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制瓷技术交流

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制瓷技术交流

第六章　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制瓷技术交流

中国的手工业生产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在世界上享有盛名。陶器是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明和定居生活的需要而出现的，是新石器时代最具特色的手工业门类。相传我国古代神农氏“耕而作陶”，正是这一史实的反映。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仰韶文化的典型器形有钵、碗、盆、罐等，此外还有陶纺轮、陶网坠、陶刀等生产工具。仰韶文化的彩陶是陶器中的艺术精品。[1]到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制陶技术有明显的进步。山东龙山文化的黑陶，以造型美观、纹饰精细、器形多样而著称。良渚文化陶器以黑皮陶和夹砂灰黑陶居多，制作以轮制为主，同样具有器形浑圆、规整、胎薄等特点。这些技术成就，为后来陶瓷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商代在制陶的基础上发明了青瓷器，这是中国瓷器的起源。随着瓷器工艺的改进和质量的提高，逐步赶上并取代了陶器。

早在西周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公室都拥有各种手工业作坊，有众多的具有专门技艺的工匠，号称为“百工”。这些作坊和工匠，都由官府管理。陶瓷器的制作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瓷器的制作技术在唐代有很大的进步。越州的青瓷类玉类冰，邢州的白瓷类银类雪。洪州的名瓷酒器和茶具，深受人们的喜爱。饶州浮梁昌南镇（今景德镇）的瓷器从唐初以来，相传有“假玉器”之称。[3]长沙铜官镇的瓦渣坪窑，能在青釉下烧出褐绿色彩的花纹，还可以在白釉或青黄釉下画绿彩。这证明釉下彩的技法在唐代已经应用起来。

陶瓷器很早就出国。从唐以后，我国的瓷器已出口东西方国家，并将其制作技术传到东南亚、日本和阿拉伯等国家。在东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古代遗址以及在印尼海域发现的唐代沉船中，都发现了长沙窑生产的瓷器。[4]宋明时期，中国陶瓷更是远销海外诸国。

一、古代中国瓷器大量输入亚洲各国(www.guayunfan.com)古代中国陶瓷器大量输入朝鲜、日本等地。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四耳壶、六角壶等器。[5]同样，许多日本古墓出土了公元4世纪时期与中国同样质地、造型、纹饰的瓷器、陶器等。经考证，这里面既有从中国直接输入的，也有东渡的中国工匠在日本本土上所造的。[6]

瓷器输入占城。

宋与占城民间贸易的规模更大，“占城、大食之民，岁航海而来，贾于中国者多矣”[7]。占城商人经常往返于两国港口之间，运来各种香药，换回所需要的中国货物。宋代商人也络绎不绝地前往占城贸易，有的华商寓居于占城，并与当地妇女通婚。宋商运去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铅、锡、酒、糖等，丰富了占城人民的物质生活，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8]

元朝与占城的贸易往来频繁。《安南志略》云：“占城国。立国于海滨，中国商舟泛海往来外藩者，皆聚于此，以积薪水，为南方第一马头。”[9]

郑和下西洋，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中国与占城等东南亚国家经贸往来的大事。随同郑和船队出访的马欢著《瀛涯胜览》，谈到了占城国以及商品交换：

其国……在广东海南大海之南，自福建福州府长乐县五府门开船，往西南行，好风十日可到。其国南连真腊，西接交趾界，东北俱临大海。国之东北百里，有一海口，名新州港。岸有一石塔为记，诸处船只到此舣舶登岸。岸有一寨，番名设比奈，以二头目为主。番人五六十家居内以守港口。去西南百里，到王居之城，番名曰占城。……其买卖交易使用七成淡金或银。中国青瓷盘碗等品，宁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则将淡金换易。常将犀角、象牙、伽蓝香等物进贡中国。[10]

中国陶瓷输入老挝。

老挝陶器制造曾经受到中国的影响，在帕昭塞耶谢答第王朝在万象营建都城时开始制陶。古代的陶窑区即位于万象市郊，离市区大约3公里的塔德—万象公路旁。陶窑遗址表明：四处散布着大量烧制过程中损坏的陶器残片，其中且混杂着中国瓷器残片。例如：用兰靛花纹和用橙黄色及红色描绘的器皿，还有明清两代的瓷器。有些瓷器形态近似中国式样。史家分析，可能在陶器生产中有中国工匠前来协助或给予技术指导。在中老两国人民交往史上，华侨曾作出积极的贡献。[11]

