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之处

一、本书缘起

人类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什么？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不同时代对社会发展的理解不尽相同。人类社会发展曾把创造财富当成其主要的追寻目标。近年来，在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充裕的同时，却产生了经济有增长、幸福无增益的现象。于是，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社会发展的目的，并逐渐将社会发展的理念从重视财富转向重视人类本身的发展，开始关注人类幸福问题。社会发展到了今天，无论是执政者、学者还是普通百姓都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幸福与快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与此同时，人们也不断寻找着各种测度幸福的方式方法，科学评价人类幸福已成为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

2011年3月，温家宝总理回顾“十一五”时期政府工作时讲到：“必须坚持科学发展。我们战胜各种严峻挑战，靠的是发展；各领域取得的一切成就和进步，靠的是发展；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仍然要靠发展。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科学发展。要以人为本，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统筹兼顾，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自主创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使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必须坚持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统一，围绕改善民生谋发展，把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持久动力，着眼维护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些经验对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推进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从温总理两次提到要把民生作为政府工作和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中国政府对提升居民幸福水平、改善百姓生活质量的高度关注与信心，也感受到了政府施政方针与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高度一致。

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中国百姓经历着从温饱到小康的跨越过程，东部一些省份和地区的居民生活状况已接近或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同发达国家一样，也出现了经济有发展、幸福无增长，即随着百姓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升，然而幸福却未与之同步的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诸如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利用，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更加紧张的生活节奏及城市扩张带来的亲情缺失，无法填平的欲望沟壑，更多腐败现象的滋生，二元经济带来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不足，等等，都可能导致人们的“无幸福感”产生。因此，如何解决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一系列社会难题，推进社会全面发展和促进公平正义，改善民生，提升居民幸福感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距2020年中国实现全面小康不到10年时间的日子里，在这社会改革与发展进程的重要关头，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居民幸福的关系，仍然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毋庸置疑，GDP增长对中国社会发展功勋卓著，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便不会有中国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大关，更不会有中国从中低等收入国家逐渐向中高等收入国家的转型转变，因为国富是民强的前提。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不能否认GDP的巨大贡献；在今后的时光中，我们要处理好的则是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与居民幸福之间的关系，解决经济有发展而幸福无增长的问题，解决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仍能保证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保证全体百姓共享发展成果，保证百姓有尊严而幸福地生活，实现人类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富民强。

二、幸福的定义

何谓幸福？这是一个宽泛的、凝重的、复杂的、极具沧桑感和哲学韵味的题目，是一个极少会有众多学科，诸如经济学、政治学、统计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生命科学等都来关注它、研究它的题目，也是一个简单得不得了，但却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答案的题目。“百度”一下“幸福”这个词条，会出现约1亿条结果。从古至今，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达人智者，都曾经一遍遍地诠释着幸福，一次次地寻找着关于幸福的答案。

中国儒家经典名著《尚书》把幸福归结为“五福”，即长寿、富足、安康、美德、善终，并首推美德；墨家以兴天下之利的非乐为幸福；道家以天道自然的无为自在为幸福，佛教则将幸福寄托于超越世俗的极乐世界。在文化多元化的当今中国，各种各样的幸福观更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放眼西方，伊壁鸠鲁认为幸福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实现自我的心灵活动，莱布尼兹则认为幸福就是心灵的宁静。达林·麦马翁在其所著的《幸福的历史》一书中总结了西方从古希腊至今两千多年来每个重要时期的幸福观：在荷马时代，幸福等同于幸运；在古希腊，幸福等同于智慧和德行；在中世纪，幸福等同于天堂；在启蒙时代，幸福等同于及时行乐；而到了现代，每个人都能为幸福下一个自己喜欢的定义。[1]

1979年版《辞海》对幸福的解释是：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而1999年版《辞海》又将之改为：人实现了预定目标和理想时，感到满足的状况和体验。20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随之提高，《辞海》对幸福的重新定义同样反映了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但同时也提醒人们，经济增长与居民幸福不一定呈绝对的正相关关系，真正的幸福是源自百姓心中的感受。

那么，百姓又是怎样理解幸福的呢？有人说，幸福是干渴的行路人遇到了一汪清泉，幸福是寒夜赶路人进入了温暖的驿站，幸福是孩子们在妈妈的摇篮曲中甜甜入睡，幸福是人在饥肠辘辘时的一顿饱餐；有人说，人生就像种田，春天播种，秋天收获，成功与幸福离不开平时积累与努力的一点一滴；有人说，家财万贯、身居要职、啖尽美味是幸福；有人说，父慈子孝、家庭和睦、工作舒心、生活恬淡、知足常乐是幸福；还有人说，幸福来自生活的简约和心灵的安宁，幸福来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幸福来自法治的阳光和人性的彰显。

