗摩遣使随入朝，贡金塔，佛经及名马方物。”[104]

乾隆五十三年（1788），廓尔喀人至藏贸易，以争新铸银钱，与唐古忒开衅构兵，进侵藏界。五十六年（1791），乾隆帝始议大举往征。十月，召两广总督福康安入京，授以方略，命为将军，督参赞海兰察等由青海赴藏，总领大军讨廓尔喀。

廓尔喀大败，向清廷进贡：

备乐工、驯象、番马、孔雀、甲噶尔所制番轿、珠佩、珊瑚串、金银丝缎、金花缎、毡呢、象牙、犀角、孔雀尾、枪刀、药材共二十九种，随表呈进。[105]

斯金兰卡被称为狮子国。

《新唐书》谈到了狮子国国名的由来：

师子，居西南海中，延绵二千余里，有眣伽山，多奇宝，以宝置洲上，商舶偿其值辄取去。后邻国人稍往居之。能驯养狮子，因以名国。[106]

中国古代的典籍明确记载有些动物出自斯里兰卡。

伊朗动物输入中国。

驼鸟（又名鸵鸟）在汉代传入中国。“安息国遣使献师及条枝大爵”。这大爵即为驼鸟：“大爵，颈及身膺蹄都似骆驼，举头高八九尺，张翅丈余，食大麦，其卵如瓮，即今之驼鸟也。”[107]

活褥蛇输入中国。

据《旧唐书》记载：隋大业二十年（600），“伊嗣候遣使献一兽，名活褥蛇，形类鼠而色青，身长八九寸，能入穴取鼠”[108]。《新唐书》记载：“贞观十二年，遣使者没似半朝贡，又献活褥蛇，状类鼠，色正青，长九寸，能捕穴鼠。”[109]

永乐十年（1412），忽鲁谟斯王派遣陪臣已即丁奉金叶表，贡马及方物。[110]

有明一代，忽鲁谟斯“所贡有狮子、麒麟、驼鸡、福禄、灵羊；常贡则大珠、宝石之类。”[111]

土耳其动物输入中国。

《旧唐书·高昌传》记载：武德七年（624），高昌王向唐代皇帝“献狗雌雄各一，高六寸，常尺余，性甚慧，能曳马衔烛，云本出拂菻国。中国有拂菻狗，自此始”。

土耳其马匹一度输入中国。突厥是个游牧民族，所属各部落，善于饲养马匹。所以，突厥历代可汗对隋唐王朝的贡物，以名马为主。从突厥之兴起到西突厥之衰落，200年间，向隋唐王朝进献的贡物中列有名马者不下三四十起。至于民间以马匹进行交换，当更普遍。马匹对隋唐王朝军事上的加强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意义重大。以此，隋唐王朝在整顿军备时，都大量输入北方民族的马匹。

大食国动物输入中国，主要是通过贡赐贸易。

据《旧唐书·大食传》记载，大食国“出驼马，大于诸国”。《新唐书·大食传》亦记载：“有千里马，传为龙种”。杜佑《通典》在其《大食国传》云：“出驼、马、驴、羖羊等”。杜环在《经行记》里说大食国：“驼马驴骡，充于街巷”。

《旧唐书》记载大食多次献马：

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其王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腻，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长安中，遣使献良马。景云二年，又献方物。开元初，遣使来朝，进马及宝钿带等方物。其使谒见，唯平立不拜，宪司欲纠之，中书令张说奏曰：“大食殊俗，慕义远来，不可置罪。”上特许之。寻又遣使朝献，自云在本国惟拜天神，虽见王亦无致拜之法，所司屡诘责之，其使遂请依汉法致拜。……[112]

《册府元龟》也谈到了大食国多次献马。[113]

永隆二年（681）五月，大食国、吐火罗国各遣使献马及方物。

长安三年（703）三月，大食国遣使献良马。

开元十二年（724）三月，大食国遣使献马及龙脑香。

天宝三年（744）七月，大食国遣使献马及宝。

天宝十二年（753）十二月，黑衣大食国遣使献马30匹。

纵观《宋史·大食传》，赵宋全代，大食使者先后来华，共26次。其中商人冒托国家使者之名，不在少数。

《宋史·大食传》记载：

绍兴元年（1131），大食遣使贡文犀、象齿，朝廷亦厚加赐与，而不贪其利。故远人怀之，而贡赋不绝。

这说明了朝贡活动为何能经久不衰。因为巨大的利益所在，远在西亚的大食也乐于贡献。当然，有一些商人是冒充国家的名义而来华朝贡。

撒马尔罕的动物输入中国。撒马儿罕，又称撒马尔罕，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中部，为撒马儿罕州的首府。

