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学的发展与传播

三、农村社会学的发展与传播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社会学进入发展时期和向世界各地传播时期。从时间上看，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现在；从空间上看，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

1.农村社会学在美国的发展

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农村原来的困难已经消解，进入了稳定和繁荣时期，农村社会学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减少，使他们转入对前一段搜集的调查资料进行总结并上升为理论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到来以美国农村社会学家吉勒特的《农村社会学》出版为标志。此书第一部出版于1913年，它是美国第一部由专业社会学家从社会学的角度撰写的系统化的农村社会学著作。此著作以整个农村社会为对象，内容丰富，包括农村社会学的价值、城乡社会差别、社区类型、城乡发展、农村问题、农场生活、农业生产改进、交通通信发展、土地与劳动力、农村保健与环境卫生、农村生活、农村社会制度、农村慈善事业、农村社会调查等。第二部出版于1923年。进一步强调农村社会学的科学性，提出农村社会学的任务是：系统地研究农村社会，揭示农村社会的条件和发展趋势，概括农村社会进步的理论。指出农村社会学的研究要依赖农村客观事实，要描述客观事实。第三部出版于1936年，进一步强调农村社会学应对农村社会做全面的研究和了解，在研究方法上，要创造必要的概念和原理作为研究工具，用来说明研究对象及其发展趋势，更重要的是要使农村社会学的研究不局限在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而必须将它们置于周围的环境及它们过去的历史联系中去。同时要重视农村社会学的实际应用，将农村社会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在社会学家身上统一起来。第二部、第三部《农村社会学》的内容大体由总论、农村社会、农村中的人、农村社会生活以及农村社会起源、发展、变迁与建设等部分构成。吉勒特的《农村社会学》是一部最早用客观的和科学的态度考察和剖析农村社会的教科书式的著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美国各大学广为采用，影响很大。

推动美国农村社会学发展的重要人物还有索罗金和齐姆尔曼。他们于1929年合作出版《农村—城市社会学原理》一书。此著作有两大特点：一是把农村社会及其农村居民置于整个社会体系中考察；二是与城市社会对照来研究农村社会，增强了农村社会特征认识的精确性，提高了读者对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相互依存关系的认识。此著作由六部分组成：农村社会及农民阶级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农村—城市人口的根本特点、农村—城市人的经历与心理过程、农村—城市社会行为的交叉部分、制度与文化、农村—城市的迁徙等。该著作不仅比吉勒特的《农村社会学》以及其他农村社会学著作更具严格的客观性和严密的科学性，而且提出了新的理论体系。对美国农村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到其他农村社会学者的高度赞扬。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农村社会学再度发展，其代表人物是鲁莫斯和比格尔。他们于1950年合作出版了《农村社会系统》一书，于1957年合作出版了《农村社会学——变迁的战略》。这两部著作的特点是用“社会系统”概念全面考察和分析农村社会。这两部著作将社会分为若干子系统，并深入研究了农村社会系统的特性、要素、功能和变迁，使农村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上升到系统观层面，有利于农村社会学理论水平的提高。

随着农村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发展以及研究水平的提高，研究队伍的壮大，农村社会学的教学和学术机构越来越多。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有230多所大学开设了农村社会学课程。后来陆续有威斯康星、华盛顿、密西西比、南达科他、北卡罗来纳、纽约、密苏里、路易斯安那、肯塔基、康涅狄格等州的州立大学或学院成立了农村社会学系。另外，还有14个州的大学将农村社会学和农村经济学结合而成立混合系。这些大学培养了大批农村社会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相应地，美国农村社会学学术活动和研究阵地也得到了空前发展。1921年美国社会学学会建立了农村社会学部。1936年创办了《农村社会学》专业刊物。1937年社会学学会的农村社会学部升格为农村社会学学会，会员从1937年的79人发展到1976年的1011人。农村社会学的课题研究也不断增多，到1956年，达到千余种，涉及农村社会福利、社会问题、社会组织、社会变迁、社会心理、人口等诸多领域。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农村进一步城市化，农业进一步现代化，农业人口进一步减少，农村社会问题逐渐得到解决，政府对农村问题研究的投入也大不如前。这样，农村社会学传统研究领域日渐缩小，农村社会学家纷纷转行，独立的农村社会学系所剩无几，基本不再培养农村社会学研究人员。许多农村社会学者把自己的研究课题转向其他领域，把研究对象从美国的农村社会转向其他国家的农村社会。这使美国农村社会学由此衰落下来，美国由此失去了农村社会学的中心地位。

