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界定全球化
伴随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对于全球化的认识有三派非常突出的观点。第一派是极力反对者，诸如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全球化的真实本质是“力求根据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勾勒的幻景来改造世界，它表达了对全球政治经济权利关系的一种构想，即通过霸权排除不同于其发展主义前提的其他一些可能性考虑”[2]。即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必然遭到广大后发展中国家的极力反对，不愿意依附于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也非常容易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因此，有些学者提出理想化的“去资本主义化的全球化”，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压制，以国家主权作为挡箭牌，只有建立在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之上的经济全球化才能在相对稳定和公正合理的轨道上发展和深化。这有其合理性，但也容易把民族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完全对立起来，看不到二者的统一。
第二派是极力赞美者，诸如《纽约时报》编辑托马斯·弗里德曼在蜚声全球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把全球化进程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时代从1492年持续到1800年，他称为全球化1.0版本。当时全球化取决于一国的实力以及其应用形式，即一国有多少人力、马力、风力和蒸汽动力。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和政府利用暴力推倒壁垒，将世界的各个部分合并为一。第二个时代被称为全球化2.0版本，这个时代从180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2000年，在这一时期，推动全球化一体化的主要力量是跨国公司，这些公司到国外去的目的就是寻找市场和劳动力。2000年以后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全球化进入3.0版本。这一时期独特动力就是个人和小团体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竞争。这种使个人和小团体亲密无间合作的现象被称为平坦的世界。平坦的世界是个人电脑、光缆、工作流程软件的综合产物。”[3]这种对全球化进程的三阶段划分比较形象，对各个阶段的全球化特征总结也是非常到位的，每次全球化的进程都给人类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不能回避，只能迎战。而且只有融入全球化才能收益全球化带来的创新成果。尽管每个国家自身所处的全球化的阶段是存在差异的，不能以高版本阶段去要求还处在低版本阶段的国家，但低版本阶段的国家也要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才能缩小差距，以后发优势赢取赶超战略。
第三派认为全球化是客观的历史阶段，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为全球化是所有民族国家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都难以改变的必由之路，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意识形态”的批判而逃避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影响，而只有通过在参与、改造和建设的过程中去调适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扬长避短，这样才能分享其应得的成果，获得自身的解放，也获得全球化合作共赢的局面。事实上，全球化已经把所有民族国家都纳入其中并使其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角，后发展中国家也必然在其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
二、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的挑战
（一）对主权的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越来越多元化，诸如各种跨国企业集团、跨国社会团体甚至有能力的个人等，要求在全球范围适用市场经济，这必然冲击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对经济的规范及社会福利规模控制的传统国际格局。再加上科技革命带来的巨大变革，交通更加便捷、信息迅即共享、人们认识水平大大提升，也必将带来更加深层次的跨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必然打破民族国家相互隔离的主权、疆域体系以及不同文明的界限，地球村的预言不再是神话，不断拓展的疆界和全球共同的国际事务都在挑战传统民族国家的控制能力。正如詹姆斯·罗西瑙在其名著《世界政治中的动乱》中指出：“国家被一个清晰或者隐含的由国际规则和相互依存编织的网络所羁绊，国家的自主日益受到它的束缚”[4]。事实上，不仅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全球意识在冲击民族国家，而且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内部的地方性区域以及个人能力也在增强，可以越过民族国家，在全球取得联系，这也在挑战民族国家的整合能力。有学者总结国家主权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关系突出表现为：“首先是国家主权的封闭性特征与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性要求之间存在矛盾冲突。其次是国家主权的统一性、最高性要求与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国家权威日益泄漏趋势之间存在矛盾冲突。最后是国家主权的平等性要求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不平等发展的现实之间存在矛盾冲突。”[5]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明确地使用“国家权威的销蚀”[6]这一概念来描述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哈贝马斯也指出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依赖而导致合法性危机以及丧失民主的基础。还有诸如“主权终结”论、“民族国家终结”论等认为全球化否定了国家存在的意义。
