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丝织技术交流

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丝织技术交流

第五章　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丝织技术交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也是丝织工艺发展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至少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已经开始养蚕缫丝，并用家养蚕丝来纺织。殷商时期，蚕桑丝织业已经相当普遍。西周时期，丝织工业进一步发展，并出现刺绣。秦汉时代，丝织工业日臻成熟，产量剧增，花色丰富，品种繁多，现代丝织品的主要品类在汉代已经基本齐备。纺织是唐代主要的手工业部门。丝织业的中心仍在河南河北地区，那里人民向政府缴纳地庸调，一般都是绫、绢、絁。宋州（今河南商丘）和亳州（今安徽亳州）民间织的绢，质量居全国之首。定州每年常贡的细绫、瑞绫和特种花纹的绫，达到1500多匹，比其他的州高出百倍左右，是重要的丝织工艺品产地。剑南诸州，普遍出产丝织品。益州的锦，尤负盛名。山南、淮南和江南的一些州县，丝织业也比较发达。[1]

明清时期，蚕桑主产区嘉湖地区，在熟蚕上蔟结茧时，蔟下用炭火加温，以使“成茧速而缫丝易”。蔟下加温，丝从蚕口中吐出即干，即所谓“出口干”，这样的丝品质亦较好，深受当时人们的好评。[2]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交往的增加，丝绸成为向这些国家出口的大宗商品，历代封建王朝在馈赠礼物时，也把丝绸作为主要礼品送给各国的统治者和使者。[3]

一、古代中国养蚕缫丝技术在亚洲的传播

中国自古被称为“丝国”，丝织技术闻名中外。中国的养蚕缫丝技术最早传入周边国家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然后向四周扩散开来。(www.guayunfan.com)（一）朝鲜

据《后汉书》记载，汉代朝鲜半岛南部三韩部落中的辰韩，已经“知蚕桑，作缣布”[4]。而辰韩是由秦朝逃民组成的部落，可知朝鲜半岛南部的丝织技术是由他们带入的。[5]

此后，中国的丝织品大量输入朝鲜。《新唐书》卷二二○《新罗传》记载：唐玄宗开元中，新罗王多次遣使入朝。“帝间赐兴光瑞文锦、五色罗、紫纟肃纹袍、金银精器……”

明清时期，中朝关系密切，经济文化交流都比其他国家频繁。当时中国向朝鲜输出绢、布、药材等物。

（二）日本

学者认为：中国纺织技术从乐浪传到日本。[6]

在3世纪的上半叶，曹魏王朝与当时控制20余个小国的邪马台国，不断有使节来往，共达6次之多，魏封该国女王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双方还互有馈赠。景初二年（238），曹魏王朝赐给卑弥呼女王绛地交龙锦5匹，绀地句文锦3匹，白绢50匹及其他物品。[7]

据日本史籍记载，在4、5世纪，倭王曾三次遣使去南朝（宋、齐、梁）；由南朝带回所赠的汉织、吴织及衣缝兄媛、弟媛等长于纺织、缝纫的技术工人，促进了纺织、缝纫技术的发展，改变了《魏志·倭人传》中所说的“用布一幅，中穿一洞，贯头其中”的简陋衣着方式。[8]

4世纪时，不少中国的纺织工、养蚕和缫丝能手、裁缝师、陶工、厨师以及所谓“归化人”等移居日本，几乎带去全部的中国先进工艺技术。

在4、5世纪之交，秦的遗民弓月君（自称秦始皇后裔）率120县人民去日本，被称为“秦人”。秦氏到日本后，主要从事养蚕、制丝，改变了过去口含抽丝的方法，使丝织大为发展，所织的绢帛，质地柔软。[9]

《隋书》云：

故时衣横幅，结束相连而无缝。头亦无冠，但垂发于两耳上。至隋，其王开始制冠，以锦綵为之，以金银缕花为饰。[10]

《新唐书》云：

其俗椎髻，无冠带，跣以行，幅巾蔽后，贵者冒锦；妇人衣纯色裙，长腰襦，结发于后。至炀帝，赐其民锦线冠，饰以金玉，文布为衣，左右佩银蘤，长八寸，以多少明贵贱。

综合上面史料，我们知道中国的丝织技术传入日本后，对日本影响较大，引起了日本服装上的革命，到隋代终于改变了日本人“衣横幅”的习惯，并且使得日本人重视服饰，以服饰来分别各人身份。

