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践概念的思考
郭 倩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重庆，401120）
摘 要：对于实践的定义，公认的最基础的一种认识，是指人类的活动，区别于观念、理论、沉思的一种实际行动。从一个比较宽泛的视角上来看，实践哲学（或实践的哲学概念），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经康德、黑格尔等，至马克思，呈现的是一种“3-2-1”的趋势。本文将从西方哲学视角考察“实践”概念的一些线索，然后考察马克思在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中的继承及其实践的一些文本意义，从中探究马克思的实践的真实概念、界限和本质核心。
关键词：实践哲学 马克思 实践 否定性
实践哲学不是自哲学诞生的时候便随之开启的，由于人类社会呈现阶段性，一开始哲学家们并未把视线放在实践问题上，随着人类实际生活的不断变迁和发展，当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年轮一圈一圈地给人们的心灵印出斑纹时，人们便对它进行沉思，对实践的思想便慢慢地清晰。同时，这也是人类自身的一种划分本能，或区别本能。如果一开始苏格拉底作了一些初步的划分，那么后来的哲学家们就是在初步简单的划分中，再进行一步一步地区别和划分，实践的思想也是这样从人类的活动中划分出来的。
一
古希腊早期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思辨性，“但也并非不关心实践。‘实践’（praxis）一词也有‘实用’的意思。……‘实践’一词的另外一个特殊含义指宗教的、道德的、政治的活动”。［1］这个时期，实践的思想在大多意义上被认为是一种功利性、功用实效。
然而，亚里士多德是最早明确提出实践这个哲学概念的哲学家，他被称为西方实践哲学的开创者。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哲学中，从不同角度和层次中使用了实践这个词，严格地讲，他对西方实践哲学的开创意义就在于他的实践思想。在枟形而上学枠第六卷［2］，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活动作了一个“一分为三”的划分，即理论（view）、生产（doing）和实践（act），并以此划分了人类的知识和学科门类，以及生活领域、政治领域等。亚里士多德的这种“三分法”，本文称它为实践哲学“3-2-1”模式中的“3”。
“由于物理科学恰好也是关于存在的一个类的（因为它是关于那样一种实体的，这种实体本身包含运动和静止的本原），显然，它既不是实践的‘科学’，也不是生产的‘科学’。”［3］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认为物理学作为一门理论的科学是有别于实践的科学和生产的科学的，“因此，如果所有的思维活动或者是实践的，或者是生产的，或者是理论的，那么物理学必定是一门理论的科学”。②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就把人类的知识划分为这样三大类，即理论知识、实践知识、生产知识（创制或技艺知识）。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的活动也划分为三类：理论活动、实践活动、生产活动（创制或技艺活动）。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其中理论活动作为一种最高尚的人的活动，被他称为理论的科学的物理学，“这一门（研究它的科学）就会是优先的，并且是第一哲学”。［4］这是一种思辨活动，人们通过这种思辨或沉思对世界的本原和原因进行认识。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理论是关于自然界或世界的本原的认识，它适用于自然界的一切对象，含有非自由性和必然性，然而对人的行为的认识是归于实践的，因为人的行为含有目的性和自由性，这就是说，理论活动不能涵盖人的行为这一对象。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伦理学和经济学从物理学这样的第一哲学中划分了出来，这个划分很重要，他既看到了实践活动与理论科学的联系，同时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区别。于是，实践活动范畴涉及的是人的行为何以为好的和善的，这是人类行为独具的目的性，“一个终极的原因可以存在于不运动的实在之中，由它的意义的区分显示出来。因为终极原因乃是（a）一个行动是为了某些存在物的善而予以完成的，以及（b）一个行动的目的指向的某个事物。”［5］据此，实践和理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有了些许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是非常可贵的，尽管对于他把生产（创制或技艺活动）另外划分了出来，但从他的表述中仍能基本看出实践和生产与理论的一些异质性的。因此，理论与实践的区别在于理论是追究自然的本原，实践是探究人的行为对于自己的好。
他在枟尼各马可伦理学枠第十卷谈道：“伦理学和政治学结合的实践哲学也就是‘人的本性的哲学’”，如果说实践是在政治学、伦理学意义上得到全面的论述的话，那么三分法中的生产（创制或技艺活动）就是在经济学意义上进行论述的。实践主要涉及政治和伦理，因为它是以人的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问题为对象的，而生产（创制或技艺）活动侧重于具体的现实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生产（创制或技艺）活动与马克思关于实践的概念更加贴近，而不是他的实践活动。
而亚里士多德另外划分出生产活动（创制或技艺），可以归结为当时现存的社会制度，以及由此他对其提出的“城邦”体系。亚里士多德强调：“城邦在本性上先于家庭和个人，因为整体必须优于部分。”［6］他将个人的善和好定位于城邦范围内，个人受制于他所生活的城邦，所以个人的价值取向、生活目的和利益获得都来自于城邦。而且，在当时的希腊社会，存在社会成员的等级划分：奴隶、外邦人、公民。“除农业之外的生产劳动几乎全由奴隶包揽，即使勉强列入体面活动的农业劳动也往往由最下层的自由人来从事。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则主要由没有公民身份的外邦人来从事。”［7］几种人的身份的社会划分，对应了政治学、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划分，对应了“主人与奴隶、雇主和工匠的划分”，对应了实践与生产（创制或技艺）的划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与生产（创制或技艺）的划分，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实践是生产的目的，生产作为实践的手段，在这里体现出了目的性活动与手段性活动的辩证统一，这就映射出了马克思实践观中关于劳动、异化、对象化等矛盾的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和生产（创制或技艺）都涵盖在了实践概念里。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在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的影响下渐渐清晰，之后便作出了创造性的划分与转化。
二
