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处在“两个过渡”大时代中的资本主义上升的“现时代”，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处在“两个过渡”大时代中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现时代”，之后人类社会则进入了“两个过渡”大时代中的“两制共存竞争现时代”。这种判断，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直接依据是世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科技革命方面。
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集中体现在生产工具上。以生产工具为标志，可以把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而机器时代又可以根据动力的不同分为蒸汽时代、电气时代。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制度的变化是同科技与生产的发展相适应的。一般说来，石器时代是原始社会时代，青铜器时代是奴隶制社会时代，铁器时代是封建制社会时代，机器时代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代。列宁在1920年曾非常赞赏这样的说法:“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的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26]当时列宁预计社会主义的苏俄将会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快地实现全国电气化，进而加快其他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步伐。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列宁的预计没有完全实现，但他的关于科技发展与时代变化紧密相连的思想，为我们今天判断科技进步对人类社会时代转换有突出的指导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新科技革命呈现全方位、加速发展的新特点。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发电机的发明和使用，使机器获得了更新动力，生产力大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和生产力有了更快的发展。以原子能的出现和使用为标志，人类社会的科技发展进入原子时代。而以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使用为标志，人类社会的科技发展又进入了电子信息时代。当今时代，新的科技革命则遍及自然科学六大领域:数学领域出现了计算机;物理学领域出现了原子能、电子、光子、超导、纳米;化学领域出现了许多人工合成的新材料，如薄膜、人造橡胶、人造纤维等;天文学领域出现了人造卫星、航天飞机、宇宙火箭、空间站;地理学领域出现了地热能、海洋技术;生物学领域出现了生物技术工程、生物遗传工程、改造和创造新生命工程等。自然科学六大领域全方位的科技革命，它们齐头并进，互相交叉，彼此融合，甚至加速度发展，一日千里，突飞猛进。近二十年来人们的发明和创造，已经大大超过以往两千多年发明创造的总和，信息化是其最突出表现。
(二)新科技革命推动“两制共存竞争现时代”的形成
新科技革命的深入、扩展，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两制共存竞争现时代”。
第一，新科技革命促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达、科技发展，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又使这些国家存在严重问题。人们常把西方国家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发达”的内涵，我们认为主要是指这些国家的经济发达，生产力发展水平高，归根结底是指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发达、先进。从现状来看，无论是科技进步成果，还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欧盟和日本，都占明显的优势，其中美国的科技优势尤为突出，这也是它成为当今世界超级大国的最重要原因。
生产力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科技进步则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马克思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27]。因此，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28]。西方国家的发达，原因很多，其中科技进步为其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更为强劲的动力。以计算机技术、信息工程、生物工程、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造就了一批新兴产业，带动了原有传统产业部门的改造，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金融、信息和其他第三产业迅速崛起。以美国为例，其经济增长的30%左右来自高新技术产业部门，信息技术产业已成为其最大的产业之一。
科技进步在西方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后果。
就其国内的表现看，它使资本更加集中，垄断进一步增强，企业规模不断膨胀，少数大银行几乎控制着全世界的货币资本，严重阻碍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它使金融和科技泡沫不断积累并日益恶化，使西方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透支经济”，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透支经济”，迟早会发生信用危机，危害到整个经济的发展;它使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加重，贫富差距拉大;使寡头政治进一步发展，权力更加集中，金钱政治盛行，官场铜臭弥漫，政治丑闻司空见惯，贪污贿赂家常便饭，有位记者指出，“不要看表面现象，那是爬满蛀虫的烂苹果”[29];使社会丑恶现象增多，精神危机弥漫。这种种问题和矛盾，集中体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技进步的局限性上，它们在阻碍这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成为科技本身健康发展的障碍。
就其国际的表现看，它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依赖变为依附;加剧了国际关系的不平等和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给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世界和平带来了诸多问题，如日趋严重的温室效应、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科技犯罪、核疯狂等就是如此。科技进步使得如今的人类生活在一个十分矛盾的社会里，面临着种种荒谬现象，一方面，有人利用现代科技，热心开发高效医药，千方百计地救人;另一方面，有人利用现代科技，积极研制新式武器，处心积虑地杀人。现今这种荒谬现象，可以说是现代科技异化的最突出表现[30]。
西方国家的这种现状，对确立“两制共存竞争现时代”有两层意义:一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头掀起的这场新科技革命确实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黄金时代”[31]。但他们在不自觉地为自己准备了坟墓，不自觉地生产和“培养”了资本主义“自身的掘墓人”，不自觉地为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生产形式创造了物质条件，不自觉地为社会主义“准备”了生产组织形式和“新人”，不自觉地为社会主义“准备”了其他因素。二是我们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它不会很快就灭亡。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力还在发展，劳苦大众的觉醒和组织还需要时间，它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可能要经历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不可避免地与社会主义国家共存竞争。在共存竞争中，资本主义最终将被社会主义所代替。
第二，新科技革命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四个鸿沟”进一步扩大。近年来的事实表明，信息技术给发达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进步的同时，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使用信息技术上的差距正在迅速扩大，这一差距被称为“数字鸿沟”。全球高收入国家(约占全球人口的18%)的人均GDP为最低收入国家(约占全球人口的20%)的人均GDP的100倍，而按信息化指标(如人均计算机数、人均上网次数)衡量，二者的差距则高达500倍以上。目前，美国拥有计算机数为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世界95%的互联网用户集中在不到5%的人口中;纽约一个城市拥有的网络主机数超过了全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的总和，芬兰一个国家的网络主机数超过了非洲大陆的总和。最不发达国家正面临着信息边缘化的危险。
