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南北关系的特点与发展中国家的命运

6.全球化时代南北关系的特点与发展中国家的命运

袁东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全球化时代的南北关系问题一直是国际政治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得到加强，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断改善。还有人进一步提出，虽然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面临严峻挑战，但并不能就此认定其地位和作用大不如前，特别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发展中国家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有相同的利益，易于团结一致。本文并不想介入关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地位的争论，而只想就全球化时代南北关系的若干特点，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关系新格局中追求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中所遭遇的新困难谈一些粗浅看法，借此说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时代追求自主发展道路的艰巨性和曲折性。

一、全球化时代南北关系的新特点

全球化时代的南北关系显示出一些新特点。主要表现为：南北关系的内容进一步扩展，南北关系的性质更加复杂，南北双方力量对比更加不平衡，南北双方的地位更加不对称，南北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但南北合作也显得更加迫切。

1.南北关系的内容进一步扩展。南北问题原先主要是指发展问题。随着二战后殖民体系的崩溃，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但这些国家大都依然是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发达国家通过殖民时代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剥削的政策，致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恶化，有的因债台高筑而难以发展，许多国家陷入饥饿、贫困和落后的漩涡，南北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改变在生产、贸易和货币金融领域中遭受的不平等待遇，要求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要求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取得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为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就经济合作和发展问题举行谈判，即“南北对话”或“南北会谈”。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日益增多，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南北关系的内容变得更加广泛。南北关系逐渐由单纯的发展问题转变成以经济和政治关系为主的多种问题的集合。目前的南北关系不仅涉及发展问题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而且涉及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主权问题，政治发展模式和政治主权问题，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问题，安全问题，环境问题，人权问题等许多问题，南北关系的含义被大大扩展了。

2.南北关系的性质更加复杂。如上所述，在南北关系中除了固有的发展等问题外还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新问题使南北关系的性质变得更加复杂。

第一，许多原来属于一个国家主权之内的问题成了南北关系问题（如人权问题，民主和主权问题，等等）。欧美发达国家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介本国的主权观，淡化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意识。如发达国家认为，人权领域已不再属于国家主权范围，主张对发生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事件进行国际干预。一些发达国家主张，当一些国家不尊重民主原则、甚至镇压民众或威胁地区稳定时，国际社会不但要对其予以谴责，而且要采取行动，行动的方式包括制裁和武力干预。发达国家普遍把人权或民主作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条件，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权、民主和人权观。

第二，不少发展中国家日益接受了发达国家干预发展中国家事务的计划和主张。虽然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对干预的态度也有差异，但许多国家主动或被动地接受或认可了发达国家提出的主权、民主和人权观。例如，多数拉美国家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民主原则”和对拉美国家事务（如对以非民主手段取得政权的行为）进行干预的主张。虽然非洲国家对主权极为敏感，但对人道主义干预却比较支持。2002年7月非洲联盟首届会议提出，可以在成员国严重侵犯人权、践踏民主的情况下对其动武，并可向成员国交战区派遣维和部队。

第三，南北关系中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发达国家不仅积极向发展中国家宣传本国的民主观和价值观，而且极力向发展中国家推广本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模式，促使发展中国家实行所谓的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为达此目的，发达国家不惜使用武力手段。

3.南北双方的实力对比更加不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对比更加不平衡。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占有绝对优势。如在经济领域，占世界人口17％的24个发达国家拥有世界生产总值的79％，而占世界人口83％的发展中国家仅拥有世界生产总值的21％。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高达2.5万亿美元，有13亿人每天人均收入不足1美元，8亿人忍受着饥饿，超过2.6亿的人不能上学，8000万人完全不能享受医疗服务^[1]。在科技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巨大。在全世界用于科技研发的支出中，发达国家占95％以上，广大发展中国家不足5％。全球科技人员的90％集中在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只占10％^[2]。科技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预示着双方在经济领域的鸿沟会进一步扩大，双方力量对比的不平衡状况会进一步加重。

