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创造的一般规律有什么

一、美的创造的实质和条件

人类进行的美的创造活动，经历了无知到认知、由自发到自觉的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当人类的先祖开始创造粗糙的工具的时候，就告别了动物界，开始了自己的独特的历史。这种“创造历史”，就意味着人类必须以自己生存、生活能力进行着劳动、创造。原始人类打造的砍砸器、尖状器、石斧，虽然极为粗糙、简陋，甚至在形体上同天然石块没有多大差别，但是表明了他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已经对自然事物的属性有了初步了解，并能根据某种实用目的进行加工。今天看来，原始的工具具有审美价值，但当初的原始人类并没有有意识地、自觉地专门去从事美的创造，而是在经过了漫长的劳动实践活动，在满足直接的肉体需要的基础上，人类才有可能觉察到外化在客观对象中的自己的本质力量，从而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这就是说，人类审美意识的产生，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物质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人类的审美意识真正发展之后，美的创造就成为人们根据一定的审美理想、按照美的规律所自觉进行的审美实践活动。人类审美创造的实质，就是自觉地运用美的客观规律，采取不同的物质手段使审美主体的实践活动达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和谐统一。进行着一种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的自觉的实践活动。

(一)审美理想在美的创造中起决定作用

美的创造活动的实践，是离不开一定的审美理想的。

审美理想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在审美中对审美对象的相互联系、事物内容、形式上的审美特性及其规律的认识、领略和彻悟、把握。它是审美中的感性上升到理性的思维过程和形式之一，是审美判断和逻辑推理的结果。它是人们向往追求美的最好最高境界。

人都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通过环境教育不但使人形成一定的审美能力，而且会获得一定的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就是在审美观念中产生出来的关于尽善尽美生活的具体感性形象，它不同于以抽象的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其他理想。但是，审美理想的树立又以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性认识以及由此形成的行为规范(道德意识)基础为正确前提的。社会及人生的理想说到底，是由世界观决定的，是同一定的时代的阶级和社会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深刻地影响着那个时代的审美的创造活动。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那样:“每一代的美都是而且也应该是为那一代而存在，它毫不破坏和谐，毫不违反那一代的美学要求，当美与那一代一同消逝的时候，再下一代就将会有它自己的美、新的美。”^[2]审美理想同一切社会意识形态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在阶级社会中又具有深刻的阶级性。我们看以下的几个事例。晋代诗人陶渊明在他的《桃花源记》一文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图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些人住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当一个偶然闯进桃花源的渔人同他们谈话时，才知道他们“不知有汉”，更不用说魏晋了。陶渊明的这种审美理想根源于他憎恶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因而通过乌托邦之国反映了农民渴望安定、生活丰足的愿望。法国19纪上半叶的积极浪漫主义女作家乔治·桑也曾明确说过，她要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中力图“把人类描绘得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如我所认为应该的那样”。她的《木工小史》《安吉堡的磨工》《小法岱特》等一系列小说，描写了木匠、吉卜赛歌女、磨工、孤女、农夫、牧羊女等“下等人”的生活。这些作品也集中体现了乔治·桑的空想社会主义世界观和社会理想相关联的审美理想。

审美理想作为审美意识中的理性因素，是渗透在审美感受之中的，从而使美感不单纯是人的感觉对审美对象的机械复写，而具有一定的倾向性，这就导致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不同审美爱好和审美趣味。从以下几首赏秋诗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同样是赏秋，审美理想则是大相径庭的。

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

白云深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

诗句体现了诗人豪爽向上的审美情趣。但从全诗看，诗人眼中仍是一幅“寒山”“孤村”的与世隔绝的幽寂恬适之景，表达的仍是封建士大夫的审美理想。

宋词人柳永的《雨霖铃》:

多情自古伤别离，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其词抒发的是作者仕途失意、远离佳人、前途黯淡的伤感情绪。可见作者所追求的至美的生活，无非是功名得意，儿女情长，其审美理想的格调平平。

再看毛泽东的一首《浪淘沙》: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揭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全诗以浓厚的历史意识为背景，讴歌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后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展示了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可以说，正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远大理想，才使得他投身革命事业，与中国人民一道迎来了社会主义的新天地。

