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往的主体、中介客体与物质交往的关系

（二）文化交往的主体、中介客体与物质交往的关系

既然物质交往蕴涵着人的本质力量，那么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确证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在物质交往的实践过程中产生发展了，它以物质交往中的主体非对象化为基础，并随着这种非对象化的内容的积淀与形式的拓展而日益显现出相对的独立性，即文化交往在物质交往中生成与发展了自身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殊主体与中介客体。

1．文化交往主体的生成发展

文化交往的主体可以是民族以外的其他主体，但在这里，文化交往的主体仅限定于民族。因为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来看，文化都是在人们交往所形成的人群共同体——民族中生成发展的，并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存在。因此，文化交往是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同程度与不同侧面的主体性力量及成果的交换与相互作用。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社会共同体”。^[20]任何共同体都是物质交往整合的结果。

物质交往是民族产生的前提条件。在远古时期，生活在共同地域之内的人们为了能够生存，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发展自己满足需要的能力，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即发生了交往。在这种交往关系所及的范围之内，由于共同的地域环境、共同的种族和血统，以及共同的劳动，人们产生了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语言，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共同的文化以及反映在这种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如果人类的一部分由共同感情联结在一起，这种感情不是他们和任何别人之间共同存在的，这部分人类就可以说构成一个民族。”^[21]

民族的发展取决于物质交往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一个民族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而且也取决于外部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发展程度。从民族内部的物质交往来看，民族的发展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民族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是物质交往的各种不同方式，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是社会发展的不同经济形态。伴随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民族经历了一个从古代民族向现代民族发展的过程。从外部物质交往的发展来看，民族之间的社会分工取代自然分工以后，外部的物质交往关系对于民族内部的生产发展越来越重要，它使各民族避免了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孤立发展状况，从而各民族介入物质交往的范围、方式和内容决定了各民族的生存发展状况。“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22]从那时起，货币、贸易、征服和移民成为持久的跨社会的纽带，并在经历了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的技术转移和飞速发展以后，最终构成了一个以欧洲资本为中心的、以遍及整个非欧洲世界的殖民体系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可见，“复杂而又互相交叉的欧洲—殖民地世界，为民族性和自我中心等观念历久不衰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正是这些观念造就了最近几个世纪以来风靡全球的民族主义的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语）。”^[23]现代民族的秘密正在于，在资本主义的物质交往发展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24]换句话说，民族意识的觉醒与物质交往的世界性拓展相辅相成，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地位的加强，是不同民族之间物质交往关系越来越紧密的产物。

全球性物质交往关系的持续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现代民族日益向世界范围内发展，打破了过去各民族之间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使它们在各方面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从而“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的‘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25]“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26]霍布斯鲍姆认为，“从总体上看，全球性的相互依存意味着更大的经济单位将来会提供一种人们共同体的基础^[27]。”可见，物质交往决定了民族进一步发展的趋向。

总之，“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28]因此，以物质交往为基础，交往关系在拓展过程中不断地整合共同体，同时积淀着共同体共同的文化与心理，推动共同体的发展。

2．文化交往中介客体的生成发展

文化交往的中介客体是文化，但交往中的文化作为一种人的主体性能力的表征与确证，它必须要有一定的载体。因而文化交往的中介客体由文化及其载体两大部分组成，前者是内容中介，侧重于文化交往的内容；后者是工具中介，侧重于文化交往的手段，即文化通过什么形式来表达。

