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演变与反思

由于各国历史和国情的不同，民族国家发展不同步。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的国际社会。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社会如何认识和对待民族国家构成一个重要问题。诸如“罗伯特·库伯将世界分为三类国家：第一类是由索马里、阿富汗等组成的所谓‘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前现代化国家’；第二类是由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组成的奉行‘马基雅维利原则’的‘传统现代国家’；第三类则是‘超出了以武力来维系安全的观念’、由前殖民地宗主国组成的所谓‘后帝国和后现代国家’。在库伯看来，欧洲则是目前最为成熟的‘后现代状态’。随后，罗伯特·卡根也多次把‘后现代欧洲’与美国进行比较，认为欧洲超越了强权并实现了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而美国经常使用强权以致陷入霍布斯的无序状态之中” ^[14]。尽管他划分的标准我们难以苟同，代表西方尤其美化欧洲的见解非常鲜明，但不影响我们以此视角来研读民族国家和反思民族国家，即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视角来理解民族国家。

一、民族国家之上的欧盟：积极性与不足

欧洲由于每个国家的领土面积比较小，单靠本国的力量难以在世界格局中形成足够的影响力，他们普遍认识到只有加快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以邦联制建立国家之上的联盟，形成整体合力，才能更好地维护欧洲的利益，也有助于更好地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再加上欧洲内部合作的基础非常好，曾经在中世纪教皇把这些大小邦国联结而成为一统的基督教世界，“把整个封建的西欧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15]，普世世界国家成为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形态。另外，欧洲相类似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也有助于形成统一的大市场，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均衡，经济利益兼容性激励机制也有助于各国之间的合作，并以欧元作为统一的欧洲货币，推进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还有语言与文化上的同根同源，也使更具实质性的合作具备了深度心理认同的基础。因此，欧盟不仅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形成美、欧、俄、日等多极化的世界格局，而且也积极推进在司法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合作。尽管这些领域的合作相对要艰难很多，但统一的欧洲法院（欧陆法系）也起到很大的作用。欧洲能够形成这种网络嵌套式深层合作，也得益于能够相互视对方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人们也开始探讨欧洲公民乃至全球公民资格的可能性。早在康德时代，他就提出过世界永久和平的美好设想，这也说明为什么欧洲容易产生世界主义（全球主义）思想的原因。“当然，这种和平主义不是文化同质性所提供的基本共识，而是以多样化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欧洲的和平主义包含着两个不同方向的取向，既是文化取向也是政治取向，即‘更加统一，更加多样化’。‘更加统一’反映的是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开放性，‘更加多样化’揭示的则是欧洲一体化的文化包容性。因此，文化的包容性和政治的开放性就构成了欧洲和平主义价值理念的基本内容。”^[16]因此，欧洲的思想巨擘哈贝马斯就非常看好欧盟的这种合作形式，认为代表了民族国家未来的发展趋势。即从民族国家时代过渡到“后民族国家时代”，后民族结构意味着欧洲各国必须用超越民族公共领域的交往关系来建立欧洲的一体化，走出民族国家间丛林法则的安全困境，寻求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模式。因为尽管欧洲与美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其资本主义结构内部也存在诸多的不同，也许欧洲曾经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战争的创伤深深警醒着当今的人们，使得国家之间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要少很多，国家内部阶级调和和社会民主思想也比较发达，无论是莱茵模式还是斯堪的纳维亚模式，都比较重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能够比较好地处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以及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而如日中天的美国，顺风顺水的200多年的国家崛起，再加上优越的地缘优势，助长了其霸权主义，到处充任世界警察。尽管欧盟是美国最好的合作伙伴，但欧盟并不是对美国亦步亦趋、言听计从，而是在不少外交政策方面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这不仅有助于维护欧盟的利益，也助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欧盟网络嵌套式合作尽管给热爱世界和平的人们带来不少美好的遐想，但是不仅世界政府是个乌托邦，就连区域性合作也一直存在着区域一体化与民族国家内部之间的紧张关系。“即使存在着真正的联合运动，它更多的也是采取区域化的形式而较少采取全球化的形式，而且即便是在区域联合层次上，民族国家的离心力量仍然在起作用。比如在最富雄心的跨国联合——欧盟——中，合作和竞争之间、一体化和国家主权之间的冲突也是极其明显的。” ^[17]也即是说，欧洲一体化内部也面临着这样的质问：为什么希腊的金融危机需要欧盟其他国家来为其买单？福利的刚性需求特点也使得民族国家内部在政策上把矛头指向外来移民，诸如当今兴起的欧洲右翼保守势力所采取的民族驱逐政策，引发族群矛盾甚至流血冲突。正如哈贝马斯的理论证明全球化时代福利国家所遭遇的悖论，导致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危机。也即是说，全球化或区域一体化所引发的发展与民主原本想促进社会福利，然而，发展与民主释放的无限的空间使福利国家难堪重负，面对劳动、资本和产品的快速流动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必然冲击民族国家这一封闭共同体的疆域范围。如果要涵盖所有进入这一政治共同体的人们的福利诉求，由于福利国家所能支配的分配资源是有限的，这就必然会削减原来民族国家内的合法公民的福利，招致民众的反抗和抵制，严重时甚至丧失民主的政治统治基础，有悖民主的价值，也会引发原居公民与新入移民之间的尖锐冲突，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福利国家的悖论。简单说来，就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与民主需要打破民族国家界限，但是福利和民主的满足又是以民族国家为界分的，这样就必然产生冲突。物质还没有丰沛到不分国别而平等分配的程度。全球化进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权力的行使，但当前许多国际问题的解决，仍只能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政治单位。正如哈贝马斯所说：“要使利益协调和普遍化的程序以及创造性地策划共同利益的程序制度化，不能靠根本不受欢迎的世界国家这一组织形式来实现，而要靠以前各主权国家自主、自愿和独特性来实行”^[18]。

