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论题为“蒋介石与战时经济”，旨在厘清蒋介石参与战时经济的路径、过程与绩效，从而探讨个人威权与经济发展的复杂关系，并为理解20世纪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历史范例。在既定条件之下，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为应对日本侵华的严峻挑战，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社会等方面采取了多重政策措施，其政策体系的复杂多变，为此前中国历史上所无。就经济方面而言，抗战与建国并重的特殊背景使战时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呈现多重面相，可谓传统与现代交织。有统一币制、设立中央银行的现代制度变迁，也有田赋征实、发展驿运的“经济复古”现象；有推进重工业发展的经济计划，也有推广手工业的政策建议。本课题研究目的不在全面描述战时经济从平时到战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具体过程，而是要从人物研究的角度出发，力图把蒋介石从与国民党、国民政府“三位一体”的关系中适度区隔开来，探讨作为个体的蒋介石对国民政府经济政策过程发挥影响的独特作用。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蒋介石不算是一个理论家，在他一生中所崇尚的是‘行动高于理论’的原则，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力行主义’。……在整个蒋介石时代，他在执政思想理论基础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52]蒋介石并非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具有学术性的严密经济思想体系，但他作为权力核心，又必须对各种经济问题进行思考与判断，并负有最终决策之责任与权力。因此，蒋介石具有经济思想亦属无可否认之事实，这可从他数不胜数的文录、演讲、书告、函电与手令中可见一斑。尽管蒋介石的文稿大都由秘书与幕僚代笔拟稿，但以蒋名义发布或颁行，且经蒋之审读或修改，则显示蒋对其中政策思想的认同与主张。蒋介石虽没有经济思想体系，但具有经济思想，这是本书展开论述的基点之一。
国际化与现代化是理解与诠释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视角，也是研究“蒋介石与战时经济”不可忽视的基本方法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被迫融入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自此中国社会的微变与巨变便与“西方”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国外的各种思潮、物品、生活与生产方式不断涌入中国，中国国际化的广度与深度，到民国时期已达惊人程度，以致“民国时代的中国是由它的对外关系的性质所界定、塑造、并且最终必须依此来解释的”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12月号（总第44期），第33页。" class="calibre13">[53]。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就逐渐转向统制经济的道路，这一经济制度变迁受到诸多外国因素的影响。日本从东北、华北与内蒙古的步步进逼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是主要推动力量之一，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德国、苏联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反差对国民政府政策选择的影响也“功不可没”。考察蒋介石推动战时经济转型的国际因素，重视中国的国际化对蒋介石经济决策的影响，应是“蒋介石与战时经济”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视角，“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大过渡）。从这个新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体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54]。即使在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化也并未止步不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均经济增长率为8％~9％；全面抗战时期，以资源委员会为核心的重工业化也取得有目共睹的显著成就。历史需要不断地再认识，运用现代化范式来诠释蒋介石对战时经济的推动，是研究本课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与经济转型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抗战时期，各种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是无法估量。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必须综合运用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因应抗战形势的不断发展，蒋介石的经济思想与政策必会随之而变化。因此，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也是本课题研究的方法之一。蒋介石是中国20世纪最具争议性的历史人物之一，这决定了作为历史学最基本方法的实证研究仍应是本课题最基本的方法。显而易见，研究蒋介石与战时经济的关系，由于资料与篇幅的限制，不可能面面俱到。本书将宏观架构与个案研究相结合，重点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从主观认知的角度来探讨战时蒋介石经济政策的约束条件。政策选择决定于政策主体对时代与形势等政策背景的主观认知；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承继对经济决策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孙中山经济思想对以继承人自居的蒋介石的战时经济政策选择有着重大影响，“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的政策设计为开展现代经济建设与建立统制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日抗战是蒋介石经济决策的实践基础，对抗战的主观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对战时中国经济政策的总体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优先发展国防重工业与统制经济转型的大致方向。国际因素对战时经济影响巨大，对西方现代经济发展的认识，是蒋介石决定推进战时重工业建设的重要思想动因。对世界性“统制经济”浪潮的主观认知与外国顾问的政策建议，是蒋介石推进统制经济的重要因素。权力核心的认同与构想是决定战时中国经济转型方向的决定性因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只是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等非正式制度推动或制约经济制度变迁的媒介而已。
第二，从制度、人事与政策等方面分析战时蒋介石经济权力的建构与运用。经济权力的获得是蒋介石对战时经济施加影响的必要条件。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看，抗战初期蒋介石主要掌握军权，对政权与党权则尚未能完全控制。从制度上看，战时蒋介石法定职务经济权力的建构有一个逐渐增强与扩大的过程；但他善于运用正式制度以外的派系与人身依附关系，从来不缺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影响力。经济人事是经济权力最主要的表现形式。通过顾孟余与张嘉璈的比较，可以发现政治、军事等非经济因素对蒋介石的经济人事安排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并从而影响到战时经济的发展。蒋介石经济权力的政策运用，表现为对经济总政策、基本政策、具体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全面介入；而手令与演讲则是其颇具特色的经济政策表达方式。作为战时集权政治不断加强的后果，经济权力的“一人化”虽有利于经济统制与经济抗战，但也不可避免地损害经济发展绩效。
