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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对话管理新理念

时间:2022-03-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这种管理者与大学生之间的“我—你”关系是大学生对话管理的母体和逻辑起点,因此,“我—你”关系理念是大学生对话管理核心理念之核心,是大学生对话管理的总理念,其他理念都已逻辑地包含在这一总理念之中,并由这一总理念分化衍生而出。

大学生对话管理新理念

对话管理是超越科学管理、人本管理的管理新范式,它运用到大学生管理领域,相应地也就成为一种大学生管理新范式。它新在哪里?首先是理念方面,管理范式的变革首先是从管理理念的变革开始的。何谓理念?我国学者韩延明在分析古今中外学者关于“理念”的阐述的基础上,认为“理念”是一个精神、意识层面的上位性、综合性结构的哲学概念,是人们经过长期的理性思考及实践所形成的思想观念、精神向往、理想追求和哲学信仰的抽象概括,是指引人们从事理论探究和实践运作的航向,是理论化、系统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延续性的认识、理想和观念体系(潘懋元,2001:59)。对话是当代对话哲学的核心范畴,它集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意义于一身,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意蕴,包含了一系列新的思想与理念。笔者经过初步研究,分析、归纳、提炼出“对话”的以下理念:“我—你”关系理念、交互主体理念、民主平等理念、精神相遇理念、批判超越理念、意义创生理念、生态理念、和谐理念。这些理念运用于大学生管理之中,指引和统领着大学生管理的各个方面与环节,形成大学生对话管理的理念体系。

“我—你”关系理念

“我—你”关系是马丁·布伯对话哲学的核心范畴。“我—你”关系是相对于“我—它”关系而言的,是对“我—它”关系的扬弃和超越。在马丁·布伯看来,“我—它”关系是一种经验和利用的关系,“我”是世界的中心,“我”去感知世界,“周围世界只是感觉对象”(马丁·布伯,1986:39)。这是一种对立而非交融的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我”是主动者,“它”是被动者,“我”是主体,“它”只是“我”认识、利用的对象,而且无论“我”对“它”认识还是利用都需要借助中介手段,因而这不是一种直接的关系。在此关系中,“我”不能发现自身的意义,这是一种非本真的关系。而“我—你”关系则不同,这是一种直接的、交互的、活生生的关系,这才是人类应有的一种真正的本真关系,在此关系中,“你”不再是“我”的经验物、利用物,“我”以“我”的整个存在、全部生命、真本自性来接近“你”,“我不是为满足我的任何需要,哪怕是最高尚的需要(如所谓‘爱的需要’)而与其建立‘关系’”(马丁·布伯,1986:7)。这种关系具有直接性,无需任何中介和手段,“与‘你’的关系直接无间,没有任何概念体系、天赋良知、梦幻想象横亘于‘我’与‘你’之间……一切中介皆为阻障”(马丁·布伯,1986:27)。这是一种本源性的原初亲密关系,这就是马丁·布伯视野中的对话关系。

在传统的大学生管理中,“我—它”关系的存在使管理者不断强化以自我为中心去经验和利用他者(大学生)的关系,其结果是以“我”为中心的权力者并没有真正地得到“他者”的承认,从而在管理活动中孤独地存在;作为孤立对象的“他者(大学生)”也因没有获得应有的承认和尊重而被动地服从和应承,继之而起的往往是冲突和对抗。而“‘我—你’关系的确立,维护了人与对象之间的非人为的天然联系,建构了教育管理中一种全新的审视人的观念,即合理对待对话者——他者的地位。在‘我—你’关系世界中,教育管理者不是把出于自我之外的一切当成是被经验、被分析、被利用的东西,而是把二者看作‘我’与‘你’的关系,彼此相互应答、相互作用、相互依赖。这种关系本身直接指涉管理活动本身的对话性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也是基于管理者相互之间的直接的体认”(吴景松,2006)。这种管理者与大学生之间的“我—你”关系是大学生对话管理的母体和逻辑起点,因此,“我—你”关系理念是大学生对话管理核心理念之核心,是大学生对话管理的总理念,其他理念都已逻辑地包含在这一总理念之中,并由这一总理念分化衍生而出。