二、帝国的不归路：“大国的悲剧”

无论是罗马帝国、成吉思汗创立的游牧帝国，还是奥斯曼帝国，尽管曾经盛极一时，但无一例外都走不出帝国衰败的宿命。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一个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崛起，但一个个又走不出大国崛起之后走向衰落的命运。诸如先是享有“海上马车夫”美誉的荷兰盛极一时，接下来是葡萄牙、西班牙的崛起，然后是英国的崛起，尽管被称之为“日不落帝国”，但也在走下坡路，被后起之秀所超越，如被美、日、德等国超越。进入20世纪，主要是围绕美苏世界霸权的争夺，搞军备竞赛，从热战走向冷战，直到最后把苏联给拖垮，形成当今世界“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尽管目前美国霸权优势比较明显，但是美国世界范围充当警察的军事干预，既越来越多地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也遭到国内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等情势的牵制。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帝国的崛起，又被新的帝国所取代。一个让人吊诡的是：人们往往在反对霸权抗争中自己又走上追求霸权的道路，这也使人们难以走出“大国崛起的悲剧”。米尔斯海默对这一普遍现象的洞察和思想提炼给人们带来相当大的震惊，他基于现实主义的政治观认为国际社会只有野蛮的战争和冰冷的国际冲突逻辑，“他所认识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在其表现上也胜过了‘霍布斯的丛林法则’，国家不再是在丛林中散步可能偶尔发生比武切磋的‘走兽’，而是关在笼子里面时刻准备决斗的‘困兽’，国家之间除了相互畏惧、相互提防、彼此自助和谋求权力最大化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选择”^[19]。汉斯·摩根索也认为国际政治就是各个国家之间争夺强权的斗争。他也认为，“在一个以主权国家企求强权为动力的世界上，只有两种办法能够维护和平：一是在国际舞台上争夺强权的斗争中显示出来的社会力量的自我调节机制，即均势。另一个是以国际法、国际道德和世界舆论等方式对这种斗争施加的种种限制。”^[20]国际社会的秩序也正是在武力与道义这二者之间交替，现实中，武力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

