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在实现方式
贸易，这是人类文化交往最早的实现方式之一。马克思认为，贸易具有“传播文明的作用”。[42]在农业社会中，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作为不同地域的群体共同体（通常是民族）的主体性能力的凝结，一般都是独一无二的，能够充分反映该地域群体共同体的特色，凝聚着共同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及思维方式，因而这些劳动产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它本身是一个共同体的文化符号，是一个共同体的象征。所以，通过产品的交换，通过不同的共同体分享凝结在彼此劳动产品中的主体性能力，文化交往得以实现。除了劳动产品本身的文化意义而外，促成产品交换的商人在劳动产品交换过程中对文化交往的实现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如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操纵着丝绸之路的粟特商人曾在丝绸之路沿途地区建立了很多侨居社区，把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习俗随着丝绸的交换带入中国西北地区。由此可见，贸易传播文明。所以，“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这两者不是互不关联的，或者说，不是相互独立的。印度文化移植东南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印度商人；希腊文化传播整个东方，主要是靠追随亚历山大军队东进的希腊商人。”[43]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由于产品（文化工业的出现使得文化也成为了产品）中的知识、信息以及科学技术的含量，产品交换中依然还具有文化交往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交往完全依靠商人和商路。在文明发展的早期，交换有形的货物比交流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化要容易得多，因而地区间的商业联结通常比文化联结更广泛。但“这是一个不仅货物往返各地，而且身怀技艺、携带植物的人们也四处漂移的时期”。[44]所以商业也并非唯一的途径。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交往的范围愈加广阔，文化交往远远地超出了商业贸易的圈子。
民族迁徙，是古代农业社会文化交往的重要实现方式。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生存大部分靠自然界赐予。在这种赐予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变化了的自然环境不适宜原有的生活方式），一般会发生民族迁徙以求共同体的生存。在迁徙过程中，迁徙民族带着自己的文化或与途经地民族的文化相遇，或与定居地民族的文化相遇，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文化交往。在历史上，游牧民族的迁徙就是这样，把某些文化因子带来，又把某些文化特质捎走，无意中给世界增添了新的色彩，诞生了新的文化因子，使整个社会受益匪浅。如公元四至五世纪的亚欧民族大迁徙，既加强了东西方的文化交往，又推动了欧洲古典文化向中世纪封建文化的过渡。“人类的历史证明，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提供给某个社会群体的向其邻近群体学习经验的机会。该群体的发现会传播给其他群体，且这种交往越多，学习的机会就越大。”[45]随着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能力的提高，民族意识的逐渐增强，特别是现代民族及其共同体的形成，民族迁徙的现象逐渐消失。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小规模的移民现象始终存在。由于移民文化相对于移民地文化而言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小规模移民所实现的文化交往的结果通常是移民文化逐渐地被移民地文化所同化。
“战争本身还是一种通常的交往形式。”[46]阿帕杜莱认为，在二十世纪之前，持久的文化互动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战争。尽管战争的目的是抢夺物质财富，具有破坏性，但它却在客观上起了积极的作用，即战争以其激烈的“非交往”的方式意想不到地联结了本无联系的不同民族或共同体及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交往。具体来说，战争本身以及战后的胜败都对文化交往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在古典时期向中世纪过渡的侵略活动中，欧亚大陆各地区所受的影响迥然不同。在欧洲，西方的古典文明被永久湮没，使西方能毫无束缚地朝新的方向奋进，在中世纪发展起新的技术、制度与观念，即新的文明。[47]在亚洲，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所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征服者很快就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教育和风俗”，[48]征服者的生存状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在中世纪，蒙古西征与十字军东征意外地建立了一个东西方文化交往的通道，使东西方文化交往有了突破性进展，在战争过程中使人类的文明成果如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传播到欧洲。然而，战争毕竟是战争，征服者总是以获取利益为目的，虽然在无意中实现文化交往，推进了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但也造成了一些文明发展的中断，给文明发展予极大的破坏。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是最好的说明。亚历山大的征服以及继之而来的衰落，腓尼基人的大部分文明成果都长期失传了。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也有同样的遭遇。[49]所以，战争不过是一种消极的文化交往的实现方式。