除了百姓心中的幸福，不同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诠释着幸福。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在他的《哈佛幸福课》中讲道：“战争、和平、艺术、金钱、婚姻、诞生、死亡、疾病、宗教，都是一些真正的大题目。为了它们，人类泼洒的鲜血和墨水已经可以成汪洋大海了，但是，它们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无他，只是因为它们都是强烈的人类情感的源泉。如果它们不能让我们感觉振奋、绝望、感恩或者无望，我们也不会在它们身上浪费这么多的鲜血和墨水。的确，感觉不但重要，它们还是重要性的意义所在。”[2]丹尼尔·吉尔伯特教授在这里谈到的“真正的大题目”就是让人类感觉着幸福或者不幸福的种种因素。

同样在哈佛大学讲授“幸福课”的年轻讲师泰勒·本－沙哈尔坚定地认为，幸福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他说：“人们衡量商业成就时，标准是钱。用钱去评估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所有与钱无关的都不会被考虑进去，金钱是最高的财富。但是我认为，人生与商业一样，也有盈利和亏损。具体地说，在看待自己的生命时，可以把负面情绪当作支出，把正面情绪当作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人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3]

千百年来，人们无尽地讨论着关乎幸福的种种话题。但是，由于缺乏严谨的实证方法对讨论所得作出检验，而且命题中的一部分本身就根本无法进行实证检验，所以，这些结论难免受到迷信、认知局限等因素的限制，进而可能偏离事实。因此，在人们曾经不断探讨的论题中，如果被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证明了其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时候，便不难解决。但还有许许多多关于幸福的问题是需要人们去认真思考的，比如，人们认为越有钱越幸福，问题是幸福与财富之间是否一定存在正相关关系？如果不存在，那么幸福与财富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很显然，这些问题绝对不能通过猜想便得到准确的答案。虽然人们知道幸福是人类至高无上的财富，而金钱或职业声望不能用来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主要标准。但是，如果人们希望能够正确地了解幸福与其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且尽可能准确地描绘幸福与各相关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那么就必须采用科学的实证方法。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要用科学实证的方法来研究这一厚重的课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定义幸福。因为，如果不能给幸福下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定义，那就根本无法采用实证方法对幸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度。

奚恺元教授认为，定义幸福，借鉴哲学、宗教以及世俗对于幸福的定义不具可行性。原因是哲学、宗教和世俗都是从某一个具体的角度诠释幸福，他们眼中的幸福或许全然不同。例如，德行幸福论者和享乐幸福论者，他们只能在各自理论所定义范围内遵从各自的幸福准则行事，两者无法进行有效的讨论。因此，按照宗教、哲学或世俗的定义，幸福将难以测度。[4]

奚恺元教授还认为，心理学层面的主观幸福感可以诠释并测度幸福。心理学家给幸福所下的定义是人们对于生活状态的正向情感认知评价。由于这种定义并不依赖任何外在的客观标准，而是来自人们的内在主观感受，于是这种幸福就叫作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相较于哲学、宗教和世俗对于幸福的定义，主观幸福感这一概念具有两大优势。首先，主观幸福感的定义可为世人接受并理解。它为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社会背景、不同价值观的人们探讨幸福搭建了一个共有平台。其次，主观幸福感的定义可以为研究者采用实证方法来研究幸福及其影响因素提供度量幸福的客观基础，因为有大量研究证明，主观幸福感的产生存在客观的基础。

因此，虽然测度可能存在一定误差，但是对于个人在不同时间的主观幸福感，对于不同个人以及不同文化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的测度结果是可以进行比较的。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就可以进一步使用实证方法来研究主观幸福感和不同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揭示幸福的真谛。

但奚恺元教授在《撬动幸福》中所论及的幸福，是指人们对于生活的整体主观评价，而并非人们对于生活各个不同组成部分的主观评价的加权得分，并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人们主观地判定幸福与各种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对于幸福，除百姓心中各自不同的感受外，不同的学者对幸福的解释虽不尽相同却是殊途同归：人们已经认识到幸福不仅仅是关乎财富的积累，而是在积累财富的同时要更多地关心人类自身的感受和需求。经济学家们尤其是关注幸福问题的经济学家，已经普遍接受了一个新的基于经济学视野下的幸福概念：主观幸福感。

