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上的高等教育,大学与选择

绪　论　大学与选择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培养高素质劳动者的组织机构，选择是行为主体面对多种事物或状态时作出适合自己目的需要的取舍活动。大学的选择便是大学在面临多种事项时作出适合自己教育目的需要的取舍活动。大学选择是大学作为教育机构的自己的选择，选择的主体是大学自己，政府和社会可能会影响大学的选择，但不应干扰更不应代替大学的选择。大学选择的对象很多，如大学教育理念、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和大学运行机制的选择等等。在大学理念的选择上，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以社会为本位还是以个人为本位？大学教育的属性是“别人的教育”还是“自己的教育”？大学教师们的追求是做学官还是做学者？在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上，大学工作的中心是教学还是科研？大学的重心所寄是专精还是通博？大学生的目标是学会考试还是学会学习？在大学运行机制的选择上，大学的所有制是公立还是私立？大学的发展方式是趋同还是求异？大学的发展过程是行政化还是学术化？大学的管理方法是竞争还是协调？诸如此类，便是大学所面临的种种选择。

世界大学发展史也就是世界大学的选择史。世界知名大学的成功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他们正确选择的结果。中国大学从古到今，特别是现代大学创办以来，错误的选择多于正确的选择，造成今日只能靠大楼之高、师生之众来自诩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但离世界高等教育的强国却相去甚远。有鉴于此，我们讨论大学的选择问题，当不无裨益。

反思中外历史上的高等教育，有些选择是很成功的，给了后人极为深远的有益影响；有些却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为后代留下了不少负面影响。

在古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选择莫过于孔子约在公元前532年开创了独立的私人教育机构，比柏拉图创办阿加德米学园早了100年。这一举措打破了自殷商、西周以来国家垄断高等教育的局面，开了民间办“大学”的先河。孔子实行“有教无类”的招生制度，学生来自鲁、齐、卫、晋、蔡、秦、宋、薛、吴、楚等诸侯国，家庭不分贫富，不论贵贱，年龄不限大小。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弟子中有姓名可查的有77人，其中贵族和富商出身的仅4人，其余均出自平民家庭。此外，孔子选择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都有开创性。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糟糕的选择当数隋唐两代皇帝确立了科举制度，自科举制度产生并逐步完善之后，学校便逐渐失去它应有的育人功能，被裹胁进了国家遴选官员的人事机器，走上了一条离本真意义的教育越来越远的不归路。在科举时代，学校基本上都是围绕科举进行考试辅导活动，广大青少年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一心只读与科考相关的书籍、文章，而考试范围以外的学问就不再问津。唐初李世民看见众多的考生拥进考场的时候，十分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岂止是他唐太宗，可以说自实施科举后，几乎历代所有的封建帝王都把“天下英雄”收为囊中之物了。然而一千多年后，当科举制经过由生而盛、盛而衰，最后衰而竭的时候，清末光绪于1905年在《定国是诏》中不得不哀叹“士无实学，工无良师”，面对“强弱异形，贫富悬绝”的形势，“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一个国家弄到“士无实学，工无良师”的地步，教育干什么去了？教育别无选择，早被绑上了科举的战车，充当官员的筛选机器。

从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启科考，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宣布废止，科举制度存在了1300年。在这1300年间，西方人在他们的高等教育史上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欧洲人从7世纪起，就在意大利、法国等地办了很多的法律、医学和宗教学校，许多著名的法学家、医生和神学家在那里进行教学活动。10世纪，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已成为欧洲医学中心。到11世纪，这里吸引了大量来自欧、亚、非各洲的学生。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波洛尼亚在11世纪后半期就有人从事法学教学活动。在此基础上，现代意义上的大学（university）在法国、意大利、英国横空出世。巴黎大学、波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帕多瓦大学、萨莱诺大学分别创建于公元1100—1109年间、1150年、1168年、1209年、1222年和1231年。此后，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在欧洲各地涌现，到中世纪末，欧洲已建立了80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中世纪结束后，西方人又在大学的制度、学科、课程等领域不断作出有意义的选择。例如：

18世纪末，法国创建了一系列专门学院，其中有机械、军事、农业、医学、兽医等学院。

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选择了洪堡“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各大学都设研究班和研究所，使大学的功能得以扩展。