4.南北双方的地位更加不对称。在全球化过程中，双方的国际地位、经济利益的不对称更加突出。发达国家是全球化规则的制定者，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IMF、世界银行、WTO等是上述规则的忠实执行者，是发达国家维护本国经济利益、推广其价值观、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工具。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是规则的被动执行者，与发达国家的国际地位完全不对称。

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不对称更趋明显，双方因全球化所获得的利益和承担的风险更加不对称。如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信息产业的迅速增长，也带动了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及其带来的利益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利益有限，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贫困人口根本没有享受到信息技术发展的实惠，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因全球化的发展而进一步扩大。据联合国的统计，在20世纪最后30年间，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从25个增加到49个；发展中国家欠西方发达国家的债务共计2.5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每年将25％以上的出口收入用于还债。仅在20世纪最后5年间，世界绝对贫困人口从10亿增加到12亿；全球性贫富分化的速度明显加快。

5.南北矛盾和南北问题进一步突出。在东西矛盾相对趋缓后，南北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日益加深，南北问题进一步突出。首先，“发达国家欺负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霸权主义是发达国家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发达国家的强权政治，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东西方冷战虽然结束了，但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冷战又已经开始”^[3]。发达国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图谋与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的愿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其次，如上所述，南北差距的继续拉大，南北贫富差距的更加悬殊，使南北矛盾进一步加深，南北问题更加突出。

6.南北双方的合作更为迫切。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日益增强，每个个别国家发生的问题会对其他国家、甚至对全世界产生影响，形成所谓的全球性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当前最主要的全球性问题包括：国际新秩序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核扩散的危险，各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抬头，国际恐怖主义的蔓延，跨国犯罪活动的升级，世界范围内的毒品扩散，国际范围内移民和难民规模的不断扩大，环境污染和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源短缺问题，粮食危机与全球贫困问题，艾滋病等的蔓延与扩散，等等。这些“全球性问题”波及全球所有国家，而这些问题又不是凭一个或几个国家的能力所能解决的。虽然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主导权掌控在发达国家手中，但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离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和合作，全球性问题根本无法得到解决。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即使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不得不关注南北问题，南北关系因全球性问题的存在而更加引人注目。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北合作更为迫切。

二、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一般地说，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依然是国际政治舞台的重要力量。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发展进程中最重要、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随着一大批亚洲、非洲和加勒比国家宣布独立，南北之间殖民时代的单向依附关系逐步演变为相互依存的关系。然而，发达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企图一直没有改变，发达国家不仅一直企图在经济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甚至不惜使用政治、军事、外交及文化等手段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尽管这种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做法受到强烈抵制，尽管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提高，但从总体上说，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地位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南北问题有向纵深发展的趋势。跨国直接投资的增长进一步密切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错综交织，互相影响日渐增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发达国家极其重要的市场。因此，发展中国家依然是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各种风险明显增加。

三、发展中国家面临新风险

1.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分化明显加剧，一些国家有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一些国家抓住或试图抓住全球化的机遇，提高了本国的实力，提高了竞争力，从全球化进程中得到了较多的利益。但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进一步边缘化。