陶瓷输入柬埔寨。

唐代，中国与柬埔寨通商，中国许多货品营销于柬埔寨，特别是泉州的青瓷器和明州的草席，更受柬埔寨人的欢迎。[12]宋元时期，中国陶瓷大量输入柬埔寨。

《真腊风土记》在“贸易”、“欲得唐货”等节中，记载了华商在当地贸易和唐货（中国商品）在柬交易的情况，内容颇为丰富、翔实。他写道：“国人交易，皆妇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必先纳一妇人者，兼亦利其能买卖。”当地“不出金银，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今江苏仪征）之锡镴、温州之漆盘、泉处之青瓷器、及水银、银球、纸劄、硫黄”。周达观还提及真腊百姓日用品也广泛使用中国货。[13]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中柬通商贸易的发展。

洪武十六年（1383），明朝使团给吴哥国王织金文绮32匹，瓷器19万件。[14]明初，严格实施朝贡制度，限制私商贸易，甚至实行“海禁”政策，但对外民间贸易虽受影响却没有停止。中柬民间贸易往来仍较频繁。每年冬春，中国商船乘东北季风从浙闽粤赴柬，夏秋季节利用西南信风回航。运往柬埔寨的货物主要有金银、烧珠、绫罗杂缯、瓷器、糖果等。[15]

陶瓷器输入菲律宾。

宋元以来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瓷器贸易已很发达。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考古学家拜耶尔、福克斯等在吕宋岛的卡拉塔干发掘了1300多个墓葬。出土的陶瓷器达1135件，其中80%来自中国。品种有瓷碗、碟、盘、瓶、长颈水瓶、壶、瓮、罐、碗盖等。

中国陶瓷器畅销菲律宾原因主要有三，菲律宾瓮葬风俗是最重要原因之一。其次，菲律宾内地各部落以拥有多少中国瓷器（多为宋、明瓷器）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并以中国瓷器作为世代相传的传家宝。第三是日常生活中需要陶器作为餐具饮具和家庭摆设品。各种宗教仪式，也需要瓷器。[16]

《明史》记载，在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东王和西王等人组成340余人的大型使团来华朝贡。永乐帝“赐引诰，袭衣冠带及鞍马，仪仗器物，其从者亦赐冠带有差”[17]。这里提到的“器物”，笔者以为其中应有陶瓷器。

元明清时期，中国陶瓷器大量输入泰国。

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了中国瓷器输出有50多个地区。罗卫（今叻丕）“贸易之货……青白碗”，罗叻（今华里富）“货用青瓷”，这两个地区分别位于今日泰国沿海一带。所谓青器，乃是指浙江省各窑包括处州府龙泉县窑在内的产品，或简称处器。出口泰国的这些青瓷器，后来都产自江西、广东、福建，已不限于处州所产的青白瓷器了。元代的青白瓷器在质量方面上不及宋，下不及明，但很受泰国人民的欢迎，原因是元瓷一般体重质坚，有益于实用。据《明实录》记载，公元1383年明朝一次运往占城、暹罗、真腊等地的瓷器共有19000件。1983年，在泰国湾锡昌岛附近海底，发现距今500年之久的中国商船，船上装有大量中国瓷器及其他物品。[18]

朱杰勤认为：“龙泉的青花瓷始于宋代，有七百年历史，是中国外销的最好瓷器。14世纪中期，龙泉的青花瓷已输入暹罗，暹罗大为欢喜，因此，派使团到中国邀请龙泉工人，中国工人挟技术而来，定居于此，推动了暹罗的青瓷生产。”[19]

明代郑和下西洋，把中国的青通和青花瓷器与当地人民交换价值相当的土产品。据《敕封天后志》记载，太监郑和于永乐元年（1403）曾到达暹罗国。《明史》记载永乐六年（1408）中官郑和出使暹罗。第二次下西洋到达泰国海湾后，郑和除了将一部分丝绸、瓷器、铁器作为礼物赠给暹罗的王公大臣外，大部分货物“用小船去做买卖”。同时收购当地的胡椒、谷米、香料等土特产品。

中国的陶器输入琉球。

琉球是东亚的一个岛国。中国与琉球的交往只是在元明两朝。中琉两国真正建立起外交关系则是在明朝。在明清时期，中琉两国关系密切，科技交流频繁。

洪武七年（1375），琉球来贡，得到明廷的赏赐，赏赐品中就有陶器：

七年冬泰期复来贡，并上皇太子笺。命刑部侍郎李浩赍赐文绮、陶铁器，且以陶器七万、铁器千，就其国市马。九年夏，泰期随浩入贡，得马四十匹。浩言其国不贵纨绮，惟贵磁器、铁釜，自是赏赉多用诸物。[20]

中国的陶瓷制品输入马来西亚。

在明代，大泥（吉兰丹）居民“盛食无器，并以竹编贝多叶贮之。食毕辄弃捐”[21]。但是在同中国贸易关系密切的柔佛，“王用金银器盛食，民家瓷器，都无匕筋，以手占之而已”[22]。宋元以来中国金银器和青白花瓷器等已经大量输往马来半岛各国，这些瓷器当为中国所制造者。1954年在柔佛发掘了一批中国古代文物，计有铜器25件，瓷器33件，这些瓷器多为明代宣德隆庆万历和嘉靖年间江西景德镇的产品，它们可以作为上述历史文献的佐证。[23]