元末，元驸马帖木儿为撒马尔罕国王。

明朝初年，明朝曾经屡次派遣使者催促撒马尔罕进贡，但是帖木儿不予理睬。

洪武二十年（1387）四月，帖木儿在平定伊朗后，才首次遣使到南京贡献马15匹、骆驼2只。以后撒马尔罕常遣使贡驼马。

洪武二十七年（1394）八月，帖木儿遣使贡献马200匹。

明正统四年（1439），撒马尔罕国王贡献良马，色玄，蹄额皆白。

景泰七年（1456），撒马尔罕国王贡献马、骆驼、玉石。

天顺年间，撒马尔罕酋长贡二狮。

弘治二年（1489），撒马尔罕遣使贡献狮子、鹦鹉诸物。[114]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帝王对从外国引进的吉祥动物非常重视。古代印度和伊朗都曾经向中国封建王朝进献过麒麟。永乐十年（1412）明成祖派遣少监杨敏出使榜葛刺国。杨敏一行在永乐十二年（1414）回国时，带来一个向明朝进献长颈鹿的榜葛刺使团。由于明朝人将长颈鹿当作传说中的吉祥动物—麒麟，所谓麒麟在当朝官员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些人还写诗作赋绘画予以颂扬，如杨士奇曾经写一首《西夷贡麒麟早朝应制诗》，李时勉写有一篇《麒麟赋》，杨荣写下了一首《瑞应麒麟诗》，翰林学士沈度除写下一篇《瑞应麒麟颂并序》之外，还专门画了一幅《榜葛刺进麒麟图》。[115]

杨士奇诗云：

天香神引玉炉熏，日照龙墀彩仗分。

阊阖九重通御气，蓬莱五色护祥云。

班联文武齐鸥鹭，庆和华夷致凤麟。

对主临轩万年寿，敬陈明德赞尧勋。

明朝郑和下西洋曾经非常关注奇禽异兽。《明史》云：

宣德五年，郑和下西洋，分遣其侪诣古里。闻古里遣人往天方，因使人赉货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经岁，市奇珍异宝及麒麟、狮子、驼鸡以归。[116]

《星槎胜览》卷四云：

天方国，其国自忽鲁谟斯四十昼夜可至，其国乃西海之尽也。……其国王臣深感天朝使至，加额顶天，以方物、狮子、麒麟贡于廷。[117]

值得注意的是，在动物交流中，我们常见到史料中涉及奇禽怪兽，应当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仁兽中的麟，只是传说中的怪物异兽，未尝有此实物。秦汉下迄明代的麒麟，以其形状颇如古籍中所写的麟，因此比附到长颈鹿，而把长颈鹿当作麒麟了。[118]在古代中国同西亚、南亚国家的科技交流史中，就有所谓的麒麟输入中国的记载。

古代中国皇帝并非都贪图玩物，有的皇帝能听取大臣意见，把珍稀动物放回山里。据《资治通鉴》记载：

贞观五年（辛卯，631）十一月丁巳，林邑献五色鹦鹉，丁卯，新罗献美女二人，魏征以为不宜受。上喜曰：“林邑鹦鹉犹能自言寒苦，思归其国，况二女远别亲戚乎！”并鹦鹉，各付使者而归之。[119]

万岁通天元年三月，大食请献狮子。姚寿上《请却大石国（大食）献狮子疏》，云：

狮子猛兽，唯止食肉，远从碎叶，以至神都，肉既难得，极为劳费。陛下以百姓为心，虑一物之有失，鹰犬不畜，渔猎总停，运不杀以阐大慈，垂好生以敷至德。凡在翾飞蠢动，莫不感荷仁恩，岂容自菲薄于身，而厚资给于兽；求之至理，必不然乎！[120]

武则天也听从大臣意见，拒绝外国进献狮子。

又如唐德宗（780—805）即位后，将文单国所献舞象，全部放回“荆山之阳”的山林中。[121]据《宋史·交趾传》记载，宋真宗曾经拒绝驯犀：

大中祥符二年（1009），安南黎龙铤派遣推官阮守疆“以犀角、象齿、金银、纹缡等来贡，并献驯犀一。上以犀违土性，不可豢畜，却不纳。又以逆至忠意，使者既去，以令纵之海澨”。[122]