第三，论述蒋介石对战时经济建设的推进。为“自救救国”，蒋介石亲自发起、推动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这是蒋介石试图全面影响战时中国经济的较早尝试。分析蒋介石在其中的作用与构思，可以使我们对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经济建设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经济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蒋介石对战时工业建设非常重视，他对资源委员会的建立与发展亲自加以指导与控制，资委会高效运作并在发展重工业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与蒋介石的支持有密切关系。发展交通是建设现代国家的必要前提，蒋介石非常重视战时公路建设，并对抗战准备时期国内公路建设与全面抗战时期国际公路建设大力推动。卓有成效的公路建设为促进交通现代化与坚持长期抗战产生了重大作用。通过对蒋介石与战时经济建设的考察，可以发现个人威权对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同时也为我们观察国家与经济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范例。
第四，考察蒋介石推动经济统制的主要活动。抗战准备时期，为促进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转变，推动统制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整合非常关键。为此，蒋介石亲自指导四川财政整理，并取得较大成效，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后方的持久经济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抑制通货膨胀是战时经济统制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面对异常严峻的形势，蒋介石亲自主持《加强物价管制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对抗战时期的物价管制发挥了主导作用，从宏观层面而言，战时物价管制成败的领导责任，皆可归之于蒋介石。对重要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全面统制是统制经济的主要内容。粮食是对抗战前途影响最重要、最直接的物资。蒋介石对国统区的粮食危机非常重视，并亲自推动田赋“三征”，为粮食问题的基本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考察蒋介石与战时经济统制，可以发现个人威权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之下推动经济制度变迁既具必要性，但也具有不可克服的有限性。
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使我们对蒋介石经济备战与经济抗战的思想与活动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抗战”与“建国”并举，是蒋介石的重要理念，因此，蒋介石战时经济政策与实践大多具有“抗战”与“建国”的双重意蕴。实际上，经济建设与经济统制亦不可截然分开，建设之中有统制，统制之中亦有建设。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认为，“一个决策者在面临选择时总会作出他所认为的最佳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与统制经济体制的建立，是蒋介石面对“抗战”与“建国”的双重任务所作出的“理性”选择，这种选择的结果已经被历史证明具有无可置疑的“有效性”。由于战时的特殊环境与历史的惯性发展，蒋介石个人威权对战时经济转型的推动同时也具有无法克服的“有限性”。
本书创新之处如下：在体系上，较为全面地考察蒋介石对战时经济的推动，对战时蒋介石经济思想与活动作系统梳理，有别于以往对单一事件与思想的考察；在方法上，以历史学的实证研究为基础，综合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理论，探讨经济发展背后的蒋介石个人因素，对战时蒋介石经济思想与活动作出实事求是的定位，以深化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研究；在资料上，除引用蒋介石言论外，还大量运用相关档案，特别是两岸档案机构所收藏或整理出版的蒋介石手令、函电等，力图对蒋介石经济活动作较为翔实的考察。
注释
[1]关于抗日战争的起始时间，学界尚有争论，请参阅张宪文：《关于抗日战争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刘为钦、杨家英：《抗日战争起始时间考辨》，《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王桧林：《论十五年中日战争与八年抗战》，《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考虑到历史的延续性，本书采用1931—1945年的观点。
[2]请参阅袁成毅、范展、金普森、苏智良、王希亮、马振犊、李仲民、左玉河、马勇、荣维木：《笔谈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
[3]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代序）》，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2页。亦可参阅石连同：《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理论的探索》，《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4]张宪文：《再论民国史研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第169页。
[5]关于经济转型，《现代经济词典》如此解释：经济转型是指经济发展阶段或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对经济转型有多种理解：（1）将经济转型理解为从较低层次的经济发展阶段向较高层次阶段的转变过程。如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2）将经济转型理解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亦称‘体制转轨’。如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3）综合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把经济转型既理解为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过程，又理解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请参阅刘树成：《现代经济词典》，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0页。
[6]蒋介石：《经济抗战之精神和要务》，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7卷，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版，第336页。
[7]张宪文、陈谦平、陈红民：《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8]黄金十年指1927年至1937年。请参阅[法]白吉尔著，张富强、许世芬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9]黄道炫：《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蒋介石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146页。
[10]请参阅萧功秦：《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六次政治选择——从清末新政到当代改革开放》，《历史教学》（中学版）2007年第6、7、8期。