《新唐书》又载：

开元初，粟田复朝，请从诸儒受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即鸿胪寺为师，献大幅布为贽，悉赏物贸书以归。[11]

日本使节粟田献大幅布作为礼物，而把赏赐的礼物交换成书籍带回国内。这两则史料都说明了古代日本服饰十分简单，当时还没有掌握丝织技术。

宋代时，日本丝织匠弥三右卫门曾随僧人辨圆入宋，在学习了纺织广东绸和缎子的技术后回国，在博多创制了“博多织”，随后又在京都等地推广，从而使日本的丝织技术有了显著的提高。[12]

明代，中国的丝织品通过朝廷赏赐的方式大量输入日本。

永乐三年（1405），以日本国王源道义捕倭寇献俘，赐九章冕服，……织金文绮罗绢三百七十八匹。明年又赐……王妃……，锦舼丝纱罗绢八十四匹。[13]

（三）琉球

明代封建统治者多次将丝织品赏赐琉球。《明史》卷三二三云：

成祖承大统，诏谕如前。永乐元年（1403）春，三王并来贡。山北王请赐冠带，诏给赐如中山。命行人边信、刘亢赍敕使三国，赐以绒锦、文绮、纱罗。[14]

此后中国丝织品频频输入琉球。

仁宗嗣位，命行人方彝诏告其国。洪熙元年（1425）命中官赍敕封巴志为中山王。宣德元年（1426），其王以冠服未给，遣使来请，命制皮弁服赐之。三年（1428）八月，帝以中山王朝贡弥谨，遣官赍敕往劳，赐罗锦诸物。[15]

清顺治十年（1653），琉球遣使来贡。“赐王印一、缎币三十匹，妃缎币二十匹，并颌定贡期……”[16]

（四）安南

蚕丝由中国南传安南，到唐朝安南民间已普遍养蚕种桑。中国的织造业，在北宋时代，有高度的发展。著名的丝锦传到安南，李朝的宫女很快就掌握了织锦技术。公元968年安南脱离宋朝独立后，为了在丝绸衣料上自给，李太宗曾积极组织宫女学习中国的织锦技术。据越南史书记载，交趾李太宗曾在宫中亲自培训宫女织锦，让她们根据中国锦缎来研究中国的织锦技术。宫女在安南学得织锦技术之后，李太宗即于1040年下诏：“尽发内府所藏宋锦为衣服，颁赐群臣，五品以上锦袍，九品以上绮袍，以示不御中国锦绮也。”[17]李太宗此举，不仅使交趾宫女很快吸收了宋朝的织锦技术，而且解决了交趾官僚阶层的服装衣料问题。

到19世纪，越南工匠仍然向中国学习制造织锦技术。越南史书《皇越地舆志》卷一记载了越南人向中国人学习织锦技术的情况：

香茶县有操芒坊，居富春江东柑之后间，山西、宜春、万春三社地分为三邑，每邑十家，织工十五人，学织于北客，世传古花彩缎锦绣诸花样，皆巧妙。抉宅社织锦为席，俗名蕈席，亦以作帆，其席亦如京北广览席。[18]

该书还谈到广南府的织造，高度评价其技巧，说：“人工精巧，所织绢布绫罗，华彩巧丽，不减广东。”[19]

《清史稿》卷五二七《安南传》记载，清顺治十七年（1660）安南国王黎维祺奉表贡方物，“帝嘉之，赐文绮、白金”。文绮，指华丽的丝织物。

（五）老挝

《新唐书》记载：“道明者，亦属国，无衣服，见衣服者共笑之。无盐铁，以竹弩射鸟兽自给。”[20]道明是古代老挝国名，当时隶属真腊，社会经济非常落后，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人们赤身裸体，国民尚未开化。

