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中看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表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为中西文化交流与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我们也发现，每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峰值均出现在经济兴旺、国力雄厚的盛世，反之，在国力凋敝或者社会最为沉闷的时代中西文化交流之势最弱。而季羡林也曾对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意义给予了最高的评价，他认为：“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文化交流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完全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文化交流，人类社会就无法进步”^[53]。现阶段，随着世界各国交往方式的多样化和经济、文化等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们相信这将会成为世界文化多样发展的最好时候。

现代人正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全球化已然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然而大家对全球化的理解却是纷繁多样的：有人认为全球化是经济的全球化；有人则认为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进而影响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根源；有人认为全球化为整个人类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有人则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新的殖民方式，因而对此充满了排斥和恐惧。但毋庸置疑的是，全球化首先就是经济的全球化。那么全球化到底是什么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其下的定义是：“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54]总之，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运行的一种趋势，生产资源开始跨越国家和民族的域界，自由地、全方位地组合和流动，从而使世界经济向着相互开放、相互结合、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方向演进。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55]因而，可以肯定的是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谁都不愿意自我封闭，被排斥在全球化进程之外。

人们发现，这样一个全球人类生活日益紧密化的过程，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详细论证过。马克思认为，这一过程首先是一个经济过程，“自由”资本如果不在全球范围内复制自己和自己的生产方式，它就不能继续存在。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民族文化因为与其他各民族文化共存并相互影响而变成了“世界文学”。虽然科学技术对全球化的影响在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十分明确的预见，但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求利润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紧密化，已经在他的著作中有了恰当的强调。今天的人类生活就其仍然以资本增值为引擎来说，它的逻辑尚未跳出马克思的视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观察事物的有力指导。

对经济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和发展的影响，不少学者作了研究和探讨，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连成一个整体，全球性国际问题日益增多；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为世界贸易自由化奠定了基础等。因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实现文化的全球化。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各民族也在自觉地、主动选择了文化的全球化。因而，人类的文化出现某种整合，形成一种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会是一种潮流。而且世界的文化交流越来越以和平的方式——经济往来、艺术交流、体育竞技等——来平等的开展。

但全球化是不是终究会将本土文化全部吞噬，从而使世界文化呈现一种单一的文化形态了呢？我们认为文化的世界化和文化的本土性、民族性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共生的、互为条件的、相互促进的。第一，在全球化过程中本土文化中那些保守、迷信、封建的和糟粕的东西会被扬弃和吞噬掉，可以实现相互吸收、相互学习。比如明代的历法对欧洲历法的借鉴，使中国在历法方面得到了更加精确的推算，而通过日食和月食的推算和比较，确实西历更精准。而物理、化学、地理学等作为真正的科学被中国所借鉴，对中国社会的积极意义也是不言自明的。第二，交流也可以实现比较和竞争，使原来处在相对狭窄范围的封闭文化，在敞开大门后实现交流，接收到新鲜的空气，从而在思想、技术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比如中国的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就是中国人意识到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等落后的情况下，所作的调整和学习，尽管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也使中国在走向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了一大步。第三，文化交流也可消除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我国研究中西交通史的著名学者张维华先生在其《明清之际中西简史》中指出：人类文化的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也是各国各民族从分裂走向和睦团结，和平共处的必要途径……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看，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经过几千年的时间，各民族的文化无日不起着相互融洽的作用，到今天兄弟民族的民间文化都有了很大变化，彼此间的隔阂逐渐消除，成了亲密无间的民族大家庭。人类社会从未来远景看也是这样”^[56]。

另一方面，世界文化的丰富发展又会反过来促进民族的文化得以丰富和完善。因而，文化的全球化不是一元的专制文化，而是多元的、融合的健康文化。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方面，随着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时期，受多元价值观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和现实的要求走向了复兴之路。而其发展之初，就占据了中国和西方市场的很大份额，孔子学院几乎分布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同时也掀起了外国人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热潮。当然，现实倒逼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原因。现代社会，尤其是进入现代的后工业文明时期，理性精神自身在理性和技术方面逐渐成为奴役人、统治人的一种力量，因而要摆脱这种理性主义的困境，重新开始思考人的存在价值，将艺术理性、价值理性、批判理性、人的存在结合起来，弥补传统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的不足。而中国传统文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响应了时代的召唤，自觉承担起这个重要的历史重任。

总之，分析中西文化的差别，进而比较两者的长短得失，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复杂问题。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我们应该以一种开放和宽容的态度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本着去全球化的分享和互尊精神，争取使人类文化呈现一种绚丽的文化景观。“尽管不同文化所呈现的民族精神千差万别，但他们的归向和努力都趋向一个总的方向，即为人们建构一个‘宇宙图式’：为在茫茫宇宙中建造一个向善和谐的家园；设定一个理想的社会图式和一套社会运行的行为准则、价值尺度和伦理规范，以便让人生活在公平正义、仁慈博爱、善良诚实合理的法制社会中，过一种有秩序、有道德、明是非、辨善恶的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或彼岸世界为人们设定一个终极的人生目标，让人们终生矢志不移地追寻。”^[57]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摈弃过去那种文化隔离，尽管它在一定历史时期促成世界不同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但也应该看到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贸易活动、先进技术的传播、国家间的政治交往和外事活动、文化交流和对话的渠道被打通，人类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交往已经形成，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将是不可阻遏的趋势。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每个民族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和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而且无论从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发展上，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的表现上来看，都表明了正是因为二者的差异才创造出了异彩纷呈的文化形式，而且中西文化的相互认同和吸收又极大地促进了世界闻名的多元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西文化对于世界发展的贡献和作用，它们共同推进了世界的文明进程。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资本全球化，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被卷入世界发展体系中，从文化封闭走向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采取何种手段与方法割裂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都是不可能的。又随着信息网络的进一步发展，谁都无法独立生活在这种多元的文化环境中，还是应该逐步地摆脱以往对外来文化的成见，在物质文化（器物文化）方面实现更多的交流和互通，实现彼此的文化认同，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保留差异和分歧，使自己在世界的大环境中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人，然后才是中国人、美国人等。虽然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依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其各自的特性，但它们又有部分的融合，一种超越国界、超越社会制度和超越意识形态的普遍价值已经成为存在的现实。人类的共同利益增多、共同价值逐渐展开，各种文化对真、善、美判断的共同性呈不断增长的趋势，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价值多元化、社会人道化，成为当今世界各种文化发展的主流。

