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一般规律

四、城市化的一般规律

关于城市化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学界的观点基本趋于一致。高佩义先生将其概括为三大规律，即:

(一)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规律

早在1975年，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在其《城市地理》一书中，把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所经历的运动轨迹描述成一条好似被拉平的S型曲线。清华大学谢文蕙教授据此推断，给出了相应的数学模型并得出结论:城市化过程要经历发生、发展、成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基本变化规律是:发生阶段变化速度缓慢，发展阶段变化速度加快，成熟阶段变化速度又趋缓慢。^[24]高佩义先生进一步研究证实，这一规律不仅仅为美国所特有，也不限于已经实现了高度城市化的国家，而是一条普遍规律。虽然世界的城市化总体水平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总水平的发展过程尚未出现一条成型的“S”曲线，但从总趋势上看，迟早会出现的。其重要原因，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广义的)所决定的“城市文明普及率加速定律”在起作用。^[25]荷兰城市地理学家莱温顿·拜根认同城市化阶段性规律的存在，他把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分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四个阶段。我国学者杨重光等人则将城市化发展阶段分为向心(集中)城市化阶段和扩散城市化阶段。^[26]这表明，学界对城市化的阶段性规律一致认可，但对不同阶段的划分与表述不一。关于三个阶段的城市化率，诺瑟姆的研究认为依次为30%以下、30%～70%和70%以上。持城市化进程五阶段说的学者则认为，20%以前为起步阶段，20%～50%为加速阶段，50%～60%为基本实现阶段，60%～80%为高度发达阶段，80%～100%为自我完善阶段。

(二)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

高佩义把人口在50万以上的城市界定为大城市。他认为，与阶段性规律相适应，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人口规模结构的变动具有大城市超先增长的客观必然性。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正是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发挥作用最明显的阶段。从城市增长的几种具体表现形式—内涵增长、外延增长、机械增长来看，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无不得以体现。这一规律的存在依据应是聚集效应。聚集经济是城市化最显著的特征，城市规模越大，聚集效应越强，发展动力越大。虽然大有大的弊端，但从目前情况看，还没有出现大城市规模过大、聚集效应为负的情况。18世纪以来城市发展的状况显示，大城市比一般城市具有更高的聚集效应，更快的发展速度。以百万人口以上城市为例，1850年全世界仅有3座，占城市人口比例为6%;1900年为13座，占城市人口比例为13%;1950年为115座，占城市总人口比例为31.6%;1980年达到234座，占城市人口的40%。从1900年到1980年，大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等于全世界人口增加的3倍，等于城市人口增加的1.5倍。^[27]但也有学者对此规律的客观性及适用性提出质疑。原因在于“资料的选取上存在缺陷”，因而“尽管有许多学者认为存在这个规律，但结论的可信度仍然受到怀疑”。

(三)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双向互促规律

城市化与工业化相关性规律，由钱里纳提出，高佩义等学者又作了进一步论证。1986年，钱里纳等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中，对城市与工业化水平相关性进行了测度研究，得出在常态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人均国民产值为100美元时，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为22.0%;人均产值为20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为36.2%;人均产值为50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为52.7%;人均产值为100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为63.4%。高佩义通过对相关资料分析也证实，城市化水平与国民生产总值(GNP)的人均占有量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其人均GNP的数量也较高。但他又强调指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与人均GNP的增长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决定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促互进的双向因果关系。我们既可以说，城市化水平随人均GNP的增长而提高;又可以说，人均GNP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