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分化与统一战线的整合

第三节　社会结构分化与统一战线的整合

一、社会结构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深刻说明了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急剧变化，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的总体特征。

什么是社会结构呢？“结构”一词含有结合、联结、构造和构建的含义。“从逻辑上说，结构概念包含了两个重要的方面，其一是结构构成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即结构自身具有不同的且相对独立的诸因素、部分或载体；其二是结构整体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即结构的这些构成因素、部分或载体是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的。”^[18]因此，结构是“多”与“一”的统一体。作为“社会的”结构，还有其社会的规定性，即社会是众多社会主体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结成的“行动关联体”。一方面，社会分工的专业化使作为社会主体的行动者及其行动方式的异质性和多样性越来越凸现，并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异质性和多样性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分工的发展推动和促进了社会行动主体的聚类和联合行动。因此，对于社会结构的理解，还需要考虑社会行动主体的因素。十六届六中全会所指的“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按笔者的理解，既包含了“结构”本身的含义，也包括了作为社会的因素——“社会行动者”。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资源的配置、社会各个行业部门的利益行动的冲突和协调，社会分层和社会财富的分化问题，不同社会群体对社会正义的要求，以及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别和区分，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反映，体现了组成社会的不同部分与社会主体行动者行动类别形成的某种关联。因此，所谓社会结构，是社会体系自身的各组成部分与社会主体的行动的关联方式、状态和过程所构成的系统。

二、社会结构分化

社会结构分化是社会转型期的突出问题。孙立平也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意义最重大、最引人关注之处就是结构的剧烈、持续、深刻的分化。”^[19]社会结构的深刻分化将给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带来不同于以往社会单向度变化的结构性变动。分化的结果是原来的社会结构系统分解成新的社会要素，各种社会关系分割重组，最终形成新的社会结构。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如果能够使社会系统各部分之间的流动维持在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则有利于社会的一体化。反之，如果新的社会结构僵化，阻碍社会各群体之间的正常流动，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内部矛盾不断升级，最终引发社会整合危机。比如，两极分化的社会，如果社会各群体之间的流动减缓或受阻，尤其是弱势群体无力向社会上层或中层流动，其社会地位得不到提升和改善，固化在社会的底层，就会使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固化，社会各群体之间的隔离愈加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社会认同和社会共识的基础就会被彻底消解，社会团结将面临危机。

社会结构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目前有社会基础结构（包括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社会空间结构（包括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经济社会活动结构（包括就业结构、职业结构和组织结构）、社会关系结构（包括所有制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关系结构）、社会规范结构（也即社会价值观念结构）之分。社会结构分化对社会整合产生影响，表现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基于体制外力量的增强、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价值观念多元化等所产生的影响社会团结的异质性因素的增加，以及由于身份体系的弱化而相应产生的社会离心力。本文主要是从统一战线的视角探讨影响社会团结、社会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因素的，因此，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主要是从统一战线所关注的领域内展开的，分析哪些社会结构的变化将影响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又如何对此做出反应。据此，我们将经济社会活动结构中的组织结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规范结构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组织结构、所有制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利益关系结构、社会价值观念分化对社会一体化的影响以及统一战线的应对措施。为便于深入分析，将所有制结构、阶级阶层结构作为社会结构分化的一个方面进行分析，将利益关系、社会价值观念结构、组织结构分离出来，分别作为社会分化的另一个方面，在此后的“利益分化”、“价值分化”、“组织分化”问题中展开探讨。