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实践哲学的发展绝非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一跃而至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包括笛卡儿、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们在实践哲学领域的“分分合合”，正因为有了时代精神的不断觉醒，才有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出现。马克思受前人和传统意义下的实践哲学的影响，总结当时的社会状况，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的本质问题，提出实践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核心，他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和生产（创制或技艺）活动统一到了他的实践概念中，把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转化为“二分法”——理论与实践，即是“3-2-1”模式中“2”的时代的来临。
对于“2”时代这样一个提法，我们似乎可以考察下关于世界的分离命题，“二元哲学”时代——世界划分为物质和精神两大哲学范畴。笛卡儿时代的到来，就有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划分，认识论的一个重大转向——心物二元论，由关注外在世界转向了强调了人类自我认识能力、自我意识觉醒。之后，它在康德和黑格尔时期发展到了顶点，主体和客体彻底分离。我们可以看到，二元预设处处生花，在这个意义上的“二”，是否能帮助我们理解实践哲学的“2”呢？其实，理论与实践这样的划分，并不难发现二元预设的影子。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是说一种沉思一门科学，实践和生产活动便是关于人的行为和现实的生产劳动，具有实在性的活动；在马克思这里，理论是说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认识，实践是讲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生产、劳动，且区别于沉思、观念的实实在在的活动。理论所涉及的沉思、观念、认识，归根到底就是人的精神范畴，而实践活动所涉及的生产、劳动、人的行为等，就是归结为物质范畴的，因为物质即是指世界的客观实在，人类活动的前提就是物质世界，实践活动是依据物质世界的必然性来进行的。从预设前提的角度，可以认为实践哲学“2”的划分是受到二元哲学时代“二”的影响的。
与亚里士多德相似，康德的枟实践理性批评枠中“实践”主要涉及人的行为的伦理问题，与道德紧密相关，并且，“实践理性”是与“思辨理性”相对应的概念。所以关于实践，康德这里也是一种“2”的划分。
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问题进行分析，自然就能认识到实践哲学从“3”到“2”的转化。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多次出现“实践”这个词，或者在他看来可以与之替换的几个词：劳动、生产、感性活动等，这几种提法的根本内涵是一致的，都表达着他的实践哲学，然而，对于“实践”，在他的著作中却找不到确切的定义。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能对马克思的实践的哲学概念有着恰当的理解，因为马克思已经深刻地分析了实践活动、实践的本质和实践的重大作用。
首先需从生产劳动谈起。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生产”（创制或技艺）是作为一种手段性活动，并把从事生产活动和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归于社会底层，作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即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仍然可以确认为创制活动中的主要类别”。［7］由于是在尚未出现阶级而仅仅存在社会不同成员阶层的社会中，这时还不具有社会化生产，还具有个别劳动的性质。之所以亚里士多德把他的实践和生产创制划分开，是由于他的“城邦”体系，从事实践的人即从事政治伦理领域的人是区别于从事生产创制的人，也就是人的社会属性（人与人的关系）与自然属性（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区别。生产创制活动本身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不具有价值意义，只关乎人的自然性生存，相对的，实践活动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活动，并且实践活动自身就是目的。虽然亚里士多德把手段与目的划分开来，但是他还是看到了手段和目的这两方面都是人不可缺少的基本属性。这样的划分给实践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
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实践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马克思所提到的“异化劳动”。这时社会的阶级性突出，社会中的人是作为一定阶级的人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化生产，促使了进一步的社会分工。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成果变成了非劳动者的私有财产，即工人同他们的劳动产品发生了异化——异化劳动。
在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枠中，马克思分析讨论了劳动、异化劳动，包括枟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枠中，对劳动的异化进行深入的讨论。在同一时期，马克思的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枠中，重点强调“实践”的重要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进行了考察，指出在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的背景下生产社会化和劳动异化，工人生产所带来的财富越多，产品越丰富，他们就越贫穷，越受其支配，工人越是对感性的自然界进行占有，越是失去了对象、生活资料，他们的劳动产品同他们的劳动相对立。像这样发生了异化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巨大的群体，毫无疑问，伴随着的就是异化劳动的社会化、普遍化。