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传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

一、主持传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当资本主义以其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将封建主义时代的手工业作坊推进历史的旧书架时，人类社会便进入了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社会。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工业社会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比以往所有社会创造的还要多。然而，工业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又是以牺牲人类社会的某些资源为代价的，这种代价在人类栖居的自然环境中常常表现为对一些不可再生性资源的破坏，而在人类自身则是对人类思想独立性的压制和戕害，并最终使人彻底失去批判性而成了马尔库塞所谓的“单面人”⁽¹⁾ 。然而，物极必反，任何事物发展到某种极端的时候，都必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当工业社会的大机器在将人的独立与个性无情地碾碎时，大机器隆隆的轰鸣声必然也惊醒了人们沉睡的心灵，激起整个社会对人性与个性的强烈追求。在工业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和制度化使整个人类社会进入标准化的大众时代，吞噬和抹杀人的个性和人类社会的多样性的时候，人类社会也开始出现了追求个性解放、反对标准复制的“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在社会学理论中的表现是开始出现各种各样以“去中心”、“去总体性”、“去合法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后现代理论，而在传播学理论中则是出现了包括反对文化霸权在内的各种批判理论。

主持传播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由于受工业社会的影响，身处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不可避免地具有浓郁的工业化色彩、鲜明的工具化特征，是一种制度化和非人格化的传播。机器化的大生产、批量复制的规模化信息同样使大众传播不可避免地存在缺少人性和个性的局面。面对这种局面，不管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渴望能有一种更加个性化和人性化的大众传播方式来突破僵局，还人类传播以其应有的人际性。正所谓“我们的社会里高技术越多，我们就越希望创造高情感的环境，用技术的软性一面来平衡硬性的一面”⁽²⁾ 。大众传播的人际化趋势由此产生，并由此应运而生了具有鲜明人际性特点的主持传播。如前所述，主持传播的最大特点就是改变了过去大众传播制度化的传播格局，使大众传播从机器工业生产中脱身而出，成了一种人性化的个性传播。在这种人性化的个性传播中，虽然还存在某些大众传播信息批量复制的工业化特色，但在整个传播的链条中，已能清晰地看到人的影子，看到属于人的个性的东西。尽管在这种传播中，传播者的地位和隶属关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传播者仍代表大众传播机构定期实施传播，但传播者已不再是无生命和无人性的机器或机构，而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的人的独立个体。传播者所使用的传播符号也不再是统一标准的文字和声像，而是多了许多更丰富、更具有人情味的编码手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持人角色的诞生，既是公众反抗非人化的媒介文化，呼唤人文精神的结果，又是人文精神在媒介文化中坚守与回归的结果，是在物欲横流与迷失自我中对人的珍视”⁽³⁾。

现代社会信息量的迅猛增加，也是促成主持传播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原因。由于信息量的快速增长，现代社会已被很多人称为“信息社会”，信息的高速增长也被形象地称为“信息爆炸”。信息增长固然是好事，但不幸的是，人类由于受到生理极限及社会因素的制约，接收信息的能力、渠道和容量非常有限。信息论研究认为，“人具有一定的信息‘载流容道’，当信息超过人的这种‘载流容道’时，则信息接收、整理、储存和传输的心理机制可能会扰乱，出现诸多心理防御性反应，如‘遗漏信息’、‘淘汰信息流’、‘降低信息区分和识别的充分程度’、‘拒绝信息来源’等”。这意味着一旦信息增长的速度和数量超过了受众接收信息的限度，即使再有价值的信息对我们而言都会毫无意义，就像詹姆斯·米勒博士所说：“一个人接受的信息超过他能处理的极限时，可能……导致紊乱。”⁽⁴⁾ 而这绝对是信息传播者不愿看到的。所幸的是，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告诉传播者，“决定记忆的个体差异的主要因素是人们能否有效地将材料组成熟悉的组块”。尽管人们认知信息的能力有限，但并非绝不可突破。只要将信息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整合后再传送给信息接收者，即重新组织成所谓的信息组块之后，人们接收信息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加。主持传播正是顺应这种信息整合的需要而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持传播不仅打破了大众传播制度化的传播格局，实现了某种大众传播的人际化，而且还在于其对信息的个性化整合，为受众应对海量信息提供了有效手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没有二次大战信息爆炸的压力，便没有默罗首创的《新闻联播》、《这里是伦敦》，也就没有为后世的广播电视人提出了‘一个挑战、一个目标和一个榜样’的杰出的节目主持人爱德华·默罗了”。⁽⁵⁾

在现代信息社会，人们一方面渴望得到更多的信息，以应对瞬息万变的社会，另一方面，人们对信息的不断增长又会产生某种莫名的恐惧，即所谓的“未来冲击”。就大众传播中的新闻信息传播来说，人们一方面希望通过先进的传播手段，获得有关新闻事件的全方位的信息，甚至最好是能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另一方面，当大众传播者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将受众所需要的大量信息原原本本、几乎同步地展现在他们面前时，受众往往又感到无所适从，甚至对信息的未加整合而不满。在他们看来，传播者无疑是将他们置于了捕捉和整理信息的位置上，让他们充当起了现场记者及后期编辑的角色。虽说受众有着获取更多信息的需求，但他们并无意替代记者、编辑从事信息的整合工作。毕竟，他们只是信息的消费者。作为消费者，他们有时可能会对某些信息大餐的加工程序感兴趣，或想见识一下大餐的原料和加工过程，但他们真正在意的还是由职业信息采集者加工后摆在他们面前的大餐是否好吃，是否解馋，是否做工精细，是否别有风味，而无意成为大餐加工方面的专家。主持传播正是信息大餐的加工者和调味者。在媒体记者从四面八方将采集到的信息经过初加工源源不断地汇集到编辑部，再由编辑对其进行深加工之后，这些信息便都流通到主持人的手里，最终由主持人采用主持传播的方式，在对这些信息的传播次序、传播结构以及传播样式做了个性化的加工之后，亲手将独具风味的信息大餐摆到受众面前。如果我们还记得唐·休伊特当初设立主持人岗位的初衷的话，便更能清楚地领会主持传播在信息整合方面所起的作用。正是主持人在汇集了来自前方的信息之后，把各种信息串联在一起，并加入富有个性的解析与评论，使表面上看起来互不相关的信息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定的信息组块，便于受众接收和记忆，增加了受众应对信息泛滥的应变和处理能力。

从传播者本身来说，任何传播活动都不能无视传播效果而盲目地进行，要追求效果就不能不考虑传播的策略和方式，要考虑传播的策略和方式就不能不考虑受众的认知规律。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任何信息的报道，某些事实的描述，如果不加专门的解释和评论，对人们的定势是几乎不能产生作用的”。⁽⁶⁾ 即使是为着传播效果的原因，大众传播媒介和大众传播研究也会加深对主持传播的认识，因为主持传播恰恰在某些方面是符合受众的认知心理规律的。在主持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不仅及时向受众传递了来自方方面面的信息，采取了更有利于受众接收和记忆的信息传送方式，而且打破了新闻和评论的机械分割，随时对信息加以解释和评论，从而大大提高了传播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