（一）社会所有制结构分化

所有制结构分化的最主要的表现是非公有制经济兴起及私有企业主阶层的不断壮大。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制结构的性质决定着整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它与一定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状况、上层建筑之间的适应程度决定着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程度及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新中国建立以后，执政党出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目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最终将旧的所有制社会经济基础改造成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政治意义在于，为执政党全面领导社会奠定经济基础。此外，在马克思的理论推理中，相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具有激发劳动者劳动兴趣、激活劳动者“各尽所能”的劳动能力、提升整个社会活力的本质特性。一方面，公有制制度理念中不存在就业排斥和剥削，能使每一个有劳动能力者各居其位、各得其所；另一方面，公有制使人们在劳动面前一律平等，各尽所能，个人不可能拒绝劳动。因此，作为比资本主义社会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首先要通过社会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原来的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占绝对统治地位，在1956年的国民收入中，公有制经济占92.9%，在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占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占32.5%，资本主义工业下降为零。这表明，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它为中央实行统一领导、直接控制国家经济资源创造了条件。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制度曾创造过高速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体现在农业、工业、商业等各个领域。^[20]在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是无差别结合的，但在后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公有制的发展遭遇到资源的有限性制约和影响，由于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与严重短缺的资本资源，造成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数量比例关系悬殊，人人就业已成为理论上的一厢情愿，社会上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一部分闲置产业劳动大军，他们急需在非公有制领域获得就业，促使劳动力或生产资料越出公有产权的边界而寻求新的结合方式，这在客观上为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准备了劳动力资源，为最终确立起新的经济形式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获得了民间资金的支持。排斥在公有产权之外的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资源相结合，使非公有制经济“异军突起”，使私营企业主阶层发展壮大，成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可以说，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所有制结构变迁最为激烈的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兴起、发展及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产生和不断壮大。非公有制经济的产生尽管有其自然发展的特性所决定，当然也有执政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深化的原因。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执政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从1987年十三大报告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到1997年十五大报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织部分”的认识，最终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意味着蕴涵在劳动关系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深刻转型，也意味着我国社会成员的社会角色、地位结构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型和转变对于所有牵涉其中的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利害攸关的。对于社会的一体化而言，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对现存政治结构产生挑战，对社会政治结构提出问题，社会政治结构如何接纳私营企业主这一新兴的社会阶层？如何消除这一阶层的兴起对国家性质的影响？如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体现工农阶级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主人翁地位，充分体现出其权利地位？这种结构变化带来的各种具体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在统一战线的领域内首先反映出来，成为统一战线的重要工作内容，即如何通过统战工作调节这种变化，如何减少非公有制经济的负面作用，发挥其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积极作用？这亦是社会整合问题研究中的重中之重。

（二）社会阶级阶层分化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是按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区分的。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生产关系。有学者将中国社会阶级的分化情况按照社会对生产要素（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的占有情况将社会分为四大阶级：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资本所有者阶级、专业技术人员阶级以及管理者阶级^[21]。其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是代表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的管理者阶级和资本所有者阶级，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阶级；劳动尤其是简单劳动几乎是一种无限供给的生产要素，因此劳动阶级是一个从属的阶级。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补偿机制尚不完善，这些阶级之间的分化会加大社会矛盾。

阶层是社会垂直分化所产生的各个社会地位层次以及分处在这些地位层次上的人群。^[22]“阶层结构的变动是经济社会分工职能的变化造成的，是追求经济效益与合理性的结果，是供需关系的反应”^[23]，是社会分化与社会流动的共同作用结果。社会流动提升了职业结构的层级，而市场化的推进，所有制结构的重组，劳动关系结构的变革，以及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利益关系格局的形成，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分工，形成不同的分工角色，使人们占有不同的经济、社会资源，形成分层化、差别化的社会经济地位。改革开放前，社会结构主要由二大阶级和一个阶层构成，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构成。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一部分原来领域内的工人阶级及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在体制内分流、流动而重新分化组合，促使新的社会阶层出现，社会结构由此发生变化。除了体制内原有的阶级阶层外，还出现了十六大报告所指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六大新的社会阶层。这些新兴力量是社会分层化发展的结果。

除了社会分层化发展外，一部分个人从单位体制中游离出来逐渐汇入市场经济浪潮中，由“单位人”转向社会人，这种情况使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也成为社会结构的构成部分。个人失去单位管制，将加大社会整合的难度。有学者将此称为“社会个体化发展”，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社会个体的自主性不断增强；二是社会结构日益分化为以个人为单位的结构形式。^[24]

如何将这些相对独立的新的社会阶层整合、归并到社会主流渠道上来，将是社会整合的一个难点。分化基础上的整合不是要抹杀新型社会阶层的崛起，而是要发挥国家力量、国家权威对它们的统合、引导，使其发展既有利于社会整合，又有利于国家权威的保持和巩固。