中国瓷器输入新加坡。

根据马来纪年的记述，僧伽补罗大约建于13世纪后半期，是个封建制的国家。国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拥有一支武装船队，管理着过往的船只，控制着国内外商业贸易。当时僧伽补罗的商业繁荣，来自各方的商人和货物不可胜数。其中有阿拉伯商人和印度商人运来的纺织品和珍贵物品，也有来自中国的赤金、青缎、花布、瓷器，以及东南亚地区汇集来的香料、胡椒和玳瑁等。[24]

中国的瓷器还输入到南亚各国。

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里现在还珍藏许多中国宋代青瓷器皿、钱币等。[25]斯里兰卡与中国的古代贸易往来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7世纪以后，贸易关系更加密切，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5世纪。斯里兰卡向中国出口珍珠、宝石、象牙、瓤嵌工艺品和草药，中国向斯里兰卡出口或通过斯里兰卡转口丝绸、青瓷盆碗等。16世纪以后，欧洲帝国主义者入侵斯里兰卡，使中斯贸易中断。[26]

在历史上，一条沟通东西方文明交往的丝绸之路把中土两国紧紧相连，不仅沟通了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而且促进了中土两国人民的经贸往来。丝绸和瓷器是最早的国际贸易商品，正是通过丝绸之路，瓷器远销到了土耳其等地。由于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精致典雅，再加上路途遥远，险阻重重，所以成功运抵的丝绸和瓷器自然身价不菲，珍同珙璧。因此土耳其人非常喜爱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视他们为世界之宝，亲切地称瓷器为“绥尼”，意思为“中国的”。[27]

现在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院中藏有来自中国的名贵瓷器1万多件，分别为宋、元、明、清各朝代的产品。陈列馆内有一只明朝烧制的白底蓝花的瓷碗，其上有苏东坡的《赤壁赋》全文及苏东坡游赤壁的图画。据云，自从中国瓷器传道土耳其后，宫廷里就用瓷器餐具招待尊贵的外国客人，而在这之前，都是用金质餐具。托普卡帕宫里最为精彩的储藏，是中国的瓷器，人们称为“中国陶瓷的宝库”。陈列室摆满了中国的陶瓷，有色彩醒目的造型美观的元末明初的大碟、大钵，有元朝时代出产的各种类型的青瓷。据云，完整的中国元代青花瓷在世界上约有200件，这里就有80件。

博物院里还有一副描绘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谟德二世宴请外国使节的图画，席上使用的全部都是来自中国的瓷器。因此，今日土耳其语里“中国”一词和“瓷器”是同一个词（Cini）。这是中土两国友好往来的见证。[28]

中国瓷器以精美雅致而著称于世。在伊朗各地几乎都有中国历代瓷器出土，这表明在古代中国瓷器经由海陆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到伊朗。伊朗人民珍视这些来自中国的珍品。伊朗历代帝王都大宗地订购中国瓷器，其中尤以萨法维王朝（1502—1735）更为突出。至今在伊朗各博物馆保存的中国明代生产的瓷器，其数量之巨，品种之多以及内容之丰富，实属罕见。[29]

瓷器如何从中国运至遥远的地方？《万历野获编》作者沈德符为我们介绍了他的耳闻目睹。“贡使回国，即瓷器一项，多至数十车”。其具体过程是：“则初买时，每一器内纳少土，及豆麦少许。垒数十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芽，缠绕胶固。试投之荦确之地，不损破者，始以登车。临装驾时，又从车上掷下数番，其坚韧如故者，始载以往。”[30]

二、中国的制瓷技术非常发达，传播到周边国家，许多国家仿制陶瓷器

古代中国制瓷技术传播到朝鲜，对朝鲜影响很大。

中国定州窑的制瓷技术曾传入高丽。据1123年出使高丽的北宋官员徐兢在其回国后所著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中所记载：“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高丽青瓷，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酒尊之状如瓜，上有小盖，面为荷花伏鸭之形。复能作碗、碟、杯、瓯、花瓶、汤盏，皆窃仿定器制度。”[31]这里所说的定器，是指中国北方的定州窑（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燕山村等地）瓷器。定窑瓷器釉色洁白，多装饰有精美的印花刻花和划花，在北宋时期是最负盛名的瓷器之一。中国定窑制瓷技术东传高丽，是通过辽朝途径传播的。据徐兢记载，“闻契丹降虏数万人，其工技十有一择其精巧者，留于王府，比年器服益工”[32]，高丽通过契丹人吸收了定州窑的制瓷技术。