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发展中国家已经分化为不同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所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巴西、墨西哥、土耳其、南非等国）。这些国家的人均GDP从6000—7000美元至10000—20000美元不等，它们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利益，提高了本国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第二个层次为一般发展中国家，其人均GDP从800美元至6000—7000美元不等。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主要属于劳动密集型，或正逐渐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过渡，其中许多国家试图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力争在某些领域内利用知识经济的契机，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些国家试图并有望获得全球化带来的一些利益。第三个层次是那些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不足800美元。目前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约有50个，分布在亚洲、非洲和加勒比地区。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综合实力弱，发展主要靠外援，外债负担沉重。这些国家没有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多少实际利益，却承担了全球化的许多风险和成本，并有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进一步边缘化的趋势。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的政策也加剧了一些发展中国家边缘化的趋势。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重视一些国家而忽视另一些国家。受到发达国家重视的发展中国家有两类：一类是资源丰富、综合实力较强、有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虽然与这些大国有矛盾和摩擦（如在人权、贸易、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许多方面），也并不真心希望这些国家真正强大起来，不希望这些国家危及美国的主导和支配地位，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又不得不主动与它们发展各类关系。于是这些发展中的大国便有了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资金、技术、先进管理方法的可能和条件，从而为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其分享全球化的利益提供了机会。受发达国家重视的第二类是与发达国家安全利益有密切关系的发展中国家（如与发达国家的能源安全密切相关的中东及其他地区产油国；与发达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安全有密切联系的原苏东地区及一些亚太国家；美国的“传统后院”拉美国家，等等）。相比之下，一些战略地位不那么重要、对发达国家的安全利益关系不十分紧密的国家则受到了忽视（如一些非洲国家等）。发达国家的这种政策取向无疑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分化，促使一些不发达国家日益陷于边缘化的境地。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长率20世纪60年代平均为4.5％，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下降到2.5％和2.3％。90年代中期，非洲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仅约为亚太地区和拉美地区的1/20（1995年非洲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只有11亿美元，而亚太地区和拉美地区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分别为210亿美元和199亿美元），而且集中在少数国家（主要是尼日利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国）的少数领域（石油、天然气、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开发）。2000年非洲人均收入比20年前减少了10％。

从当前的现实情况看，“发展中国家”这一词语已经很难准确概括已经发生分化的发展中国家的复杂现实。

2.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受到进一步抑制和制约。加强南南合作一直被广大发展中国家视为减轻对发达国家依赖、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手段。占世界人口8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产品众多、市场潜力大、发展模式各具特色，因而在很多方面可以互利互惠，相互支持，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南南合作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起步后，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但不断取得进展的历程，合作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众多领域，合作范围既包括全球性合作，也包括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南南合作无疑有广阔的前景和巨大的潜力，是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中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南南合作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4]。

但是，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面临一系列新的困难和制约。一是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作用在下降。如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不结盟运动已经丧失了影响，有的国家甚至主动退出了不结盟运动（如阿根廷）；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77国集团的影响也在衰弱，一些国家（如墨西哥）也已主动脱离这一集团。OPEC等原料生产者组织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它们往往更注重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忽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二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普遍存在底子薄、发展资金不足等问题，为南南合作的进一步扩展带来了一些实际困难。再加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从战略高度对南南合作重要意义的认识，在积极深入探索南南合作的多种模式方面做得不够。三是由于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剧，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团结、密切配合、相互协调的传统遭遇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这不能不对南南合作造成严重冲击。四是某些西方国家利用一些发展中国家暂时出现的困难，竭力否认第三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弱化了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一些发展中国家把追随发达国家作为其政策的优先选择，对南南合作不太重视。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南南合作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3.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解决南北关系问题的努力将遭遇更大困难。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一直被认为是解决南北问题的主要手段。现在看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关系中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上述解决南北问题的努力和手段将遭遇更大的阻力和困难。

首先，改革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任务难以在短时期内实现。尽管现存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不尽合理，甚至这一秩序严重阻碍着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尽管各国人民渴望改变现状，向往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世界，尽管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但理想和现实总是有距离的，人类面临的仍是一个国家之间极度不平等的世界，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本质特征的国际秩序仍主宰着世界生活，发达国家仍是主宰世界发展方向的主导力量，贫穷国家仍会继续遭受不公平对待，穷国愈穷、富国愈富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目标很难在短期实现。

