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

第二节　“双百”方针

一、“双百”方针的提出

“双百”方针是为了解决新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和促进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繁荣而产生的。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同时，还对这个开辟新纪元的历史性转变作了文化的畅想。他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文化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为了更好地推动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创新，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百花齐放”的提出来源于戏曲问题的争论。中国戏剧丰富多彩，人们对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戏曲的态度有所不同。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在批判封建旧文化时将中国戏剧也列在反对之列，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了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正确方针。

1942年毛泽东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作了“推陈出新”的题词，明确了如何对待传统戏剧的态度。但全国解放后争论又起，有人主张全部继承，有人则认为应全盘否定。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题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大字。这一题词实际上成了建国初期戏曲工作的指导方针，但是尚未涉及整个文艺界、科学界。他主张京剧还是要不断创新，不单是京剧，各种戏曲形式都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

“百家争鸣”是毛泽东在1953年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提出来的。1953年中央决定要中宣部就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组织三个委员会加以研究。当时，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提出要百家争鸣；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涉及了关于科学文化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问题。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作会议总结发言时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双百方针”。他说，春天来了，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他还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这次讲话经整理补充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同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对科学文化工作基本性的长期性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之后，他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又再次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予了新的保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这些都是毛泽东在新中国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所进行的理论探索。

二、“双百”方针的内容

“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具体地说，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

“双百”方针是促进科学进步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方针，它符合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

首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体现了一种在文学领域中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容态度。毛泽东认为文学艺术和政治不能完全划等号，作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体现无产阶级的意志，这是文化的方向和线路问题，决不能动摇。但是作为文化领域的学术问题，不能对其进行行政干预和政治划线而应海纳百川、兼收并蓄。

毛泽东指出，艺术上的不同风格和形式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来强制推行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和学派则会有害于学术研究和学术争论。任何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发展都有一个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决定了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也是多方位、多角度的；由于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得出的认识和结果也不尽相同，就会出现正确的和错误的结论。这就决定了认识的过程是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

纵观古今中外，每个重要理论学说，都是经过激烈的甚至是长期反复的争论才能得到确认。真理在开始的时候往往被少数人掌握，甚至会受到压制。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刚开始被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并且不断遭到抨击，但是达尔文仍然坚持不放弃。人类认识的历史证明：没有争鸣、恐惧争鸣，就不可能有学术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没有争鸣、恐惧争鸣，真理就难以克服谬误，学术思想就会停止、僵化。争鸣就是要开展学术讨论，探索真理，推进文化的创新，这是一个严肃的研究过程。

可见，“百家争鸣”就是获得真理性认识的重要方法，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规律。正因为如此，要认识和发展真理，就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也正如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报告中所说的：“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必须是兼容并包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是要倡导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要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到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在学术争鸣中，要严格区分理论探索、学术行为和政治行为的界限。不要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不要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要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提倡学术研究的自由，对学术观点、科学探讨的分歧，当然，对于一切错误的思想，应该进行坚决的批判和斗争，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至于什么是毒草什么是香花就要靠时间去判断了。

其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文化领域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活力。毛泽东认为，社会在不断地发展，文化不应该单一、保守和教条也应该不断发展和创新。他在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应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中国的文化发展要反对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

毛泽东不仅主张文化艺术应该不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经典理论也应该不断创新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为这种文化不断促进和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活力。有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可能打破马克思主义研究上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不断发展和创新，在实践中发展，在实践中创新，使得新中国的文化事业不断发展和繁荣。

再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各个领域都有指导作用。“双百”方针不仅能够促进文化的艺术的发展，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的各项工作都有指导作用，这是由“双百”方针的宗旨决定的。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我国文化繁荣而努力。其基点一是科学精神，二是民主精神，即在学术上实行民主讨论，在艺术上实行自由讨论，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正确和先进的东西，纠正错误和落后的东西，用真善美来克服假恶丑，从而达到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健康发展的目的。