至此，本书为幸福所下的定义是：幸福是人们感受客观生活满意程度时的主观心理体验，它集中体现了个人需求和价值取向，同时与客观社会生活条件密切关联。其具体包括居民对健康生活、亲情友情、工作保障、生活环境、政府管理、国家强盛、幸福信心等重要生活领域的满意程度。

三、居民幸福测度的意义

幸福对人类如此重要，那么准确而又科学地测度幸福便更为重要。虽然国际上许多研究机构都广泛采用一个最简单的指标来测度幸福，即让受访者回答生活各方面总括的满意程度。但本书认为，由于人类幸福包含的内容十分宽泛，由此测度它的指标体系也应该是全方位的，单一标准固然可以概括地对之测度，但多指标、多维度幸福测度指标体系可以更加完美、准确地对人类幸福予以描述，更能够对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居民幸福状况予以记录和展现。在摈弃GDP崇拜，将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转向以人类幸福为重心时，建立涵盖广泛、体现人类感受、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的居民幸福测度指标体系，是社会进步使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政府机构、社会媒体还是百姓平民，如果能够对人类幸福这样一个问题认真理解、好好把握、准确测度，那么就能对面前出现的所有经济的、社会的问题作出更好的评判并加以妥善解决。

多指标、全方位测度幸福，还有一个更深刻的意义，即社会发展中的人类幸福测度要关心人们今天的感受，更要关心幸福可持续程度的评价。人类当下幸福与亲情、收入、工作、社会保障、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因素有关，人类可持续的幸福则是更深层次、更高境界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它不仅决定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幸福，还决定着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否幸福，决定着人类社会是否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丰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还能享受清新的空气、青山、绿水和蓝天，享受和谐、民主与尊严。

至此我们可以明确了，测度幸福需要构建一个客观、准确、完备的指标体系。例如，在当今社会，各级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安全等领域的公共服务是否令百姓满意，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否已经实现，这些都需要准确测度，这些都关乎着百姓是否幸福。因此，令人满意的政府绩效，也必然与恰当的人类幸福测度指标体系密切关联。

但更要明确的是，测度人类幸福并以此为社会发展的重心不是放弃GDP，因为GDP依然是衡量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指标，是人类生活的主要经济基础。需尽早处理好的是GDP所蕴含的信息与百姓幸福所必需之间的差距，摈弃GDP至上并不是放弃GDP。居民主观幸福感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衡量的不仅是居民个人对自身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还体现了人们对社会发展的满意程度，因而是各级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虽然幸福是主观性的，但由于受社会发展进程中种种条件的制约，幸福也具有客观性。在追寻幸福的过程中，财富不仅仅是保障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而且还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推进器。人类的幸福、人类的延续都需要以一定的物质基础为前提，人类精神进步、文化发展同样要有丰富的物质财富作支撑。因此，评价社会发展的和谐程度，既不可以忽略经济增长，更不可以忽视百姓幸福，人类幸福应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相伴共生。GDP作为最常用的统计数据，因为无法捕捉到影响人们幸福程度的重要因素，它充其量不过是市场生产和经济绩效的最佳标准，只能捕捉经济的所有最终产品，并不考虑这些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到底是家庭、公司还是政府。用测量市场生产的GDP来测量人类幸福，可能是社会经济进步与个体生活感受之间反差的直接来源。不丹、波多黎各、墨西哥等国整体人文发展情况与GDP增长的逆态势，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国民幸福未有提升反而出现下降的情况，更能说明GDP只是衡量宏观经济环境的指标之一。由此，各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GDP并不足以测量可持续的人类幸福，尤其是人类在自然环境和宏观社会环境方面感受到的幸福。因此，评价社会发展的进步程度，超越GDP，测度人类幸福，实属必然。

当一个国度把百姓幸福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说明这个国家的大多数社会成员已经解决温饱问题而产生了更高层次的需求，标志着社会发展迈入了新的进程。对今天的中国而言，通过测度居民幸福，了解百姓的生活状态与需求层次，进而制定更科学和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对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促进人类与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的全面发展，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如韩振峰教授在《幸福指数：社会评价的新指标》一文中所言，要把居民幸福看作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风向标”，社会全面进步的“测度仪”和社会良性运转的“晴雨表”。他认为：“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指标特别是GDP到开始关注包括幸福指数在内的人文社会环境指标，强调社会个体的内在体验和感受，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居民的福利增长、身体健康以及精神状况等不可能充分体现在GDP数字之中，而反映居民整体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则是一种更加全面、人性化的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GDP指标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使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指标更加全面、科学、完善。社会要良性运转，关键是要和谐稳定。社会能否实现和谐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社会成员的幸福感如何。如果一个社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居民幸福感却不能随之提高甚至出现下滑，那么就有必要对社会发展的整体走向和政策导向进行认真反思。居民幸福可以反映社会需求结构的态势、社会运行机制的效能、社会整合程度的状况，观察居民幸福指数可以为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提供基础。尤其是在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居民的判断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社会变革和转型的效果，而居民幸福指数走势正是居民判断和选择的重要预测指标。当前，中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人民群众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和走势，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将其作为社会良性运转的‘晴雨表’，对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

