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文化机制的区分

（四）表达机制

由于文化交往中主体存在不同向度与不同倾向的文化选择，使得文化交往的过程表达着不同的文化主张，文化交往的实现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根据上述文化选择的不同向度及其不同倾向，我们以近代以来的文化交往为例，把不同的文化选择在文化交往中所表达的文化主张区分为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综合创新论，与此相应，文化交往的实现呈现出文化同质、文化异质与文化整合的样态。

1．激进主义与文化同质化

从选择外来文化而抵达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在近代以来的文化交往中表现为传统文化对现代性文化的接纳甚至是全盘吸收，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激烈反对甚至是彻底的否定，并主张以激进的改革或暴力革命来重建一种全新的文化秩序。这是激进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必然导致传统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中断，呈现出与强势的现代性文化趋同的同质化现象。

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世俗的现代化进程所导致的是传统社会发展起来的文化对推进世俗现代化进程的现代性文化的选择。这是一种“非意愿的文明化”，^[63]即是非自觉的、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文明化。在这种“文明化”的过程中，仿效西方，是可以想象的和比较实际的选择。因为在传统与现代的互动性比较中，传统社会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不堪一击，虽然反抗也是明显的，但一般都会在挣扎之后被制服。只有赶上西方，用现代性的武器才能抵挡西方。然而，以哪一种关于现代性的形象作为指导？应当从哪里选择这种形象的片断呢？在这个时代，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唯有西方现代性文化规则与话语体系。因此，“把西方视为榜样，反对自身的传统累赘，包括自身的传统文化”，^[64]以西方的现代性文化全盘取代传统文化是必然的逻辑结果。当然，高度整合的传统社会秩序的普遍瓦解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出现提供了结构上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相信普遍理性时代的来临，但并不明白其实这种理性只是理性普遍论同欧洲中心主义的合理化的混合”。^[65]于是，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借具有强劲“自我实现”取向的现代性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将传统完全看作是一个受传统思想痼疾感染的有机式整体加以抨击，^[66]呈现出彻底的自我否定倾向。回顾近几百年的历史，以追随现代性而追随西方，激进主义奉行的实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例如，土耳其在遭遇现代性文化后，把对现代性的追求看作是与西方化的世俗化行动携手并进，以基马尔为代表的精英分子毅然举起“全盘性反传统”的大旗走上“西化”的现代化道路。很显然，激进主义以理性现代性铸就历史，高估现代性文化的作用，倾向于把历史看作是一个理性设计的结果，从而在传统文化出现危机时，选择一种强势文化作为航标，以摒弃传统来成就未来，采取激进的方式破坏与消解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旗帜下走向文化的同质化。

对于激进主义所推动的文化同质现象，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对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来说，不给予全面否定，不进行比较彻底的批判，就难以引进或建立新的东西，不破旧就不能立新。同时，这种全面的否定使人们注意到传统文化的不足，激起人们超越自身文化的欲求，特别是在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俨然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之时，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摧毁而继续盲目地自我陶醉、沾沾自喜、津津乐道的话，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这个意义上，激进主义惊醒了孤芳自赏地沉醉于传统文化的迷梦，指出了一条传统文化通向世界文化的道路。然而，从根本上来说，激进主义彻底摒弃传统文化、全盘接受外来文化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一方面，现代性文化依靠技术手段与自然的统一建构上帝之国的路径，使现代性文化的担当者——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现代性本身随着理性的蜕变而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抛弃传统文化的主体失去安身立命之本，背离传统文化的主体失去继续发展的依托，而现代性文化所指向的又是一个理性的乌托邦，因而整个传统社会既抓不住传统文化的根，也上不了现代性文化的道，整个社会染上“文化精神分裂症”^[67]，汤因比称之为“文化溶血”现象，它会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文化之间激起不同程度的文化斗争。土耳其、墨西哥的西化道路之所以举步维艰就是面临着这样的文化战争。所以，文化激进主义尽管打开了人们的视界，给予了人们希望，但终因跳不出现代性与理性相等同的巢臼，因而将历史辩证法等同于理性辩证法，真正的历史为理性的纱幕遮蔽而成为虚无，思想中的理想与历史和现实处于完全的对立中。可见，文化交往中的激进主义路径既是一条现代性文化一统天下的同质化道路，又是一条充斥着理性的现代性文化与传统文化冲突与斗争的道路。