三、社会结构分化对统一战线提出新问题

一定程度上讲，统一战线的内部结构就是对社会结构的基本反映，社会结构分化将对统一战线的内部关系产生影响。所有制结构中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中的新兴力量，以及一部分游离于体制外的个体化社会力量，在统一战线中，被称之为“新的社会阶层”，是不同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新的社会群体。作为新生的社会力量，都将对社会整合产生影响，都是统一战线关注和团结的对象。中共十六大报告是这样概括新的社会阶层的：“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中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需要指出的是，在统一战线视域中的新的社会阶层，对社会分化的解读是建立在一定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的，其衡量标准包括了社会标准和政治标准并以经济标准为基础，是抽象的“人民”的具体体现。而且，统一战线关注新的社会阶层，是从“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意义上探讨，是从“阶层”的角度去探讨，是基于分工不同而形成的，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因而突破了以往从阶级的角度去定性“人民”的思维倾向，契合了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变化的现实状况，具有较强的现实解释力。同时，从阶层视角分析问题，有助于缓和矛盾，增强社会团结，发现具有真实社会活动和社会互动意义的社会共同体。而且，新的社会阶层的兴起及其所发挥的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的作用是切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社会阶层所发起的结社运动产生了一些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它们在繁荣市场经济的同时，向社会提供了一系列类似于政府公共服务的功能，它们在促进社会正义和公平方面的举措，有利于调节社会关系，增强社会团结，从而表现出有利于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的功能。如何将这种整合功效放大，带来整个社会的团结效应才是根本。因此，一定程度上的分化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但当社会分化加剧时，如果阶层结构没有得到相应的整合，使阶层结构固化时，社会的阶层矛盾就会进一步加剧，利益矛盾会发展为对抗性矛盾。当这种矛盾随着社会成员利益意识和阶层意识的不断增强，随着社会阶层分化的不断加剧，会沿着阶层分化的边际发展，矛盾和冲突的拐点出现，就会引起相当严重的社会团结问题。

首先，不断分化的阶级阶层会影响人们对相关政策乃至政治体系的认同度，影响社会整合。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的政策具有利益倾向性，对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去选择自己的政策立场，或支持或反对或保持中立。而当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乃至结构固化时，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其政策选择方向和态度会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其利益因得益于国家政策或受损于国家政策的不同群体，会形成截然不同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不同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阶层对政府政策的认同度也会不同。利益受损者会反对政府政策，或对政策持消极抵触态度。上述阶级分类中的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在前面分析所指的四大阶级中是一个从属的阶级，其中的大部分是利益相对和绝对受损（比如下岗职工）的群体，其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策调控所致——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过于注重资本的贡献而忽视劳动的贡献，同时，劳动阶级自身的价值含量远未能得以提升，如劳动者的技术含量不足，劳动者的组织化程度较低所致（一个组织起来的劳动者阶级可以在市场中通过各种方法保障自身的合法利益，获得与劳动相适应的经济收入和保障^[25]）。此外，作为受益者的阶层，也会产生政策不满足感。比如，在改革开放中成长壮大的非公有制阶层人士，他们在发展经济时对社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的发展，也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支持。但他们仍然要求国家能够对非公有制企业给予同国有企业一样或差距不大的扶持政策，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享有与国企同样的地位和声望。当其期望不能实现或状况改善不明显时，其政治认同感将会降低。如何增强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认同感，巩固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也是当前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

其次，从社会行动的视角看，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将会对政治体系提出调整要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结构分化是由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引起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和非公有制经济其实反映了不同社会力量在社会中的分布变化情况。当阶层分化的认知进一步深化并以此为行动意识形成阶级意识时，阶级的行动就成为可能，这将对社会稳定及政治变迁产生影响，加剧政治整合的难度。因此，必须正视社会结构分化对社会整合提出的问题特别是对政治结构的挑战和影响。统一战线关注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力量变化及其相互关系，关注社会结构变迁分化对社会团结的影响。如何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化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就成为当前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基本方面。

四、统一战线应对社会结构分化的整合功能

从分化到整合的逻辑演进顺序看，社会分化是属于整合滞后性的分化。分化的结果有两种：一种是使原有维系社会的要素转变为新的要素；另一种是原来维系社会的要素在分化过程中，由于整合落后而逐渐背离社会一体化的轨道，造成社会系统的解体。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分化与整合的同步进行，分化要靠整合来解决，将不断分化产生出来的新兴要素、力量整合到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促进政治社会结构的一体化。

社会结构分化将引起身份体系的弱化、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体制外力量的增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变迁、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等等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与经验表明，社会结构越是分化，社会各种力量越是活跃，越需要统一战线发挥“大团结、大联合”的作用，将新生的社会力量整合到体制内。统一战线要敏锐地关注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发展，从社会结构的发展变迁中把握整合因素、拓展整合范围、发挥整合优势、提升整合能力。

