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传播是社会民主心理发展的产物

二、主持传播是社会民主心理发展的产物

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尽管人们在个性或独立性上的某些要求被无情地压制了，但机器大工业生产的高效率也使得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而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之后，人们必然又反过来要求补偿其在精神领域内被压抑了的东西。实际的情况也是如此，现代文明的发展，使整个社会在走向工业化和都市化，使个人相应地被“原子”化的同时，也使社会公众的自我意识日益增长，使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自我、发现自我和努力地实现自我。这种自我意识和自我心理表现在政治方面便是要努力寻求各种权利，并努力使这些权利得到有效保障；表现在大众传播方面，则是要求大众传播要改变以往那种不平等的传播格局，采取一种更平等、更有人情味、更懂得尊重受众的传播方式，甚至要求将决定传播内容的主权由传播者一方移交到接收者一方。正如安东尼·史密斯在他1980年的著作《再见，古登堡》中指出的那样，我们正处在一个时代的开端，将会看到“内容主权由作者手中转给接受者”。⁽⁷⁾ 如此一来，将受众置于传播末端或次要位置的传统传播方式显然是无法适应社会的要求了。于是，大众传播媒介与受众都在试图寻找一种更民主、参与性更强的大众传播方式。正在这时，作为大众传播人际化产物的主持传播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很快因为能满足社会在这方面的需要而发展了起来。

我国虽然没有经历西方社会那样大规模的机器大工业发展阶段，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我国人民的个性以及人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也受到很大压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随着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尤其是随着西方民主思潮的涌入，我国民众在民主意识和主体意识方面的复苏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发展着，这表现在他们不仅对自身的生活环境更加关注，而且开始努力寻求各种政治权利和民主权利，以期实现最大程度的平等和解放。这种发展表现在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上，便是要求媒介不但能满足其信息获知的需要，尊重其知晓权，而且能以更加平等和开放的传播方式来传递信息，甚至能允许受众亲自参与传播的过程。从社会的这种心理来说，具有平民化色彩和参与性的主持传播无疑成了受众较为理想的选择。在这种传播方式里，作为传播者的主持人往往采取平视的角度，以受众“自己人”的身份参与传播，不仅体现了对受众民主权利的尊重，而且在一些热线节目或是谈话类的节目当中，除了知晓权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证之处，其话语权也能在直接参与传播的过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传播者以深刻的人本关怀体察到接受者需要尊重、需要抚慰的心理企盼，正确地选择了主持人和主持人节目作为进行大众传播活动的主要方式，并要求主持人们以平等交流的、富有人情味的柔性传播方式播出节目，以给予人们期待已久的文化心理和情绪以安慰与满足”⁽⁸⁾。 这样的传播方式受欢迎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任何传播方式的产生与发展，除了适应社会的需要之外，还要看其是否为社会所接纳。主持传播作为一种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人格化传播，对社会空间的要求必然相对会多一些，因而主持传播的出现除了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之外，还需要有相对宽松而成熟的社会民主空间。西方的主持传播较之我国出现较早，除了因为西方的大众传播起步较早，发展相对成熟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西方的民主化进程和民主化程度要比我们深入。试想，如果没有美国社会所谓的民主，美国著名主持人克朗凯特怎么可能在电视上先于政府宣布美国对越南战争的结束，里根总统又怎么可能在看了克朗凯特的节目之后，从白宫直接给他打电话，要与他就节目中的有些说法进行商榷。⁽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持传播的魅力主要就在于主持人在传播过程中的个性发挥。在一个主持传播的过程中，如果主持人没有权力对其传播的内容进行个性化的处理，如适当地加入一些自己的评论、见解等，为传播内容赋予个性化的色彩，而是完全在严格的控制之下，以一种机械、僵化的固定模式来传播的话，主持传播便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作为传播主体的主持人的活动也根本不能再称之为主持，而是完全成了一台机器、一个符号，从而与工业社会的复制化传播毫无区别。因此，主持传播的生存，发展除了与崇尚个性的社会心理有关外，还与整个社会的民主化发展息息相关。

我国的主持传播产生于20世纪的80年代也绝非偶然，这与当时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社会民主的不断发展是分不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全社会实施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政策。随着“双百方针”的贯彻实施，整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也有了空前的提高，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较之以前也有了显著的松动，这使得备受压抑的中国人民开始有机会伸展一下他们的个性，也使得主持传播有了滋生的土壤和空气。因为有了较为宽松的民主气氛和舆论空间，所以这时我国的电子媒体才开始出现了主持人的名字，徐曼、沈力、赵忠祥也开始尝试用自己的声音和语调说话。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虹云这时就一改过去那种高声大嗓的标准化播音，根据自己的特点，创造出了一种亲切、柔美且富有个人特点的“低音量、近话筒”播音风格，并很快成了引领时代潮流的人物。在接下来大潮涌动的“珠江模式”中，主持人在面对话筒时，甚至连事先写台词的工序都省略了，“提纲+资料”的状态便是他们享有充分展现个性空间的有力证明。随着我国民主建设的进一步深化，主持传播的发展也越来越鲜明和完善。这时，我们的电子媒介中不仅多了一张张个性鲜明的主持人面孔，而且出现了以传播者名字命名的栏目，如中央电视台的《一丹话题》、北京电视台的《元元说话》以及地方台的《蔚兰夜话》、《林雨一刻钟》等。近年来每到“两会”召开之时，电视媒体上还出现了《小丫跑两会》、《伟鸿看两会》等临时性栏目，彰显了浓郁的个人化色彩。虽然这些栏目有的在后来的调整中被取消了，但不管怎样，它们都已作为我国舆论环境相对宽松的历史见证而被记录在我国主持传播的史册上。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环境的进一步宽松，我国的大众传播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潮，具体到主持传播而言，就是一个个更利于主持人发挥和展现个人魅力的栏目和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了我们的传播媒介当中。《东方时空》、《实话实说》、《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开始让人们一次次地为传播媒介有力的舆论监督而拍手称快，白岩松、崔永元、张越等开始让人们一次次地为主持人的个性魅力而拍手叫绝。至此，不能不说，是成熟的社会舆论环境为主持传播的产生提供了土壤，是宽松的民主气氛为我国的主持传播发展提供了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