《明史》记载：永乐七年（1409），明成祖遣中官杨琳到老挝“往赐文绮”[21]。

侨居老挝的华人和老挝人民互通婚姻，和睦相处，亲如一家。他们还教当地人民“制酒醴、养蚕丝”之法，[22]因此，老挝人民也能织“绵”、“绢”、“绸”，出现了丝绸业。明朝与老挝在经济上开展朝贡贸易。明朝回赠的物品有锦缎、棉纱、丝罗、布匹、靴袜等，还有钞币、象服、文绮和金织等物。[23]

清代中国丝织品亦输入老挝。《清史稿》卷五二八《南掌传》记载，雍正八年（1730），南掌王遣使表贡，“赐之敕谕并文绮等物”。乾隆元年（1736），“赐国王岛孙彩缎、文绮”。

（六）柬埔寨

唐代巨型帆船开到真腊去，带去了大批中国货，深受当地人民的欢迎。营销于柬埔寨的中国货品种很多，其中就有缣帛。[24]宋元时期，中国与柬埔寨的贸易频繁。中方运往柬埔寨的货物中就有绫罗杂缯。真腊的统治者对中国的绯红罗绢、瓦器等等十分喜爱。在朝贡贸易中，宋朝则常以数量更大的礼物回报。如政和六年（1116），赠给真腊的礼品有绯红罗绢达1000匹、绯缬绢200匹，还有瓦器，令庆元府“收买回赐”。此外还有米面酒等食品。[25]明代，中国丝织品继续流入柬埔寨。洪武十六年（1383）“遣使赍勘合文册赐其王。凡国中使至，勘合不符者，即属矫伪，许絷缚以闻。复遣使赐织金文绮三十二、磁器万九千”[26]。

古代中柬两国朝贡贸易，实乃官方贸易，或称“朝贡互市”。柬方的贡品为珍禽异兽（生犀、白雉、大象）、琉璃宝玩、香料、佛像等，中方回赐品多为绸绫诸品。[27]

（七）缅甸

我国古代以丝国闻名于世。秦汉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有两条管道，一是蜀—身毒道，它是我国西南地区古时候对外交通途径缅甸到印度的商道，起自盛产蜀锦的四川成都，经云南西部的大理、永昌，通往缅甸、印度等国。哈威《缅甸史》记载，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以缅甸为商业通道，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弥诺江经曼尼普尔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28]这条丝路最初以传布丝绸为开端的商道，现在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这条丝路起自我国西南，途径缅甸、印度，然后一直西行，至阿富汗与西域“丝绸之路”在木鹿相汇合后，两者合为一道，直通欧洲的地中海。这是一条横贯欧亚两洲，沟通中西交通的大动脉。二是南海道。根据《汉书地理志》下粤地的记载，从我国雷州半岛（今广东徐闻，广西合浦）航海到印度的黄支国（今康契普拉姆）要经过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和夫甘都卢国。其中除了都元国和邑卢没国之外，据中外学者考证，上述几个国家都在今缅甸境内沿海一带。[29]中国海船带去大量黄金和丝绸去交换这些国家的特产：明珠，璧琉璃和奇石异物。这条途径南海传播丝绸的海路就被后人称之为南海“丝绸之路”。

这就是说，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我国的丝绸已经通过陆路和海路，先运到缅甸，然后再从缅甸转运到其他国家。

元代，中国同缅甸的海上贸易有新的发展。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中国海船到下缅甸的沿海城市贸易，以丝绸、瓷器、乐器、金银、铜铁等去换取缅甸的特产象牙、胡椒、稻米等等。

中国丝绸纺织技术很早就传入缅甸，在我国史籍中有“骠国妇女悉披罗缎”的记载。直到近代，缅甸丝织工业区阿摩罗补罗产最名贵的“仑德耶”丝绸，其纺织技术就是中国传过去的。[30]

乾隆五十五年（1790），孟云派遣使节请封和“叩祝万寿”，清高宗回赠礼物，给孟云内库缎20匹，给缅甸使节绫、罗、绸、缎等物。[31]