一、研究思路

本书主要研究思路如下：研究问题界定、研究背景介绍、文献评析、指标构建与研究假定、研究设计、实证研究、研究结论与启示，各个步骤环环紧扣、循序进行，同时将研究过程视为一个循环，从第一个步骤开始到最后阶段完成，如果研究结论不能回答研究的所有问题，便要再重新界定问题、调整指标结构、发展假设和进行研究设计。对居民幸福测度的研究，本人几年来一直遵循着这样一个过程，不断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不断修正测度指标体系，不断探索合适的实证研究方法，不断思考对策建议的前瞻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本书研究思路流程见图1－1。

图1－1　研究思路流程图

按上述流程，本书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经验及对不同领域幸福测度理论进行梳理完善的基础上，形成了从微观到宏观，从现在到未来全方位涵盖居民幸福的测度指标体系，并应用于杭州居民的实证研究。全文主要围绕居民幸福测度的实证设计与居民幸福的测度，居民幸福的主要影响因素展开，并对一个特殊群体即农民工的幸福感和对影响居民幸福的宏观社会环境——公共服务满意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图1－2是具体细化的研究框架结构图。

本书全部内容分述如下。

第一章为引言，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幸福的定义及幸福的测度方法，介绍本书的研究思路及所作的贡献。

第二章主要是进行学术研究回顾与评析。首先，这一部分主要对不同领域关于幸福及其测度的演进脉络进行梳理。其次，对幸福的相关文献展开评述。

第三章是居民幸福测度方法。主要解决居民幸福测度的理论基础、居民幸福的测度标准以及幸福测度方法问题。

第四章是居民幸福测度的实证设计。主要解决实证研究对象的选择、居民幸福测度量表的编制、量表项目分析、可靠性检验和结构效度分析、居民幸福测度指标体系的确立、数据采集问题。

第五章是居民幸福结构方程估计及幸福指数测度。主要用因子分析方法探究影响居民幸福的主要因素，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各因素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以杭州为例，建立了居民幸福感三级测度指标体系，并计算出居民幸福总指数、影响因子指数和单项指数。得到结论如下：居民总体幸福由健康生活、亲情友情、工作保障、生活环境、政府管理、国家强盛及幸福信心7个因子构成，其薄弱点主要体现在政府宏观管理因子上。

第六章是居民幸福指数影响因素分析。主要运用不同方法探讨各个因素对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首先，运用决策树模型估计各个影响因素对城乡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程度；其次，用均值比较和对应分析等方法探讨各个影响因素与城乡居民幸福指数之间的关系。得到结论如下：（1）在8个人口学变量作为自变量，居民幸福指数作为因变量的决策树分析中，所属阶层、户籍、健康状况、性别4个自变量被选入模型，是居民幸福指数的最佳预测因子。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宗教信仰4个自变量在此模型中对因变量没有显著贡献。在对居民收入、工作满意度等变量作为自变量，居民幸福指数作为因变量的决策树分析中，收入满意度、工作满意度、职业声望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月收入对“幸福指数”具有正向影响；职业危险度、工作时间对“幸福指数”具有负向影响。居民月收入对幸福指数影响是通过社会保障满意度、收入满意度间接产生的。（2）在对不同职业群体居民幸福指数比较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几乎在所有项目上弱势群体的幸福指数都低于总体幸福指数。比较幸福指数最高与最低的两个群体，两者幸福指数相差了11．183分。（3）在对不同工作满意度状态下居民幸福指数均值比较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杭州城乡居民工作满意度、职业声望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水平的提升，幸福指数随之提高，呈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提高居民工作满意度、职业声望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是提高幸福指数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4）对不同工作压力度与职业危险度状态下与居民幸福指数均值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杭州城乡居民总体幸福指数随着工作压力度、职业危险度降低而提高，其主要原因是高危职业最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工人群体。在本书调查群体中，有21．7%的农民工认为他们的职业危险度比较高，有30．8%的农民工认为他们的职业危险度很高，即超过半数以上的农民工在从事危险度比较高的工作。其次是工人，认为职业危险度比较高和很高的人分别占8．4%和15．4%。而工作或学习压力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个体户、学生、企业管理人员、农民工、工人等，“压力很大”组学生所占比例最大，说明目前学生们面对的不仅是繁重的学习压力，还要面对来自社会竞争、就业等方面的压力。（5）在对不同户籍居民幸福指数比较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杭州居民分户籍总体幸福指数表现为城市高于农村。分因子看，政府管理、国家强盛两个宏观因子和幸福信心因子城乡几乎无差别，但反映居民幸福的微观、中观指标即健康生活、亲情友情、工作保障、生活环境4个指数却是农村居民全部低于城市居民。