2.农村社会学在世界各地的传播

农村社会学从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是各国派留学生到美国学习农村社会学，然后留学生把学到的农村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带回本国；第二个是美国农村社会学家到世界各地进行访问、教学和实地调研，到目的国传播农村社会学；第三个是媒体传播。

农村社会学在欧洲的传播大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的农村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战后亟待重建，客观上需要农村社会学指导乡村重建工作。于是欧洲社会学家引入美国农村社会学的方法，着手系统地研究农村社会的重建和改组问题；加上美国的农村社会学者开始到西欧开展农村社会调查；联合国粮农组织帮助西欧开展农村社会学的教学研究活动等，促进了欧洲农村社会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自20世纪50年代，一些欧洲国家的社会学学者开始展开农村社会的专题研究。第二，荷兰、瑞典、挪威等国在大学设置农村社会学课程。第三，1957年欧洲农村社会学工作协会成立(不久更名为欧洲农村社会学会，所在地在巴黎)，并出版了《农村社会学》杂志(季刊)。第四，1961年意大利农村社会学学会创办了《农村社会学》杂志。第五，欧洲的一些社会学者出版一批农村社会学专著。如荷兰的霍夫斯蒂1957年出版了《荷兰农村生活和农村福利》、英国的布累喜也在同年出版了《英国的农民生活》、英国的彼得·布莱肯伯格1962年出版了《农村社会学导论》。第六，1964年欧洲农村社会学会与美国农村社会学会共同发起建立了农村社会学国际合作委员会，该组织1976年改称为国际农村社会学协会。其宗旨就是促进世界各国农村社会学的发展和国际学术交流，用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规划农村居民的社会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21]其任务是筹备召开农村社会学第一次世界大会和成立国际农村社会学学会。同年8月，农村社会学第一次世界大会在法国召开。规定以后每四年召开一次。1968年，国际农村社会学协会在荷兰举行了第二届世界农村社会学大会。发展起来的欧洲农村社会学秉承美国农村社会学传统，重视农村实际问题的研究，把主要精力放在各国战后所面临的农村社会问题和农业发展问题。后来又转向发达国家的农业和农村出现的各种新问题。

日本是亚洲接受农村社会学最早的国家之一。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开始引进美国农村社会学，并使之本土化。他们从日本农村实际出发运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分析村落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如对家或户与村落关系、农村空间化的研究都很出色。同时，日本农村社会学者还广泛地研究了农业问题，如“一村一品”运动、“农民兼业化”、“农业生产合作”等问题，为政府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铃木荣太郎是日本农村社会学的主要创建者。他早期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的研究，于1932年出版《农村调查法》；1935年出版《乡土生活调查法》；1940年出版《日本农村社会学原理》。《日本农村社会学原理》用“自然村”的概念解释寄生地主制下日本农村的社会结构，说明以家族和村落为基础的日本农民的生活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集中，他开始把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城市。但是，对推动日本农村社会学发展有重大贡献的农村社会学家应该首推福武直。他1940年3月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在学习研究生课程和担任助教期间，他参与了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战后，为加速农村社会改革与废除家庭制度，推动日本社会民主化进程，致力于日本农村社会性质的调查研究。在农村社会学领域，他主要开展了日本农村社会结构与性质研究、国外农村社会比较研究。在日本农村社会结构与性质研究方面，福武直于1949年出版了《日本农村社会性质》，于1959年出版了《日本村落社会结构》。他借助日本社会学关于家与村落的理论，把日本农村划分为东北型的“同族结合”型和在“同族结合”解体基础上产生的西南型“互助结合”型，创立了村落类型理论。认为日本农业的本质特征是以家庭劳动为核心的集约型超小农经济，只有扬弃这一特征，实现农业共同化和社会化，才能建成民主的农村社会。在国外农村社会比较研究方面，他于1946年深入到中国苏南农村进行过社会调查，出版了《中国农村社会结构》、1962年出版了《世界农村之旅》。《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农村共同体理论的研究视角。他认为社会学需要探索农民生活中基本的经济现象以及通过这些经济活动而产生的群体与社会的关系。农村社会学不限于经济，它还包括政治、宗教、教育等几乎所有的生活侧面。农村社会学涉及农村生活的全部领域，它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状态和整个农民生活中的共同形态以及产生这种共同形态的条件和结果。该书论述了中国华南地区农村社会的特点。他认为华中地区的村落已不再是一个小王国，也不是孤立的环节社会，村落已经丧失了共同体特质。