（八）暹罗

中国丝织品深受泰人的欢迎。

在物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经由海道最早输向泰国地区的货品是誉满全球的丝绸。《汉书·地理志》卷二八“奥地”条记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赉黄金、杂缯（丝织品）……”据暨南大学朱杰勤教授考证，邑卢没国即今日泰国暹罗湾内的叻丕。宋代赵汝适《诸藩志》也提到凌牙斯加（即今日泰国的北大年）输入中国的绫绢。到了元代，泉州（国外称刺铜城）成为世界著名商港，出口货物以丝、缎为主，如苏杭五色缎、绢、布（花布、青布）、丝，其中以泉州的刺铜缎（泉缎）最受国外欢迎和赞许。汪大渊《岛夷志略》则记载了今日泰国中北部的暹国从中国输入青布。位于华富里的罗叻则是印花布，叻丕地区的罗卫乃是狗迹绢（“狗迹”是外语的对音，是一种有金花之丝织物）。这些丝绸棉布输入泰国，不仅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成为人民常用衣着，而且使元代丝绸外销之外还增加了布类出口的记载。

以华贵绚丽为世瞩目的中国丝绸，不仅作为商品，而且还是皇帝的外交礼品。元代皇帝给贡使的回赐礼品不是丝织品，而是现成的衣服。《元史》记载元贞二年（1296）“赐金齿、罗斛来朝人衣”。明朝皇帝对暹罗使节的赏赐既有衣服，也有丝织物。《明史》记载了洪武四年（1371）“赐暹罗国王参烈昭昆牙织金、纱、罗、文绮和使者衣一袭”。《星搓胜览》里记录了中国的色绢、花绢、色缎、锦缎、缎匹等丝织品输入暹罗的情况。

在朝贡活动中，中国封建统治者多次把丝绸织品赏赐给暹罗王。如《明史》记载：“永乐元年又遣副使闻良辅、行人甯善，赐其王绒、绵、织金文绮、纱罗。”[32]《清史稿》卷五二八《暹罗传》记载：康熙四年（1665），暹罗国王遣使入贡，“帝锡国王缎、纱、罗各六，金缎、纱、罗各四，王妃各减二”。

清代顺治年间，郑成功每年同暹罗贸易，有生丝和熟丝、糖及瓷器。[33]

（九）马来西亚

中国的丝织品曾经多次通过赏赐等形式输入马来西亚。据《明史》记载，永乐九年（1411），满刺加国王率妻子陪臣等来贡，明成祖给予他们大量赏赐，“赐王金肃龙衣二袭、麒麟衣一袭、金银器、帷幔衾裯悉具，妃以下皆有赐”。在他们回国时，又“赐妃冠服”。[34]对急兰丹国王来贡，也赐以丝织品。《明史》云：“急兰丹，永乐九年，王麻哈刺查苦马尔遣使朝贡。十年命郑和赍敕奖其王，赉以锦绮、纱罗、彩帛。”[35]

（十）文莱

《宋史》卷四八九《勃泥传》记载：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勃泥国王向打遣使入贡，“诏馆其使于礼宾院，优赐以遣之”。列传虽未列出所赐物，但可推断有文绮之类丝织品。

明代中国的丝织品多次输入渤尼（今文莱），其主要途径就是明代皇帝的赏赐。下面一则《明史》史料4次提到明帝赏赐丝织品：

永乐三年冬，其王麻那惹加那遣使入贡，乃遣官封为国王，赐印诰、敕符、勘合、锦绮、彩币。王大悦，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来朝。次福建，守臣以闻。遣中官往宴赉，所过州县皆宴。六年八月入都朝见，帝奖劳之。王跪致词曰：“陛下膺天宝命，统一万方。臣远在海岛，荷蒙天恩，赐以封爵。自是国中雨旸时顺，岁屡丰登，民无灾厉，山川之间，珍奇毕露，草木鸟兽，亦悉蕃育。国中耆老咸谓此圣天子覆冒所致。臣愿睹天日之表，少输悃诚，不惮险远，躬率家属陪臣，诣阙献谢。”帝慰劳再三，命王妃所进中宫笺及方物，陈之文华殿。王诣殿进献毕，自王及妃以下悉赐冠带、袭衣。帝乃飨王于奉天门，妃以下飨于他所，礼讫送归会同馆。礼官请王见亲王仪，帝令准公侯礼。寻赐王仪仗、交倚、银器、伞扇、销金鞍马、金织文绮、纱罗、绫绢衣十袭，余赐赉有差。十月，王卒于馆。帝哀悼，辍朝三日，遣官致祭，赙以缯帛。东宫亲王皆遣祭，有司具棺椁、明器，葬之安德门外石子冈，树碑神道。又建祠墓侧，有司春秋祀以少牢，谥曰恭。赐敕慰其子遐旺，命袭封国王。……王辞归，赐玉带一、金百两、银三千两及钱钞、锦绮、纱罗、衾褥、帐幔、器物，余皆有赐。[36]