（一）吸纳整合社会力量，促进社会结构优化

现代化的社会整合过程，就是将各种社会阶层融为一体的过程，是将社会结构的分化力量纳入到体制内的过程。马克思认为，现代化使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预言无产阶级必将战胜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代替。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的后期，由于借鉴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福利政策，将一大批游离于体制外的反体制的力量吸收到体制内，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使之成为现行体制的拥护者和稳定社会的中坚力量，从而缓和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这为广大的欠发达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带来了启示作用：在现代化的社会整合过程中，要建构一种适应现行体制的全新的社会结构，将社会结构的分化力量纳入到体制内，与社会结构融为一体，才能保持社会的一体化。正如艾森斯塔德所指出的，“随着现代化而产生的关键问题，乃是形成中的新社会结构处理这种持续变迁问题的能力；换言之，也就是持续发展的问题，即形成一种能够容纳持续变迁的问题与要求的制度结构。正是这一点，构成现代化的中心课题和挑战。”^[26]因此，建构一种适应现行体制的全新的社会结构，包容分化产生的新生社会力量，解决处于权力中心、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与来自非国有经济的新势力在结构上的关联问题，是现代社会维系一体化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是，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国家权力如何在组织结构上与来自非国有经济的新势力关联起来是一个艰巨的工程。“三个代表”就是要解决这一工程。^[27]除此之外，统一战线也是进一步解决以上结构关联性问题的及时性资源。

统一战线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关。关注社会结构的变化，将社会结构变化所产生的异质性因素纳入到自己的范围内，始终是统一战线的任务。以制度化的方式吸纳整合社会力量，可以增强政治体系对阶级结构变化的适应能力。统一战线自成为执政党的法宝以后，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整合吸纳社会力量的机制和制度，如在人民政协设置不同的界别和团体，通过八个民主党派吸收个体化力量、发展党派成员，并通过制度化的参与方式，将执政党和参政党所代表的社会力量整合到统一战线组织体系中，通过统一战线的机制制度传输各自的利益诉求，使各党派、各界别、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体制外的社会力量的利益和意志得到制度过滤和整合，并凝聚成一种共识与合力。统一战线结构性吸纳整合的社会力量主要是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体制外力量，主要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就职于各种民间组织、社团、协会的其他新的社会阶层。现实工作中强调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包容性，就是指统一战线的吸纳整合功能。在吸纳之前，这种力量可能是分散化的、个体性的，而通过统一战线所提供的机制制度吸纳、整合这部分阶层，凝聚他们的力量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强化他们的政治认同感，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将使他们成为一种认同性、建设性的资源，成为社会发展的稳定器。

新的社会阶层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随着我国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目前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截至2011年第三季度，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已经超过900万家，提供新增就业岗位800多万个。个体工商户超过3600万户，按个体户新增户数计算，以创业带动就业的人数达200多万人。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数量近三年呈稳定增长态势。^[28]这支队伍的构成主体已由过去的农民和城镇待业人员，发展到包括从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分流出来的行政干部和中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庞大队伍。这一群体成长于新时代，其性质已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商业者，既有大量积极因素，也存在某些消极现象。将其代表性人士纳入统战范围，表达反映政治愿望和政治诉求，可将无序的政治参与个体引导至有序的政治参与中，并对他们进行团结、帮助、引导、教育，从中逐渐培养起一支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更好地引导整个非公有制经济队伍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结构整合。

除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之外的新的社会阶层集中于各种民间组织、团体、协会、外资企业等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中，对于这些结构性的分化力量，统一战线主要是通过建设各种沟通联系新的社会阶层的机制，比如在具有统战意义且新的社会阶层较为集中的各种民间组织和社团中开展统战工作，建立联系机制，将中国共产党未能及时吸纳整合的、游离于体制外的新兴阶层和社会力量吸纳整合到政治体系内，引导他们表达利益诉求，反映政治意愿，从而掌控新的社会阶层的基本情况，宣传政策，做好政治团结工作，使之成为现行体制的特定支持者，并通过特定支持者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寻求更多的拥护者和支持者。

通过吸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社会分化力量就被整体纳入了全体人民范畴，和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共同享有掌握国家权力、治理国家的政治地位和权利。这种政治整合，既有利于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和国家政权的稳定，也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需要的政治平等、共享价值以及联合团结等政治要素的形成和发展。