2．保守主义与文化异质化

从选择自身文化而抵达对外来文化的理解，在近代以来的文化交往中的表现之一是在现代性文化的冲击下，过度主张传统文化，固守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反对在文化上进行变革特别是反对激烈的变革，坚持以传统文化为本位甚而为世界的文化中心。这是保守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必然导致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文化之间的尖锐对立。

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一样，都是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阶段后，随着文化交往空间的拓展，在现代性文化压力之下，为维护传统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而做出的文化选择，其原生型态最初只是一种简单、质朴的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意识，带有强烈的情感成份，尚未上升到理性层面，只是一种以强烈的文化归属感为基础的盲目拒斥。当这种情绪从情感形态上升到理论形态，效忠传统文化成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并在思想上表现为各种反现代性的文化思潮，在行为上表现为固守传统的文化价值观，贬抑、拒斥现代性文化，反对在文化上进行变革特别是反对激烈的变革。以赛亚·伯林认为，极端的特殊主义以及对一切普遍人类的一般标准作非理性主义的否定会造成灾难性的道德与政治后果。^[68]以中国文化为例，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而民族和国家是一个文化机体，只为文化而存在。^[69]十九世纪下半叶，当具有强烈自我主体意识中心性的现代性文化汹涌而至时，传统文化中心论的古老梦想受到强烈冲击。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都在较深层次上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由此产生了本末问题、体用问题以及夷夏问题。这些问题看起来很壮观、很复杂，但对这些问题占主导地位的解答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传统文化要改变，但绝不是质的变革，传统文化仍然是社会发展与民族振兴的中坚力量，甚至还将是全球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因此，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夷治夷。这样一来，作为本体之中学是无用的，有用之西学是无根基的，从而无用之本体的中学在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上是无能的，无根基之用的西学在发挥作用上是敷衍与表面的。“以夷治夷”不过是另一个乌托邦而已。

不可否认，保守主义对现代性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理性蜕变后的现代化特别是对工业化的反思。它认为，依靠人对自然的开掘来追逐物质利益的现代生活摧毁了古老形式的文明，导致了对人本身的奴役，人变成了物的奴仆，变成了没有灵魂的工具与缺乏道德性的消费者。因此，现代性必须另觅他途，坚持传统文化本位的保守主义是一个解决的方案。它强烈反对现代性文化的扩张，积极伸张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及其在解决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上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竭力为传统文化本位论辩护。在现代性文化不可阻挡的趋势下，保守主义的态度虽有些许的变化，但始终显现出传统文化本位的欲求。在文化交往中，保守主义所倡导的传统文化的意义以及所强调的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等问题，毫无疑问是对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统一的、同质的过程的除魅。因此，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是文化交往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尽管现代性文化遭遇到困境，现代化进程付出极大的代价，但有谁会否认现代性的进步性呢？启蒙的理想始终是一个开放着的未竟工程，一个有待继续完成的方案，即使是后现代，“也决没有逃脱于现代之外”^[70]。因此，传统文化就不可能简单地被拿来作为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认同对象。如果盲目反对现代性文化，那么传统文化就只能故步自封，使自身与他者之间处于隔离以至对峙的状态；即便不是绝对反对现代性文化而主张在传统文化中引入现代性文化因子，但是执传统文化之“体”来拼接现代性文化之用，即“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是决计不可能的^[71]；即使是主张超越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建构，但不恰当地固守于自身的特殊性而看不到现代性文化发展的“公共性”趋向，也同样会在一种“承认”的诉求中站到他文化的对立面。更为严重的是，“只要强制或专断的权力被用来实现保守主义者认为是正确的目的，那么他们就不会反对这种强制或专断的权力。他们确信，如果政府掌握在正派人的手中，它就不应当受到太多僵化规则的束缚。”^[72]由此可见，文化保守主义一旦得到强权的认可与支持，就会在文化交往中以势压人，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给美国政治带来巨大影响的新保守主义就主张以“强势文化”占据支配地位，利用发达国家所构想的模式来规划世界的发展。在这样的条件下，文化俨然成为区分人与人的一种特征，异质文化的交往就只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在强调彼此的差异中加剧彼此之间的冲突与斗争。