据《高丽国经》描述，高丽青瓷系“翡色”，“制作工巧，色泽尤佳”。

高丽青瓷受宋越州窑等的影响，按还原焰的窑法进行生产。汉城梨花女子大学博物馆收藏的（宋太宗）淳化四年铭壶，仍然带有唐代瓷器的灰绿色，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青瓷。据《高丽图经》推算，高丽青瓷生产大约开始于11世纪中叶。约在12世纪初，可能是受到镶嵌漆器的启发，出现了镶嵌青瓷。镶嵌青瓷纹饰的题材，多为含有佛教影响，野趣浓厚的野菊、云鹤、蒲柳水禽等。除纯青瓷、镶嵌青瓷外，还有堆花纹青瓷、画青瓷、辰砂青瓷、画金青瓷等。高丽朝后期，受元朝的影响，采用酸化焰的秘法，给青瓷技法带来了混乱，终至造成衰退和绝迹。[33]

高丽青瓷最重要的窑址在全罗南道的康津郡和全罗北道的扶安郡。在这两地曾发现成百的从初创期到末期的各种青瓷破片的堆积层。

高丽陶瓷工艺部门的工匠，早就努力探索朝鲜固有的色彩，终于成功地创造了一种被称为“翡色”的阴凉而又深彻的色彩。这是继承新罗传统并学习中国的陶瓷工艺技术，经过顽强的富有创造性的研究而独自摸索出来的。翡色似乎象征着高丽晴朗深邃的蓝天，除高丽陶工以外，世人不知其中奥妙，故又称为“秘色”。这种颜色代代相传，朝鲜诗人曾骄傲地讴歌它的美丽。

高丽陶工以独特的手法，成功地装饰器皿的表面，象嵌瓷器的创造就是最典型的一例。

所谓象嵌手法，就是先在器皿的表面阴刻纹样，而后精巧地填上白土或黑土，最后上釉。以美丽的翡色为底色，再用白色和黑色嵌出适合器皿形状的优雅花纹，使瓷器更为清新可爱。这种象嵌手法是从新罗早已出现的白土象嵌陶瓷发展而来的。

高丽瓷工用象嵌手法刻画的纹样图案，种类繁多，花样奇特，如柳树、鸿雁、云彩和仙鹤、花朵和蝴蝶等等。

高丽瓷器形状美观，器皿整体匀称，线条生动，和谐美观。

明朝廷常将江西景德镇御窑烧制的青花瓷器作为珍贵的礼品，赠送给朝鲜李氏王朝。朝鲜君臣对这些制作极其精美的青花瓷器惊叹不已。宣德三年（1428）明朝使臣尹风献给李朝世宗青花瓷器时，世宗就下旨命李朝官窑进行仿制，“制细烧造”青花瓷器。这些仿制品，大都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例如仿制的供朝鲜文人使用的八角水洗，竟然绘有中国湖南省洞庭湖和潇江、湘江的所谓八景：远浦归帆、洞庭秋月、平沙落雁、烟寺晚钟、山寺睛岚、渔村落照、江天暮雪、潇湘夜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影响。[34]

中国制瓷技术对日本影响很大。日本从石器时代起就开始制造原始的陶器。但到奈良时代才开始制作上釉的陶器，其中在正仓院收藏的一种是有绿、茶、白三色的“正仓院三彩”陶器。平安时代开始衰落，专门依靠输入中国陶瓷器。[35]

宋代，中国陶瓷器的烧制技术达到空前的高峰。日本加藤四郎左卫门世以制陶为主，1224年随日僧道元入宋，到天目山学习制陶。六年后归国，在尾张的濑户开窑。他烧制的陶器，在茶褐色的地上施黄釉，创造具有中国宋代风格的“濑户烧”。

进入16世纪，随着饮茶的日益普及，中国式的陶瓷器日益为日本人所喜爱，需要量大增。一方面日本从中国大量输入，另一方面一些茶人开始试制新陶器。丰臣秀吉时期，京都的田中长次郎向渡来人阿米夜学制陶。伊势陶工五郎大夫祥瑞，于1510年随明使了庵桂梧入明，学到制陶之法，在明从事瓷器烧制。1513年，他携带大批高岭土回国，在肥前伊万里开窑，烧制釉面平滑的白瓷，销往全国，这是日本今天流行的瓷器的起源。[36]在千利休的指导下，烧制了窑温低而质软的“乐烧茶碗”。明末，随着茶道的各种不同需要（煎茶或抹茶等）出现了多种瓷器。佐贺藩主从朝鲜带回陶工多人，在有田从事烧制瓷器，颇为兴盛。到江户初期的宽永（1624—1643）末年，在中国人教授之下，有田的柿右卫门烧制成红、黄、绿三色花纹的瓷器。由于从有田北面伊万里港运出，故通称为“伊万里烧”。江户中期之后，有田瓷器色彩更加华丽，成为日本瓷器的代表作。[37]