正如艾森斯塔德指出的，现代化过程中会在社会的中心制度内产生某些新兴的社会团体和阶层，因而带来各种问题和需要。只有在一个社会发展出某种适当程度的弹性结构时，这个社会才能凭此得以变得更具有处理新兴的、变动中的问题，以及吸纳这些变迁的能力^[29]。“这种富有弹性的制度结构可以发挥重要的功能，以便将不断被纳入中央政治制度中的新群体社会化，在各群体之间加强和维持其对现代化的积极取向，甚而促其发展。”^[30]换言之，弹性的社会结构能够“吸纳变迁”或具有一种“吸纳变迁的能力”，并对新阶层、群体社会化从而为现代化聚积积极力量。从我国的社会制度资源看，统一战线是吸纳社会变迁分化力量的重要的制度化组织体系，统一战线制度的吸纳以及统战的灵活性、适应性使中国政治结构保持了应对社会结构分化的能力，并以协商民主处理“新兴的、变动中的问题”，在吸纳的基础上表达协调利益，使政治体系应对社会结构分化表现出了一定的弹性。

此外，统一战线对社会结构的整合，还表现为引导和推动社会分层的健康发展，扩大社会各阶层、各团体参政议政的途径与空间，将更多的利益诉求整合、吸收到政治系统之中，从而化解现代化所形成的政治动员压力，使政治领域表现出容纳变迁中的政治要求的能力。

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统一战线不断拓宽了吸纳的范围，但从统战工作范围看，统战的“代表性人物”基本上属于“上层人士”、“强势群体”、“受益群体”。在工农联盟中客观存在着的人数众多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利益受损群体”及其代表性人士，都没有列入统战工作范围。而后者正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和爱国统一战线的基础，是关系到我国社会安定团结和政权稳定的决定性力量，理应归于统一战线的大团结大联合的范围。因此，当前统一战线的吸纳整合还存在着与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变迁不相适应的地方。因此，新的历史条件下，统一战线有待于拓宽“吸纳”范围，从目前看，这有赖于合理设置政协界别。

（二）引导非公、补偿弱势，促进社会团结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企业家阶层，是不可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的。我国的私营企业主和经理阶层在逐年发展壮大。做好这一阶层的统战工作，引导其健康发展，是我国社会结构整合中的一个重要任务。非公有制经济从本质上而言，是为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利用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又不使其影响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同时，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体现工人阶级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地位，充分体现出其权利地位，亦是研究所有制结构问题的重中之重。

对于前一个问题，是通过引导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将其融入到整个国家的发展之中来解决的。根据近年来非公有制经济的研究，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个层面均有所影响。经济方面，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经济增强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增加了就业机会、安置了大量的劳动力，缓解了就业压力，能够回报社会、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从而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政治方面，随着非公有制阶层的壮大，其参政要求也日益强烈起来，引导非公经济阶层的有序参与就日益重要起来。在社会文化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所持有的价值观、消费形式使其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文化特征，渗透与冲击着社会主流文化，影响和改变着社会的伦理道德、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由此也增加了社会的利益矛盾、利益冲突、价值观念冲突。在非公经济阶层实力增强发展壮大以后，从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发展取向看，在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体制下，国家始终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掌握着调整阶层阶级关系的主动权，所以不存在非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可能性，私营企业也不会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但是鉴于其消极影响，对非公有制阶层实行“团结、帮助、引导、教育”始终是统一战线的一个方针。首先，国家承认这些非公有制企业阶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通过民主党派、人民政协口径适度扩大他们参与政治表达利益的合法渠道和途径，解决他们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其次，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把广大私营企业主、经理阶层人员组织团结在执政党周围。同时，在私营企业主、经理阶层人员中开展公益事业、光彩事业等感恩活动，引导他们“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参与扶贫工程，以少富带动整个社会共同富裕，从而把非公有制经济融入到整个国家的发展之中。从社会整合的视角看，就是实现了多元社会结构之间的合作。从这些积极态势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公有制经济在统一战线（工商联）的着力培育下为社会共同发展所做的努力，非公有制经济始终处于整个国家的发展之中。