1819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不支持总统杰弗逊和新罕布尔州政府欲将私立的达特茅斯学院收为公立的诉求，维护了私立高校的合法权益。1861年，美国国会批准了《毛雷尔法案》，根据此法案，联邦政府在各州至少资助一所院校从事工农业技术教育，从此各州相继建立赠地学院。这两次选择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走上了多样化发展的道路。

1877年，日本创设了东京大学，这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所欧美型大学，比我国北京大学的创立早了21年。东京大学设置了法学、化学、工学、物理学、生物学、地质学、采矿学、医学等十多种学科。到1885年，日本还开设了102所专门学院，学科涉及工学、农学、林学等。日本崛起于东亚，与他们的教育选择不无关系。

外国高等教育史上也有一些糟糕的选择，最典型的莫过于“十月革命”后苏联选择了高度中央集权的高等教育体制。苏联政府剥夺了公民私人办学的权利，确立了所有大学由政府出资举办，由政府提供日常经费并由政府直接管理的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大学的创立与变更，大学校长的产生，以及专业设置、课程结构、教材选编、招生与毕业分配、教师聘任等等“大权”都集中在中央。中央最高领导人甚至直接干预学校的学术问题，任意宣判某学派正确某学派错误，教师除了严格按规定的教学大纲授课外，教学自由、学术自由的权利几乎丧失殆尽。在苏联存在的70年间，高校始终缺乏办学的自主权，国家及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总量日益增加，但效益却越来越差，培养的人才知识面狭窄，质量不高。不幸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高等教育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苏联的集权模式，直到今天，仍有其负面影响。

为什么有些选择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些选择却是错误的？作出正确的选择一不能靠前人的经验，二不能靠权威人物的指令，三不能靠自己拍脑袋碰运气，靠的是对所选择事物的深刻认识，只有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在盲目状态下所作的选择是自发性、自在性的选择，是不自由的选择。人们欲对高等教育事务作出合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选择，务必对高等教育的规律性有足够的认识，务必达到相对自由的程度。恩格斯认为，自由表示一种能力，说明人们通过对客观事物必然性的认识从而支配和控制外部事物。他说：“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1]目前，我国高等学校的负责人大多是有专长的学者，他们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可能达到了相当自由的程度——对他所熟悉的那个领域的规律性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一般来说，他们对高等教育，对大学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可以说，在高等教育的管理领域，他们还相当的不自由。难怪一方面有不少学者强烈呼吁要给高校办学自主权，而另一方面很多大学校长却并不怎么在乎办学自主权。他们宁肯按上级的红头文件办事而不愿自作主张，因为要他们自己作出选择是困难的。既然如此，一旦需要他们作出选择时，就只能“任意进行选择”了。这种“不自由”状态下的选择，往往导致被本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

大学选择的内容，我们可以从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层面来考察。

1.物质层面

从物质层面看，大学在校址、校舍、设备、仪器、图书、报刊等等的勘测、设计、建筑、制造、采购、安装等过程中，都要经过选择；学生学费的收取、奖学金和助学金的确定、教职工工资的发放、教学科研经费的分配、接受赞助、开发创收……凡此种种，都是大学在物质方面的选择。教育家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他看来，大学之所以称大学，全赖有好教授，大师比大楼重要得多。如果大楼与大师不可兼得，梅校长必舍大楼而取大师。当年他执掌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茅屋低矮，设备简陋，但却大师云集，人才荟萃。正是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大师们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的成为新中国科学界、教育界的顶梁柱，有的后来拿到了诺贝尔奖。如今的大学对大楼的兴趣似乎比对大师的兴趣要浓厚得多。校园在一片片扩大，校舍在一层层拔高，校门的装饰一个更比一个豪华；大师却鲜有所见，年老的大师相继驾鹤仙逝，年轻的真正大师却老是冒不出来。这一现象足以说明我们在大楼与大师的取舍上出了问题。

如今的大学里大家都很忙，但是忙创收的多，忙创新的少。一些堂堂的本科大学，甚至有硕士、博士点的重点大学，所办成人教育的“班”多如牛毛，级别从最高档的“国学班”、“大师班”、“研究生班”，到次一级的本科班、专科班，直到低档的“企业家班”、“富二代班”、高考复读班，只要能带来经济效益统统都办。有人早已斥之为“没有出息”。然而人们对创新的热情却相形见绌。为什么？物质利益使然。