永乐八年（1410）渤尼王再次遣使入贡，得到大批赏赐：

八年九月遣使从谦等入贡谢恩。明年复命谦赐其王锦绮、纱罗、彩绢凡百二十匹，其下皆有赐。十年九月，遐旺偕其母来朝。命礼官宴之会同馆，光禄寺旦暮给酒馔。明日，帝飨之奉天门，王母亦有宴。越二日，再宴，赐王冠带、袭衣，王母、王叔父以下，分赐有差。明年二月辞归。赐金百，银五百，钞三千锭，钱千五百缗，锦四，绮帛纱罗八十，金织文绣、文绮衣各一，衾褥、帏幔、器物咸具。自十三年至洪熙元年四入贡，后贡使渐稀。[37]

（十一）印度

在印度的《政事论》一书中，谈到印度的丝来自中国。《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天竺传》记载：唐玄宗以锦袍赐给南天竺。《宋史》卷四九○《天竺传》记载：天圣二年（1024）九月，西印度僧爱贤、智信护等来献梵经，各赐紫方袍、束帛。五年（1027）二月，僧法吉祥等五人以梵书来献，赐紫方袍。

《明史》中谈到中国与印度各国的交往，中国的丝织品输入其国。明代，印度出现了许多国家。《明史》卷三二六《古里》云：

古里，西洋大国。西滨大海，南距柯枝国，北距狼奴儿国，东七百里距坎巴国。自柯枝舟行三日可至，自锡兰山十日可至，诸蕃要会也。永乐元年命中官尹庆奉诏抚谕其国，赉以彩币。其酋沙米的喜遣使从庆入朝，贡方物。三年达南京，封为国王，赐印诰及文绮诸物，遂比年入贡。郑和亦数使其国。[38]

古里，即今印度西海岸的科泽科德。

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多次经过南印度半岛的柯支国。柯支国就是现在的科钦。《明史》卷三二六记载明使尹庆奉命出使柯支国将丝织品赏赐国王的史实：

永乐元年，遣中官尹庆赍诏抚谕其国，赐以销金帐幔、织金文绮、彩帛及华盖。六年复命郑和使其国。九年，王可亦里遣使入贡。十年，郑和再使其国，连二岁入贡。[39]

南渤利也是古代印度的一个国家，曾遣使中国，受到明朝成祖皇帝的赏赐：

永乐十年，其王马哈麻沙，遣使附苏门答刺使入贡。赐其使袭衣，赐王印诰、锦绮、罗纱、彩币。[40]

南巫里亦是古代印度的一个国家。永乐九年（1411），南巫里遣使贡方物，明成祖“赐其王金织文绮、金肃龙衣、销金帏幔及伞盖诸物，命礼官宴赐遣之”[41]。

“沙里湾尼，永乐十四年遣使来献方物，命郑和赍币帛还赐之。”[42]

在长期的交往中，中国的丝织品大量输入其地。

（十二）尼泊尔

唐代，中国与泥婆罗（今尼泊尔）有交往。《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记载：贞观年间，唐太宗遣李义表出使天竺，经过其国。泥婆罗人“一幅布蔽身，日数盥浴”。列传上未见中国丝织品输入泥婆罗的记载。

明代，中国的丝织品通过赏赐的方式输入尼泊尔。洪武二十三年（1390），尼八刺王遣使来贡，明太祖赐予红罗伞。永乐十六年（1418），尼八刺遣使来贡，明成祖“命中官邓诚赍玺书、锦绮、纱罗往报之”[43]。

清尼战争后，廓尔喀向清王朝进贡，清朝“复赏锦缎各四疋，廓尔喀益感服，受约束”[44]。

（十三）土耳其

内地丝织品的西传，有两条主要的途径，一是通过贸易，二是中原王朝君主对突厥的馈赠和赏赐。丝织品输入突厥后，首先改换了突厥贵族的衣装服饰。公元628年，唐玄奘到达碎叶城时，遇到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见他“戎马甚盛，可汗身着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辫发，围绕左右”[45]。