毫无疑问，审美理想是以社会理想(政治理想、人生理想)为前提的。当审美理想与进步的世界观和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时，就能在不同程度上正确反映生活中的美与丑。也只有这样的审美才能造成健康的审美趣味和审美风尚，它以审美倾向性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人们去发掘、创造生活中真正美的事物和艺术，升华着人们的精神境界，纯洁着人的心灵，推动着、鼓舞着人们为更美好的事物、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社会而同各种丑恶作斗争。这样，审美意识就由精神力量转化成了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像我国唐代在李(白)杜(甫)文章、昭陵石刻、盛唐音乐、敦煌壁画上表现出来的雄浑阔大、激浊扬清的魄力和风格，无疑传达了雄才大略的唐代统治者和人民群众激昂向上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它既是盛唐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状况的产物，反过来又有力地促进了唐代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高度繁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通过热烈的世俗生活图景、健康有力的人体造型集中体现出来的审美理想和趣味，同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和社会理想相一致，但又不同于理论宣传直接诉诸于人的思维，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不知不觉地征服人心，创造了一代人新的爱好、新的情趣、新的要求、新的风尚，在反对封建教会统治、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斗争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艺术家们都以满腔热情歌颂人性美，反对禁欲主义。他们以宗教为题材创作出来的作品，所表达出来的美好、崇高的人性及优美善良的品质等人文主义思想，虽说有着相同的共性，但在共性中又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在达·芬奇手下体现的是高雅、精深、富于理性。达·芬奇多才多艺，他知识渊博，其创造特征是表现优美，着重对善良人物赞颂，对美的崇拜。人们熟知的《蒙娜丽莎》则是典型代表，她神态生动，眼睛悠思而多情，双唇会心地微笑，丰润的双手充满生命力，表现了一个典雅、恬静、思想深邃而优美的形象。他的《最后的晚餐》是歌颂至善的光明和伟大，耶稣是善的化身，他置生死于度外，安详、慈善、聪慧，显示了一个至大至善的圣者性格。达·芬奇坚持艺术美的创造来自于自然的唯物主义立场。在拉斐尔手下体现的是典雅、俊秀。拉斐尔的艺术造诣是高超的。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理想美的最高体现者。他在绘画上以圣母为题材为主，如《西斯廷圣母》《椅中圣母》《福林约圣母》等。其中最有名的是《西斯廷圣母》，俄国美术史家阿托夫博士评论说:在这幅作品上，圣母既没有戴上高贵的王后皇冠，也没有穿着富丽堂皇的锦缎衣装，而且在她的脑后更不见一般作品上所惯常加上的圣者灵光;她不过是一个人世间所常见的典雅优美的平民妇女而已。身着布料的绿色斗篷和红色上衣，肘间抱着可爱的婴儿，两眼晶莹而凝视前方，显示出一种无思无邪无虑的纯洁性格，所异于常人的只不过站在云端而已。再就整个构图来说，右边的女圣徒渥娃拉沉静而漠然地向下望着，下面两个安琪儿(小天使)天真地向上翻着白眼，在默默地望着什么;左边穿着黄缎子袈裟的西斯廷教皇抬头望着圣母与圣婴，只有他看来有一点激动的神气，这就使整个画面显出了一种无比的优雅旋律，在构图上形成了变化而统一的整体。这不难说明了拉斐尔具有优美而完整的构图意匠和纯熟的写实技巧，而且也说明他是一个充满平民思想的画家。而在米开朗基罗手下所体现的则是沉深和气魄，充满了人道主义的生命力。米开朗基罗的创作特征是表现崇高，带有强烈的悲剧性，渗透着对黑恶势力的抗争，着重对英雄人物的歌颂，对丑的鞭挞。