亚洲国家对农村社会学比较重视的有日本、中国、韩国、泰国等。韩、日、泰等国的研究农村社会的学者于1996年发动成立了亚洲农村社会学会(The Asian Rural Sociology Association，简称ARSA)。该组织是关于农村社会的综合性研究学会，首任会长是韩国建国大学农业生命科学院农业教育系教授You，Tae Yeung；第二任会长是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北原淳(Ataushi Kitahara)，现任会长是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教授苏瑞差(Surichai Wun'Gaeo)。该学会以“促进亚洲农村社会学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促进科学发现的交流与生产，推动亚洲农村地区发展”为使命。该学会现有11个会员国。学会会员包括农村社会学者、农村经济学者和历史地理学者。我国学者从2000年以来开始参加学会活动。2007年8月8日，我国在河北省三河市举办了第三届亚洲农村社会学大会。亚洲农村社会学会会长苏瑞差、世界农村社会学执委河村能夫等与来自中国、韩国、日本、泰国等20多个国家的农村社会学界的专家学者200余人出席大会。与会代表围绕经济全球化对亚洲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进一步繁荣发展亚洲农村社会学理论等问题展开了研讨。学者们认识到农村社会学研究不仅要研究农业问题，而且一定要同解决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解决农业问题。也认为应用中国的“三农”理论分析框架，推进中国农村社会学理论研究很有意义；这一理论对其他国家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也有实际的借鉴价值。^[22]

3.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建立模式与美国和日欧国家都不相同，美国农村社会学是自主生长；日本和欧洲国家农村社会学是外国输入。而中国农村社会学走了一条外国输入与土生土长相结合的道路。对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建立，外国学者、归国留学生、早期乡村建设者、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四种力量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外国学者的贡献。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在中国的延续，为了培养他们统治中国的代理人，并在中国实施奴化教育，他们便在中国创办教会大学，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中国人。在这方面，尤以美国和英国为甚。到20世纪初期，美国在中国创办了上海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山东齐鲁大学、长沙雅礼大学、金陵女子文理院、广东岭南大学、北京燕京大学等十余所教会大学。大致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批有教会背景的外国学者来到中国传播社会学，其中传播了农村社会学。

外国人在中国传播农村社会学比日本早，传播活动除了在这些教会大学讲授农村社会学外，就是在中国采用现代研究方法对农村经济与社会问题进行实地调查。其发端于19世纪末美国公理会牧师A.H.明恩溥对中国人口和农村现象的观察。并于1894年用英文在美国出版了《中国人德行》；1899年出版了《中国农村生活——一个社会学的研究》。^[23]20世纪10年代末至20年代早期，美国的西德尼·D.甘布尔曾4次访问中国，对中国城乡作了广泛的社会经济调查。尤其是1917年的第二次中国之行，6月至9月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而上，深入到四川西北部羌族和藏族居住的边远山区，进行调查，拍摄了3000余张照片，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1918—1919年他与伯吉斯联合在北京进行了一次大型社会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人口、政治、健康、教育、商业、娱乐、娼妓、贫困、监狱状况、基督教活动等。调查报告于1921年在美国发表。^[24]他撰写并出版了五本有关中国的著作——《北京的社会调查》、《北平市民的家庭社会》、《定县——华北农村社会》、《1933年之前华北乡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和《定县秧歌选》。其中大多是介绍中国农村社会状况。

1918—1919年，沪江大学社会学教授D.H.库尔普指导学生在广东潮州凤凰村进行了社会调查。其内容涉及地势、人口、卫生、种族、经济、治理、风俗、社团、教育、美术、娱乐、宗教等方面，也是一次较完整、系统的农村社会调查，调查结果于1925年用英文在美国发表，书名为《华南农村生活》(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沪江大学的H.S.白克令指导学生在上海沈家行开展农村调查，于1923年出版了《沈家行实况》一书。这是外国学者指导中国农村调查的第一本中文文本的报告。