在历史上，一条沟通东西方文明交往的丝绸之路把中土两国紧紧相连，不仅沟通了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而且促进了中土两国人民的经贸往来。丝绸是最早的国际贸易商品，而中国则是蚕桑丝绸的发源地，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丝绸远销到了土耳其等地。由于中国的丝绸精致典雅，再加上路途遥远，险阻重重，所以成功运抵的丝绸自然身价不菲，珍同珙璧。因此土耳其人非常喜爱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视他们为世界之宝。[46]

（十四）伊朗

中国丝绸是最受古代伊朗人民欢迎的商品。当时由于海路交通不发达，东西方交通必须经过伊朗的厄尔布土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地带。这样，波斯人便逐渐掌握了中国与西方（罗马帝国等）之间的贸易情况，包括丝绸业。传说中国丝绸的西传亦得力于波斯人。公元550年，东罗马皇帝尤斯提尼阿奴斯决意在东罗马创建缫丝业。当时有两名曾经到过中国的波斯僧侣向东罗马皇帝讲述了他们在中国见到的养蚕和缫丝的过程。皇帝令他们设法把中国蚕茧带至东罗马。两位波斯僧侣不负重托，后来果以通心竹杖藏蚕卵，把蚕卵运到东罗马献给皇帝。这样，蚕丝业便传入欧洲。[47]

（十五）撒马尔罕

古代中国的丝织技术还传入中亚地区。撒马尔罕是西辽统治下十分富庶的河中府首府，繁华列居中亚之首。1221年到达撒马尔罕的常春真人邱处机，看到“汉人工匠杂处城中”。手工业特别是丝织业、造纸业、陶瓷业，大多依靠汉人工匠，所以相当发达。汉族的手工业在中亚各城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人数十分可观。[48]

明代，中国与撒马尔罕有着密切的往来。《明史》卷三三二《撒马尔罕传》记载：“宣德五年秋、冬，头目兀鲁伯米儿咱等遣使再入贡。七年遣中官李贵等赍文绮、罗锦赐其国。”明廷还采取“绢马贸易”、“绢石贸易”方法。《明史·撒马尔罕传》云：“景泰七年贡马驼、玉石。”礼官言：“旧制给赏太重。今正、副使应给一等、二等赏物者，如旧时。三等人给彩缎四表里，绢三匹，织金纟宁丝衣一袭。其随行镇抚、舍人以下，递减有差。所进阿鲁骨马每匹彩缎四表里、绢八匹，驼三表里、绢十匹，达达马不分等第，每匹纟宁丝一匹、绢八匹、折纱绢一匹，中等马如之，下等者亦递减有差。”制可。对所贡玉石，“每五斤赐绢一匹”。

（十六）大食

怛罗斯战争之后，中国唐代有不少士兵被大食军队俘虏，杜环也在被俘者之列。他游历大食各地，亲眼看到了许多华人工匠。在《经行记》中他写道：“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澴、吕礼。”[49]

巴士拉学者扎希兹（776—868）编纂的《商务的观察》开列了从世界各地输入巴格达的货品，其中从中国输入的货物有丝绸、瓷器、纸、墨、鞍、剑、香料、麝香、肉桂，动物中有孔雀等等。伊本·忽尔达兹比赫在《道里郡国志》的《入中国道里续志》一节中，也列举了中国输往阿拉伯世界的商品名目，计有白绸、彩缯、金花锦、瓷器、麻醉药物、麝香、沉香木、马鞍、貂皮、肉桂、姜。[50]丝绸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

永乐十年（1412），明成祖命郑和出使西洋，赐给忽鲁谟斯王锦绮、彩帛、纱罗，“妃及大臣皆有赐”[51]。

中国的丝绸大量输入到西亚，中国的纺织技术，甚至纹饰也传入西亚。如15、16世纪的伊朗丝织、毛纺织业中，凤凰、龙、麒麟等中国吉祥如意的图案都一再出现，凤凰图像的豪放已经足以与中国同行媲美。在克尔曼等地的织物中，云纹已经发展成设计巧妙的纹饰。同一时期，中国的牡丹、芍药等植物也成为伊朗莲花、忍冬纹和团花纹饰吸收的图案。[52]