宗教传播，是文化交往的一个重要实现方式。恩格斯认为，宗教是“以普遍人的思想为对象”的，因而它“所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50]就世界历史所见，宗教在异域、异国或异族中传播的任何进展，都必然会产生交流的互动与适应。尤其是不同民族共同体对宗教经典的翻译，更显现文化深层的接触和认识。因而宗教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系统，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的传播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交往。不仅如此，虔诚的宗教徒们为了有效地进行传教活动，不仅耗尽毕生精力在异国他乡布道，而且还搭建了一个更为宽泛的文化交往平台。他们通常在宣传宗教教义的同时，传播一些来自异域的科学、哲学、伦理、艺术等思想文化。如明清之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宗教传播活动就采取了文化适应与学术传教的策略，即把欧洲的自然科学传到中国来，同时学习中国文化并把中国的思想文化带到欧洲，对启蒙运动和西方人了解中国产生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的宗教传播促成了中国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高层知识界之间的直达本源的接触和对话，成就了中西文化交往史上最令人陶醉的一段史实。所以，尽管“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51]
殖民活动，是近代以来文化交往长期的实现方式。殖民活动作为殖民国家对殖民地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侵略活动，目的是奴役、控制、剥削殖民地为宗主国的利益服务。为达到这一目的，殖民者不仅打破自然经济的枷锁、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而且为配合经济的变革，还建立适合殖民统治的政治机构，推广殖民的教育方式、培养亲己的知识分子，褒扬宗主国的民族文化，贬抑殖民地的传统文化，大肆进行文化的输出。文化输出，对殖民主义者来说，是一种极好的手段，它能够使殖民地人民疏离本土文化，接受宗主国的文化，以至于自觉服从殖民的统治。近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经济扩张的要求，西方现代性文化以殖民的方式实现了与非西方文化的交往。在马克思看来，处于上升时期的西方现代性文化在文化交往中具有“双重的使命”：[52]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因此，这一活动尽管“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53]很明显，文明的进步对文化的平等来说是一种倒退。用历史的观点来看，以殖民的方式实现的文化交往存在着暴力与不公平，甚至以野蛮的屠杀、种族的灭绝及殖民地美好的传统文化的毁灭为代价，但这是“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的甜美的酒浆”。[54]
大众传播，是信息时代实现文化交往的主要方式。大众传播是指特定的社会集团通过文字（报纸、杂志、书籍）、电波（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以图像、符号等形式，向不特定的多数人表达和传递信息的过程。[55]与上述几种文化交往的实现方式相比，大众传播是直接以传播文化为目的的文化交往实践活动。从传播者来看，主要是各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及专门的传播机构或媒介组织；从传播媒介来看，大众传播的各种媒介覆盖全球，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具有“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特性；从传播的受众来看，大众传播针对芸芸众生，可达至不同社会的不同社会阶层；从传播内容来看，为避免众口难调，追求的是大众化的思想文化。目前，各民族国家都在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世界人民尽可能地传播自身的文化信息，使置身于这个众声喧哗的世界中的人们能够在比视野所及范围更高的山上极目远眺，看到、听到从未到的地方的事情，认识从未见过的人们，理解其他人民怎样生活，用新的洞察力来审视自己的生活，打破距离和孤立的藩蓠，从传统社会传送到“伟大社会”。[56]很显然，大众传播是推动文化交往普遍建立的有力杠杆。然而，大众传播作为现代大工业化的产物和表现，不仅投资巨大，运营成本昂贵，而且其集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往往在文化交往中使之沦为权力的媒介，具有意识形态性。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大众传播在形式上虽然是企业，但其本质却是为现存的社会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57]因此，“比较强大的、比较富裕的和装备较好的一方占了优势。由于其本身的分量或者由于蓄意的行为，权力和财富方面的差异对交流结构和交流的流通是有影响的。这里面就存在着造成不平等、悬殊和不均衡的许多根本原因，而不平等、悬殊和不均衡则是国际交流，尤其是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流的一大特征。”[58]在这种状况下，抵制大众传播所带来的不平等，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共生与共融，使得文化冲突普遍存在于大众传播时代。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的一个最显著特征。
除了上述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实现方式而外，在生产发展与交往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文化交往还有其他的外在推动力量，如官方互派使节、互相派遣留学生、学术交流、访问考察、国际旅游、跨国就业等。应当指出，文化交往的实现是多种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一种实现方式之间也并不存在前后相继的关系，它们通常叠加在一起，相互联系、相互伴随，共同推动文化交往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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