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十大矛盾与问题

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十大矛盾与问题

“上海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课题组^[1]

中国研究生教育自1981年恢复学位制度以来,已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成长周期。其主要标志为:①规模倍增,1996年在校研究生163 322人,为1980年21 604人的7.5倍;②当初提出的大部分学科专业立足国内培养的目标,已基本实现;③培养质量逐步提高,20世纪80年代初毕业生中将近半数已成为各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科研骨干或走上领导岗位。

1993年起,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进,研究生教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和增长周期:“考研热”不断升温并将持续;在校研究生比例占三分之一以上的研究型大学陆续形成;高等教育层次高移现象在经济发达地区已成定局,并呈向中等或欠发达地区扩散的总体趋势。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新阶段,正面临以下矛盾和问题。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初步探讨,以求得同行的指教。

一、需求扩增与供给不足

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关系是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基本矛盾,研究生教育1994年起从供大于求到供不应求的转折,反映了这对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以此入手,有可能把握改革与发展的总体趋势与方向。

供求比例严重失衡,求大于供、供不应求的状况日趋扩展。据调查,管理、通讯、计算机、经济、法律、建筑类学科专业的报考与录取供求比例高于1暶5,其中工商管理(MBA)、金融、经济法等高达1暶10左右。有的高校个别专业(如上海大学的法律、浙江大学的行政管理)研究生占在校生总规模比例也逐步占主体或主导地位。目前普遍占四分之一左右,有的达到甚至超过三分之一。

社会高层次专业人才资源存量进入断层阶段。与高级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日趋增加相反,人才拥有存量已进入断层阶段,即由于十年“文革”造成的高级人才年龄断层后移。据国家人事部门统计,1989年全国共有各类高级专业人员93. 4万人,其中约80%将在2000年左右陆续退休,年均6万人。1991年,高校正副教授、中科院正副研究员分别为15 700人、15 000人,其中90%、82%将分别在2000年前退休,年龄结构上将出现70万人总量的断层。而且前些年毕业研究生年均供给不到4万,1988年和1996年最高分别为40 838人和39 652人。高级专门人才青黄不接的这一断层将难以填补。

人才需求层次高移。在沿海经济相对发达地区,随着经济水平提高,人才层次结构已相应发生变化:本科生总体供求平衡,结构性供求失衡时有出现,少数专业已供大于求;而研究生层次却除基础学科外在总体上求大于供。这一趋势将随着中西部和边远省区经济水平的提高而蔓延、扩散。在招生方面,研究生报考与录取的供求矛盾严重性远超过本科生。以上表明,中国研究生教育供求矛盾呈扩展、延续、失衡的发展总趋势。这一总趋势在新的增长周期结束以前不会改变,并将在根本上决定和影响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方向和总进程。

二、定位重心上升与实际地位错位

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矛盾相互作用、运作的另一总趋势为,其在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中的地位、影响、作用呈上升状态趋势,而实际地位与这一主导趋势严重错位。对其定位、地位的社会理论认同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高校学科专业建设、科学研究的先导,国家当前和未来综合实力的核心和代表。

以研究生教育为核心的学科建设的主导地位尚未确立。有研究生与学位授予点的学科专业往往是学校的重点学科、专业或兼具优势和特色的关键点,这些学科专业代表了学校的发展方向,能够促进和带动本专科教育及科研整体水平的发展和提高。主导地位的概念为,处理好主体与主导的量与质的相互关系,如教学型本科院校,其主体虽在本科教育,但其主导仍应为具有先导效应的研究生教育;已经定位或实际正在向研究型大学转化的重点大学,其主体、主导应与研究生教育一致,以顺利完成以教学为主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型,实现质变。

资源配置错位。与以上指导思想相关,相当部分院校资源配置的重点仍在本科教育。除了少数发展较快的学位授权学科、专业自我投入外,目前总体水平仅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投入的硕、博士年人均7 000元、9 000元水平。作为学校行为的投入与本科生教育无法相提并论。个别院校甚至出现了研究生院上交学校大于学校投入的倒挂现象。