图1－2　研究框架结构图

第七章是对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重要贡献的特殊群体即农民工群体幸福指数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度。主要研究结论是：（1）农民工幸福指数远远低于其他职业群体的幸福指数；（2）农民工总体幸福指数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3）农民工总体幸福指数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4）农民工总体幸福指数随着学历的增加而提高；（5）不同婚姻状况农民工的幸福指数有着显著的差异；（6）农民工最基本的生活、职业条件方面的幸福指数低于其他方面的幸福指数。近年来，杭州各界为改善农民工境遇做了很大的努力，使其生活品质得到改善，幸福指数也逐年提高，但和社会其他群体相比，他们在求职、谋生、收入、住房、子女教育、权益维护、财富积累、生活稳定等方面确实还处在相对弱势的位置。公共服务不均等，成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最重要因素。

第八章是对杭州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测度。主要研究结论是：公共服务存在明显的“短板”。本书通过分析得到了公共服务满意度的6个影响因子，概括为医疗养老保障、社会安全保障、基础设施保障、政策制度保障、居住交通保障、教育服务保障。通过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共服务的“短板”主要体现在社会安全和政策制度两个方面，这两项恰恰是与社会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因素。这也是影响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的重要因素，首先体现在反映社会公平、食品安全、房价调控、就业、物价等方面的社会安全指标，其次是有关公共政策、法制、公共服务效率、政府廉政方面的政策制度指标。

第九章为研究结论、启示与未来研究方向。主要是对本书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并对本书研究所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分析，对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内容与领域进行了展望。

二、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居民幸福测度问题进行研究；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基于统计学、经济学的视角展开居民幸福理论研究与实际测度问题，并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分析思路来进行分析。在技术层面上，主要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决策树分析、均值比较、因子分析、对应分析、重要性矩阵分析等方法来估计测度居民幸福指数及其影响因素。

需要强调的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两种研究方法是不相同的，理论研究命题是要作出“应该怎样”或者“不应该怎样”的判断，而实证研究命题则是要作出“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的判断。理论研究讲究三段式逻辑推理，而实证研究对任何“前提”都持怀疑的态度。在实证研究面前，只有等待验证的假设，而没有绝对正确的“大前提”。因此，实证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实证研究可以证实隐匿在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可以寻找到符合实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三、主要创新之处

首先，在研究视角上，基于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及心理学等多学科视野对居民幸福进行测度研究，是一种创新。本书采取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微观心理感受与社会发展进程相连，深入细致地探讨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居民幸福测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问题，探索有效理顺、整合各学科间幸福研究的途径，并在前人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进行了修正和拓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

第二，在研究体系上，选择国内外普遍关注但又众说纷纭，与社会发展及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论题展开写作，是一种拓展。本书系统地梳理了相关学科、相关流派在幸福理论及幸福测度方面的长处与不足，构建了居民幸福测度指标体系，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观点。对于弥补GDP指标的不足，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彰显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价值，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在构建居民幸福测度指标体系的关键技术环节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技术，是一种突破。本书构建了包含37个指标、7个因子的居民幸福测度指标体系，运用杭州实证数据验证了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运用结构方程、决策树分析等方法，测算了居民幸福指数及其影响因素，不仅为获得真实、可靠的居民幸福数据提供了测量技术保障，为相关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了有效信息，也为今后同类研究提供了参照系及数据基础。

[1]达林·麦马翁：《幸福的历史》，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62页。

[2]丹尼尔·吉尔伯特：《哈佛幸福课》，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257页。

[3]泰勒·本－沙哈尔：《幸福的方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第188页。

[4]奚恺元：《撬动幸福》，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页。

[5]韩振峰：《幸福指数：社会评价的新指标》，《人民日报》2011年9月21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