明代后期，随着朝政的日益腐败黑暗，士人入仕无门，有的往赴日本，陈元贇就是其中一个。1619年，他附商舶到日本长崎，后为尾张德川侯幕宾。在日本，他与诸名士结交，传授中国文学艺术和制陶技术等，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小的贡献。[38]陈元贇在日本传授新的制陶方法。当时，尾张藩主委托他主持“御庭烧”。他选用濑户土，输入中国黄釉，自为书画，施青白色透明水彩，或仿越南作风，被称为“元贇烧”，为时人所称道。流传至今者，为收藏家所珍重，讲陶瓷史者也对其有专门论述。[39]

古代中国制陶技术传入越南。

公元前2世纪时中国制陶技术南传到交趾。赵佗建南越国后，中原人黄广兴到交趾海阳头溪乡居住，教当地人民制作陶模、瓷缸，从此，头溪乡逐渐成为制陶的中心，而黄广兴则被越南人尊为陶瓷业的鼻祖。[40]

越南最早的陶器，是从河内附近大量古墓中出土的，它与中国汉代的硬灰陶十分相似，另外还有施透明灰釉的灰釉陶。这些都表明了越南陶瓷和中国南方地区早期陶瓷相类并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事实上，中国历代陶瓷的演变一直在影响着越南陶瓷艺术的发展。

唐代工艺发达，窑工也非常进步，其中以越州窑及汝窑的瓷器成品为最佳。近代在越南的广安、北宁、清化等地发现了不少古陶器，其中很多是越州窑、汝窑等地之出品。[41]

公元4—9世纪，越南本地所生产的陶瓷或模仿越州青瓷，或似广东白瓷。在河内附近出土大量宋代风格的青瓷、白瓷一般认为是12—13世纪的作品，烧制地点不明。这些瓷器是在白地上描绘简单的草花纹，施透明釉，与广东同类瓷器几乎没有分别。此外还有泛黄绿釉彩的钵类陶器，从其器形、釉彩和风格上看，基本上是模仿宋瓷。

13世纪时越南对元朝的贡品中，瓷器是其一，且与沉香、玳瑁、珠玑、象牙并列，可见它已经达到当高的水平。黎朝时期，东京北江烧制的白瓷和青瓷，均为模仿景德镇窑的制品。

中国的青花瓷为世界之冠。青花瓷鲜艳夺目，永不褪色。青花瓷之创作，乃是中国制瓷技术的伟大成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青睐。中国青花瓷的制作技术在元代期间输入越南，尔后安南陈、胡、黎、郑、莫朝多次派人至江西景德镇学习烧制青花瓷的技术。[42]越南的陶瓷技术来自中国，现在越南人也能烧制青花瓷等陶制品。

越南烧造瓷器，在后黎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时期的越南古瓷窑，大多集中在北部。北宁是著名的陶瓷产地，据说该地主要的陶窑是从老街迁移来的中国陶工在1465年创建的。北宁烧造的瓷器，受到江西瓷窑的明显影响，15世纪中叶起已经转销国外。越南出产的瓷器，品种丰富，有青瓷和各种单色瓷，还有乳色和棕色的二色瓷，以及钴蓝器、珐琅蓝瓷等。釉下蓝彩瓷器产品众多，使用的钴料，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大约来自于中东，但可能也有的来自于中国的云南、江西。[43]

14—15世纪，越南开始制作赤色陶瓷，早期似元代的染色瓷，多染黑色，后又有青紫色，作品具厚重感。15—16世纪，越南陶瓷逐渐脱离中国窠白，更显示自己的风格，出现了用红、绿色画“唐草纹”、花鸟纹的赤绘彩陶瓷，图案素朴，笔致细腻优雅。17世纪以后的染色陶瓷出现釉色流淌的特殊效果，这种风格主要见于茶碗、水罐、花瓶等。它们可能是在越南北部烧制的。河内南部的巴羌窑是当时最大的制窑地，直到近代仍然盛行烧制染色陶瓷。在12世纪至17世纪漫长的数百年间，越南陶瓷一直有着相当高的产量，远销印尼、印度及西亚各国。在土耳其托普加普宫流传的一件瓷器有太和八年的染色铭文，这是唯一有明确纪年的越南彩色陶瓷。像越南陶瓷这样流传有序、成果卓著的工艺艺术门类，在东南亚地区只有印度及西亚的织染方可与之相媲美。[44]