这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经济危机：一边是不停地往大海里倾倒的牛奶，一边是饥肠辘辘的工人——“工人对自己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8］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论述也是对劳动、感性活动、实践的论述，“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其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9］虽然在手稿中，马克思的“实践”重点在于阐述工人的生产活动，但是究其内涵也是在论述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和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实践活动，这两个层面可以理解成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和“生产（创制和技艺）”的两个概念。并且，在劳动层面的分析可以得出“马克思所说的实践基本上等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和创制的总和”［7］。马克思富于创造性地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和“生产（创制和技艺）”融合转化成了他的“实践”概念，这是一种合理的综合与创新。至此，亚里士多德的“3”转化成了“2”——理论与实践。
那么，在马克思那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从枟手稿枠以及后来的著作中，马克思利用异化劳动分析了各种问题，论述了实践的巨大作用，以“实践”为出发点，分析了实践与人的感觉、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在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枠一文中，马克思把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阐述实践与思维、认识、理论的关系，“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0］，理论来源于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发展，同时在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证实，离开了实践，理论只能从主观到主观的抽象推理，无法得到真正的正确性验证，因此马克思说道：“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1］，而且“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12］这就是说理论包括哲学在内的理论，都只是在“解释”，而现实生活所需要的是“改变”“革命的实践”。
三
理论和实践从分离走向统一，即从“2”到“1”。自由王国的到来，必然消除了理论、实践、生产创制的界限，归于统一性，人类活动的实践统一性。
马克思在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枠一文中，从实践的观点出发，运用实践观点阐述知识论、自然观和历史观等基本观点，阐述了他的新世界观。在此基础上，所谓的新世界观明确地体现在枟德意志意识形态枠一文中，“实际上和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3］他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正式全面确立。可以说实践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之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
马克思在论述他的国家观时，也运用了实践的观点，在枟德意志意识形态枠一文中，从实践中引申出改造活动（人改造自然和人改造人）、革命，他强调在实践中才能使改造和革命成为现实，在革命中才能形成实践的观点。“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包括改造活动、革命，人的改造活动也就是革命，革命虽然具有浓厚的政治意义，但其内涵归根究底是一种改造活动，是对自然界、现实社会或者自我的改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4］，“革命的实践”在这里我们把它理解为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自我产生、自我创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借助劳动这个中介才能完成的。于是，可以加上“改造、革命”这两个词，成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置换词。到此我们仍然不得不再次谈及劳动，劳动创造了人，使人区别于动物，同时使人保持自然性又具备社会性、能动性，劳动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包括世界的意义是重大的，劳动可以说是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最根本最基本的活动。结合马克思关于枟费尔巴哈的提纲枠中强调实践特性的新世界观，我们可以看到，劳动是实践的最根本的活动，而劳动的本质所在，也就是实践或革命的本性所在——否定性。否定意味着告别旧的事物，否定孕育着新的事物，没有否定性，就不可能有发展、创造，实践就失去了本质意义。
当谈到否定性问题时，似乎觉得它更贴近于辩证法的问题，因为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否定之否定原理总是放在辩证法里面进行讨论，列宁曾在枟哲学笔记枠里论述的辩证法即是认识论这样一个观点。其实，无论在辩证法意义上，还是在认识论意义上，都可以发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也是一分为二，这同黑格尔的“对象化”思想类似，自身与对象化的存在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过程，都是首先把事物一分为二，形成互为对象的存在，再在否定、扬弃对立面的过程中，达到事物否定与肯定的新的相统一。其中，否定性是这个过程中的实质性规定，同时也是认识论中实践活动的最本质的体现，辩证法讨论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性，即事物的运动发展是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与肯定相统一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那么在认识论中，关于真理性的理论，就需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和实践都是达到真理的途径，也就是需要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的统一：理论是从客体出发，把客体反映在主体中，达到对客体的认识，实现主客观的统一；实践是主体改造客体，使客体符合主体或具有主观内容，实现主客体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实质关系就清楚了：通过主体反映客体和主体改造客体达到主客观的统一。