由于引进中国技术人员，中国独特的丝织技术在美索不达米亚开花结果，广为流传。[53]

二、丝织品“反馈”到中国

亚洲各国在学习中国缫丝技术的基础上，在丝织方面取得明显进步，有的国家还把丝织品“反馈”到中国。

（一）朝鲜

新罗与大唐关系密切，新罗的织锦曾经输入中国。《旧唐书》卷一九九《新罗传》云：

大历二年，宪英卒，国人立其子干运为王，仍遣其大臣金隐居奉表入朝，贡方物，请加册命。三年，上遣仓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归崇敬持节赍册书往吊册之。以干运为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仍册干运母为太妃。七年，遣使金标石来贺正，授卫尉员外少卿，放还。八年，遣使来朝，并献金、银、牛黄、鱼牙、朝霞等。九年至十二年，比岁遣使来朝，或一岁再至。[54]

朝鲜人养蚕织锦也很出色，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贸易”条云“凡漆缯帛，皆多华好”，即是很好的证明。朝鲜人在唐宋时期多次把织锦输入中国，表明朝鲜的织锦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新唐书》记载新罗献织锦：

高宗永徽元年，攻百济，破之，遣春秋子法敏入朝。真德织锦为颂以献，曰：“巨唐开洪业，巍巍皇猷昌。止戈成大定，兴文继百王。统天崇雨施，治物体含章。深仁谐日月，抚运迈时康。幡旗既赫赫，钲鼓何锽锽。外夷违命者，翦覆被天殃。淳风凝幽显，遐迩竞呈祥。四时和玉烛，七耀巡万方。维岳降宰辅，维帝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唐家唐。”帝美其意，擢法敏太府卿。[55]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朝鲜人在学习中国织锦技术的基础上，造出了高级丝绸，吸引了各国商人前来朝鲜贸易，以龙齿、占城香、没药等来换取朝鲜高级丝绸。[56]

1644年4月，后金改国号“清”。清以朝鲜败盟，出兵朝鲜，再次攻占朝鲜后，敕令朝鲜“每年进贡一次，其方物黄金百两、白金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貂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千包、水獭皮四百张、青黍皮三百张、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大纸千卷、小纸千五百卷、五爪龙席四领、花席四十领、白苎布二百疋、绵绸二千疋、细麻布四百疋、细布万疋、布四千疋、米万包”[57]。朝鲜的绵绸，被清廷指定为贡品，说明朝鲜丝织技术成熟，其技术含量较高。

（二）安南

安南丝织品曾经“反馈”到中国，是在宋元时期。

《岭外代答》卷六《安南绢》记载：“安南使者至钦，太守用妓乐宴之，亦有赠于诸妓，人以绢一匹，绢粗如细网，而蒙之以棉。交人所自着衣裳，皆密绢也，不知安南如网之绢何所用也。余闻蛮人得中国红紽子，皆拆取色丝，而自以织衫。此绢正宜拆以其丝耳。”

据《元史》记载：世祖中统元年（1260）十二月，以孟甲为礼部郎中，充南谕使，李文俊为礼部员外郎，充副使，“持诏往谕之”。中统三年（1262）九月，世祖以西锦三、金熟锦六赐之，再次下诏曰：“卿既委质为臣，其自中统四年为始，每三年一贡，可选儒士、医人及通阴阳卜筮、诸色人匠各三人，及苏合油、光香、金、银、朱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象牙、绵、白磁盏等物同至。”[58]元廷指定安南把“绵”作为贡品之一。

（三）日本

日本丝织品“反馈”中国，是在明代。

日本天正年间（1573—1592），明织匠至日本堺市，传入纺造纹纱、绉纱类的技术，一时产品大受欢迎。不久，这些技术又传到京都，从此奠定了西阵机织业兴盛的基础。[59]