二、中国的动物输入亚洲各国

中国动物输入日本。

日本自古缺少动物。《三国志·魏书》记载其国“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绵。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123]。到宋代，“畜有水牛、驴、羊，多犀、象”[124]。日本动物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明显是从国外引进的结果。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积极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中日之间的船舶往来不断，一些动物输入日本。根据《日本纪略·醍醐延喜十九》，919年，日本交易唐物使当麻有业，将中国商人鲍置求所赠孔雀献给日本朝廷，并把所交易的唐物，呈送天皇御览。又据《日本纪略·朱雀承平五年九月》，953年，吴越人蒋承勋进献羊数头，日本朱雀天皇赐之以布。938年，蒋承勋又向日本天皇献羊2头。[125]

由于受到本草学和博物学的影响，外国的动植物也不断地船载而入日本。输入新的动植物物种，与日本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有关，也有益于民生。此外，输入的动植物和消遣用宠物等等有关。珍奇的动植物往往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其结果，研究动植物的学问发达起来。人们已注意到，江户后期博物学发展迅速，大概与此不无关系。

将军、大名和富有的商人嗜求珍禽异兽。当时长崎代官高木家藏有《唐兰船持渡鸟兽之图》，以备将军浏览。该图谱详细地把握了动物的特征，物种名称也极其准确。江户时代鸟兽的输入从未间断过。共计输入兽类十几种，鸟类约90种。德川光国、德川吉宗都是积极输入鸟兽的代表人物。德川光国购入了孔雀、青鸾、白鹇、鹦鹉、锦鸡等鸟类和驴、羊、猫、獐、豪猪等兽类，并加以饲养。吉宗曾几次从荷兰购入波斯马和猎犬，也曾购入中国马。[126]

吉宗的买象传为佳话。宽保十三年（1728）六月，广南船运来雄雌大象各一头，当年雌象死去。雄象于次年三月从长崎被步送江户，途经京都时，中御门天皇，灵云上皇得以亲眼目睹大象。五月二十日，大象被护送到江户。江户的百姓争相观看大象。后来，吉宗把大象交由中野村农民源助照管。宽保二年（1742）十二月，雄象病死。[127]

与大象一样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文政四年（1821）运来的骆驼。此外，类人猿、真猿、爪哇鹿、猩猩等动物也运到了日本。

除了珍禽异兽之外，中国船还运来了中国犬（唐犬）、小禽类等一般动物。饲料来自大陆的鹀、金丝雀、黄鸟（莺）、鹪鹩、画眉、孔雀等珍贵鸟类，成为人们的时尚。当时，日本还出版了饲养鸟类的书籍。

中国动物曾经输入朝鲜。

元代末年，张士诚曾经多次遣使朝鲜，试图与朝鲜建立良好的关系。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不乏有这方面的记载。如：

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1363），夏四月，张士诚遣使贺平红贼，献彩段及羊、孔雀。[128]

中国马曾经输入占城。

宋代淳熙二年（1175）九月，宋帝下诏，其中云：“知吉杨（阳）军林宝慈令王三俊指引占城国人公然买马，规图厚利。”占城国王曾经遣人乘船到海南买马，官司严禁买马，占城人“怒回辄劫略人物”[129]。

中国马曾经输入泰国。

在唐代贞观年间，古国陀恒遣使献婆律膏、白鹦鹉时，向唐王朝提出要求，“因丐马、铜钟，帝与之”[130]。

元代，通过对外国赏赐的方式马输入泰国。《元史》记载：

大德三年，暹国主上言，其父在位时，朝廷尝赐鞍辔、白马及金缕衣，乞循旧例以赐。帝以丞相完泽答剌罕言“彼小国而赐以马，恐其邻忻都辈讥议朝廷”，仍赐金缕衣，不赐以马。[131]

中国的动物也传入马来西亚。

永乐九年（1411），满刺加国王率妻子陪臣540余人来朝。这是一个庞大的外交使团，受到明朝政府的热烈欢迎。

将归，赐王玉带、仪仗、鞍马，赐妃冠服。濒行，赐宴奉天门，再赐玉带、仪仗、鞍马，黄金百，白金五百，钞四十万贯，钱二千六百万贯，锦绮纱罗三百匹，帛千匹，浑金文绮二，金织通袖膝褴二；妃及子姪培臣以下，宴赐有差。[132]

