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二、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一）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第一个历史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阐明了“人类历史的前提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而且进一步分析指出，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是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此，他们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³⁸⁾。

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相反，唯心主义历史观根本不“注意”、不“重视”上述基本事实的意义，认识不到甚至否定物质资料生产在人类历史上的基础作用。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在《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中，就将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归结为像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当然，人作为人所进行的最初物质生产活动，或许就是从树上折下一根棍子，抑或仅仅是从地上捡起一根棍子，而后用它去打落树上的某种果实，去挖掘地下的某种薯块，或者用它去攻击某种野兽。这种工具虽然简单粗糙，这种劳动虽然原始，但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开端，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³⁹⁾。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像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它仍然必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⁴⁰⁾

费尔巴哈虽然注重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但他却没有认识到这一世界正是人们不断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⁴¹⁾“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⁴²⁾

人的生存需要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提高改善的。“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⁴³⁾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源于第一个历史活动即物质资料的生产，而这种新的需要的满足也需要继续进行新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来实现。可见，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没有这种物质资料的生产，就没有人的生存，就没有人类社会，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历史。“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⁴⁴⁾

人类历史活动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⁴⁵⁾人口增殖的需要便产生了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形成了家庭。家庭关系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而随着人的需要的增长和人口的增多，人的联系和交往也愈益扩展频繁起来，在家庭关系的基础上又形成“新的社会关系”。“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由此可见，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有专门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⁴⁶⁾可见，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们为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不断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历史，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对于这一基本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又不断作过进一步的分析。马克思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因此，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⁴⁷⁾他还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社会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⁴⁸⁾后来，恩格斯又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⁴⁹⁾。恩格斯晚年再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时，仍然十分肯定地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⁵⁰⁾。

（二）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或者通俗地说是谁决定谁的问题。

一切唯心主义历史观都没能正确地回答上述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黑格尔哲学视世界的本源为“绝对精神”，社会存在是绝对精神运动外化的产物。青年黑格尔派虽然断言自己已经超出了黑格尔哲学，但在历史观的这一根本问题上，他们并没有离开黑格尔哲学半步。“根据青年黑格尔派的设想，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一切举止行为、他们受到的束缚和限制，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⁵¹⁾。费尔巴哈也没能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费尔巴哈希望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但是他既承认存在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存在的东西。他要么把现存世界中从事特定变革活动人变成抽象的“共同人”、“一般人”，进而变成一个“纯范畴”；要么他以固定的僵死的眼光来看待人的存在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在这样的场合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⁵²⁾。总之，“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⁵³⁾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分析批判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错误认识的基础上，正确阐明了人类历史的前提和社会的本质，从而科学回答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第一，意识是人们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⁵⁴⁾。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俗地分析说，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本能的意识。而后，人们又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样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人们的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与此同时分工也发展起来，最终造成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与此相适应便产生了玄想家、僧侣的最初形式。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由此可见，“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⁵⁵⁾。

第二，意识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意识是人脑对客观外界现实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是人脑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思想、观念、宗教等主观领域的矛盾是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在人们意识上的反映。意识无论是正确反映了社会存在，还是歪曲反映了社会存在，它的内容都来自于社会现实，所以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意识[das BewuB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B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一样。”⁽⁵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可以描绘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所以，“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⁵⁷⁾。“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⁵⁸⁾只有深入研究社会存在即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才能找到社会意识的真正来源。

当然，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它们之间可能会出现矛盾。但这种矛盾也是源于社会存在的，是社会自身矛盾关系的体现。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⁵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分工，分工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也引起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从而产生了阶级和作为“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的国家，使人自身联合的力量“异化”为压迫人的力量。在这种社会存在条件下，不同社会群体的人因其各自的社会地位、利益要求、认识能力等的不同，便会形成各种不同的意识。这些意识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层次反映社会存在的，它们和实际社会存在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距离有矛盾，它们彼此之间也会有分歧有矛盾。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

第三，意识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社会存在即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意识也会随之而不断发展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要确立了意识是人们物质行动的产物、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的基本观点，那么“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⁶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又进一步明确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思想的历史“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他们还举例分析说：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⁶¹⁾

第四，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社会意识便具有了阶级性。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个人分属于不同的阶级，个人的生活条件取决于本人所从属的一定阶级的条件，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人们有着相同的社会意识，不同阶级的社会意识也不相同。另一方面，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往往超出本阶级的范围而在全社会占统治地位，从而表现出社会意识的某种相对的“独立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⁶²⁾然而，人们往往不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总是把一定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看成是超阶级、超历史的普遍的意识。这是因为：一方面，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统治阶级内部也有类似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分工的形式，这两部分人之间也会有某种程度的对立和敌视，因而就造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像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假象。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统治，都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使之成为越来越抽象的、越来越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再一方面，每一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都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从而赋予本阶级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不过，“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⁶³⁾。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科学论述，划清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区别，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后来恩格斯指出：“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⁶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