（二）对市场的侵蚀。“在《资本全球化和跨国国家》一文中，威廉·罗伯逊指出，在早些时候，每一个国家都发展出一条民族自身的积累路径，全球化破坏了民族国家的积累路径而将其纳入一个单一生产方式和单一全球体系中，并且把不同国家和地区融入全球经济中，空间障碍的消除和地理逻辑对生产逻辑的服从史无前例。”[7]即全球的市场经济使资本获得全球的流动，由跨国资本家群体控制的跨国公司富可敌国，甚至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操纵世界的经济体系，民族国家也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世界经济体系。资本的全球流动带来商品和服务的全球流动，必然引起空前的价格竞争，这也威胁到民族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全球资本凌驾于全球劳工的新的权力也在新的劳资关系中得到确立，它使得在跨国环境中的全球无产阶级按照社会界限而非国家界限来划分。”[8]即由资本、商品和服务的全球市场流动不仅冲击民族国家内部经济规则，也必然冲击民族国家内部的福利分配。
（三）文化的渗透。亨廷顿一语道破了西方某些学者推崇全球主义的实质，他指出：“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9]尽管对普世文明不能完全否定其积极价值，但“一旦宣称某种意识是普遍的，并强行推广实施时，就会出现因不顾全球意识和各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差异而存在的文化霸权上的可能性”[10]，这也是一直存在何谓普世文明争论的原因所在。笔者认为，普世文明本身并没有什么错，普世价值也是存在的，错误出在文化霸权的国家往往以本国的价值观来阐释普世价值，并取而代之，使基于不同文明而共享的一些价值共识被歪曲、被利用，主张其他的文化价值都被看作是需要改造的对象。“作为多元文化的推动者，常常会被国际社会误认为是在文化多元的旗帜下拒绝接受西方的普世性价值观。西方文化在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下一直是国际社会的强势文化，其投射力可以覆盖整个国际社会。”[11]诸如美国往往把自己的价值观作为普世性的价值观强加给世界各国，实施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战略，并以此来建构美国的霸权主义，与自己价值观不同的国家要么被认为是专制野蛮的“轴心国家”而施加打压，要么被认为是对世界秩序的潜在“挑战者”而加以防范[12]。其他信奉西方自由民主的国家也是如此，对于中国倡导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发展的现实主义，西方世界认为是中国拒绝接受民主、自由等普世性的价值观。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是西方攻击的对象，中国的崛起也经常被西方社会以“中国威胁论”大力加以抵制。
三、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的机遇
（一）为后发国家带来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第一次工业革命成果从产生到传遍世界用了100多年的时间，第二次工业革命成果从产生到传遍世界用了将近50年时间，而以电子化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几乎从一开始就迅速传遍全球。”[13]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和利用世界先进技术，再结合本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以较短的时间迅速实现经济的转型与腾飞，这不仅是德、日、俄走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也是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创造“东亚奇迹”的经验，也是我国30多年融入全球化世界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
（二）全球化拓展了民族国家的视界和增强了民族国家的行动能力，在很大程度有助于维护和巩固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对于在全球化时代必要的部分主权让渡行为我们应该辩证地看，不能否认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某种对立，但也要比较客观地看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积极方面。我们应该客观公正地看待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尽管经济全球化的确可能会对国家主权构成一定程度的侵蚀和弱化，但也要看到它也可能在许多方面巩固和强化国家主权，增强国家的可行性能力。由于全球化的浪潮已经是不可抗拒的潮流，我们既然都已经难以避免，那就不如积极面对，扬长避短，将其维护、巩固和强化国家主权的这一面发挥最大化。诸如联合国、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超国家组织对世界秩序的某些有效调控，不仅没有削弱国家主权，反而避免或减少因国际社会的无序混乱而造成的对国家主权的威胁。还有跨国犯罪、跨国河流域共同治理以及全球大气和环境治理等诸多问题，都已经难以单靠主权国家一方的力量取得有效的治理效果，而现有的国际制度和越来越发达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等都为国家利益的维护做出积极有益的贡献。
（三）全球化提供的统一市场和现有制度框架，为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带来收益，降低成本。全球统一大市场初具规模，世界大市场把国家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资本、人力和知识信息等要素的全球流动，必然会为民族国家带来合理化分工合作、优化资源的配置。在一个全球化日益紧密的时代，谁能迎头赶上全球化的浪潮谁就可能成为最大的赢家。另外，长期的国家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条约、协议、国际惯例和国际规则，提供了在国际社会生存的游戏规则，也为加入和接受这些国际制度框架的国家提供行为准则和提供矛盾纠纷的争端解决机制，诸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意味着要求国内经济政策和方针、政府经济管理规则乃至经济运行方式都要与WTO的诸多原则进行国际接轨。从我们国家加入WTO的实践经验来看，我们也是现有国际制度框架的受益者，在参与中去改善有些国际规则也才成为可能。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