永乐帝慷慨大方，对满刺加国王赏赐极多，两次赐给他鞍马，以示恩宠。

据《清史稿·南掌传》，清朝多次赠送骆驼、马、骡等牲畜给南掌国。南掌国，今老挝。

中国的金鱼曾经输入尼泊尔，尼泊尔人因此把金鱼称之为“中国金鱼”[133]。

结　语

中外动物交流是中外科技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交流的主要途径有：朝贡活动和外交使节，商业往来，战争。

中外动物交流具有以下特点：

一、在朝贡活动中，亚洲各国大量的珍稀动物先后输入中国。如麒麟、大象等吉祥动物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名马输入，数量极多，满足了战备的需要，也有利于改良马的品种。

二、中外动物交流存在明显的双向流动，一方面中国的动物大量输出国外，另一方面，中国从国外引入了大量的动物。

三、华侨在中外动物交流中发挥了桥梁作用。如华侨商人把孔雀、羊等动物输入日本，是中外科技交流中的典型事例。

中外动物交流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1.它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动物宝库，也丰富了亚洲其他国家的动物物种。日本是个缺少动物的国家，通过科技交流，日本的动物物种更为丰富。动物交流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动物交流是国际政治关系密切的表现，在交流中推动了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发展，加深了各国人民的感情。

2.外国动物转入中国，对中国人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较大的便利。

果下马原产于朝鲜，是罕见的马匹。这种马，毛褐色，高约三尺，长三尺七寸，体重只有一百多斤，但可拉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斤重的货物。它性勤劳，不惜力、健行且善走滑坡，适合多雨的南方驾役，可称得上动物进化史上的罕见现象。据《罗定志》记载，“果下马，出德庆之泷水者”，“乘之可于果树下行”；“有种马中偶然产之，不可多得，故其价甚贵”。

《岭南代答·禽兽门·二○九·果下马》记载：

果下马，土产小驷也，以出德庆之泷水者为最。高不逾三尺，骏者有两脊骨，故又号双脊马。健而善行，又能卒苦，泷水人多孳牧。岁七月十五日，则尽出其所蓄，会江上驰骋角逐，买者悉来聚观。会毕，即议价交易。它日则难得矣。湖南邵阳、营道等处，亦出一种低马，短项如猪，驽钝，不及泷水，兼亦稀有双脊者。

3.在古代，中国封建统治者不是十分看重贡献的方物价值，而是更加看重朝贡的政治意义。例如《宋史·三佛齐传》记载：绍兴二十六年，三佛齐国王遣使入贡。帝曰：“远人向化，嘉其诚耳，非利乎方物也。”这集中反映了古代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心态。封建君主希望“万国来朝”，以此炫耀其国力强大，满足其虚荣心，宣传其统治的合法性。明成祖朱棣也非常重视朝贡贸易。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动物交流在内的中外科技交流是中外政治交往的副产品。

【注释】

[1]《魏书》卷三○《高句丽传》。

[2]《魏书》卷三○《濊传》。

[3]《旧唐书》卷一九九《百济传》。

[4]欧阳修：《新唐书》卷二二○《东夷传》。

[5]《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

[6]张廷玉：《明史》卷三二○《朝鲜传》。

[7]《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前编，卷上，第28页。

[8]同上书，第34页。

[9]《明史》卷三二○《朝鲜传》。

[10]同上。

[11]同上。

[12]同上。

[13]《明史》卷三二○《朝鲜传》。

[14]（明）余继登：《典故征闻》卷六。

[15]《明史》卷三二○《朝鲜传》。

[16]同上。

[17]《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三《太宗恭定王实录二》，第275页。

[18]黄仁宇：《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李老博士所称中国官僚主义的一个例证》，载《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页。

[19]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九《市马考》。

[20]《明史》卷三二○《朝鲜传》。

[21]《清史稿》卷五二六《朝鲜传》。

[22]陈梧桐：《中国文化通史·明代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23]《明史》卷三二二《日本》。日本史籍将良怀写成怀良亲王。

[24]《明史》卷三二三《琉球传》。

[25]《清史稿》卷五二六《琉球传》。

[26]《宋史》卷四八八《交趾传》。

[27]《宋会要·蕃夷四》。

[28]同上。

[29]《要录》卷一五五。

[30]《宋史》卷四八八《交趾传》。

[31]《元史》卷二○九《安南传》。

[32]《明史》卷三二一《安南传》。

[33]《明史》卷三二一《安南传》。

[34]《明史》卷三二四《占城传》。

[35]《梁书》卷五四《林邑传》。

[36]《旧唐书》卷一九七《林邑传》。

[37]《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环王传》。

[38]《明史》卷三二四《占城传》。

[39]同上。

[40]《明史》卷三一五《老挝传》。

[41]同上。

[42]《清世宗实录》卷八六。

[43]阮元：《研经室续集》卷十。转引自景振国：《中国古籍中有关老挝资料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59页。