另外，还有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的、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任教的卜凯教授，在中国进行了农村社会调查，在农村经济学领域影响较大。他于1921年制订了多种农村调查表，在南京农村进行调查^[25]。1921—1924年，他组织该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对中国7省17县的2866户农家进行调查。调查以农场管理为主要内容，还包括土地利用、人口、食物消费等社会、经济信息。它是民国成立后“历时最久，调查地域最广，调查项目最详，和比较上最富于科学性的农村调查”^[26]。1929—1936年，他主持进行了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这是当时官方之外所组织的最大规模的农村调查之一。作为调查的成果，《中国土地利用》一书自其问世，即备受学界关注。1937年，在太平洋国际学会、全国经济委员会、中央银行的赞助下，《中国土地利用》的英文版分别在上海、美国出版，1941年，其中文译本在成都出版。《中国土地利用》全书共三册，分别为论文集、地图集和统计资料。作者将所调查的22省168个地区的16786个田场及38256户农家划分为两大农业地带(小麦地带与水稻地带)及八个农区(冬麦区、冬麦小米区、冬麦高粱区、扬子水稻小麦区、水稻茶区、四川水稻区、水稻两季区、西南水稻区)，探讨了地势、气候、土壤、耕地面积、土地利用、家畜、土地肥力、农场大小、农场劳作、物价、赋税、运输、农产品贸易、人口、食物营养、农家生活水平等问题，内容涉及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出版不久，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其“内容充实，调查精细”，特颁发奖状以资奖励。虽然对于卜凯的调查及分析方式，其取得的数据的准确性，及得出的结论等，学界一直存在各种评价，但无可否认其在中国农村问题实地调查领域中的地位，其调查所得至今仍对研究者有重要参考价值。^[27]这些外国教授在中国农村进行的示范性社会调查，对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发展尤其农村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归国留学生的贡献。从20世纪20年代的后期开始一批批中国留学欧美和日本的留学生回国。在20世纪20年代学成回国的先后有顾复、陈达、许仕廉、李景汉、李剑华、应成一、孙本文、吴泽霖、潘光旦、杨开道、言心哲、吴景超、吴文藻等；在20世纪30年代学成回国的有严景耀、费孝通、李安宅、李树青、林耀华等人。他们是农村社会学本土化的主要力量，在农村社会学本土化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积极参加农村社会学的教学工作，培养农村社会学专业人才。如吴文藻1928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云南大学担任教授，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农村社会学人才，包括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李有义等。他不仅从理论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推进农村社会学本土化，而且在重视西方社会学理论方法学习训练的条件下，通过开展中国农村社会调查实现农村社会学的本土化。第二，著书立说，结合中国实际传播农村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实现农村社会学本土化。如顾复于1924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乡村社会学》。1927年以博士学位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农业大学农村社会学专业的杨开道，于1929年出版我国第二本《乡村社会学》。冯和法于1929年出版《农村社会学大纲》；1933年出版《中国农村经济资料》。1928年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专业的言心哲，于1935年出版《中国农村人口问题分析》；于1937年出版了《农村社会学导论》。抗战爆发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乡村社会学的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杨懋春，于1945年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了《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这些农村社会学家的著作被认为是中国乡村社会学诞生的标志。第三，深入农村社会，积极开展农村社会调查，撰写本土农村社会学著作。如李景汉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硕士学位，结束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工作后，于1924年回国，任中华教育基金委员会社会调查部主任，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28年到定县，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社会调查部主任，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调查部主任，主持定县实验区的调查工作，对中国社会实地调查、生计调查、农村社会学、人口研究颇有贡献，发表过《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中国农村问题》、《社会调查》等著作。此外还有乡村社会学家杨开道、许仕廉1928年组织学生对清河镇人口、家庭、集市和村镇组织等进行调查，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市镇调查报告——《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林耀华指导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研究川康诸土著部族的生活，1947年出版了《凉山彝家》一书，影响较大。第四，倡导并开展农村社区研究，立足本土社区研究进行农村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创新。如吴文藻20世纪30年代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学者采用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来调查、解释和解决中国本土的社会问题。他为中国农村社区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他根据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理论，提出“社区方法论”，主张以功能主义为基础，通过社区研究的方法来考察中国农村社会。他还倡导中国村落社区调查研究，以克服学术界的空谈弊端。他发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费孝通采用吴文藻的社区方法论的基本观点，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农村社区研究中，提出具体社区是社会研究的切入点，创造了社区研究的类型比较法。该研究方法主张：单个社区分析只是认识社会的起点，只有在调查许多单一社区的基础上，进行第二步的比较研究，才能够把握农村的基本面貌。他出版了《江村经济》(英文版，1939)、《禄村农田》(1943)、《生育制度》(1947)、《乡土中国》(1948)、《乡土重建》(1948)等农村社会学著作。他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概括了中国乡土社会一直存在的划分群己人我界限时所形成的一种用亲疏有别的有等级差异的人际交往秩序，并创造性地将这种人际交往格局称为“差序格局”。这应该是农村社会学本土化的研究成果。