【注释】

[1]地理环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很多学者作过论述，黑格尔认为各民族栖息地的自然环境与民族的性格有密切联系。德国的哲学家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德尔也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不同民族的精神特质和民族体质，这些特征一旦形成，就很难发生改变。

[2]唐君毅著：《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3]关于西方文化的界定，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西方文化就是欧美文化；有的学者认为西方文化是除了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之外的文化系统；有的学者认为西方文化是一个从地理位置而言的相对概念，比如，对于日本而言，中国是其地理位置上的西方文化。但这种界定无疑太过于简单化，忽视了地理、地域环境之外的社会历史条件、种族、社会性格等因素。总之，无论学者们如何演绎和理解西方文化，关于西方文化的界定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西方文化就是欧美文化包括古希腊罗马文化。因此，本章中我们所阐释的西方文化就是包括古希腊罗马文化在内的欧美文化。

[4]《论语·八佾》。

[5]《荀子·议兵》。

[6]《荀子·修身》。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9页注。

[8]参见徐洪兴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中国哲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8~180页。在介绍陈独秀先生时指出东西方文化的主要区别有：第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第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第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10]“大宗”又称为“嫡宗”“嫡系”，是自家族始祖开始，由始祖和其嫡系子孙后代组成的血缘体系，在家族内部处于核心地位；“小宗”又称为“庶宗”“旁系”，是由嫡系外的后代组成的血缘体系，处于次要地位。

[11]等级制度下产生的礼和法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地抹杀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关系，也导致了中国人长久以来对于法律的不重视和消极的法律观念。与此同时，过分强调道德对于社会的约束与影响作用。

[12]林语堂著：《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85~86页。

[13]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94页。

[14]徐行言主编：《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7页。

[15]徐行言主编：《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0页。

[16]《汉书·董仲舒传》。

[17]《对贤良策一》。

[18]［英］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上），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79页。

[19]徐行言主编：《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20]［英］H.G.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上卷），曼叶平、李敏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21]《荀子·天论》。

[2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4页。

[23]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2页。

[24]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2页。

[25]傅连兴：《三大殿及其建筑艺术》，《紫禁城》，1983年第3期。

[26]贾福林、李少白：《东方的黄金屋顶——紫禁城琉璃瓦》，《紫禁城》，2007年第2期。

[27]《紫禁城建筑的色彩学》，单士元等主编、中国紫禁城学会编：《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第280页。

[28]故宫博物院官网，张克贵对于太和殿的介绍。

[29]是一种建筑规格最高的建筑形制，主要用在宫廷的主殿。

[30]规格上仅次于庑殿式，常见于王府、寺庙等主体建筑。

[31]二者都是中国古代普通的民居建筑。

[32]李军、林永清、朱筱新编著：《中西文化比较》（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5页。

[33]同上，第78页。

[34]（唐）白居易：《池上篇并序》，《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5248页。

[35]参见李军、林永清、朱筱新编著：《中西文化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1页。

[36]《最后的晚餐》这幅作品根据《圣经》的故事来描绘耶稣基督与12位使徒共进晚餐的情景。《蒙娜丽莎》则主要通过欣赏其面部表情，来描绘其眼神中所流露出来的情感等。

[37]目前西方的音乐流派众多，而且在不断地更新中，比如巴洛克音乐、洛可可音乐、浪漫乐派、维也纳古典乐派、印象主义音乐等。

[38]胡军良：《“对话范式”视域中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会通》，《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39]李军、林永清、朱筱新编著：《中西文化比较》（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6页。

[40]SeeE.H.Minns，Scythians and Greek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3，P.113.

[41]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7~89页。转引自晁中辰主编，林红、王镇富著：《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4页。

[42]晁中辰主编，林红、王镇富著：《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0页。

[43]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3~204页。转引自林红，王镇富：《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4页。

[44]［英］李约瑟著：《李约瑟文集》，潘吉星主编，陈养正等译，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第502页。

[45]［英］李约瑟著：《李约瑟文集》，潘吉星主编，陈养正等译，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第234页。

[46]梁启超著：《中国佛教研究史》，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26~27页。

[47]晁中辰主编，林红、王镇富著：《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7~159页。

[48]晁中辰主编，林红、王镇富著：《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282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52页。

[50]晁中辰主编，林红、王镇富著：《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2页。

[51]“宗藩”亦作“宗蕃”：指受天子分封的宗室诸侯。因其拱卫王室，犹如藩篱，故称。《宋书·五行志二》：“后中原大乱，宗蕃多绝，唯琅邪、汝南、西阳、南顿、彭城同至江表，而元帝嗣晋矣”。

[52]徐行言主编：《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1页。

[53]陶铠、李春林：《季羡林、赵宝熙、罗荣渠谈中外文化交流》，《光明日报》，1990年7月20日。

[5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年5月），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第28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54~255页。

[56]晁中辰主编，林红、王镇富著：《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4页。

[57]杨育华、王彩霞：《中西文化互释与世界根源性精神》，《管子学刊》，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