培养成本错位。由于以上原因,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成本在相当多院校发生严重错位,即实际耗用在研究生教育上的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总量和消费水平远低于耗用在本专科生教育上的培养成本。据调查,1997年上海地区15所院校本专科生年均培养成本为14 500元,而一般研究生培养成本约10 000元左右。这与研究生教育的合理(理想)培养成本差距更大。一般认为,研究生培养与本专科生培养的主要差别在参与科研的程度,研究生以科研为主、专业基础理论教学为主,其合理(理想)培养成本重点应在科研费用,科研费用应占主要比例。

由此,研究生教育在高等学校中的实际地位、资源配置比例与合理培养成本等,已成为其定位重心上移或教学型向研究型大学重心转移的发展趋势的阻碍。

三、多种培养目标与单一办学体制

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多样化趋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日趋明显,尽管办学体制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单一办学体制为主的格局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转变,这就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高校与企业合作办学是中国科教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科研主体将逐步向企业转移。这一发展趋势为高校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拓展了空间。但目前高校与企业合作办学的实际状况却举步维艰,其主要原因为:其一,体制壁垒森严。计划体制下长期形成的部门所有制、条块分割的体制壁垒在研究生教育上也相当严重。打破壁垒,实现合作,还需要有新的突破。其二,缺乏动力机制,高校与企业在各自利益、互补性方面尚未建立相互依靠的体制;其三,目前国有大型企业仍未走出困境,对人才有效需求未能全部发掘,而高校研究生规格、素质方面与企业的要求尚有相当距离。

高校与科学院系统合作办学。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高校与中科院分属两个体制系统,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相互合作的强烈要求和发展趋势,但进展甚微。其主要原因为:其一,科研主攻方向不同,科学院向应用研究为主方向发展,以学科专业的高、尖、专为主;高校系统以基础研究为主,以学科专业的宽、厚、深为主。其二,科学院系统以科研为主,高校系统以教学为主。由于上述原因,目前科学院与高校系统合作办学仅停留在部分课程改革的初级阶段,尚未在导师互聘交流及进入研究课题等更紧密的阶段。

产学研多元合作。这是研究生教育办学体制的理想模式,其最有价值处在于将办学与培养体制加以结合。而目前较成功的为医学学科,其长期形成的医教研体制在其他行业很难借鉴。但是逐步扩展工程硕士培养点为基地,朝医教研结合体制模式发展应成为方向。因此,打破办学体制壁垒是研究生教育改革必须突破的难点,否则现有培养模式不变革,办学质量、水平的提高必然无法保证。

非政府办学。高等教育属非义务教育,政府不必也不能包办研究生教育,这是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发展走过的共同道路。据统计,日本设有大学院(即研究生院)的385所大学中,国立98所,公立31所,而私立256所,占总数的66.5%。根据中国国情,目前完全通过民间办学举办研究生教育的条件尚不具备,但可开展国有民办、民办公助、社会团体或企业办学的试点。

办学体制的核心是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当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时,政府行为干预建立公有制多种模式完全必要;但当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政府行为的主要职能应向宏观调控转变,高校办学自主权应日益扩大。

四、需求规格与培养模式不相匹配

研究生需求的扩展必然伴随着需求规模的多样化,需求规格的多样化又要求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的改革与之发展趋势相适应。而目前两者相互之间并不匹配,对其学科、专业特点、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关系及产学研培养模式关系的认识及实践均存在问题。

学科、专业特点与培养模式、类型匹配。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为专业教育,研究生教育则为专业教育的最高层次。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专业性既区别于本专科教育,又与社会对人才需求规格专业要求相联系。社会需求规格要求多样化表现在新学科专业不断涌现、专业方向分工在相互综合渗透的高层次上进行、传统学科专业领域不断深化发展,而目前培养模式的单一化、统一化与上述发展趋势不相适应。因此如何依据学科、专业的特点、规律,发展多样化的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已成为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基础理论为主向应用型学科为主方向转型。与上述社会需求规格要求相联系,中国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高级专门人才需求重心已从高校、科研单位向产业、企业实体转移。在总体上,基础理论与应用型人才需求比例与20世纪80年代初倒挂,即从前者占大多数转为后者占大多数;在各个学科上,同样呈现上述发展趋势。如医学、工科中建筑学等传统学科内也呈现同样发展趋势,医科中基础理论与临床医学专业方向的比例为1暶9。