对文化交往的内容中介而言，文化是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实践的产物。^[29]作为在物质生产与交往中为确证人的主体性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文化，它对主体性追求的价值或意义的设定不是来自于客观精神或超人的作用力，也不是来自于主观的设定，而是来源于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物质交往实践。因而马克思恩格斯说，“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30]由此可见，人作为能动的主体对自身价值与意义的谋划无论形成了多么宏伟壮阔的蓝图，对世界的改造无论创造了多么辉煌的业绩，人的主体性的构想与谋划、实践与创造都只不过是第二性的，始终受到物质交往的制约。^[31]进一步来说，民族文化的产生、价值的设定不是单一主体的主观自悟或自明的产物，而是多极主体在物质交往实践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人们在内部的物质交往实践活动中，以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语言、习俗、传统和记忆，以及共同的地域为基础，形成共同的文化。在外部的物质交往实践活动中，这种文化的同一性凸显，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其他民族主体的尊重与认可，从而在强化交往双方文化认同感的同时推进以该物质交往实践为基础的文化交往的发展。然而，文化交往并没有消融于物质交往中，而是在物质交往的基础之上，交往主体从多层面多侧面去把握不同民族的主体性活动过程、能力及其成果，指向建立意义的主体性与自觉性，实现意义的自为性，从而更深入地改造世界，促进交往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文化交往与物质交往相辅相成，文化交往以在物质交往过程中生成与发挥的主体性能力及其产物为内容，在不断的扩大、传承与积累的过程中与物质交往相互碰撞，从而提升人类的主体性，刷新人类追求的意义共识体系。

文化交往的工具中介，是实现主体之间交换主体性活动、能力及成果的现实载体或媒介，直接承载着文化的信息。从文化交往媒介的历史发展来看，主要包括了以语言、少量文字为主的传统媒介；以报纸、杂志、书籍等为主的近代媒介；以广播、电视、电影以及互联网等为主的现代媒介。无论是什么样的文化交往媒介，都是为实现文化交往活动的目的、为文化交往主体所有和所用而创造的历史性的存在。作为历史性的存在，这些文化交往媒介是人类实践的创造物。正如恩格斯在谈到语言产生时所说：“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32]可以这样说，生产是怎样的，物质交往就是怎样的，媒介也就是怎样的。

在人类社会初期，自在的自然界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交往是直接的面对面的交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的分化，直接物质交往向间接物质交往的发展，人们需要使用不同的中介工具来进行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操作，物质交往过程中产生的意义设定才需要承载的物体，于是媒介得以产生。媒介的产生大大拓展了物质交往与文化交往的空间。在物质交往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交往的中介工具愈加专门化，并彼此配套着，构成交往的工具系统。特别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在物质交往扩大的条件下向技术转化的周期在逐渐缩短，媒介的发展日新月异。然而，媒介的发展不是依次取代的进程，而是一个依次叠加的进程。因此，伴随物质交往空间的扩大，交往的媒介就越多，能够承载文化信息的媒介就越丰富，文化交往的规模就越大、速度就越快、力量就越强。正是在物质交往的推动下，“文化工业”才得以产生，文化交往的全球化才得以实现。

3．物质交往的现实确证文化交往的发展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3]一定的文化交往必定与一定的物质交往相适应，物质交往的发展状况决定文化交往的发展状况。文化交往是物质交往状况与物质交往关系的反映。物质交往的现实始终确证着文化交往的发展。物质交往是文化交往生成发展的决定性的制约机制。

人类和人类的文化一起诞生，但不同的民族共同体之间，进而不同的文化之间发生联系，却是后来的事情，它有赖于各民族共同体之间物质生产及物质交往的发展。物质交往对于文化交往的本体论意义在于，物质交往创造着不断扩大的生存发展环境，创造着民族共同体及其文化之间相互接触和相互联系的条件。所以，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生活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34]

可见，物质生产及其交往的状况是确证社会发展包括文化交往发展的最终根源。众所周知，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天生就是一对孪生子，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一对基础性矛盾，源于人的需要与外在世界的矛盾，因而主要解决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矛盾关系。当生产能力低下、外在世界处于自在存在状态时，对象化与非对象化是直接同一的，即主体——客体，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生产能力有所提高、出现分工的分化、外在世界日渐变为“人化世界”而日益为人而存在时，对象化与非对象化则不是完全直接同一的，非对象化往往达至无限多个主体，即主体——中介客体——主体，物质交往日渐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这种情形下，物质交往的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进而决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人们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生活状况等。因此，当物质交往局限在“血缘”与“地域”的狭小空间时，人们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几乎不需要与外界社会发生联系，社会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状态，各民族文化之间也几乎没有或很少有联系。当物质交往的逐渐扩大而出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频繁的交往活动时，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活跃起来，各民族文化便逐渐处于开放的交往网络中。可以说，“君子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境况，只不过是物质生产发展基础之上的物质交往不断扩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