对于后一个问题，即如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体现工人阶级的生产资料主人翁地位，体现其权利地位，需要在形成所有制结构分化的政策因素和实质中去把握。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其执政的价值理念，显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治制度不存在为某一强势阶层谋利而忽视作为执政基础的工农联盟阶级，执政党执政为民，“三个代表”就说明了这一点。之所以出现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当下中国，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是代表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的管理者阶级和资本所有者阶级，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阶级；劳动尤其是简单劳动几乎是一种无限供给的生产要素，因此劳动阶级是一个从属的阶级。^[31]其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政府官员是中国的管理者阶级的一部分），学者是这样分析的：这与我国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兴国战略分不开的，在经济建设中，招商引资成为各级政府促进发展的第一首选，引进外资以市场换技术，也成为我国技术引进的基本政策。因此，政府与资本所有者阶级、技术精英阶级的“神圣同盟”是无法避免的，政府对资本和技术的关注是一种“理性行为”。^[32]同时，随着城市包围农村的政策的实施，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到经济发展中，其所有权最终归于国家和政府，并最终成为各级政府GDP中的重要因素，正是因为政府主导并参与了生产资料的分配过程，特别是稀缺性的生产要素，改变了生产要素的占有关系，从而改变了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生产要素是生产资料的表现形式），出现了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分化。加之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对资本的关注度远远胜于对劳动的关注，劳动对经济增长和财富的贡献的价值被忽视了。而劳动是以工农阶级为载体的。这就造成了对工农阶级的权利地位的埋没和忽视。但执政党执政为民的先进性，将决定工农阶级可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近年来，社会对弱势群体日益重视，执政党在立法、政策、社会保障和救助等等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已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了城市贫困救助制度、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流动人口的救助制度。在这方面，统一战线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无论是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还是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都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给予更多的关注，并促成了一个个有利于改善民生问题的政策。比如，农村税费改革、建立社保基金监督机制、创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建议，均得到执政党的重视和采纳，或促成了相关法律的制定，或成为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此外，统一战线还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向落后地区提供技术援助、法律援助、资金援助，帮扶弱势群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公平公正。总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体现共同富裕，在改革开放中利益受损的阶层、群体完全可以通过国家的补偿机制，与其他社会阶级阶层共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而且，现阶段存在于我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可以通过协商、博弈等方法，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化解，并能形成各阶级的共同利益。

（三）协调阶层关系，促进阶层合作

人民这一概念具有抽象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外延不同，在当前，特指构成社会结构的不同的社会阶层。归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民只有结成一个整体，才能实现“大目标”。但“人民”的团结，“只能采用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的办法，就是通过求同存异、合作共事、平等协商、交友联谊，同他们团结、联合起来，为大目标而奋斗”^[33]。协商和妥协可以将冲突各方共有的基本价值或矛盾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统一战线在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类似于“政治边界功能”的作用。政治系统的边界功能在于其“过滤、缓冲和自治”的作用，以“阻挡和减缓由环境而带来的干扰”。有了这一边界，可以将各种社会矛盾化解于政治体系之外，外部系统对政治系统的干扰就会被限制，政治系统的功能将得以正常发挥。

统战工作的要义是协商包容，主旨是求同存异。实践中的统一战线在所联合和团结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倡导积极的妥协与合作精神，并通过各种渠道，增进各阶层、各方面的力量的相互了解和包容，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人民政协以及各种群体、团体、行业协会的作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反映和表达民意、凝聚人心力量，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化解社会矛盾。

新的历史条件下，统战工作在不断联系新的社会阶层和新的社会团体的同时，还要做好对工农阶层的整合和协调工作，促进人民内部的大团结大联合。传统的统战工作将协调的重点置于执政党之外的党外人士领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工农阶层是被动员组织起来的力量，是执政党的阶级联盟基础。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分化和社会转型中，作为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工农阶层在阶层分化中承担了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的主要成本，是阶层分化中利益相对或绝对受损的阶层。比如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人阶层出现了大量的下岗职工，他们是相对被剥夺的阶层，他们质疑政府政策的合理性和公平公正性。“社会不满来自相对剥夺，而不是绝对剥夺”。政治心理学表明，社会的相对剥夺程度越高，社会紧张程度越高，社会发生政治动乱的可能性越大。从社会团结的意义看，必须正视社会阶层分化中的工农阶层。因为，没有工农阶层的协调合作与团结，就不可能有全民族、全社会的协调，合作与团结，因此，新的历史条件下，统战工作应该超越传统的统战思维，做好工农阶层的整合团结工作。

同时，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主旨要求统一战线要促进弱势阶层与强势阶层的团结合作。正如艾森斯塔德所指出的，“随着现代化的进展而引生的分层体系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层面，就是精英与广泛的身份群体（阶级、阶层）之间，以及各种不同的精英本身之间日益产生分离”^[34]。从社会阶层分化的实际情况看，新的社会阶层基本上是从工农两大社会主体阶级和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阶层等利益群体中分化出来的，彼此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具有相互一致的根本利益。统一战线在协调社会关系时，应立足于两个之间的共同点，使新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已经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阶层认识到自身与广大工农阶层的联系，与执政党方针政策的联系，强化强势阶层对社会的责任意识，促使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以此协调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