在纺织品方面，日本的倭缎和兜罗绒，是日本对明贸易中的贡品，“杭州纺织局工亦为之”[60]。又据说江户时代日本染色工艺很精，不褪色。因而中国商人多把白布运到长崎染色，然后运销各地。这些说明，日本从平安时代后期直到江户时代，在生产力、科学技术、工艺的发展水平上有长足的进步。至明代有些领域可与中国媲美，甚至超过，才使过去从中国学去的东西又对中国进行反馈。[61]

（四）印度尼西亚

中国种植桑树和养蚕织绸的方法传入印尼，并成为当地的家庭手工业。15世纪初期，在苏门答腊北部亚齐，种植桑树、养蚕，但是人们不会缫丝，只会做棉。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亚齐已能够出口自制的丝绸了。苏门答腊还有一种闻名于世的金钱花裙，它不同于爪哇的印染花裙。它用丝线先织成丝布，再用金钱纹形编织上绚丽多彩的印尼民族图案。据说，巨港妇女的这些手工织锦技术，开始时受到中国的影响。[62]

结　语

在古代，中国的丝织品大量输入到亚洲各国，主要途经有二，一是民间贸易，二是中国封建王朝的赏赐。这些丝织品的输出，满足了各国社会的需要。

亚洲有一些国家掌握了中国先进的丝织技术，他们把精美的丝织品“反馈”到中国。如安南绢、日本的倭缎、兜罗绒和朝鲜的织锦、绵绸。印度尼西亚的金钱花裙，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其手工织锦技术受到中国的影响。

在中国丝织技术对外传播方面，华侨起了重大作用。华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奔赴不同的地方，传播丝织技术。有的人留下了姓名，如在大食的“河东人乐澴、吕礼”，但是更多的人默默无闻。

【注释】

[1]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页。

[2]张明、于井尧：《中国科技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3]杨保筠：《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4]《后汉书》卷一一五《东夷传》。

[5]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6]夏应元：《相互影响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7]《三国志》卷三○《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

[8]夏应元：《相互影响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0页。

[9]同上书，第310—311页。

[10]《隋书》卷八○，《倭国传》。

[11]《新唐书》卷二二○《日本传》。

[12]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62页。

[13]（明）王士贞：《弇山堂别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1页。

[14]《明史》卷三二三《琉球传》。

[15]《明史》卷三二三《琉球传》。

[16]《清史稿》卷五二六《琉球传》。

[17]《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二《李太宗纪》。

[18]《皇越地舆志》卷一《顺化》。

[19]陈玉龙：《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98页。

[20]《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真腊传》。

[21]《明史》卷三一五《老挝传》。

[22]《清史稿》卷五二八《南掌传》。

[23]梁志明：《源远而流长—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文化交流》，载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88页。

[24]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3页。

[25]梁志明：《源远流长——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文化交流》，载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99页。

[26]《明史》卷三二四《真腊传》。

[27]陈玉龙：《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9页。

[28][英]哈威：《缅甸史》，姚楠译，陈炎校订，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51页。

[29]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30]同上书，第33页。

[31]余定邦等：《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32]《明史》卷三二四《暹罗传》。

[33]葛治伦：《1949年以前的中泰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1页。

[34]《明史》卷三二五《满刺加传》。

[35]《明史》卷三二六《急兰丹传》。

[36]《明史》卷三二三《浡泥传》。

[37]同上。

[38]《明史》卷三二六《古里传》。

[39]同上。

[40]《明史》卷三二六《南渤利传》。

[41]《明史》卷三二六《南巫里传》。

[42]《明史》卷三二六《沙里湾尼传》。

[43]《明史》卷三三一《尼八刺传》。

[44]《清史稿》卷五二九《廓尔喀传》。

[45]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

[46]黄维民：《土耳其人》，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223页。

[47]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0页。

[48]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1页。

[49]《通典》卷一九三。

[50]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51页。

[51]《明史》卷三二六《忽鲁谟斯传》。

[52]林延青、李梦芝：《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84—585页。

[53]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54]《旧唐书》卷一九九《新罗传》。

[55]《新唐书》卷二二○《新罗传》。

[56]陈玉龙：《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57]《清史稿》卷五二六《朝鲜传》。

[58]《元史》卷二○九《安南传》。

[59]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台湾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481页。

[60]《天工开物·乃服》。

[61]夏应元：《相互影响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9页。

[62]林延青、李梦芝：《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