[11]请参阅黄逸平、李娟：《抗日战争时期经济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郑起东：《1995—2005：抗日战争时期经济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杨树标、杨菁：《评蒋介石研究》，《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黄道炫：《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蒋介石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李仲明：《近十年抗日战争时期重要人物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08年第9期。陈红民、何扬鸣：《蒋介石研究：六十年学术史的梳理与前瞻》，《学术月刊》2011年第5期。
[12]殷作桢：《蒋委员长的思想体系》，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0年版，第71页。
[13]周开庆：《蒋介石先生的思想体系》，正中书局1943年版，第154页。
[14]周开庆：《蒋介石先生的思想体系》，第220—221页。
[15]陈伯达：《人民公敌蒋介石》，（出版地不详），东北书店1949年版，第39页。
[16]陈伯达：《人民公敌蒋介石》，第5页。
[17]陆丹林：《国贼蒋介石做交易所经纪人的罪证》，《历史教学》1952年第9期。
[18]杨树标、杨菁：《评蒋介石研究》，第27页。
[19]史全生：《江浙财团与蒋介石政权的建立》，《江海学刊》1984年第4期。
[20]邢建榕：《四·一二前后的陈光甫与蒋介石》，《史林》1988年第1期。
[21]杨树标、杨菁：《论四·一二前后江浙财团同蒋介石的关系——读〈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杭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22]钟汝贤：《从财经上看蒋介石建立和巩固政权的原因》，《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23]王正华：《1927年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该文作者为台湾国史馆协修，但载文杂志系大陆刊物且为首发，故列入此处论述。
[24]杨天石：《蒋介石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6—68页。
[25]孙修福：《蒋介石与中国农民银行》，《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
[26]伍野春、阮荣：《蒋介石与四联总处》，《民国档案》2001年第4期。
[27]郭红娟：《蒋介石与资源委员会》，《史学月刊》2008年第12期。
[28]吴景平:《蒋介石与1935年法币政策的决策与实施》，《江海学刊》2011年第2期；《蒋介石与战时美国对华财经援助》，《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
[29]张士杰、郭海儒：《蒋介石的农村合作经济思想》，《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
[30]彭干梓：《蒋介石的生产教育与职业教育思想述评》，《职教论坛》2008年第1期。
[31]孙武：《蒋介石移民西北手令背景解析》，《档案》2004年第4期。
[32]沈社荣：《蒋介石的西北战略观》，《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33]范毓震、薛毅：《蒋介石三十年代整理中福联合处》，《河南职技师院学报》1991年第3期。
[34]何正付：《蒋介石为敛财暗中参与制毒贩毒》，《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2期。
[35]陆保良：《毛泽东、胡适、蒋介石资本主义观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政法系，2005年。
[36]请参阅国立中央图书馆编目组：《蒋中正先生论著目录》，（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6年。
[37]吴伯卿：《总统蒋公经济思想与政策之管窥》，《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
[38]陈贤雄：《先总统蒋公经济思想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
[39]张载宇：《蒋中正先生思想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84年版。
[40]王荣周：《先总统蒋公与中国财政现代化》，（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版，第1页。
[41]刘阿荣：《先总统蒋公与中国经济现代化》，(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年版。
[42]梁馨科、黄台生：《先总统蒋公与中国交通现代化》，（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版。
[43]秦孝仪：《先总统蒋公对国父思想之实践笃行与融会贯通》，（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8年。
[44]李复甸、朱言明：《蒋中正先生与中国之现代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
[45][日]横山宏章著，段梅译：《蒋介石与上海交易所——股票经纪人时期》，《史林》1996年第1期。译自（日本）中国研究所编《中国研究月报》1992年1月号。
[46][美]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47][美]小科布尔著，杨希孟、武莲珍译：《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48][美]易劳逸著，王建朗、王贤知译：《蒋介石与蒋经国（1937—1949）》，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
[49][美]柯伟林著，陈谦平、陈红民译：《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0][法]白吉尔著，张富强、许世芬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1]近年在台湾召开了多次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近代中国国家的形塑：领导人物与领导风格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12月15—17日）；回归历史的蒋介石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4月13日）；开拓或窄化：蒋介石日记与近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2008年12月27日）；蒋介石的权力网络及其政治运作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9月14—16日）；蒋介石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8月24—26日）；《蒋中正日记》与民国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12月2—3日）；蒋介石日常生活学术研讨会（2011年6月23—25日）；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再评价（2011年6月27—29日）。提交会议的论文中，仅有大陆学者吴景平教授论及蒋介石经济思想与活动：《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蒋介石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
[52]马振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思想理论简析》，《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第86页。
[53][美]柯伟林著，魏力译，陈意新校：《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12月号（总第44期），第33页。
[5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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