“交互主体”理念

对话哲学主张关系思维,这种关系具有相互性的特征。“关系是相互的,切不可因漠视此点而使关系之意义的力量亏蚀消损”(马丁·布伯,1986:23)。人类不就正是生活在这种相互性之中吗?“我们栖居于万有相互玉成的浩渺人生中。(马丁·布伯,1986:31)”这种相互性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于人与物之间。对话关系是一种主体与主体(即交互主体或互主体)的关系,而非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只有主体之间的关系才算得上是相互关系,因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分主动和被动的,是单向的,因此不能成为相互关系”(余灵灵,1998:180)。这是人之主体存在的本真方式,“真正的主体只有在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中,即在主体与主体相互承认和尊重对方的主体身份时才可能存在”(郭湛,2002:253)。

“我—你”对话关系克服了教育管理者中主客二分的难题,使以往的单一主体变成了多极主体,即交互主体。“交互主体”正是“我—你”之间原初亲密关系的直接反映。“交互主体”间的“之间”作为主体间关系的规定,呈现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关性、统一性,其本质建立在个人主体性基础之上。这种交互原则否定了主从原则,使管理双方(管理者和大学生)从容地步入管理关系世界。管理者与大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存在一方是主体、另一方是客体的问题,也不存在以谁为中心、以谁为主导的问题,因而在管理过程中不存在谁起的作用大、谁起的作用小的问题,管理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对双方主体性的尊重,有赖于双方主体性的发挥以及双方共同的努力。这种“交互主体”理念突破了传统的“是—是”、“否—否”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是一种“主体间”的整合思维方式,也正是管理双方“主体间”的交互作用与整合推动着管理活动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不断实现和创生管理的价值目标和意义。

民主与平等的理念

民主与平等既是人类追求的一种政治理想,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崇尚的一种原则与精神,它是人类所共同尊奉的一种普遍价值以及当代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与潮流。对话哲学蕴含着精深的民主、平等思想,民主、平等精神是对话精神的真正体现。正如滕守尧先生所说,“真正决定一种交谈是否对话的,是一种民主的精神,一种致力于相互理解、相互合作、相互共生和共存,致力于和睦相处和共同创造的精神的意识,而这就是‘对话意识’”,“对话意识极力消解种种两极对立,在二元或两极之间建立一种‘边缘地带’,让二者平等对话和作用,产生出某种既与二者有关,又与二者不同的全新的东西”(滕守尧,2006:157,5)。在一种民主与平等的氛围中,人们进行着人格平等、相互尊重的交往与对话,“一切等级压制、思想强迫、话语霸权、人格歧视……都让位于平等的对话、投入的理解和真诚的合作,渗透在这种自由交往中的是真正的个性,交往的空间是一个充满自由、民主和活力的公共领域”(冯建军,2001)。

“每一个教育管理主体作为完整的人在参加教育管理活动时,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首先是以具有主体性的人的身份参与到教育管理活动中的……所以教育管理活动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交往首先是完整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此基础上,教育管理活动才能构成有意义的活动(景晓娜,等,2004)”。因此,教育管理者与大学生应把对方作为具有完整个性和独立人格的个体,尊重其人格、自由和权利,其间没有认识上的权威和控制,没有地位上的居高临下和等级,二者处于人道、民主、平等、和谐的关系之中,双方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倾听、相互接纳、平等相谐。这种关系是一种相互的“自我实现”,每一个体都是通过“你”而成为“我”的。管理中的“对话”是一种“商谈”,是教育管理者与大学生在共同探讨、相互体验管理活动的过程中进行的,这种对话是对民主精神的一种宣扬,是对民主能力的一种培养。

精神相遇理念

马丁·布伯指出,“凡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马丁·布伯,1986:27)。在相遇中,他者虽外在于“我”,但“我”可以对他有同情的洞见,能够达到相互分享,“当我们沿某种路径行走,有人践行他的路与我们相遇,我们只能知悉我们的路途,但在相遇中我们可以体察他的路途”(马丁·布伯,1986:98)。在相遇中,异在的东西与“我”相遇,这就使“我”超出自身,处于世界之中,而非固守内在的自我。在相遇中,“我”与“你”共同走近,相互靠拢,只有这样才是相互平等的,才能相互看到对方。相遇是相互性的保障,是相互沟通的保障;相遇给交流创造了机会,给“言谈”创造了机会,相遇是“言谈”的前提。“相遇”使“我”向世界敞开,接受生命中所遇之物,遂形成一无限的关系世界(孙向晨,1998)。这里的“相遇”,毫无疑问是指人的灵魂、思想、精神的超验的汇合与交融。