安南阮朝时期中国陶瓷烧造技术进一步向越南传播。清朝嘉庆十五年（1810），即安南阮朝嘉隆九年，大批越南人到中国学习科学技术。例如，他们到广东学习烧制琉璃瓦和陶制品，回国后阮王特别给予厚赏。[45]1810年阮世祖令华侨何达延请3个广东人到龙寿（属承天），“制造一种和琉离瓦相似的彩色瓦”。1812的12月，阮朝曾经“命广东帮长何达和雇广东瓦匠之人，今于库上锻煮琉璃瓦青黄、绿各色。使（越南）工匠学制如式，厚赏遣还”。李复曾将烧砖的方法传授给越南人。大约在1880年，“龙寿的陶器业迅猛发展起来，有将近一千名陶器手工工匠和士兵在这里从事生产”。[46]

中国的陶工入柬，向当地人传授制陶技术。在柬埔寨荔枝山遗址，出土一个小口窄颈反唇罐，与（广西）西村窑中的同类罐非常相似。[47]

中国制瓷技术输入泰国，促使其陶瓷业的兴起。

宋末，蒙元军队南下，此时，大量宋朝遗臣和百姓逃难走东南亚，有匠人移民暹罗，正是这些匠人始创了泰瓷生产。[48]

公元1294年素可泰王朝兰甘亨国王邀请500名中国陶瓷工匠在素可泰开窑烧制陶器，烧制出驰名东南亚的宋加洛陶瓷，将中国陶瓷工艺传入泰国。至今，在泰北素可泰县仍留有烧窑遗址50座，通称素可泰窑群。[49]

素可泰的瓷窑在中国工人的通力合作下，仿造了磁州瓷器，生产出一种厚硬的缸瓷器。14世纪中期，宋加洛发现了优美的瓷土，宋加洛窑烧制出别具一格的瓷器，类似浙江龙泉窑的青花瓷器。

15世纪以后，宋加洛瓷窑衰落。通过华侨的移入，泰国吸取我国先进的陶瓷烧制技术。

在制瓷技术方面，原籍潮安县的黄芝孟在泰国叻丕府首创瓷器业，办成陶成泰瓷器厂；潮安枫溪人吴佩珊在春武里府办有复兴陶瓷厂，把家乡制作陶瓷技术带到侨居地，振兴了泰国的陶瓷业。[50]

瓷器和陶瓷技术传入阿拉伯。

唐和五代制瓷工艺有长足的进步，瓷窑有大幅度的增长，陶瓷制作处于一个大发展时期。瓷器从唐代中晚期开始已列入外销的大宗货物中，分别从西北陆道和东南沿海的国际贸易港扬州、明州和广州运往西亚和波斯湾、亚丁湾、红海各地。

瓷器生产在唐代，通常是“南青北白”，南方出青瓷，北方产白瓷。从海道外销的以青瓷为主，由陆路外销的多半是白瓷。伊斯兰世界见到精美的中国瓷器是在阿拔斯朝。阿布·法德尔·贝哈基在1059年写成的著作中，提到早期中国瓷器运往巴格达的情景，在哈里发哈仑·拉希德执政时，“呼罗珊总督阿里·伊本·伊萨向哈里发哈仑·拉希德进献过20件精美的中国御用的瓷器，以及数量达2000件的中国民用的陶瓷。这在哈里发宫廷中是从未见到过的”。这些瓷器中有碗、杯、盏、瓶、壶，是由骆驼队商运去的。[51]

9世纪以来，华瓷的输出已见诸阿拉伯著作。伊本·郭大贝在846年左右完成的《省道志》中历数中国沿海著名港口，在出口货中提到北景出瓷器、米和镔铁。博学多产的阿拉伯学者查希兹曾在巴士拉活动，所撰《生财之道》一书也提到一份换货的协议，其中一款是从中国进口瓷器。瓷器成了中国出口货中不可缺少的项目。地理学家伊本·法基在《地理志》（903）中将中国丝、中国瓷器和中国灯并列为三大名牌货。[52]

一些阿拉伯商人从事贩运瓷器，因此致富。在一本流行于西亚的《印度珍异记》的散文集中，记述一个犹太商人凭着极少的资金，在883—884年期间到东方经商，913年回到阿曼后，顿成巨富。他献给阿曼城（苏哈尔）的统治者“一件顶端镶金的深色瓷壶”，这是一件精致的青瓷壶，产地应属越窑。这位犹太商人因拥有大批中国丝绸和华瓷而致富。[53]

中国瓷器在阿拉伯是极受尊重的贵重物品。9世纪坦纳基非常赞赏30多件中国瓷罐，由于它们储存香料，香气历久不衰，其中尤以哈里发瓦蒂克时代的一件遗物品类绝佳，最大的一件竟要好几个人才能搬动。伊斯兰诗人以珍藏华瓷为荣，哈里发穆台瓦基（846—861年在位）之际，一位诗人由于喂养的公羊撞碎了中国瓷器，表示极度惋惜那些“纹饰中凝结着非凡才智的中国瓷碗”。