其次，南北对话和南北合作的主动权掌控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从总体上处于被动和服从的地位。南北对话一直被认为是解决南北矛盾的重要环节，事实上，南北双方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创造解决南北矛盾的条件，找到解决南北问题的办法。20世纪90年代后，南北合作有了一定的进展，欧盟与地中海国家、中东欧国家、南非及一些拉美国家（墨西哥和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与南方共同市场也开始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欧盟与非洲国家领导人于2000年举行首届非欧首脑会议，强调“非洲与欧洲在21世纪的伙伴关系具有新的战略上的重要意义”。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美国除已与多米尼加、智利、新加坡、约旦、以色列、摩洛哥、巴林等发展中国家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外，还正在与中南美洲、非洲、亚洲国家商谈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问题。国际社会已把缩小南北差距列为21世纪的最大挑战。近年来，国际机构多次召开以缩小和消除南北差距为议题的国际性会议，如2001年举办的联合国第三届最不发达国家会议决定减免最不发达国家债务；2002年在墨西哥举行的联合国发展筹资国际会议，美国允诺在每年100亿美元官方援助的基础上，在未来三个财政年度每年再增加50亿美元；欧盟宣布，从2006年起将其官方发展援助从目前占GDP的不到0.33％增加到0.39％，每年增加额为70亿美元。联合国“千年宣言”要求实现到2015年把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目标。

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合作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南北合作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发展中国家若想通过南北对话和南北合作来建立国际新秩序，也面临困难，因为南北问题的解决更多地将取决于发达国家的行动。从目前情况看，发达国家依然还是说得多，做得少，言辞多于行动。正如邓小平在20多年前所指出的那样：“要富国多拿点钱出来，它不肯，技术转让更不愿意”，“世界上的国家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解决这个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5]

最后，南南合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加强南南合作被认为是解决南北矛盾的有效途径。南南合作的加强和顺利开展，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提高它们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促进南北问题的及早解决。但如前所述，在全球化时代，南南合作面临许多限制。在一些地区，南南合作甚至失去活力。一些南南合作协议名存实亡，有的南南合作组织甚至解散，即使正在执行中的合作也有困难^[6]。虽然90年代后南南合作在南美洲出现重新振兴的势头，建立了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南美共同市场等，但这些南南合作组织都有各自的问题，面临重重困难，难以抵御美国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倡议的冲击。

4.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更加不安全。发展中国家经济自主能力减弱，经济主权遭遇挑战。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这种局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相互交流、融合和相互依存，但同时也导致了对资源、商品市场、资金和技术等的激烈争夺，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冲突，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第一，发达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制高点，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处于主动地位，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在世界竞争中处于劣势。“在发达国家尽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7]，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系数下降。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巴西金融动荡和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很能说明问题。第二，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主导的，跨国公司的扩张、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贸易量的增长，都源于发达国家，世界三大贸易区也无一例外地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外来资本的增加和跨国公司的涌入，必然给发展中国家增加了因外资流向突然变化而带来的风险，而且外资的侵入，还容易导致民族经济的萎缩，这肯定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另外，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也对发展中国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构成了侵蚀。如在拉美，IMF直接干预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而拉美国家不得不听从其政策建议，一些国家的改革方案基本上是IMF方案的原版。