他年轻时创作的《大卫》像，表现了一个刚毅而强健的英雄，他浑身肌肉充满着生命的弹力，侧视的目光威力无比，从直立的右脚和点地的左脚以及左手紧握的投石机弦，可以看出他正准备发出置敌人于死地的一弹。他的《垂死的奴隶》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反映了米开朗基罗反抗压迫和束缚、争取自由与渴求解放的意志。他的代表作《摩西》，表现了一个英雄人物的坚毅、刚强、果断的性格。据《圣经》记载，摩西受上帝启发，把犹太人从埃及人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带领犹太人越过红海来到上帝指定的地方。这尊雕像表达了意大利人民希望寻求一个能够统一国家的英雄人物的意愿。

审美理想可以激励人们去追求美、创造美。人类的审美理想一旦形成，就会对美的创造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美的创造条件

创造美必须具备的主观基本条件是:

1.来自社会实践的高尚的审美理想。人们在从事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之前，总要在头脑中首先想象出关于实践结果的具体意象。这是在生产活动中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而当这种意向是一种富有色彩的审美理想时，这一具体目标就成为下一步实践活动的努力方向、成为进行美的创造的设计蓝图而强烈地吸引着创造者。美的创造活动，实际上就是实现创造者的审美理想的实践过程。确立怎样的审美理想，对于美的创造活动有定向性的指导意义。因此，确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尚的、富有个性特色的审美理想，是自觉地进行美的创造的首要前提。

有着什么样的审美理想决定着创造出什么样的理想的美。在现实美的创造中，无数的民族英雄和革命的先烈正是怀着崇高的审美理想，前仆后继，英勇斗争;在改造自然的伟大实践中，人们正是怀着为人类造福的、崇高善的审美理想，建造了万里长城、大运河、葛洲坝水利工程等这样壮美的工程;在艺术美的创造中，更是以自由创造的神奇力量奉出无数的艺术珍品，都体现着创造者永恒的审美理想的光辉。

2.把握客观对象或使用的物质材料的内在规律。美是客观的、社会的存在。美的客观性决定了美的创造不能始终停留在观念之中，它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物质材料，把观念形态的艺术构思外化为物态化形式的艺术作品。在美的创造中，艺术家们一要掌握物质材料的性质;二要掌握创造对象的客观规律的基本特点。达到创造精神与创造形象的完美统一。在美的创造的物质媒介中，建筑艺术的物质媒介是砖瓦石、钢筋水泥;绘画的物质媒介油色画布、纸张笔墨;文学的物质媒介是语言文字;音乐的物质媒介是声音;工艺艺术的物质媒介是玉石象牙、金属泥木等。

3.得心应手的创造才能和技巧。在美的创造实践活动中，除了认识、把握创造对象的内在规律外，还必须具备种种实践所需要的创造才能和技巧。才能和技巧不是天生的，是由长期的创造实践活动锻炼出来的。所谓的“才能”，指的是审美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创造美的能力;所谓“技巧”，指的是在创造美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娴熟而高超的技艺。人类在美化自己生活的历史表明，只有在某个方面练就纯熟的技能、技巧，才能得心应手地进行美的创造，把审美理想变成美的现实。达·芬奇就认为:“画家的心应当像一面镜子，将自己转化为对象的颜色，并如实摄进摆在面前所有物体的形象。应该晓得，假设你不是一个能够用艺术再现自然一切形态的多才多艺的能手，也就不是一位高明的画家。”^[3]达·芬奇本身就是一位杰出的多才多艺、技能高超的艺术家。

二、美的创造的历史发展

美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人类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的成果。人类最初的美的创造，是由实用性、功利性的生产实践发展过来的。为了生存人类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制造了原始的工具，随着生产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再加上图腾崇拜、巫术礼仪等活动，产生了审美的意识，开始了美的创造。由于历史变迁，也由低级向高级、由粗糙向精美的方向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人类社会出现了阶级。而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产生了“异化”。“异化”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主体经过转化，成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论述中，赋予“异化”以新的含义，把它同现实化、对象化、物化、外化等区别开来。人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把属人的本质体现在对象中，这就是主体的现实化、对象化、物化、外化。到了私有制社会，劳动生产的结果为剥削阶级所获取，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越多，剥削阶级掠夺的东西也就越多，力量越是强大。于是，劳动产品对于劳动者来说，成了异己的、统治自己的、压迫自己的力量，这就是劳动的异化。

