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对主持传播的影响

二、社会制度对主持传播的影响

不同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对一切社会活动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主持传播也不例外，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主持传播在风格和价值取向上的显著不同是最好的证明。在美国等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有着表面上看起来较为宽松的新闻自由，加上传播媒介在产业属性上具有浓厚的商业色彩，美国的大众传播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众传播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主持人在节目中可以表现出更大的自由，在个性上可以更为张扬，可以当众拿某些社会名人，甚至国家政治领导人来开玩笑，在主持人中也不乏像斯普林格这样以讲性、政治等，在节目中公开谈论低级话题的垃圾脱口秀主持人。如在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特别火爆的某些综艺节目，一旦到了内地，就显得多少有些不合时宜或者难登大雅之堂，甚至会让不少受众觉得“低级下流”、“污秽不堪”。

在当代中国，由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大众传播媒体作为社会主义公共事业的一部分，在属性上担当着党和政府耳目喉舌的重任，因而，我国的节目主持人在个性上不可能像美国主持人那样具有更多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色彩，在管理上也不能像美国节目主持人那样完全实行“三高”政策（高收入、高权限、高知名度）。当然，既使像美国这样一向以民主自由为自我标榜的国家，主持传播也并非不受其政治势力和社会意识的影响。如CBS原《晚间新闻》主播、美国最为著名的三大主播之一丹·拉瑟就因为在节目中涉及美国总统小布什曾有逃服兵役嫌疑的信息而涉嫌造假，不得不提前退休。

从这一点上而言，提到中国的主持传播就必然想到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广播电视主持传播，把我国现在的主持传播与美国和西方进行对比，不加区分地模仿美国、与美国看齐的做法不仅是荒唐可笑的，也是毫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