3．综合创新论与文化混合化

康德曾说，人性这一歪斜的木材至今还未造出过笔直的东西。“激进”与“保守”是文化交往中始终并存的文化选择。然而，在“激进”与“保守”的相互作用中，地球上现存的文化却无一例外地存在着某种“混合化”的因素，以至于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即使是居住在亚马逊腹地这种与世隔绝之地的人们，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来自近邻其他文化的影响。^[73]这一事实表明，在文化交往中，无论是何种选择，通过异质文化之间的对比、较量与理解，始终存在着并存共融来推动和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倾向。虽然对这一倾向的明确意识与主张在当下尚处于微弱发展的态势中，但毕竟意味着对因发展和建立秩序而导致的文化同质与因极端的特殊主义而导致的文化异质提出了根本性的异议。这种对文化交往过程及其实现的理解，使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的结合具有中心的意义。

既然文化同质与文化异质并非文化交往实现的终结点，那么文化同质与文化异质的相互博弈使交往中的文化呈现出一种“中间状态”，^[74]即文化特质与文化模式之间自成一格，不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之间协调发展，并存与共融。从这一层面上看，文化交往中的激进主义为了传统文化的发展主张“融”，即以破坏传统、消解并存的方式来使弱势文化消融于强势文化中、传统文化消融于现代性文化中。这种以抛弃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方式如何奠定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根基？文化交往中的保守主义为了维护传统文化则主张“并存”，即以自我封锁、排斥异己的方式来保持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文化之间的界限。这样的文化选择“将不免冒着一种危险：即失去其体制中它所最想保存的部分”^[75]，如此这般，又何以实现异质文化之间的并存？因此，文化交往中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一样，都是依据于对特殊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单面的，不可避免地造成文化之间的隔绝。

事实上，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文化交往中的“激进”和“保守”是在紧张之中保持的一种动态的平衡，即“激进”不是推倒重来，而是推陈出新，表现为文化的创新；“保守”不是不变，也不仅仅是渐变，而是从量变到质变，表现为文化的传承。如果说“激进”是文化交往中的否定向度，那么“保守”就是文化交往中的肯定向度；如果前者是文化在交往中产生的质的飞跃，后者则是文化在交往中进行的量的积累；如果前者体现了文化在交往中的发展的间断性，后者则体现了文化在交往中的发展的连续性。在这个意义上，“激进”是对“保守”的解构也是对“保守”的重构，而“保守”则是对“激进”的制衡和引导。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们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相反的，在一个要求安定的时代，‘保守’常常是思想的主调，而‘激进’则发挥着推动的作用，叫人不能因图一时之安而窒息了文化的创造生机。”^[76]因此，激进和保守、同质化与异质化的互相制约与互相补充，才有创新与传承的有机调谐，这无疑是文化交往得以最终实现的有效机制。

所以，当文化交往呈现出文化同质化或文化异质化的现象时，任何因噎废食而逃离文化交往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因为恰恰是在同质与异质的对立统一中，“不同文化形态的运动、发展与变化呈现出一种整体的相关性和一致性。也就是说，任何个别群体（民族的、地域的或国家的）文化实践行为都离不开所处历史时代的文化整体的价值，受整个时代文化价值力量的统辖与制约。这种情形预示着人类文化发展将面临着一次空前的文化整合”。^[77]它既超越“激进”也超越“保守”，既是文化的同质也是文化的异质，既有文化发展的间断性也有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既有“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突变创新也有“润物细无声”的渐进改良。文化同质的趋势越明显，异质文化的冲突就越激烈，文化整合也就越深刻。“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为地发明的传统（以及民族性、亲缘关系和其他认同标志），恐怕只能是水中捞月，因为跨国交往的流动性总是会挫败寻求确定性的努力。”^[78]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正推进着文化之间的全面整合。这是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多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