(3)乡村建设者的贡献。在海外归来的社会学者致力于农村社会学的引进和本土化时，一些文化学和教育学学者从事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发展。如果说海归派的农村社会学成果还有一定的“洋气”，那么，乡村建设派的农村社会学成果就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乡村建设是就一个农村或数个农村，划成一个适当区域，依照理想的能实现的预订计划，用最完善的最经济的方法、技术以化导训练本区以内的一切农民，使全区农民整个生活逐渐改进，由自给自立以达于自治，完成农村的整个建设。乡村建设有三大纲领：一为文化的，即全区普及教育、改良风气以及清洁卫生健全体魄之事属之；二为经济的，即全区改善生计之事属之；三为政治的，即全区团体组织公共治安、公共建设之事属之。^[28]乡村建设运动是许多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代表人物有江恒源、梁漱溟、晏阳初、李景汉、陶行知、梁耀祖、孙则让，等等。尤以梁漱溟和晏阳初最为突出。晏阳初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于1920年回国，在长沙、烟台等地开展平民教育运动。1923年与陶行知等发动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6年在河北保定地区开始乡村平民教育实验。1929年在河北定县开始“乡村建设”计划。他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愚、贫、弱、私，根治的办法是开展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梁漱溟没有留过学，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教印度哲学；他在城市出生成长，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他一生不断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他于1923年在山东提出“农村救国”的主张，1924年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1930年在河南辉县与他人创办“河南乡治学院”。1931年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与晏阳初的理论不同。晏阳初是通过教育手段进行乡村改造运动，而梁漱溟通过文化改造救活农村，主张改变农村组织结构，以农业促进工业，知识分子下乡为农民而工作。

从本质上讲，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抱着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用教育、科学、文化和实业改造农村、建设农村、拯救国家的社会活动。但这些知识分子通过对社会问题的研究、社会设计、社会实验、社会调查、社会改造等社会活动，为社会学走向实际运用提供了示范，对社会理论的丰富和本土化、对农村社会调查方法的总结都有促进作用，尤其是树立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独有的实践型农村社会学。

(4)马克思主义者的贡献。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这种力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者，另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前者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了理论贡献，后者为中国社会学发展在调查方法上作出了贡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者对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主要有李大钊、陈翰笙、丁克全等。李大钊研究过农民问题、东西方村落比较问题。陈翰笙对中国农村社会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长期开展农村社会调查。1929年7月初到9月底，陈翰笙率领一个大型调查团前往江苏无锡农村进行了首次大规模调查。在3个月的时间内，他们调查了8个农村市镇的工商业，55个村的概况，以及22个村庄的1024户农家。1929年11月底到1930年5月底，陈翰笙主持了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岭南大学合作举行的广东农村经济调查，考察了梅县、潮安等16个县的概况，详细调查了番禺县10个代表村的1209户人家，同时对50个县中的335个村进行了通信调查。1930年，陈翰笙负责的社会学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对河北省保定县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调查。参加者68人，调查了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和11个村中的1773个农户。这三次规模空前的调查，为他搞清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趋势提供了详尽的第一手资料。^[29]第二，出版大量的农村社会学方面的论著。1929年出版《亩的差异》；1929年出版《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1930年出版《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1933年发表了《当代中国的土地问题》；1934年发表了《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1936年用英文出版《中国南方农业问题》、《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1939年用英文发表了《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1946年出版《中国农民》；1949年出版《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等。他用调查所得的事实材料充分证明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关系和性质。他的农村经济调查在社会学的学科理论和方法上、在社会实践中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丁克全1935年到日本勤工俭学，后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研究社会学，以优异成绩毕业。期间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1942年回国，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47年参加东北土地改革，提出“群众工作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对农村社会学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主要是毛泽东。他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搞改良是行不通的，要使中国社会协调发展，唯一的办法是社会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他用阶级分析观点认识中国社会，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农村社会调查研究。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进行了农村社会调查。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要求学员深入农村和工矿作调查，他本人1927年3月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湘、赣两省的许多县区乡村进行了社会调查，1930年5月撰写了《寻乌调查》；1930年11月写了《兴国调查》；1933年11月写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调研报告。在陕北革命根据地时期，根据他的指示中共中央做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解放区组织了一系列社会调查，并撰写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和《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两份著名报告。毛泽东在长期的社会调查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的调查研究理论和方法，主要表现在：(1)用亲身的农村调查实践说明实地调查是研究者真正了解农村社会真相的唯一途径。(2)发现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理论观点。如农民是中国革命的生力军、农村包围城市、农民革命必须与土地革命结合、农业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和保证等，都是毛泽东发现的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理论观点。(3)总结出了农村社会调查研究理论和方法。如正确地处理实地调查与文献资料的关系、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是认识客观事物的重要途径、调查研究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总结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发展和本土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4.中国农村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