最早到中国游历亲眼见到制造瓷器的是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他在《中印游记》（851年）中说：“中国人能用一种优质陶土，制造出各种器皿，透明可比玻璃，里面加酒，外头可以看见。”[54]死于1038年的波斯作家塔利比，在关于珍宝的著作里，叙述了中国瓷器，他说：“有名的中国瓷器是些透明的器皿，能制煮食物的罐、煎食物的锅，也能做盛食物的碗。以杏色的为上，胎薄、色净、音脆，奶白色的次之。”所谓杏色的瓷器，应该是唐代著名的外销瓷长沙铜官窑的产品。1975年发掘扬州唐城遗址，其中一件唐釉下彩云纹双系罐是长沙窑的代表作，底色便是杏黄。1974年发掘长沙长坡遗址，在遗址中层，获得元和三年（808）纪年罐系印纹模范，表明此窑起于中唐，止于五代，有五代贞明纪年的釉下褐绿彩长方枕为证。长沙窑瓷器式样之多，冠绝唐代瓷窑，装饰艺术上有特殊成就，以模塑贴花褐色彩斑上施青釉为特色，首创釉下绘彩，有釉下褐、绿两彩，突破了青瓷的单一青色，各种纹样大量出现，于是在国外特别是经济极为发达的伊斯兰国家深受尊视。长期住在印度的学者比鲁尼指出瓷器是从甬江出口。并几处引述到过印度和伊斯兰可采购宫廷珠宝的哈氏兄弟的话：“杏黄色瓷器最佳，胎薄，色净，声脆，奶白色次之；各种浅色的又次之。”这种对瓷器品级的品评，显然是将长沙铜官窑釉下彩列于首位，其次则白瓷、青瓷、黄釉，褐釉又居其次。[55]

五代、两宋时期，中国和阿拉伯的友好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巴格达是一个国际贸易的中心，中国贩运到这里的货物，主要是丝织品、瓷器等。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则是阿拉伯商人频繁往来和长期居住的地方，他们一般是贩运香料、药材等到中国来，再购买丝织品、瓷器等回到阿拉伯。[56]

中国的绘画艺术向来受到阿拉伯人的赞赏，推动了金银器图案的设计，陶瓷制品花样的描绘，使中国式的瓷器在哈里发帝国的心脏地区得以繁荣滋长。[57]

伊拉克境内自南到北都出土了许多唐宋古瓷。两河出口处的巴斯拉、奥波拉、希拉和记施遗址都有龙泉青瓷出土。巴格达东南60公里的阿比达，在伍麦叶朝希沙姆（724—743在位）时兴建，阿拔斯朝拉迪（934—940在位）时被废弃。1957—1958年经芝加哥大学调查，在600平方米的发掘层内出土了9—10世纪的褐色越窑瓷、南方各窑白瓷残片，由东京出光美术馆收藏。836—892年曾经成为阿拔斯都城的撒马腊，南距巴格达120公里，古城遗址是现存阿拔斯王朝古迹中最富丽堂皇的。直到20世纪，经过三次发掘，才使昔日古都遗物重见于世。第一次试掘，便在稚萨克宫旁的库藏中出土了唐三彩三足盘，铜官窑褐绿釉、黄釉壶、碗残片和白瓷，越窑青瓷器皿等，这些都是上起晚唐，下至北宋前期的瓷器，北宋前期越窑瓷的纹样和慈溪上林湖窑北宋器物相同。此后的发掘，巴格达阿拉伯博物馆收藏的撒马腊出土物中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巴黎伊朗博物馆也藏有这里出土的9—10世纪越窑青瓷和白瓷碗残片。[58]

有些国家还雇佣中国工匠帮助烧造陶瓷器。如，16世纪末17世纪初，伊朗沙法维王朝阿拔斯（1588—1629）大力发展陶瓷业，把几百名中国陶瓷工匠及其家眷迁到伊朗，定居于伊斯法罕，将中国制造陶瓷技术传给伊朗同业工人。阿拔斯又专门开辟中国瓷器陈列室，供国人参观和研究。在较长时期，伊朗已经能够制造优良的青白瓷器，只是色调稍带紫色，而且过于肥润。其后，伊朗陶瓷工匠逐渐制造出具有伊朗民族风格，艺术特点并适应人民需要的瓷器。至今，伊朗语中仍把瓷器称为“支尼”，意为中国货。伊朗的烧瓷技术不久传到叙利亚，使那里的瓷业有了新的发展。[59]

阿拉伯半岛的巴林，也发现过越窑青瓷碎片。

叙利亚的哈马遗址，在1931年和1938年经大马士革国立博物馆调查发掘，在950—1400年代地层中，出土青瓷、白瓷和青花瓷碎片。[60]