[44]梁志明：《源远而流长—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文化交流》，载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

[45]《清史稿》卷五二八《南掌传》。

[46]高伟浓：《走向近丗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47]《隋书》卷八二《真腊》。

[48]《宋史》卷四八九《真腊传》。

[49]《明史》卷三二四《真腊传》。

[50]《后汉书》卷三《肃皇孝兴章帝纪》。

[51]《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52]陈显泗等：《中国古籍中的柬埔寨史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53]《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真腊传》。

[54]《宋会要辑稿》。

[55]《明史》卷三二四《真腊传》。

[56]《新唐书》卷二二二（下）《骠传》。

[57]《元史》卷二○《成宗本纪》。

[58]《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室利佛逝传》。

[59]《旧唐书》卷一九七《诃陵传》。

[60]《新唐书》卷二二二（下）《诃陵传》。

[61]《宋史》卷四八九《闍婆传》。

[62]《明史》卷三二四《三佛齐传》。

[63]《明史》卷三二五《苏门答刺传》。

[64]《明史》卷三二五《须文达那》。

[65]《旧唐书》卷一九七《婆利传》。

[66]《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婆利传》。

[67]《新唐书》卷二二二（下）《陀洹传》。

[68]黎道纲：《陀洹昙陵二国考——唐代泰境古国考》，《南洋问题研究》1999年第4期。

[69]《明史》卷三二四《暹罗传》。

[70]同上。

[71]《清史稿》卷五二八《暹罗传》。

[72]同上。

[73]同上。

[74]《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72页。

[75]张燮：《东西洋考》卷四。

[76]《明史》卷三二五《满刺加传》。

[77]同上。

[78]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58页。

[79]《明史》卷三一五《缅甸传》。

[80]杨长源：《缅甸概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页。

[81]何平：《中南半岛民族的渊源与流变》，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页。

[82]《元史》卷七《世祖四中》。

[83][英]戈·埃·哈威：《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23页。

[84]《元史》卷二一○《缅传》。

[85]《明史》卷三一五《缅甸传》。

[86]余定邦等：《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87]同上书，第134页。

[88]同上书，第144页。

[89]同上书，第149页。

[90]《清史稿》卷五二八《缅甸传》。

[91]同上。

[92]《晋书》卷九七。

[93]《晋书》卷一二三。

[94]《晋书》卷九七。

[95]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34页。

[96]《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97]《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

[98]《册府元龟》卷九六一。

[99]《旧唐书》卷一○四《高仙芝传》。

[100]《旧唐书》卷一九八《天竺传》。

[101]脱脱：《宋史》卷四九○《天竺传》。

[102]《明史》卷三二六《榜葛刺传》。

[103]同上。

[104]《明史》卷三三一《尼八刺传》。

[105]《清史稿》卷五二九《廓尔喀传》。

[106]《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107]《后汉书》卷四。

[108]《旧唐书》卷一九八《波斯传》。

[109]《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波斯传》。

[110]《明史》卷三二六《忽鲁谟斯传》。

[111]同上。

[112]《旧唐书》卷一九八《大食传》。

[113]《册府元龟》卷九七○。

[114]《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115]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26页。

[116]《明史》卷三三二《天方传》。

[117]《星槎胜览》卷四。

[118]张孟闻：《四灵考》，《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36页。

[119]《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

[120]《全唐文》卷一六九。

[121]梁志明：《源远而流长—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文化交流》，载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

[122]《宋史》卷四八八《交趾传》。

[123]《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

[124]《宋史》卷四九一《日本传》。

[125]王心喜：《钱氏吴越国与日本的交往及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3期。

[126]王晓秋：《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一》（历史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

[127][日]大庭修：《江户时代的日中秘话》，东方书店1980年版。转引自王晓秋：《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一（历史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

[128]《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前编卷上，第10页。

[129]《宋会要·蕃夷四》。

[130]《新唐书》卷二二二下《陀洹传》。

[131]《元史》卷二一○《暹传》。

[132]《明史》卷三二五《满刺加传》。

[133]王宏伟：《尼泊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