社会学学科于1952年被撤销，农村社会学者由此纷纷被迫改行。费孝通因一篇《早春天气》的文章被打入“冷宫”20年。梁漱溟因在农民问题上同毛泽东唱对台戏而受到批判，闭门思过。晏阳初远走异国，在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继续从事平民教育，与内地联系中断。为何撤销，官方并没有说明理由。有人分析可能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受前苏联的影响。前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前就把社会学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取消了。当时中国学习前苏联搞社会主义建设，便在高校取消了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专业。二是在理论认识上把历史唯物主义当成社会学，我们只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就可以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发展的规律了，也就不需要社会学了。三是有人片面地认为资本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社会学主要是探讨研究社会问题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可以克服各种社会问题的。社会学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30]

1979年，在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下，社会学恢复重建，农村社会学率先起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什么在1979年又要恢复社会学呢？一是我党摆脱了长期“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要使中国发展，必须对过去的错误做法进行一系列拨乱反正。取消社会学本是错误的行为，自然要纠正。二是几十年的中国社会运行证明了任何国家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社会管理需要社会学。三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要一心一意搞建设，要进行改革开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的产物，社会学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

社会学被恢复以后，农村社会学的课程教学和专业设置在各大学和社会科学院中逐步得到建设和发展。1986年华中农业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农村社会学专业，陆续招收专科、本科和硕士研究生；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农村社会学研究室；1993年中国农村社会学会成立；现在我国有70余所大学开办了社会学专业，都讲授农村社会学课程和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实习；有30余所大学招收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多数设有农村社会学研究方向；有10多所大学招收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少数设有农村社会学研究方向。总之，农村社会学科建设已经进入正规化轨道。从课程设置、科研队伍建设到教材编写、学生培养等，全国重点大学的社会学系和社会学研究所都对农村社会学给予相当的重视。许多大学都把农村社会学列为主要课程，把农村社会学作为重点发展学科进行建设。全国农业院校对农村社会学尤为重视。迄今为止，我国已经编写出了几十种农村社会学教材，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国农村社会学的教学要求。

从1979年到现在，全国社会学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以及“三农”方面的研究单位的科研工作者不断扩大农村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有：(1)小城镇和乡镇企业发展研究。其成果主要是费孝通于1983年发表的《小城镇大问题》，以及大量的围绕小城镇问题的研究著作论文。总结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和福建“侨乡模式”等不同的发展模式，推动了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改革。(2)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研究成果有陆学艺的《改革中的中国农村和农民》、《转型时期农民的阶层分化：对大寨、刘庄、华西等十三个村庄的实证研究》。20世纪90年代农村社会分层研究开始从实证研究转向实地研究和主观性研究，并将国外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权力资本等社会学理论引入农村社会分层研究中，取得了可喜成果。(3)农民工问题研究。早期主要有农村外流人口和“民工潮”成因研究，后期主要有农民进城渠道和进城农民的社会支持网络研究，农民与市民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社会歧视问题研究，农民子女问题的受教育问题研究，农民进城后的文化适应问题研究等。(4)城乡关系研究。包括城乡关系、国家与农村关系、农村组织与社区、农村产权关系、以农民工问题和失地农民问题以及城中村问题为核心内容的新“三农”问题等研究。(5)新农村建设研究。包括“以工补农、以城市支持农村”方式、新农村建设模式、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等研究。可见，我国自从恢复社会学学科以来，农村社会学已经进入多元化的、全方位的研究层面，研究领域广泛；研究方法多样化，使农村社会研究由表象描述深入到社会内在规律探索。可以说，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学不论在学科建设还是在研究深度、研究方法上都有了显著进步。而且，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会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转型，这为农村社会学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正当其时，前景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