“异化”是否意味着对“创造性思维”的完全窒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社会又是如何向前发展，美又是如何创造的呢?事实是这样的:不朽的荷马史诗竟出现在奴隶制基本建立的时期，这个时期，还产生了建筑艺术的萌芽。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异化”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是相对的，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使“异化”达到极致。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了一个另外的过程，即人类为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同时为消灭“异化”而奋斗的过程。“异化”使人成为非人。所谓“非人”并不是把社会的人异化为非社会的人，而是把原来具有社会共同本质的人异化为具有不同社会本质的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对自然的单一改造，发展为对自然和社会的双重改造。劳动中的创造性思维也以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异化”条件下的劳动。“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的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4]意志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心理过程，是人类创造性思维的表现，它在创造美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人类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重要的不在于掌握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能够依据所掌握的关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人和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不仅在于人类能够认识自然的规律，而更在于人类能够依据这种对于自然的规律性的认识，按照自己的目的去利用自然，支配自然。人类为要实现自己预想的计划、目的和要求，就要依据自我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自觉地、能动地、有妥协地克服战胜艰难险阻和各种各样的困难，这就叫作人的意志行动。所以说人类的意志在阶级社会、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最有效的锻炼。劳动者不是为了“享受”但却为了生存，必须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和创造，这里就需要有从意志的心理转化为意志的行动的过程，当这种行动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形式的时候，人们就会为自己的胜利、成功感到喜悦，这就是阶级社会审美意识的本质。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异化劳动的情况下，劳动者失去了一切，这不仅限制了对美的制造，甚至是对美的一种摧残和扼杀。然而，在私有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美的创造也获得了丰硕成果。这种现象说明了异化劳动的二重性。在异化劳动的社会条件下，仍然有美的创造，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生产劳动过程，具有一般而又永恒的性质，并不因私有制下异化劳动的出现而消失。从客观情况来看，异化劳动的劳动者，作为人类整体，充分发挥其智慧、才干和惊人的力量，不仅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而且随时随地都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从而使自己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沿着事先设定的目标前进，并从中达到了自由的境界，成为特定历史形态下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显现，因而具有美的价值。如埃及的金塔、巴拿马运河、我国的雄伟壮丽的长城，庄严的故宫，都是异化劳动下的产物。

第二，生产力不断发展。历史不断前进，出现了劳动者的分工，这为美的创造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分工对立，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垄断了精神文化。因而在艺术美的创造上，更起着主导作用。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艺术家们，经过精细的艺术探求和长期的经验积累，极大地扩大了人们的审美视野，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感受能力，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段和技巧。无论是在诗歌、小说、戏剧、还是绘画、雕塑、音乐，总之在各个艺术领域内，一切不朽的世界名著，大多出于他们之手或经过他们的提炼加工，这毕竟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然而，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对于艺术美创造的杰出贡献，要是没有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没有劳动人民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根本就无法进行艺术美的创造，更谈不上杰出的贡献了。那些从事艺术美创造的人，他的劳动在体现统治者的意图的同时，必然要把自己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精湛的技能和技巧，物化到审美对象上去，从而使产品放射出富有个性的智慧的光彩。

第三，劳动者在反对统治者的斗争中，推动了美的创造。劳动者与统治阶级作为矛盾对立的双方，一方面相互对立、互相斗争;另一方面又互相联结，互相渗透、互相依存，各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身存在的条件。所以，在私有制的条件下，除了劳动阶级这一生产物质财富、创造现实美的基础力量以外，统治阶级对于社会生产和美的创造的作用也不能忽视。他们掌管政事，经营商业和管理劳动，这在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是历史前进所必须的，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美的创造。例如，中国的万里长城、北京故宫、西安大雁塔、四川乐山大佛等等，表现了当时统治者的自信和力量，是中国古代美的创造的突出代表。这些不朽的工程，当然有赖于无数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凝聚了他们的鲜血和汗水;但是，如果没有当时执政者和设计师的组织、领导和创作，显然也是不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