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往的理性与文化同质的威胁

一、文化交往的理性与文化同质的威胁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标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精神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同步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繁荣昌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全民族的文化自觉，需要有识之士的推动，特别是需要先进政党的推动；因为建设和发展什么样的文化，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未来。在互联网传播十分发达、信息流动空前畅通的全球化时代，文化的碰撞异乎寻常的激烈，文化的交融也异乎寻常的宽泛。在同异域文化的博弈和融通中，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46]，实现“增强‘民族精神’、巩固‘精神支柱’、形成‘共同理想信念’”^[47]的目的，已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然而，一些地方对文化建设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肤浅层面。这不仅有失于对文化价值的深层拷问，同时也反衬出加强文化研究、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文化更新是人类的重要目标和理想。当下，以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社会主义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新世纪的新形势下，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统揽全局，务实开拓”的发展原则、“和而不同，尊重差异”的包容原则、“分类指导，循序渐进”的实践原则、“入乎其中，出乎其外”的方法论原则、“为我所用，体现特色”的交流原则。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人类面临许多共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人类文化的重要方面，需要全世界各民族来共同对付，诸如生态、资源、人口、毒品、艾滋病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民族的利益连在一起，人们开始从人类整体考虑问题，开始出现了相应的文化理念与价值取向，例如全球意识、法理主义、制度主义、对话与合作等等。但是，如果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尽管一些全球问题引发了一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但这些尚未构成人类利益的主导方面，文化的竞争与冲突依然存在。辩证地看，经济全球化既有可能使民族、国家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变小，也有可能使已有的差距变大；既有可能使世界文化走向同质化，也有可能在文化博弈及利益多元化的推动下，使文化发展的多样化有更为牢固的基础。全球化是一种文化逻辑，以全球共享的游戏规则为表征，以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为内核。在此意义上，全球化过程外在表现为全球共享的游戏规则的形成、扩散、博弈和不断调整、修改、补充、完善的过程，其内在的实质则是人类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在不断碰撞、冲突和融合中逐步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的过程。

现在，全球化的逻辑完全不顾及那些反对者的主观意愿，已然渗透到文化领域之中，威胁着传统的人类文化发展范式，并开始展现出新范式的雏形。这种人类文化发展的新范式至少有两个基本构成部分，一是文化生产的市场化，二是文化交流的贸易化。人们普遍担忧的全球化逻辑可能导致的文化同质化问题，正在通过政府间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共同能力，转化为所谓“创造性的文化多元共存”的政策行动^[48]。与此同时，文化的冲突和竞争却前所未有地频繁和激烈，为捍卫文化权利和争夺文化利益的较量甚至在意识形态基本相同的国家间展开。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全球化影响下的国际文化发展新趋势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在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边界都难以作为永恒的参数来界定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身份，动态的跨文化认同悄然崛起，同时，文化多元化的潮流也带来了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关系取向。在当今时代，中国“仁爱”和“恕道”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对差异的敏感、包容、接纳、欣赏的态度的和谐取向具有普遍意义，它们将在21世纪的跨文化交往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鉴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文化融合与竞争的并存局面，我们在崭新的“文化时代”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时，既不能过分强调“文化存异”式的相对主义，也不能过分推崇“文明求同”式的普适主义。过分强调保存固有的文化，无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往与影响，反对文化交往、沟通与创新，结果自然束缚本民族文化的进步。而过分推崇嫁接外来的文明，无视本民族文明的历史积淀与传统，无视文明的丰富性、生成性与时代性，结果仍旧是阻碍本民族文化的繁荣。实际上，每种文化都有其历史局限性，每种文化形态都应当自觉地将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放在同等水平上进行比较，取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在经济全球化日趋强势的当下，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优势为他们实行文化霸权找到了理由。他们认为自己经济发达的原因就在于其文化理念与价值观念的先进性，因此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都要向他们看齐；而且，物质和技术上的强势也为其文化理念与价值观念的传播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后盾和技术支持。这些因素潜在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倾向。

现在有不少发展中国家正在以西方文化和体制为楷模，努力完成对自己世界观与文化理念的完全重建，以全新的整合改变甚至革除原有的传统，进行着新的文化形象的集体探索。向来主张“文化的歧异多端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人类资源”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罗杰·M.基辛（Roger M.Keesing，1935—1993）认为:这种努力是极端困难的，因为如果这种形象与转变成为可能，就会失去人类的多样性；人类的多样性不仅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也指地域群与地域群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特性；失去人类多样性的世界，可能会付出惨重、后患无穷的代价^[49]。正如地球需要保持多种生物才能达到生物界的平衡一样，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也依赖多种文化和智慧的渗透。在现代文明迅速席卷全球的今天，“以人为中心”的观念正使得生物圈内的物种在急剧递减，同样，“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观念也正在使得文化圈的文化种类急剧减少。当今世界文化的趋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同国家的人越来越爱穿相同牌子的衣服、住相同风格的房子、用相同的交通工具、看相同的电影电视甚至爱吃相同的快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挖掘本土文化的个性与传统、光大文化的“中国元素”是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