产学研合作培养模式与体制的矛盾。与上述发展趋势类似,研究生教育中的产学研合作培养模式已受到普遍重视。其主要动力有:利益驱动,合作培养模式运行如对产学研各方面都有利,则进展顺利,反之则维持艰难;专业互补,合作培养对各自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上水平、起促进作用,则进展顺利,反之则进展迟缓。目前较成熟已相对稳定的仅医学类专业,由于医学院校、研究所及附属医院的体制而形成医、教、研一体化培养模式。其次为高等院校与科研系统的合作,以上海地区为例,已有复旦、交大、上医大与中科院上海分院合作举办生命科学院,上海大学与其合作举办研究院,但目前均处在初级阶段的合作办学。由此,产学研合作研究只有在体制多元化或一体化(如医、教、研)条件下才能较好实现。

综上所述,培养模式与需求规格相互配合的重要结合点为学科、专业,即:不同学科、专业应形成不同的培养模式;依据其上、下游层次关系又可分为基础与应用两大关系;产学研合作培养模式的最佳体制环境为具有垄断性或行业系统性特别强烈的体制(如医、教、研),其他行业还有邮电、铁路等。跨体制、跨行业、跨区域的改革最具突破意义和推广价值,如同济大学与燕山石化公司的合作培养。

五、个别与社会化培养方式

培养模式的转变已引起和要求培养方式的转变与之相适应。其核心为实现传统培养方式的封闭性、继承性向开放性、创新性转变,转变的动力为竞争机制。

从个别式到集中式的发展。德国由讲座制到学院制的演变反映了研究生教育从个别式单一型向集中式系统型培养方式的发展规律的趋势。个别式单一型培养方式适应了小规模、小规格、小批量发展阶段的要求,而集中式系统型培养方式则适应大规模、多规格、多批量发展阶段的要求。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和社会、科技、文化多元化发展向研究人才规格、质量提出的综合要求。我国研究生教育从个别式培养直接进入研究生院的集中式发展,比发达国家缩短了几十年的时间,但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研究生培养方式尚未完善和健全,并在实际操作中与传统的培养方式发生着碰撞和矛盾。

从师徒式到合同式转变。由于经费渠道和培养机制的不同,目前我国研究生培养方式仍沿袭几十年一贯制的师徒式。然而在中科院系统与部分高校中,培养方式已经向社会大生产要求下的合同式转变。即导师与学生的关系由师徒式向合同式转变,导师在市场上找课题,提出研究思路,研究生则按导师的思路完成课题。在这一培养方式中,由于课题经费的一部分已转化为研究生的报酬,因而研究生的积极性就大大高于传统的师徒式培养,激励机制的作用得到体现。正如我们在调研中所了解到的,国内一著名高校研究生大量流出国外,同样的研究生在国内无所作为,而到国外不足半年已取得三项重大成果,该生导师认为,这就是师徒式与雇佣式培养方式的区别,前者凭感情起作用,后者则靠激励机制起作用,前者可舒舒服服毕业,后者课题完不成则影响学业、危及生存。

从封闭型到开放型转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培养方式有较大转变。封闭型培养方式的基本特点为系统内循环,即生物学术语上的近亲繁殖。在部分高等学校内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的一个学科、同一位导师指导直至留校任教的现象仍较严重,这既抑制了该学科的发展,也导致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退化。为此,部分院校已杜绝或只留少于10%比例的本校、本学科本科生、硕士生报考本校高一层次的学位课程,这是比较明智而大胆的举措。

培养方式的上述发展趋势,随着体制壁垒的打破或日益进步,需要我们从社会化培养方式、引进竞争和激励机制以及形成开放流动的培养方式方面,着手探寻规律,总结经验教训,并上升至理论。

六、规格数量扩增与质量水平的协调

研究生教育需求长期趋增,拉动了研究生教育以规模扩增为特点的全面发展,数量增长到一定的阶段后,其与质量的关系及矛盾就凸现出来。比较公认的评价认为,中国与美国相比,普通教育(中小学)乃至高等教育的本专科生差距不大,中国在某些方面甚至超出,而研究生教育阶段差距则相当大。前者以中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国数届领先、CASBEA考生受美国名牌院校赞赏的事例中得到证明,尤其在规模扩张阶段的质量问题如不解决,最终将影响数量的发展。

教育教学制度建设先进而评估、监控滞后。自1981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一系列有关研究生教育教学制度规章相继建立、完善,并正常运转,唯独宏观评估、监控体系尚未相应建立完善,有的地区在部分学科、有的学校在校内进行了教学质量监控的有益探索,但完善、科学、规范的评估体制和宏观质量监控的机制需进一步建立。

