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实践概念的认识

在哲学历史上，人们对实践含义的理解是多重的，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对实践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在中国古代，通常有“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之说。也就是说，人们认识事物，了解事物并不是很困难的，但是要把它付诸行动的过程就很困难了，说明了行的困难和重要，这是一种古代朴素的知行观，坚持知行统一，强调知和行要一致，知识只有付诸实际才是有意义的，有用的。在我国古代强调知和行统一，明确提出行的重要性的有韩非、荀况、王充、王夫之等重要的哲学家。在古代西方哲学中，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甚至亚里士多德、费尔巴哈等，都是非常重视感性活动的作用的。虽然古代一些哲学家重视实践活动的意义，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所理解的实践是不能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实践含义相提并论。对于古代哲学家来说，他们所说的实践，不是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劳动过程，而是仅仅局限于个人的、自我的践行方面，认为只有“圣人”、“君子”所谓的修身养性，对自身道德上的不断自律才是行，所谓道德践履，所谓行、践、行为、践履、体验、力行等等，都是实践的范畴，而这些活动只能是君子和圣人专有的。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思想中，往往把实践和君子的自我修养联系在一起。即便是在古代希腊罗马的哲学中，实践的概念也仅仅限于认识活动。把实践看作是认识过程必经的一个阶段，是获得认识材料的手段。到了西方近代哲学时期，哲学家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和认识比古代有了极大的提升，提出了经验知识在认识中的基础作用，把经验知识看作是认识的首要的阶段，主张通过观察方法和实验方法获得认识，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认为只有通过实验，分析事实材料，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在此基础上，认为认识成果的正确与错误，需要通过实验或实践来检验，强调实证手段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提出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的标准这一重要主张。我们看到，不管是古代和近代的中国哲学家还是西方哲学家，虽然他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不断地在加深，不断赋予实践新的内容，但是在根本上，他们都未能逃出旧哲学的窠臼，他们把人理解为抽象的人，不懂得人的社会性，把实践仅仅理解为人的感性直观的活动，不懂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辩证关系，认为实践仅仅是认识过程的必要环节。他们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在社会的物质生产中的作用，脱离开社会的发展考察实践问题，不懂得只有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和人的认识中的重要作用。以上更多是从唯物主义哲学家的主张出发所做的分析，哲学史上也有许多唯心主义哲学家重视实践的作用，他们更是在脱离社会现实的基础上理解和解读实践，把实践理解为观念和理念的活动或者观念的外在化过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人们对实践的理解经历了长期的认识过程，对实践概念的内涵的理解也是有较大的差异的。因此我们今天要理解实践概念，需要在一个正确的实践范畴下才能解读关于实践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以往由于人的活动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社会成员的职业和社会的分工相对都是比较明确的，对不同领域的活动也是比较容易判定，但是在今天，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实践的外延已经变得更加宽广，以往我们通过把实践理解为人们改造现实世界的物质活动，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解释已经远远不能涵盖实践的范围了。在社会中，人的活动主要分为两大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变革自然，影响世界的能力变的更加复杂多样，在有的领域，已经很难区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绝对界限。在今天实践、劳动、生产已经成为人的活动的主要内容，在广泛的意义上甚至无法把他们区别开来，这样我们把实践活动的外延理解为人的一切社会性的活动就会更加符合实践的本意，这也说明实践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总过程。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包含了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涵盖了人们的物质生活领域、经济生活领域和政治思想文化生活领域。人类的社会生活不仅仅是为了生活必需品而进行的生产劳动，是无限丰富多样的，不仅有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生产劳动活动，更有丰富的，极为广阔的精神活动。我们不可以用价值评价标准来衡量是否属于实践活动的范围，不能把属于社会正能量，在社会历史中起进步作用的活动归属于实践的范围，而把社会中负能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消极作用的活动排除出实践活动范围之外。实践就是社会生活的总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