“数字鸿沟”有典型的“马太效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它促使另外三个“鸿沟”进一步拉大:南北差距的拉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拉大;发展中国家内穷人与富人的贫富差距拉大。
这四个“鸿沟”的进一步拉大，对确立现时代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它在两个方面的影响不容忽视:一是这四个“鸿沟”的进一步拉大，本身就是诸多矛盾的进一步加剧，它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延伸与扩展，从而培养了资本主义异己的力量——革命的因素，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断得到锻炼，加强团结。如果条件成熟，这些国家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道路，并非不可能。二是这四个“鸿沟”的进一步扩大，意味着资本主义富人统治集团集体力量的增强，北方的富人与南方的富人以各种渠道和方式纠合在一起，联合对付无产者，特别是运用高科技手段打压他们，破坏他们的联合团结，使得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革命形势长期处于低潮。尽管革命力量也在不断地成长，但是富人力量的强大并处于统治地位是客观现实。这种共存竞争的态势想在短期内得到改变相当困难。我们确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但这些国家处于两大力量的相持阶段和共处竞争的时代，任何冒险主义的革命发动和依附主义的“合污”行动都是错误的，积蓄、培养革命力量，才是正确选择。
第三，新科技革命对社会主义国家是机遇也是挑战。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最核心的是科技竞争。社会主义要发展，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重要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科技的发展，主要靠自力更生，但决不能忽视“引进”，正如邓小平所说:“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32]从宏观来看，战后的新科技革命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
从机遇的角度看:其一，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人类文明的进程越来越深刻地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人类在认识和利用自然方面取得的每一项重大成就，莫不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人类的智慧无有穷尽。科学技术作为这种智慧的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经过无数科学家的艰辛努力，正在不断透过层层叠嶂照耀到更高的群峰之上。”[33]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科技水平的提高和不同程度地引进世界上的先进技术、管理手段，极大改善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装备、提高了管理水平，生产力的发展迈上了新台阶。昔日苏联一度发展成为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的世界性大国，当今的中国已经成为“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和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的发展中大国，“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34]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发展。其二，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管理体制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改革。历史和现实的种种事例表明，科技和生产力的较量，决定着两种社会制度的最终胜败。社会主义只有发展生产力，消灭了贫困，才能战胜资本主义。而在当今世界，要想使生产力得到更快的发展，首先就要使科学技术的进步更加迅速，创造出更能推动和适应科技发展和科技创新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体制。苏联等国在这方面做得不好，成为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中国这么做了，并且做得不错，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并使之不断完善，按照科学发展观办事，使得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大幅上升，我国正在不断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其三，为人的解放和自由、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科技的进步，电脑特别是因特网、信息高速公路的广泛应用，大大节省了人们劳动时间，这就意味着“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因而也为社会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创造广阔余地)”[35]。在自由的时间里，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志趣与爱好，开展各种艺术、科学、体育以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发展人自身的能力。只有这样，在“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36]才能真正建立和繁荣起来。生命工程的大发展，不仅使得粮食产量、质量空前提高，环保水平大大提升，甚至可以提高人的先天素质，摆脱先天性、后天性疾病的困扰。这是普惠全人类的，当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
从挑战的角度看:其一，科技革命的深化、扩展，必将带来生产力的新一轮增长，从而使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包容性加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也必将要求生产关系做出相应的调整。科技革命的发展增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的力度，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容纳更为发展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因此得到继续发展，甚至加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加速发展，不逐步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就会导致社会主义信念的危机，从而危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其二，在物质基础差、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科技和文化的落后，使得以科技进步为主导的生产力发展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现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也使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垄断在不断地加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背景下的技术瓶颈必将制约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如果生产力长期得不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就会遭受挫折。苏东剧变的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其三，科技革命的发展，尤其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势必会导致信息交流的无障碍化。网络在加快信息传递速度的同时，也使意识形态渗透更具隐蔽性，从而科技革命的成果就成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37]
总之，当代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而且是军事对抗的威慑力、政治斗争的影响力、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具有两面性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曾经从中受益，但也吃过大亏。社会主义国家抓住机遇，勇敢地迎接、应对挑战。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的红旗高高飘扬，社会主义国家巍然屹立，并且与资本主义共存竞争。可见，新科技革命是世界“两制共存竞争现时代”呈现和延续的重要影响力和推动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