校内评价向行业、专家为主评价转变。目前大部分已建立研究生教育评价体系的学校大都以校内管理者、教师为主要力量,而少数学校已实行了行业为系统、专家为主的社会评估评价体系。如中科院上海分院、上医大、二医大、复旦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教学科研单位已建立了研究生论文质量抽样评估专家库系统。这种以校外专家为主的社会评估,以其手段的科学和公正能客观、有效地对研究生培养质量进行评价。

管理方式的松与严。针对研究生年龄阶段的心理特点与个别化教学的普遍性,目前有相当部分院校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放羊式”管理。与本、专科生已相对完善、成熟的培养过程规范化管理相比,研究生管理则松散得多。这已成为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和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需要探索一种与研究生特殊情况相适应的管理方式。

因此,以研究生教育的水平评估、质量监控体制为切入口,逐步推行以校外专家为主的社会评估制度,以及改善目前相当多地方存在的放任自流的管理方式,应成为目前和今后改革的重点内容。

七、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

研究生教育学科门类的差别,决定了除一般规律外还存在着特殊规律,如何根据各学科的不同特点、特殊规律进行分类研究、区别对待,这是一大难点。而当前有可能也应区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不同特点和规律。

基础学科向应用学科重心转移的总趋势由于社会需求的变化和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周期的缩短,中国研究生教育基础学科重于应用学科的格局已从根本上发生转变。不仅在校研究生中两大学科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即使在同一学科中,以应用为主的专业比例也明显高于以基础为主的专业。例如医科,据调查,临床医学专业在校生已占95%左右,而从事基础研究的研究生比例仅为5%左右。这一趋势总体上反映了中国研究生教育走出经院式宝塔尖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态势,但也是存在着基础学科削弱甚至衰退的严重倾向。一些基础学科长期以来投入不足、人才外流、设备老化,导致了生源逐年下降。学科已从建设走向维持。如某重点大学化学学科1992年有在校生15人,而1997年则减少至3人。

基础学科内涵拓展与社会需求的一致性。近两年来,社会对研究生规格的要求更倾向于复合性、交叉性,因而某些高校数学、中文等基础学科因其基础扎实、学科知识系统、宽泛和专业迁移能力强等特点,已被社会重新确认其价值。如复旦大学数学系研究生已成为供不应求的紧缺人才,该校毕业生已连续两年在著名的日本二菱银行招聘中名列榜首,甚至超过上海财经大学的金融专业及国际经济专业毕业生。

基础学科仍未摆脱萎缩的困境。除以上特殊情况和趋势在经济发展相对较快地区出现外,多数地区基础学科也在艰难维持。为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格局,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国家进一步调整对事关长远国计民生和确定赶超世界水平的重点学科集中力量予以支持;二是扩大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合作,利用香港地区高校财力相对充裕、与国际前沿信息沟通灵活的优势及发展基础学科增强后劲的需求,加强基础学科的建设。

正确处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之间的关系,不仅有相互的比例结构问题,更重要的是与社会需求保持一致、集中力量对高水平重点学科实行政策倾斜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从而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取得最佳的产出效果。

八、研究生心理、生理成长阶段特点与环境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最高阶段和层次,而研究生在其人生成长过程中又处在生理、心理发展的重要阶段、特殊阶段和转折阶段。这一阶段的特殊性及其与成长环境的关系,应是制订研究生教育政策、研究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依据。

自主自立心理与依靠家庭提供经济资助的矛盾。与本专科生阶段的大学生不同,研究生在就读期间已经产生了强烈的自主自立心理,而前者则是临近毕业才进入由学校到社会转变的“起跑线”。研究生的这一心理与目前在经济上仍须依赖家庭的现实构成了矛盾。尤其在已建立家庭的在职研究生身上表现更强烈,既须为完成学业付出成本、又须支撑家庭经济来源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已构成其巨大的精神负担。在高校中,为完成学业而作出牺牲家庭利益的事例为数不少,而且在职研究生在研究生总数上已将近“半壁江山”。

