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思想与翻译研究

从上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强调的“实践”，应当是一种现实的人趋向善、达成幸福的活动，并且是一种合乎德行的行为，与伦理活动和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并与生产活动有着明显的区别；他的实践哲学思想始终以人的存在为出发点，集中于探讨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表达了深切的人文主义情怀。亚氏对于知识的划分，不仅仅确立了实践知识的一席之位，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实践活动高于生产活动的地位，意在促使人们不断地趋向善这一目标，以达致幸福的生活，而这对于我们的翻译研究而言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因为翻译活动始终依赖人的存在才能得以进行，没有了人所发挥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翻译就成了简单、枯燥的机械制造活动；而正是由于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翻译活动才显示出灵动的色彩和独特的魅力。因此我们在进行翻译研究时，要注重文本分析，更要看到文本背后的“人”这一要素，由此才能理解作品趋向善的审美意义和有助于实现幸福现实生活的社会价值。需要注意的是，一定不能用“生产”概念偷换“实践”概念，抹平实践与其他行为之间的区别，将目的看作与人无涉的纯粹外在的东西，从而忽略人在翻译活动中体现的意义和价值。17世纪时，许多英国翻译家都主张在翻译过程中运用灵活多变的形式，以弥补翻译中必然会失去的神韵，再现原作的精神。巴顿·霍里迪(Barten Holiday)在谈及他所翻译的贺拉斯的作品时就直接宣称: 无疑，许多人会说我遗弃了贺拉斯，损害了他的抒情诗的柔和性和强烈的诗感，还会说我背离了原诗完美而和谐的特色。我必须告诉这些人，我在翻译中寻求的是原诗的精神，而不是原诗的韵律；但我也没有忽略诗的音乐感，由于英国人善听对句诗体，所以能从中获得拉丁语萨福诗体即抑扬格所能提供的那种快感。转引自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47页。

约翰·德南姆(John Denham)也曾指出，应当以诗译诗，讲究诗的韵律效果，因为译诗并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还需要传达出原诗特别的意味、风格和神采。他提出应当保留“火焰”，即原诗的灵魂，而抛弃“灰烬”，即原诗的形式；在译诗的过程中，还可以加进新的力量，以弥补由于时代、语言、地点的变化所造成的缺憾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48页。。而一位以翻译《品达歌集》闻名的重要诗人、评论家和翻译家阿伯拉罕·考利(Abraham Cowley)更是明确地提出，译者应当享有较大的自由，以直译法来译诗是最为荒唐的了。他说: “我在翻译品达的这两篇颂歌时，便随意采摘，随意删削，还随意增补。我的目的与其说是让读者知道原作者讲的是什么，不如说是让读者知道作者是怎么讲的……”。转引自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48—149页。 他甚至提出了一种很偏激的翻译方法——拟作(imitation)，认为由于翻译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美感的流失，因而译者可以借原作的主题在语言风格上进行随意的创作，以补偿这一部分失去的美感。这一翻译策略很值得商榷，因为就连考利本人在翻译实践中也很少加以运用。但是这种尊重译者的创造性、给予译者充分的自由度、以求能够传达出原作精神的主张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