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美学的文化土壤

第一节　近代美学的文化土壤

自从欧洲渡过了中世纪黑暗漫长的“神”的苦海，踏进“人”的光天化日之中以来，有关人的知识就呈现为一个不断集中、凝炼、提高和升华的过程。但丁以后，彼得拉克和薄伽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以及其他一系列巍然屹立的文学、艺术巨匠，无不以自己灿烂的才华和过人的精力孜孜不倦地描绘着人、刻画着人、歌颂着人。意大利充满生命汁液的土地上，萌发了多少茁壮的新芽，一夜之间就长成了旷世未有的参天大树。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逐渐波及整个西欧，在英国，莎士比亚借哈姆莱特之口发出了这样的惊讶：“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在欧洲大陆，爱拉斯谟肯定了自由意志是人的根本属性，而法国的蒙田的名言“我思考我自己”，则标志这场人文主义运动已开始向思想的纵深发展了。

人文主义者们满怀热情所歌颂的“人”的形象，是处于上升时期、充满着自信的力量和健康的朝气的新兴资产阶级形象。除了某些晚期的代表外，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一般带有强烈的感性直观和享乐主义的色彩，同时也就缺乏后来的思想家们那种理论上的系统性和理论高度。他们在冲破中世纪基督教禁欲主义对人性的束缚的同时，却并未从理论上与宗教神学划清界限，往往还借助于宗教的外衣来表现世俗的生活。他们形成一股新趣味、新情感、新习惯、新追求的洪流，却并未达到充分的自觉。这是一个对人和人类精神创造力进行勇往直前的开拓的时代，人们沉浸于巨大的欢喜和无限的惊讶之中，还来不及平息一下激动的心情去反顾已经获得的成果，就被新的更大的激情推向前去了。

然而，西方人随着僧侣的世俗化(包括教皇和大批教士的腐化，他们毕竟是人文主义运动的推动者和保护人)，以及俗人的僧侣化(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实质性成果)这种双向的融合过程，也开始为哲学在以个人为单元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普遍的人性论而积累着材料。这种普遍的人性论，是在跳出最初的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两极震荡而跃升到一个更加抽象的层次时，才得以形成起来的。这就是自然和人的认识关系的层次。近代哲学的特点和重心是认识论，它抓住了“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恩格斯语)，长驱直入地去追寻这个问题的最终根源。而这个根源只有在经过了认识论的唯智主义阶段，深入到人的全面本质的时候，才逐渐地暴露出来、明确起来。如果说，在笛卡尔、斯宾诺莎和霍布斯那里，哲学还试图用机械论和古典欧几里得几何的方式来解决人的身心关系和人的思维的本质问题，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古希腊科学主义的决定论色彩的话，那么在洛克和莱布尼茨的不那么极端，但却充满着更为尖锐的矛盾的哲学中，已开始进行了更加深刻的反思。这一尖锐矛盾正是哲学意识到自己的参照系实际上已发生某种决定性的转移，但又还留恋于旧的形而上学模式的表现。于是，在这一矛盾的间隙之中，在近代哲学旋风的相对平静的中心，适应着哲学发展的需要，而生长起了近代认识论美学，它是我们统称为“人文美学”的近代美学思想的第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