发展中国家政治自主能力也遭遇挑战，仅以拉美国家为例加以说明。独立自主和不干涉原则是许多拉美国家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但这一原则在全球化时代遭遇冲击，其中以墨西哥和阿根廷最为明显。先说墨西哥。不干涉原则曾经是墨西哥外交政策的基石，即使在美国压力下多数拉美国家中断与古巴外交关系时，墨西哥也顶住压力，一直与古巴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在拉美地区，墨西哥曾积极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墨西哥还是国际新经济秩序的主要倡导者。但在全球化进程中墨西哥政府逐步改变着外交政策中的传统原则，萨利纳斯执政（1988—1994年）时期墨西哥退出77国集团，加入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与合作组织”，并公开接见古巴持不同政见者；塞迪略执政（1994—2000年）期间，他在访问古巴时也公开对古巴提出批评。福克斯上台后进一步对墨西哥对外政策的原则和理论作了修改。2000年8月，作为当选总统的福克斯表示，可以“聪明地转让主权”。执政的国家行动党领导人公开主张对墨西哥外交政策的基础进行修改，认为宪法所确定的不干涉内政和自决原则已经过时，“已经不适合当今的模式”。福克斯甚至希望与美国和加拿大建立像欧盟一样的“北美联盟”，与美国组成“战略联盟，甚至军事联盟”^[8]。2001年1月，墨西哥政府宣布，墨西哥将参加在其他国家的维和行动。墨西哥外交部长表示，墨西哥政府的外交政策将出现变化，传统的不干涉原则遭遇重大挑战^[9]。再说阿根廷。阿根廷过去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前总统、正义党创始人庇隆提出了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第三种立场”，提出了“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和“要解放不要依附”的主张；在国际问题上，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主张各国间遵守平等、自决和不干涉原则，反对美国干涉拉美国家内政，强调通过建立南美洲集团，实行自主的一体化，促进经济联合，抵制美国在西半球的影响。而20世纪90年代在阿根廷执政的正义党梅内姆政府完全改变了庇隆的政策，其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出现了180度转弯，退出不结盟运动，积极与美国配合，在各种国际场合刁难古巴，甚至派军舰参加美国领导的海湾战争。

5.许多发展中国家接受了美国新干涉主义的基本精神。新干涉主义在拉美地区的主要表现是，以民主、人权和反毒等为借口，对各国进行干涉。目前许多拉美国家接受或默认了美国新干涉主义的原则，除涉及自身的问题外，在地区以外的重大问题上力求与美国保持一致。除古巴、委内瑞拉等少数国家外，多数拉美国家都不采取公开的反美立场，相反，拉美国家政府和各主要政党都争相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对许多拉美人来说，甚至连“美国佬”也已经不再是贬义词。首先，多数拉美国家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旨在干预美洲国家内部事务的所谓“民主原则”。1994年的OAS会议通过《华盛顿宣言》，主张对任何违反资产阶级代议制原则的国家进行制裁。在此后连续3次OAS会议上，均重申这一原则。在美国的策划下，2001年OAS首脑会议通过的《魁北克宣言》有一个专门的“民主条款”，重申凡参加（拟议）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国家必须是所谓的民主国家；非民主国家不能得到美洲开发银行的贷款；美洲国家可以对以非民主手段取得政权的行为进行干预。对于宣言所体现的对拉美国家事务进行干预的主张，只有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提出了两点保留意见。其次，在人权问题上，许多拉美国家逐渐认可了人权高于主权的立场。秘鲁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曾一直支持中国的立场。但这几年态度有所变化，与美国的立场已经比较接近。秘鲁政府表示人权问题十分重要，并在2001年联合国人权会议就美国提出的反华议案表决时弃权，改变了在人权问题上支持中国的一贯立场。墨西哥总统福克斯也同意美国的人权观点，认为人权高于主权，不能以维护主权为借口侵犯人权，主张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和捍卫人权的活动。

综上可以看出，在全球化时代，南北关系的内容、性质和特点都发生了变化；在南北关系的新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分化明显加剧，获得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承担的各种风险都有所变化；在南北关系的新格局下，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都面临一系列新的困难和制约，发展中国家在追求自主发展的道路上面临许多障碍；如何最大限度地规避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争取最大化的利益，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重要任务。

【注释】

[1]转引自《人民日报》2000年8月29日。

[2]邱温：“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载《环球时报》2005年4月8日。

[3]1989年11月23日邓小平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的谈话，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4—346页。

[4]引自联合国秘书长安南2004年12月20日在联合国庆祝“南南合作日”会议上的书面讲话。

[5]邓小平：“增进中印友谊，加强南南合作”，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20页。

[6]李向阳：“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2期，第22页。

[7]转引自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8]转引自徐世澄：“福克斯上台后墨西哥政治经济模式的变化”，载《拉丁美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3—14页。

[9]Cambio radical en politica exterior，la jornada，Jueves，4de enero de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