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理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由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动力分为内生驱动力和外生驱动力。近10年来,我国政府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外生驱动力,促进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方兴未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增强文化创意产业的内生驱动力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文化创意产业也将走向内生驱动式发展道路。但是目前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目前还是预热阶段,虽然很多地方都开始了体制改革的试点,但总的来说只是摸索,根本谈不上整体的起步,原因在于文化体制结构问题。现有的政府结构和体制使得文化产业成为壁垒重重的行业,而如果要真正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只能按照产业自身的结构规律去构建这个产业。结合现实来分析,长期以来,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政府的支持,政府在产业规划、产业投资、财政扶持、就业引导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是源于此,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路径依赖,由于缺少市场“地气”,文化创意产业创造力明显不足,丧失了持续发展的动力。“鼠有鼠路,猫有猫道”,过去几十年以来我国做过太多“猫走鼠路、鼠走猫道”的事情,造成“有钱大家一起赚、亏损众人共同摊”的现象。产业发展也没有从根本上为社会创造财富,政府承担太多的责任,也更多的是成为大家分红利的冤大头。发展到后来,赚了钱的产业怪政府没有把边界管好,亏损了的产业怪政府没有制订好规则,一味地从政府身上找原因成为产业创新的一大怪病。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即将由外生驱动向内生驱动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和产业必须职责分明,应当有层次和结构之分,政府必须做好政府的事情,产业应当做好产业的事情,创意阶层做好创意阶层的事情。结合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规律和实际情况来看,未来我国依然必须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在文化创意产业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自下而上的模式时,政府才能适时退出。

1)创造力培育的创意特征决定了政府主导角色定位

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是一种决定性力量”,一个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深度影响着国家的综合国力。尽管文化创意产品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部分产品类型的商品属性表现明显,但“它题解重要的是一种社会产品,因此而表现出来的超经济的社会属性才是文化的本质属性”。作为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内在因素,无论是文化还是创意都属于意识形态范围,决定了政府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和地位。“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并指导着文化的不断发展,文化是某种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基础和结果。”。

属于意识形态的必要组成部分的政府执政文化或者执政理念,从来都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必需的土壤,政府产业政策的出台与执行力度,及其对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态度,都是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要么为文化创意产业系统的运行提供必要的支持,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要么阻碍其发展,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桎梏,甚至反过来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发展的走向。特别是随着全球一体化时代的来临,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开展文化帝国主义运动。其中一种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通过在全球输出具有西方文化特质的创意产品,在世界范围内谋求文化霸权。如美国的迪士尼主题公园及其在全世界播放的影视作品,就是通过不断扩大意识形态包容性、增加强意识形态实用性、模糊意识形态阶级性等以各种合理的组织形式,推广美国文化及其普世价值观。长期以来,我国习惯于由政府主导意识形态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的指导思想,未来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链高端的创意源头,由政府来进行主导更为适宜。

2)创造力培育的文化本质决定了政府主导角色定位

政府是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以创造力培育为本体,创意的内容蕴含了文化特质,文化对于创造力的构成内容、表现形式和环境要件有着深刻影响,创造力培育的文化本质决定了政府主导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必然性,政府有责任营造一个适宜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创意企业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文化创意产业环境营造以塑造良好的社会公众意识和行为习惯为目标,这种文化塑造的公共利益属性决定了政府行政职能的必不可少。

文化与创造力的关联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的分析来得出。首先,文化天然地具有传承与创新功能,是激发人们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创新是文化内在的生命冲动和先天意欲,它能够自我成长、发育、扩散、进步、突破和超越。”文化所具有的这种内在的创新特质,外化为特定的创造力,从而使文化成为创造力的源泉,并对创造力有着深刻的影响。其次,创造力是一种复杂的文化表达,在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产生现象。如个体层面的创造力是自然人在不同背景下表现出来超越传统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其结果常表达为文学艺术及科学作品、技术方案、科学发现及某些有体物。而社会层面的创造力表现为符合社会基本文化价值观念并得到社会认可的特定产品。第三,创造力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生,文化转化为创造力的关键在于营造一种更有利于创造力发生的品质——创造基因。通常,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存在“某种文化要比其他文化更有利于促进创造的发生”的现象。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在文化转化为创造力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担当,也只有政府才能担当得起这种促进文化向创造力转化的责任。

3)创造力培育的产业属性决定了政府主导角色定位

目前,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既是有效需求高速增长、市场前景十分广阔、经济效益非常诱人的朝阳产业,同时也是市场不成熟、需求不稳定、产业链尚不完整的高风险产业。正是具有如上的这种相辅相成的特点,文化创意产业需要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高效的政策支持机制,高技术的基础设施,相互接驳的产业链条,打破原有行业界限的重组场域,迅速顺畅交换传播的数字网络和一个高度市场化的交易平台。因此,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完善仅凭市场机制的保障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政府的引导与推动,特别是在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国家,必须由政府、司法、市场和社会各方力量形成良好的协同机制来辅助完成。但文化创意产业链的发展有着与其自身产业特点相符合的运行机理和理性追求,倡导政府大力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在文化创意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和发展阶段随时或全端进行介入和干预。政府在产业链始端的创意环境营造上应该充分发挥“推动者”的角色和职能,在中端的创造力培育上应发挥“主导者”的角色和职能,在末端的知识产权保护上应发挥“守夜人”的角色和职能。

根据文化创意产业的跨界融合与协同发展的特性,我国在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不断探索进程中,许多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以往传统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如今新经济时代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范式。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为克服原有体制的弊端,在整体的管理体制机制上积极进行创新探索,正在逐渐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协调体制和协调机制,“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和“杭州模式”也在全国得以推广和应用。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成立由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相关职能管理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或协调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或类似机构负责承担日常统一管理协调工作。所不同的是,各地主要责任部门的任务分工及协调机制存在差异。

4)政府在文化创意产业创造力培育中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对于区域经济的长久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未来我国中央政府必须在先进理论支持下,依据国家发布的总体发展规划,确定区域内文化创意产业未来若干年发展的政策导向,完善和优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内部与外部的环境,研究和探讨如何以高新技术带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构成与完善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条,建设一批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加强创意项目作为风险产业的辅导、推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创意产业的投融资体制,推动文化创意企业的快速生长。

地方各级政府在符合经济规则的前提下,应该启动相关的地方性政策,根据客观情况制定若干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全面规划文化创意产业及其发展战略,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指明方向。同时,政府部门要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自身的管理能力,创新管理手段、简化管理流程,为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要发挥政府的职能,在金融、贷款方面对产业的发展给予支持;要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强知识产权开发、保护,严格知识产权管理;要树立先进的服务理念,提供良好的服务态度,营造出一种保护创意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要发挥集聚效应,培育创意市场,打造并完善创意产业链,形成新的产业发展群落。

除了在法律上进行保障外,政府还应该积极刺激创意产品的市场需求。在这方面,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如政府带头使用优秀的创意作品,在公众场合和公众节日积极采用艺术和文化作品来装扮和设计;实施“创意社区”计划,通过将艺术、文化、设计、商业、技术等整合进社区的发展计划,来激发居民的创造力和激情;设立媒体城,将高增值的媒体制作公司和有关的科研行业集中在一个地方,以发挥产业集群的作用;创造更多的图书馆空间、建设现代和当代艺术博物馆、筹建新加坡艺术双年展等等。这些经验和做法都值得我国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