这种科学的和民主的精神，这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目的，也正是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所必须的。所以“双百”方针的提出，不仅对科学文化工作者，而且对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者，都起到了鼓舞的作用。它为发展科学文化指明了正确的道路，也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指明了正确之路。所以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办法。”

最后，实行“双百”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反而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也有人担心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党内外会议上多次说明：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被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但仍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可以批评倒，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

三、“双百”方针的积极影响

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在文艺界受到了极大欢迎，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1956年初到1957年春夏近一年半的时间内，科学文化部门的思想空前活跃，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批判的热情空前高涨。

第一个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会议，是生物学领域中的摩尔根学派和李森科学派之争。在苏联，这两个学派的争论一度被认为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较量。我们在建国初期由于受苏联的影响，也采取独尊李森科学派而贬低摩尔根学派的态度，一些科学实验遭到粗暴干涉而被迫停止。对此，毛泽东、周恩来指示中央宣传部和中科院进行调研，要求按照“双百”方针的精神加以解决。

1956年8月，全国遗传学座谈会在青岛召开，与会人员中包括了我国遗传学界两派的主要学者。中宣部有关负责人针对遗传学界两派之间严重对立的不正常状况，阐述了党的“双百”方针，明确表示不赞成把摩尔根的观点说成是唯心论，宣布全部摘掉过去强加给摩尔根学派遗传学的各种帽子，强调学术上的不同见解要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去解决，对于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等待，而不要急于作结论。这是“双百”方针提出后，我国为贯彻落实这个方针，突破苏联模式而召开的一次产生重大影响和良好效果的会议。

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参加了这次会议，40年后老人回忆这段历史，仍然激动不已，“‘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是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这次会议打破了几年来我国遗传学派形成的“一家独鸣”的僵硬局面，促进了不同学派之间的团结和合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他如动物学会关于麻雀是不是害鸟的争论、中国地理学会关于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能否组成地理学以及地理学研究对象的争论、电影界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中国自然科学史讨论会关于数学史和天文学史的争论、史学界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讨论、哲学界关于真理的讨论等等，都呈现出了非常热烈的“争鸣”局面。

据1956年12月21日新华社报道，当年举行的比较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有50多次，多于过去的任何一年。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学术论文和报告共有2000篇以上，也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双百”方针的提出，使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思想活跃起来了，自由讨论的风气浓厚了。

“双百”方针的实行，对文艺界来说无疑更是春天的消息。1956年底，中国作家协会作出决定，从1957年起，文学期刊一律取消“机关刊物”的说法，而以某某社或编委会代替，以显示各文学期刊地位平等，淡化“领导、指导”的色彩。广大作家、艺术家满怀激情，采用各种艺术形式，以不同的风格，生动地描绘了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崭新风貌。

同时，艺术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首先，“双百”方针激发了一大批在五四新文化传统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老作家的创作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自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以来在五四新文学传统和解放区文学传统间形成的隔阂。许多跨时代的作家都相继发表文章，如沈从文、徐玉诺、汪静之、饶孟侃、孙大雨、穆旦、梁宗岱等。对中国当代文学传统资源的相对狭隘用不同的方式，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其次，在理论方面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提倡文学恢复人道主义传统写人性。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及其内涵，周勃、何其芳、秦兆阳、刘绍棠等人都作了深入的思考，其中秦兆阳的题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的影响最大。文章认为，在坚持追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作时代的划分。显然，他是受到苏联文学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重新界定的影响，也反映了中国文坛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文艺政策教条主义倾向的反思。这些思考在对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强调、文学创作主体的肯定、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干预等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胡风文艺理论的延续。

另一方面，钱谷融、王淑明、巴人等人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阐发，又与有关典型、形象思维等问题的讨论一起，从另一个角度对文学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倾向提出了批评。最后，涌现出一大批直面现实的创作成果。如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等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