这也源于强权甚至霸权有深层次的结构根源。因为民族国家的特点就是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把本国做强做大。这也是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近代国际社会格局所决定的，它解决了中世纪封建主义欧洲松散重叠的邦国林立的混乱战争秩序，完成了主权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新秩序构建，但依托强权政治巩固的疆域界分也必然引发新的矛盾冲突，难以避免国际的民族国家之间的资源争夺以及国内政治分化离合所引发的冲突。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每个民族国家都为了追逐本国利益而展开的权力较量。强权政治是国际社会的现实表征，导致国际社会的战争、冲突和暴力不断，这种丛林法则导致国家之间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安全困境”。第二，福利与民主的冲突。全球化的浪潮加速了国家之间民众的流动，冲击着民族国家的边界，迁入的移民对福利的平等诉求，会冲击原有国民的福利待遇，引发围绕财富分配而展开的阶级斗争，成为国家内部严重经济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的导火索，诸如欧洲近年来右倾排外思潮盛行。第三，民族国家一方面势不可挡的选择全球化，另一方面各种形式的反全球化的舆论和抵制运动也在增长，迎接与拒斥的两难困境也时常在考验着民族国家。赵可金认为这三大矛盾是现代性政治规划本身存在的内在矛盾，“随着现代性在技术、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展开，这些矛盾日益尖锐起来，演化为波及整个现代社会的系统危机”^[21]，导致现代民族国家难以解决这个内在矛盾。

当然，尽管从权力的逻辑来解释国际社会的现实主义一直以来很有市场，但也有不少的学者从反思民族国家本身，来探寻民族国家如何走出安全困境。因为“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事件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自反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自反性自身的反思”^[22]。在吉登斯看来，“现实的主权本身……应该被视作某种不断自反性地加以监测的东西” ^[23]，即民族国家自身应培养其自我反思平衡的能力，这要求具有很强的道义支撑来规约自身，这需要经常做自我博弈和内心独白的训练来强化这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主体间性来互为建构，因为主权是现代民族国家在对其疆界的相互界定中产生和确立下来的，“这种‘自反性地监测’是通过‘边境’概念而实现的：不仅民族国家的主权是通过其他国家对其边境的认可来获得承认的，而且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国际关系是一种自反性的秩序，边境内外权力关系的变化仍然在这种现代性的自反性之内。”^[24]无论从主体性的自我反思和内心独白看，还是从主体间性的相互牵制相互承认来看，基于道义的国际正义对于走出大国崛起的悲剧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当然，也还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里的道义是“被强加的道义”还是“自愿认同的道义”，由于各国历史文化演进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也只有基于多元文化价值基础之上的协商共识才是道义的真正源泉。

三、国际社会基本政治单元的民族国家及其演变

（一）民族国家奠定全球化国际社会的基石和底色。尽管跨国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全球化的程度也在加深，但超越国家主权、取代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可以断言永远也不会出现。尽管人们在很早的时代就对大同世界、天下体系和世界主义有美好的设想，但很难在现实世界实现，而更多的是提供一种目标激励或对现实的批判和警醒。因为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的成长都伴随着全球范围扩张，但没有一个帝国强盛到足以统治世界，恰恰相反，在不断拓展疆域的辉煌同时也埋下了帝国崩溃的基因，高昂的统治成本、被殖民统治地区的人们抗争以及骄奢专制的统治集团的腐朽统治等，导致一个个帝国梦轮番更替，而没有一个能成就统一全球的梦想。不仅全球一体化难以实现，而且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也面临重重阻碍，就连人们特别看好的深层次网络嵌套式合作的欧盟一体化，也经常因为各自民族国家的利益对其撕裂，面临解体的危险。我们没有必要谴责根据国家利益而进行的对欧盟一体化的离心作用，拥有各自的国家利益是各国行为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交往体系中唯一享有充分正当的国家利益的行为主体，他们不仅在国内享有最高的权威，而且还能从国家利益这一价值取向出发，并能动用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全权实施一系列重大的对外战略目标和利益。“事实上，并不存在抽象的全球经济，全球经济仍然由民族经济的实体构成，资本主义的一般法则和全球资本的力量主要还得依靠特定民族经济和民族国家的力量来推动。全球化本身是一个民族经济和民族国家的现象，不考虑民族经济中的不平衡发展以及竞争性，不承认民族资本主义中为争夺统治权而在国际联合和斗争中的经常性冲突，是无法弄清楚全球化的。”^[25]