在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枠里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异化劳动”的分析批判，是为了揭示人与社会的存在本性和实践性，最终创立了他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看到了劳动的积极作用，却忽视了异化的消极作用。人要满足自己，就要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然后再对自己进行否定，经过扬弃对立面，达到自我创造，这也是劳动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也就是上述的辩证法的思想。马克思说过：“黑格尔的枟现象学枠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5］劳动创造现实的人——自然性与有意识的一个存在，也即“自为”与“自觉”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人的生存和发展总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通过劳动得以实现的，是劳动的否定性的体现。而且，劳动、实践活动是一个对现存状态的否定活动，只有在实践中，人的存在本性和存在方式才能得以实现。无论劳动、生产、感性活动、改造、革命，这些活动都是对现存事物或状态的改变，改变就意味着否定了自身，意味着扬弃，意味着满足自身的新生事物的诞生。总之，这些活动在马克思那里都归在实践活动当中，“实践的唯物主义”所蕴含的精髓是实践，而实践的本质是否定性。
除了以上带有思辨性的分析，论证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问题，在传统意义上，仍然比较容易看出两者的统一性之所在。实践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和本质所在，一切社会活动、社会现象都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找到根源，得到科学的证明。从传统意义上讲，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实践决定了认识，认识反作用于实践。而理论是认识的高级形式，理论与实践是辩证统一的。这种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是理论与实践——二元设置的体现，有的学者对这样的二元设置表示质疑，称实践活动应该是包含认识活动的，两者应是一种同一性关系。否则，作为主体客体化的改造活动和客体主体化的认识活动的相互渗透和依存就是空中楼阁，而实践就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同一，被认为是一种双向对象化的过程，而把实践和认识分别置于两方的单向对象化来论及两者的关系，是毫无意义的。本文认为这样的质疑趋向于一个混杂的同一，忽视了二元预设的意义，把预设前提的思辨性当做问题的分析推理的实际性，这样会导致一种无穷倒退。而本文所论证的“1”的问题，是区别于“同一”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认识不等同于认识活动，因为认识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活动，它使认识得以形成。在人类世世代代的历史中形成的认识，是因为世世代代的实践活动引起的，人类是自觉地带着认识进行实践活动和创造历史的，也就是说实践是有意识的人的能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反过来说，也就是人无法脱离和摆脱理论进行任何实践活动，人的存在的本性也印证认识是产生于实践活动而同时又客观地渗透在实践活动中，理论与实践实现了“统一”。
同时，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问题，还必须指出的是，它是有别于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的论断。前面的阐述都是基于马克思的著作以及对著作的理解，是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为前提的，从实践出发，强调实践的观点，虽然阐述辩证法意义上的实践的本质即否定性时，具有思辨性，但绝没有唯心主义趋向。
总的说来，实践哲学是从“3”经历到“2”，接着趋于“1”的步伐。这个走向“统一”有两层意义：一是实践概念所涵盖的内涵将更加宽广和统一，劳动、生产、感性活动、改造、革命都统一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之中；二是实践对于理论的统率和超越作用，关于理论的活动，在马克思那里，就其活动本身是实践的，理论的活动产生理论，这决定了理论一出生就渗透进了人类实践活动，理论形影不离地蕴含在实践活动中，这样实践就是改造活动和理论活动统一存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或者说在辩证的历史过程中，趋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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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6卷［M］.李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77-178.
［3］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6卷［M］.李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77.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6卷［M］.李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79.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6卷［M］.李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72.
［6］马淑娟.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渊源［J］.大庆社会科学，2007（05）：113.
［7］徐长福.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J］.学术研究，2003（11）.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央翻译局，译.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52.
［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央翻译局，译.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60.
［10］［11］［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央翻译局，译.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88.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5.
［1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央翻译局，译.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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