安身立业心理与依靠导师的矛盾。研究生在学期间,对本学科、专业的前沿、发展前景已有所了解,因而对该专业有所贡献从而取得事业成功的迫切性较本专科生强烈。安身立业的心理与现实构成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既依靠导师、站在导师已创造的学术阶梯上有所超越和创新,如何把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度,这就是有利于研究生成长的环境的建立。而相当部分高校的实际环境是改革式的管理与导师的严格高要求不相协调,这也是本文以上已提到的培养体制。

自立家庭的心理与学校集体生活的矛盾。研究生阶段又是青年生理心理发展更加成熟的阶段。恋爱、婚姻、建立家庭的全过程成为与研究生自主学习方式并重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与本专科生以集体生活为主的方式形成差别。而在这方面,许多高校虽然也有很好的探索和思考,但相对比较分散,未能将之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及培养过程结合起来研究。

因此,研究生资助中以助教、助研、助管为核心的体系建立,创造有利研究生学术、事业发展的环境,兼顾研究生个人生活发展与学习并重等方面,是研究生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重要课题。

九、办学效益与培养成本

研究生教育办学效益与培养成本在我国是个崭新的问题,同时又是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这也关系到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由数量发展向注重效益、质量、水平发展的阶段提升的关键。

办学效益的客观评价与实际倾向。按照客观分析,研究生教育建立在本科教育基础上,相当部分成本与本科教育密切相关、相互联系。因此其特点为高效益、低成本,即无论从国家、用人单位、办学单位或个人(回报率)理应较本科教育效益高而投入低。但是由于多年所形成的低投入的惯性,研究生教育始终未走出低投入、低产出的怪圈。加上大部分学科专业仍为师徒式管理,无法实现规模效益,更加剧了效益的低下。

学科结构与合理布点。办学效益中带普遍性的问题是宏观调控不到位而引起结构性效益下降,即宏观上学科、专业结构与国家实际需求不相匹配而引起供求失衡,从而造成整个效益下降。比较突出的是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各地竞相布点,由于重复设点而造成整体效益、水平下降以及资源浪费。

无成本体系与规范管理。据调研,所有学校几乎均未建立起独立的研究生教育的成本体系,因而各培养机构几乎全部处于无成本核算体系的运行管理之中。规范管理根本无从谈起,这既与已拥有33个研究生院、相对稳定发展了16年的现状不相吻合,更与研究生教育今后将在一个规范、科学、良性运作轨道上发展的趋势不相适应。在某些程度上,有可能阻碍或延缓部分已具备条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的形成进程。

无成本核算体系也就无法衡量效益,无法衡量投入与产出。这一体系如不能从学科、专业的层面上加以构建,整个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效益与管理水平也就无法提高。

十、经费分担机制与基本发展资源

研究生经费投入不足是制约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近年来,实行了由完全国家拨款向兼有委托培养、自筹经费三种类型的经费分担方式改革,但是仍未走出经费十分短缺的困境,因而经费分担机制的完善和拓展已成当务之急。

自筹经费方式的活力。自筹经费类型招生的实施,加强了高校的活力和动力,成为两个类型研究生招生中最有活力的一种,同时对学校内部管理也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如最早提出该项改革建议的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规模骤增,该校1万名大学生中,1997年有3 000名在校研究生,已加快向研究型大学发展。

分担机制的拓展。研究生教育发展成本分担机制已提上议事日程。与科学院系统相比,高等院校研究生导师的科研经费水平相对较低,单靠国家拨款已无法支撑研究生培养费用,目前的标准只能支付研究生年生活费用水平(每年每生约6 000元)。而与社会合作培养模式的进展有待深化以及向社会筹集经费比较困难,只能采用国家、社会、个人成本分担机制。根据国际惯例,研究生收费上学天经地义,只不过各国收费标准与方式各不相同。而国内委托培养及自筹经费学生中,为满足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已有不少学生自愿交费上学,MBA中的学生数量更多。

因此,为满足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需要和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研究生教育,经费筹措体制和机制必须创新和突破,而自筹经费和收费上学是两种具有相当可行性的思路。当然自筹经费类改革已趋成熟,而收费上学全面铺开的条件尚不成熟,尚需有成本核算体制、拨款体制、奖学金制度和资助体系完善等。但是选取个别需求比例高的学科试行收费改革,应当在本专科已全面并轨收费后抓紧机遇,及时试点,以期望在点上取得突破而争取整个格局的改革。

(刊于1999年第4期)

【注释】

[1]执笔人:谢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