（二）如何看待民族国家发生的转型？尽管也有学者论述过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正在向全球化国家的转型，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后民族国家时代已经到来，但这些预言都改变不了当前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民族国家作为国际社会基本政治单元的判断。

现代民族国家形态的转型^[26]

对于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转型，热衷全球主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全球化将使国家成为资本的一个传送带，跨国经济将逐步取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将彻底走向消亡。相反的观点认为全球市场经济的自由化离不开民族国家的管制，民族国家国内经济主权也并没有完全受到国际经济规则的管制，认为全球治理、全球化国家不过是个神话。笔者的观点认为：我们肯定民族国家作为国际社会基本政治单元，但并不是要求民族国家根据主权和疆界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无视全球国际社会发生的变化。因为一方面，全球国际社会共同治理的问题需要国家内部各种行为体的积极配合；另一方面，国家也应根据自身的国情选择性地接受全球治理的规范和国际惯例。也即是说，作为一种能动者的国家只有嵌入到国际社会之中，既遵循已有国际惯例和共同规范，又作为参与者和变革者去推进国际社会向更加规范合理方向发展，这样，民族国家才能找到适得其所的恰当位置，也形成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相互构建的关系。“这种以施动者的实践为中心的研究，既解释了施动者所具有的结构化能力，突出了施动者在结构演化过程中的能动性，又解释了行为体所具有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也就是结构对社会体的限制作用。”^[27]

（三）国际社会权力主体的多元化趋势对民族国家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变迁，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在逐渐发生转变，国际社会多元权力主体也在塑造新的权威，调节全球政治，影响着民族国家。“一是以现代国家、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制度和非正式的国际机制为主要构成内容的国家权威空间，他们垄断着合法性的强制力（特别是武器、炸弹及其构成系统的暴力），共享着治理全球公共事务的主权；二是以个人、家庭、企业和跨国公司为主要内容的市场权威空间，他们主导着资本和金钱的流动，对全球公共事务具有基础性的主导能力；三是以NGO、NPO、公共舆论、社会运动乃至国际政党组织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权威空间，他们主导着整个社会伦理准则的导向，操纵着作为‘社会风向标’的无线电和大众传媒，通过诉诸民意和公共舆论，形成对全球公共事务的强大压力。” ^[28]由政治权威、市场权威和社会权威多元主体所构成的多层次、多中心的全球复合结构和动态权威格局的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它们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复合模式将会影响乃至决定未来全球国际社会的发展走势，这一趋势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每一个主权国家要想在全球多元主体复合的结构中获得国家社会的认同和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就必须在坚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对国家理性的有限性和对国际责任的必要性有足够的认识，以确保对具体的主权行使进行自我约束，或作必要的主权让渡；学会尊重和掌握全球市场经济系统以及利用市场权威；学会利用在全球市场经济系统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全球公民社会，学会与全球公民社会和谐共处，共同参与全球公共事务的治理，这也是全球多元权力主体对民族国家提出的必然要求。

但是，不同权威主体的运行逻辑也存在明显差异，他们在对民族国家提出挑战的同时，也还得依赖民族国家的力量对其进行整合和梳理，从而明确其边界，清晰其权能，规范其关系，塑造其体制。国家毕竟还是当代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在没有出现更好地替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力量之前，民族国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不会自动退出历史的舞台。在可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作为治理社会事务的单位，以其掌握的法律和暴力工具优势为后盾，注定将在维护国家利益和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扮演极其重要的作用。另外，即便是一些非国家行为主体看上去靠自治，也以巨大的行动潜能和力量优势日益脱离民族国家的掌控范围，但其主体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即使不是由民族国家决定，也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民族国家的制约和影响，而且这些非国家的行为主体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和取得多大的实效，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行为的能力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