近代考古工作者曾经在伊拉克底格里斯河西岸的沙玛拉城遗址发掘出大批中国陶瓷，其中有唐三彩、白瓷和青瓷三种；在北非的福斯特（即开罗古城）遗址中，曾发掘出唐朝的青瓷器。这些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工艺品，正是中阿科技交流的历史见证。[61]

结　语

古代中国的陶瓷器先后输送到亚洲很多国家，主要有下面几条途径：一是商贸往来，通过丝瓷之路，中国的陶瓷器源源不断运到亚洲各国。除民间商人把瓷器运销海外，国家也经营海外贸易，明初郑和下西洋将大量瓷器销往东南亚、南亚、北非地区。二是通过外交途径，由于中国封建帝王的赏赐，陶瓷器作为礼品输送到国外。如洪武十六年（1383）明朝使臣赏赐吴哥国王大量瓷器。永乐十五年（1417）永乐帝赐给苏禄东王和西王大量瓷器。制瓷技术传播主要有两条途经，一是是华侨在侨居国日本、安南、老挝、真腊、朝鲜、暹罗等地传授制造陶瓷技术，从而使中国先进的陶瓷制造技术传播开来，二是外国派遣陶工来华学习制瓷技术。

陶瓷器及陶瓷制造技术的传播，使亚州各国人民学会了先进的制陶工艺，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培养了人们的鉴赏能力，同时给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有一些国家如泰国、越南、日本等甚至模仿中国创办了瓷厂，制造了一些精美的瓷器，享誉世界。华侨在中国陶瓷制造技术的传播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典型代表有在日本的陈元贇、在越南的黄广兴，在泰国的黄芝孟等人。

中国人在陶瓷制造方面，不是固步自封，而是不断总结经验，借鉴他人的经验。有些专家认为，中国陶瓷制造工艺在某些方面也受伊朗的影响，例如，在釉里加珐琅质的技术，据说中国是从伊朗那里学来的。[62]这一史实证明了中外科技交流的过程是科技传播、融合、创新的过程，是中国科技不断汲取外国先进科技的过程。

【注释】

[1]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2]同上书，第25、26页。

[3]翦伯赞：《中国史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页。

[4]同上书，第319—320页。

[5]《古中国与朝鲜瓷器的渊源》，中华陶瓷网，2010—08—19。

[6]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9页。

[7]《小畜集》卷十四《记孝》。

[8]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书海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页。

[9]《安南志略》卷一《边境服役》。

[10]《瀛涯胜览·占城》。

[11]陈玉龙：《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7页。

[12]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3页。

[13]参见夏鼐：《真腊风土记校注》，第146—148页。梁志明：《源远流长—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文化交流》，载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

[14]《明史》卷三二四《真腊传》。

[15]梁志明：《源远流长—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文化交流》，载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

[16]周南京：《中国和菲律宾文化交流的历史》，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0页。

[17]《明史》卷三二五《苏禄传》。

[18]傅增有：《中泰文化交流的特点研究》，载北京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文化研究论文集》，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19]朱杰勤：《中国陶瓷和制陶技术对东南亚的传播》，载《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页。

[20]《明史》卷三二三《琉球传》。

[21]《东西洋考·大泥》。

[22]《东西洋考·柔佛》。

[23]周南京：《回顾中国和马来西亚文莱文化交流的历史》，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5页。

[24]王民同等：《东南亚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

[25]王兰：《斯里兰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页。

[26]同上书，第360页。

[27]黄维民：《土耳其人》，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223页。

[28]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7页。

[29]同上书，第250页。

[30]《万历野获编》卷三十《夷人市瓷器》。

[31]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第361页。

[32]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33]杨通方：《源远流长的中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9页。

[34]陈梧桐：《中国文化通史·明代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

[35]夏应元：《相互影响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4页。

[36]林延青、李梦芝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34—535页。

[37]夏应元：《相互影响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4页。

[38]林延青、李梦芝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第496页。

[39]同上书，第535页。

[40]陈玉龙：《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77页。

[41]同上书，第678页。

[42]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0页。

[43]陈梧桐：《中国文化通史·明代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44]郎天咏：《东南亚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137页。

[45]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7页。

[46]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56页。

[47]陈玉龙：《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1页。

[48]黎道纲：《泰境古国的演变与室利佛逝的兴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3页。

[49]泰国国家文化中心：《泰国文化》，1986，第67页，转引自傅增有：《中泰文化交流的特点研究》，载北京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文化研究论文集》，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50]高伟浓等：《粤籍华侨华人与粤地对外关系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

[51]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

[52]同上书，第187页。

[53]同上。

[54]E.Renaudot，Ancient Accounts of India and China by Two Mohammedan Tranvelleres，London，1733，21.

[55]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188页。

[56]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57]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58]同上书，第190—191页。

[59]林延青、李梦芝：《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84页。

[60]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页。

[61]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9页。

[62]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