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往的主体间关系有哪些？

（一）既同一又斗争：文化交往的主体间关系

概观人类文化交往的历史，可以看出不同文化之间不仅由于空间区位发生着共时态的联系，而且由于时代差距发生着历时态的联系；不仅相比较而存在着差别，而且相互作用存在着联系。不同文化之间的各种关系相互交织、缠绕，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式的文化交往关系，推动着人类文化的发展。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交往关系更趋复杂化和多样化。一方面，全球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网络效应已经把所有的文化都纳入到了世界文化交往之网中，每一个文化主体都要面对多极的文化主体，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另一方面，在不同文化体系的不同文化领域中，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一般来说，在大众文化领域中，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倾向于同一性；在意识形态文化领域中，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倾向于斗争性；同一文明圈层内的文化主体关系倾向于同一性，分属于不同的文明圈层的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倾向于斗争性，且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不同文化领域之间又相互交织，多元互渗。由此可见，文化主体之间一方面具有同一性，进行着文化的整合，另一方面又具有斗争性，发生着文化的冲突。甚至同一文化体系内部不同文化领域之间也时常发生文化的冲突。所以，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矛盾关系。

矛盾关系是一种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的关系。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矛盾关系，既处在密切的联系之中，有着相互通约的一面，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文化整合；又处于相互排斥与相互否定之中，有着不可通约的一面，可引发文化的冲突。列宁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65]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排斥、相互斗争是绝对的，是无条件的，它是不同文化相互区别开来而能够独立存在的根本条件，是文化具有差异性的保证。不同文化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文化价值观，最根本的不同是文化价值观的不同。在文化交往中，只有不同文化主体坚持文化价值观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即文化价值观处于相互排斥与相互否定状态，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不同文化体系的存在。在这个基础之上，文化主体可将不同文化体系中具有可通约性的方方面面互相贯通、互相渗透，进行文化的整合。这是文化主体之间的同一性，它是具有差异性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共融与并存而促进各自发展的保证，以不同文化体系的独立存在为条件，因而是相对的。

由此来看，交往中的文化主体之间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是决不可分离开来的，它们之间是相反相成的。文化主体之间的斗争性存在于同一性之中、贯穿于同一性之中，正因为如此，它才是绝对的；文化主体之间的同一性必须以斗争性的存在为前提，没有斗争性贯穿于其中，同一性也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因而同一性只能是相对的。在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联结中，文化主体之间的同一性，不同文化之间的并存与共融，是不同文化的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为交往中的不同文化创造了吸取对方优秀文化因子的条件，规定了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文化主体之间的斗争性，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排斥、相互否定和相互分离，是不同文化之间并存、通约、整合的必要前提，推动着交往中的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文化的发展是文化主体之间同一性与斗争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对文化主体之间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任何割裂，都会在实践中导致严重后果。查尔斯·泰勒排斥“主体间性”的同一性，在“承认”过程中以“斗争”作为“得不到他人承认或只是得到扭曲的承认”^[66]的语境下的一种最基本的交往方式，其结果是“某种生活方式靠贬低其他生活方式而获得特权”，^[67]从而使这种没有同一性为前提条件的“斗争”畸变成一种霸道的压制，或成为一个滋生仇视性排外性的“原教旨主义”大本营。

事实上，只要文化主体之间是一种矛盾的关系，斗争性就始终奠定着同一性的基础。任何同一性都不是“抽象的同一”，都是以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差异作为前提的，而差异的存在却是文化主体之间的斗争性给予保障的。当不同文化在交往中共存于同一矛盾体系中时，文化主体面临异质的文化因子，维持自身存在的独立性是文化主体的首要任务，因而自然而然地首先出现文化隔离现象，文化隔离导致文化误读，不同文化主体之间不可避免地相互排斥、相互否定，成为对立的两极。此时，如果文化主体之间加强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文化主体之间的斗争性逐渐减弱，同一性逐渐增强，不同文化就会从对立走向彼此宽容与和平共存，达到一定的同一状态；如果文化主体强化隔离，文化主体之间的斗争性增强，就会深化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甚而导致激烈的战争。当然，文化冲突也是交往的一种方式。任何文化主体都不希望自己的文化在冲突中走向毁灭。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类掌握了以前所有社会不知道的秘密：即双赢的原则（丹尼尔·贝尔语），即每一方都是受益者、胜利者，尽管收益与收获有多少的不同。就交往中的多极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而言，同样存在一个“双赢的原则”。这是因为，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都开始面对着相同的社会难题、经济难题和共同的文化难题。任何单一的文化体系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独自解决这些问题。人类必须在交往中为自己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必须为自己建构起一种新的文化适应的机制。否则，任何文化主体都无法走出自我感受的局限，完成以横向结构和公共生存为纽带的文化身份以及文化心态的转换。因此，交往中的文化主体即便在激烈的冲突中也不遗余力地展示各自以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各种文化特质，迫使他文化主体在这种迂回的交流方式中更深刻地认识到彼此之间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多大范围内的可通约性。不同文化之间的这种可通约性，萨托利称之为“相互交互交叉的派别”，他认为，当这种相互交互交叉的派别“受着多种多样加入者的调节时，多元主义就会顺利生存；如果派别的界线因循不变，并且相互强化这一界线，多元主义的日子就不妙了”。^[68]由此可见，正是文化主体之间的斗争性才使得多元文化共存的同一性得以存在。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同一性基础之上，文化主体之间的斗争性又会促使这种同一走向更高层次的同一状态，即不断地促成一种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化形成的世界文化。阿拉伯谚语说：“如果思想是盲目的，那么眼睛将毫无用处。”那种认识不到“戾气”可以走向“祥和”而顽固坚持斗争性、舍弃同一性的文化主体，那种看不到人类历史上激烈宗教战争与帝国征战后的相互交流、增益与分享的文化主体，无疑是在将斗争的战场变为埋葬自己作为文化霸权主义者抑或文化相对主义者角色的墓地。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冲突是实现多元文化并存与共融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