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的特殊性

一、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的特殊性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复杂情况的超大规模社会，从其面临的双重历史任务来看，中国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一方面出于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和走向富裕依然是中国发展的主题，为此中国必须总结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遵循现代化运动的普遍规律，谋求持续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出于后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中国又不能完全沿袭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因为持续快速的现代化发展必然会加剧资源、环境、生态的负担，陷入人与自然矛盾的恶性循环，故而中国的发展既要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又要避免重蹈“先污染、先破坏、后治理”的西方现代化老路。由此可见，在全球化时代形成的全球发展平台上，在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交叠的张力中，中国的发展面临复杂的矛盾，必须寻求独特的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

中国发展承担的历史任务要求中国发展必须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具备比较高的发展速度。全球化时代将每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全球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在以高科技竞争为主要内容的全球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在已经完成现代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后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压力下，中国要想迎头赶上，在短时间内走完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工业化道路，没有持续高速的发展是无法想象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持续的快速增长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一旦中国经济不增长或者发生负增长，将会引发严重的失业、社会不稳定等社会问题。此种局面一旦产生，不仅会导致中国政局不稳和社会不安，而且会破坏全世界对中国发展的信心，各种生产要求会选择“用脚投票”，纷纷离开中国，中国发展的大好局面就会面临被断送的危险。

但是，作为超大规模社会的中国，要保持一定的高速发展，必然对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形成强大的压力，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外部性后果。纵观历史，每一代强国崛起的背后，都有新的能源、资源基础作为依托。在农业社会时代，农业强国的崛起往往依赖于争夺人口和土地资源，因为在农业社会里，财富的增长往往来自劳动和土地，“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工业革命之前，一个国家的国力主要来自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社会财富的增长主要依靠农业和畜牧业，所谓的强国一般是那些幅员广阔和人口众多的国家，一个国家追求强大意味着必须发展强大的军队，征服更多的土地和人口，最大限度地增加疆土，往往导致众多大大小小的战争和冲突。工业革命之后，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主要来源，而资本的本性是扩张，而且获得更多的原料来源和商品销售市场，在工业社会时代，工业强国的兴起往往取决于获取新技术和新能源、新资源和新市场。于是，强国战略一般是通过征服更多的殖民地来满足资本的这一要求，最终由于列强在世界瓜分势力范围不均导致大规模的战争。可见，不管在什么时代，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获得强大资源、能源来源支持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也不例外。但是，相对快速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要求，中国的能源、资源和基础设施等条件是十分有限的，比如石油、煤炭、电力、交通等都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很高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必然会形成能源、资源和基础设施的紧张。同时，身处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已经不可能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时期那样发动殖民战争和商业战争，到世界各地去划分势力范围和争夺原料来源和市场空间，而且还面临着发达国家的种种限制和约束。面对内外条件的种种制约，中国的发展只能寻求一条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现代化的道路，走一条内向型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和谐互动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走技术创新的道路，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技术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文化体系，从自身获得实现发展的资源和能源支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另外，当前中国的发展是处于全球信息化的时代，信息社会的发展规律对中国产生着重要影响。在信息社会里，一个国家的发展更多地并非取决于资本和市场，而是取决于知识和信息资源，知识和信息成为财富增长的新的源泉。目前，在以信息资源为中心的新一轮财富争夺中，发达国家的利益在于维护知识自由贸易，保护本国知识产权，提高后发国家进入信息社会的门槛；发展中国家必须想方设法，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发展自主技术和产业，鼓励技术应用和信息扩散，降低进入信息社会的门槛。可见，在信息化时代，所谓自由贸易、贸易保护，都不是实现中国发展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出发，主动提供对信息产业的有利条件，通过配套完善的相关制度和政策，建设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邀请全球各地的资本、技术、人才到中国来安家落户。因此，决定中国发展的动力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中国自身，不是来自自身社会积累和规模膨胀，而是来自建设和谐有序、法制健全的社会发展环境。在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时代，能否背靠中国庞大的市场，创建有利于发展创业的良好环境，成为决定中国发展前景的关键。其实，这一道理早在战国末期秦国的李斯就在《谏逐客令》中作了深刻的阐述。针对秦王嬴政的逐客令，李斯指出：“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为什么呢？李斯认为秦国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秦国能够招贤纳士，鼓励商贸，建立了有利于发展的良好环境。可见，在全球化时代，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它们集中到哪里，哪里的发展便获得了强大的动力。决定生产要素汇集的关键在于哪里的环境适合它们生存和发展。因此，只要中国在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上，完善和优化有利于发展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就能够吸引全球各地的发展资源向中国集中，就能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

优化发展环境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提高整个社会文明水平的过程。对中国而言，这一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改革和体制革新的过程，故而中国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与信息化时代的发展环境要求相比，中国的总体环境还存在不少与之不相适应的问题。摆在中国眼前的现实问题是：人口众多，重要资源的人均水平大多居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地区发展严重失衡，城乡二元结构，就业压力较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还不健全等等，严重困扰和制约着中国的快速、持续、协调、健康发展。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唯一的出路在于不断加快改革和开放步伐，特别是改革那些与发展不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不断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营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体制环境和舆论环境。

最后，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超大规模社会，中国的发展必须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发展。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各方面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和多元化，这几乎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在现代化发展的中后期阶段，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经济增长的问题，而是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需求以及民主化和政治参与的问题，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人们大量的权利要求形成了对发展的强大压力。与此同时，在这一阶段上随着经济发展导致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比如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压力以及国际社会对该国发展的不适应而形成的压力。对于中国来说，无论什么社会问题一旦积聚下来，就有可能演化成为比其他发达国家经历的问题更加严重的后果。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化解各种危险和挑战，是今后中国发展问题的焦点。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的解决并非仅仅是发展的问题，而是提升人的尊严、自由、权利、素质的问题，是一个以人为本理念逐步清晰的过程。

综上所述，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的特殊性要求在保持比较高的发展速度前提下，坚持走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互动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逐步把发展的重点转移到改善中国自身的发展环境，改革各方面的体制以及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一句话，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的特殊性呼唤中国确立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新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