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往的实现与实践

（二）时空机制

无论在何种外在力量的推动下，文化交往实践都必须在一定的时空中进行，因而文化交往的实现离不开时空机制的存在。基于交往实践的“主体——中介客体——主体”活动范式，文化交往的顺利实现，必须是主体、中介客体和他者主体三个要素在时空维度上的共在表达。根据共在时间的不同，文化交往主体与中介客体的共在区分为历时共在与同时共在；根据共在空间形态的差异，文化交往主体与中介客体的共在区分为实体空间共在与虚拟空间共在。

任何文化交往实践的实现都在于多极文化交往主体对中介客体的相互占有。在文化交往中，作为内容中介的任何文化体系都像是有洞的漏勺，不仅游离于当下主体之间，而且指向未来主体。当多极交往主体对中介客体的占有是一种异时的情形时，文化交往的实现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历时共在。这种历时共在主要是由多极交往主体对中介客体相互占有的不同步现象引起的，是一种“不在场”的共在，抑或说是一种“缺席的在场”，表现为文化的传承。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无限性，文化交往实践必定是一次次或长或短的延搁与等待：他者的出场是未知的。对某一具体的文化形态来说，一旦他者永不出场，文化交往不能实现，该文化形态或许能够在封闭中获得独白式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缓慢的；或许就会因失去保存、积累的机制而日渐枯萎甚至消失。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许多古老文明的消失无不与他者的不在场所导致的文化交往的中断有关。如特洛伊城、亚述和巴比伦以及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可见，在这种等待式的文化交往中，时间流逝了，文化交往的实现注定是一次次的延搁与期待。

当多极文化交往主体对中介客体的相互占有是一种同时的情形时，文化交往的实现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同时共在，即文化交往在主体的驱动下，同时将多极交往主体设定的意义投向对方。由于文化交往工具中介的不同，同时共在的文化交往实践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无距离”的同时共在，即多极交往主体通过语言媒介所进行的面对面的文化交往实践。这里的语言媒介主要包括口头语言以及手势语、动作语等；另一种情形是“有距离”的同时共在，即多极交往主体通过现代发达的电子信息媒介所同时进行的文化交往活动，是一种没有距离感的同步，是过去那种应该天各一方的延搁异时交往通过时间对空间的消灭而导致的“天涯咫尺”的同时共在。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的新亮点。

文化交往的实现在时间上就是在历时共在与同时共在两个维度上展开和转换的。文化交往历时共在的实现只有纳入文化交往的同时共在中才能实现；文化交往同时共在的实现以历时共在的实现为基础和前提，二者不是截然分离的。

文化交往的实现必须以一定的空间为前提。当文化交往主体在以报纸、杂志、书籍等有形实体构成的物质实体空间中与客体共在时，文化交往的实现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实体空间共在。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空间实现形式。在实体空间中，文化交往在多极交往主体的驱动下，呈向外辐射状，具有自我中心性；文化交往主体以确定的真实的身份参与交往，具有确定性；内容中介由具象构成，是具象的概念化和符号化，具有稳定性；文化交往的空间推进具有次序性；文化交往的实现具有连续性。正因为文化交往的实体空间共在，使得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文化交往以“缺席的在场”方式被历时性地延迟了。

当文化交往主体在网络等构成的虚拟空间中与客体共在时，文化交往的实现在空间上表现为虚拟空间共在。这是一种比较现代的空间实现形式。在虚拟空间中，文化交往是分散和发散的，为多极交往主体的各种文化形态开放，具有去中心性；文化交往主体的身份是虚构的，具有不确定性；内容中介是由非物质性的比特符码构成的，是数字的具象化，刷新率高，转瞬即逝，具有“易碎性”；文化交往的空间全球一体性；文化交往的实现具有同时性。这意味着，穿梭于蛛网覆盖、触点延伸的赛博空间中的文化交往没有时空的界限，任何主体都可以身临其境，是人类聚会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语），是文化交往的新平台。

就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的关系来说，虚拟空间独立于实体空间，不是对实体空间的描述或反映，而是实体空间的反向生成，是对实体空间进行的动态的仿真再造，是虚拟的实体空间，可以兼容实体空间、扩展实体空间、演绎实体空间，实体空间中现实的可能性与非现实的可能性都可以统统融于其中。由于虚拟空间这种令人信服的似真性可以使主体释放出巨大的幻想与自我发现、自我建构的潜能，因而它能够使现实变得多重化，从而推动实体空间中文化交往实现形式的多样化。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虚拟空间在文化交往中的权重会逐渐增加，原有的实体空间将部分地被虚拟空间取代，但仍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因为虚拟空间毕竟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59]文化交往就这样在两种相互交错、相互补充的空间形态中不断地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