如今的大学教师们做官的热情似乎高过做学问。在现实制度下，做官比做老百姓在物质利益方面的优势不言而喻，在学校里做官更有它独特的诱人之处。那就是官员与学者一身二任，官大学问大，学问大官更大，官更大可占有的资源更多，这样的“良性”循环谁不动心？所以眼下大学里的青年才俊一旦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往往立马就要当个处长、部长，不仅眼前可以在学术和官场两头发展，而且往后在科研项目申报、教学成果评奖等方面占据有利位置，好处会滚滚而来。在这种环境下，一心一意做学问的年轻人日趋减少。

2.精神层面

从精神层面看，大学的创立与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社会整体的发展，为了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还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大学应以社会为本，还是以个人为本？大学的最高价值追求是在于为职业市场提供人才，还是在于探求真理？是求用第一，还是求真第一？大学教育本真的意义是教师将知识奉送和灌输给学生，还是教师帮助学生学习？大学教育是教师的教育，还是学生自己的教育？大学应以教为主，还是以学为主？大学是一家家供顾客采购的大型超市，还是一座座照耀、指引人们前进的灯塔？大学应迎合社会想要的，还是提供社会所必需的？大学主要地应充当社会的吹鼓手，还是出任社会的批判者？大学是做政治斗争的工具和走卒，还是成为清明政治的源泉和根本？

我们应该把大学看成一个职业培训场，还是一个学习养成所？如果是前者，就按职业需要来对口进行订货或铸造，职业岗位上缺什么人，大学就造出什么人。如果是后者，大学主要为学生提供学习的场所，学生首先要学会的是学习，而不是某一门具体技术。

我们的大学要让学生学会竞争，还是学会合作？如果是前者，就立足于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让他们在各种考试中击败竞争对手，通过考试从专科到本科，从本科到硕士、博士，从硕士、博士到政府官员。如果是后者，我们就立足于培养学生的关心意识和合作意识，让他们学会关心世界和关心他人，学会与他人合作；当他们离开学校的时候，应是一个和谐的人，一个关心他人的人，一个能与他人合作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

3.制度层面

从制度层面看，大学是政府的附属物，还是政府的合作伙伴？大学必须按统治阶级的意志，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控制下运作，还是按教育自身的规律独立自主地发展？我们应该把大学置于一个单独的垂直的多层级的官僚机构的统治之下，还是把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性的组织系统，让它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平起平坐？在学校内部，行政权力应当驾驭学术权力，还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平行？是学术为行政服务，还是行政为学术服务？是官员治校还是教授治校？各个学校的教育教学应当整齐划一，还是鼓励各家标新立异？大学必须由政府一家独办，还是应当公私并举，两条腿走路？大学的课程应以专业知识教育为主，还是以通用知识教育为主？

大学教师应以什么样的身份站在讲台上？他们是老板雇来的打工仔，还是学校得以建成的合作者？如果是前者，他们就只能按老板的意图制造产品——一定规格的学生；如果是后者，教师便是学校的主人，学校教什么、怎么教、谁来教、教谁等重大问题应该由他们来定夺。从目前的制度看，教师主要是被选择者而非选择者，学校有数不尽的奖勤罚懒制度，教师天天都在被评比的过程中生活。被评实际上就是被选择，奖金、职称、仕途，都与能不能获奖、获什么奖有关。可是他们选择的权利又在哪里？他们能选择校长、院长、系主任吗？能选择教什么、怎么教、谁来教、谁来学吗？

大学生应以什么样的身份坐在教室里？他们是一根根木头，还是一棵棵树苗？如果是前者，我们就按人们的需要把它们或砍成枪托，或削成斧柄，或立为房柱；如果是后者，我们就应该为它们提供适当的土壤、阳光、空气、水分和养料，保障它们自由生长。从目前的制度看，大学生也是被选择者而不是选择者。在进大学之前，考生似乎有选择的权利，可以填报自己喜欢的学校和专业。但其真正的选择意义是对考试优胜者而言的，得分中下游的考生只能“服从调配”。所以，就大部分大学生而言，是学校和专业选择了他们，而不是他们选择了学校和专业。学校管理学生的法宝是考试，考试实际上仍是选择，考分是学生评优、入党、当学生干部的主要依据，尤其是政府举行的外语和计算机统考，更是他们被选择或被淘汰的关键。而学生对课程、教材、教师却鲜有选择权，至于重新选择专业、学校，可能性几近于零。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