对话就是“我”与“你”之间直接的、交互的、活生生的精神相遇。衡量管理者与大学生之间是否对话关系,根本的标准就是看二者之间是否实现了精神相遇。精神相遇是大学生对话管理的核心要义。管理者必须走进大学生的思想深处,了解大学生的需要、动机、情感、兴趣、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以一种尊重、理解、包容、关怀的态度和平等的精神,而不是以训导、教化、培养、教育的非对等姿态,去与之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沟通,使“我”的思想和精神与学生的思想和精神平等相遇,自然交融,使“我”的思想和精神不断地转向“你”、成为“你”,“你”的思想和精神不断地流向“我”、进入“我”。同样,学生以接纳、开放的心态去体验、感受管理者的思想和行为,以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思想与管理者对话,真正实现精神相遇。管理过程就是管理者与大学生之间的精神相遇过程,精神相遇过程就是管理者与大学生之间心灵的相互转向和思想的相互回应过程,“倾听—转向—回应—互动”是这一过程的四个基本的心理发生环节和要素,它们的不断循环推动着精神相遇不断地向纵深发展。

批判超越理念

人是天生的批判动物,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扩充的批判史。人的内在批判性源于对完满理想状态的追求,正是这种追求成就了人的超越本性。人是宇宙间唯一能够“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的存在物,人不断地超越着其“实然”状态而追求“应然状态”。“生命就是在‘应然’与‘实然’的不断转化之中,实现着对自身的超越、对现存的超越,这种超越以人对‘总体性’的追求和寻求完满为动力,这是每一个灵魂深处永远跳跃着的不灭的火花”(冯建军,2005)。人类是超越性的存在,正如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所说,“人,只有人倘使他是人本身的话,能够自己作为生物超越自己”(马克斯·舍勒,1989:34)。尼采也说,“生命自身曾向我吐露了这一秘密:‘看’,它说,‘我就是那必须永远超越的东西’”,“无论我创造了什么,无论我如何爱它,不久我就将成为我的造物和我的爱的对手,我的意志要我如是”(熊伟,1997:79)。没有批判就没有超越,批判是为了实现超越,超越是批判顺乎自然的结果。

人的批判超越本性蕴藏于人的对话存在之中,对话不是为了维持、赞美事物的现状,而是为了探寻事物内在的真理,批判其不合理性,实现对现存事物的创新、发展与超越,而且对话内含的民主、平等、自由、探究精神本身就具有批判与超越的性格和特征。因此,批判超越是对话的内在品性。在大学生对话管理中坚持批判超越的理念,就是要弘扬管理的批判功能,而不仅仅是执行功能,使其既要适应现实,更要超越现实、引领现实的发展。因为大学生管理是一种教育管理,教育不单单是适应社会,更要创造新的精神、思想和文化,引领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批判精神是教育的价值所在。大学生对话管理承接这种批判精神,弘扬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精神,摒弃世俗功利取向,反对附和潮流,崇尚科学精神,敢于质疑,敢于批判,敢于突破陈规、开拓未来;同时,大力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批判人格,使之不断实现自身的超越和发展。

意义创生理念

人是一种以追求“意义”为生存本体的高级动物。正如赫舍尔(威廉·赫舍尔,1994)所说:“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他总是牵涉到意义……他可能创造意义,也可能破坏意义,但他不能脱离意义而生存。人的存在要么获得意义,要么粉碎意义。对意义的关注,即全部创造活动的目的,不是自我输入的,它是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人对自身价值意义的追寻是人的自由本质的体现,是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对意义的追寻,对人的生命和世界的根本意义的理解和阐释,是人的一切生命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是人类文化活动的本质。人在世界上的生存、活动、创造,都必须以对自己的价值意义的把握为前提……正是这种人对自身在世界和历史中的价值意义的追寻,构成了人生的‘终极关怀’”(黄浩,2005)。我国著名哲学家高清海教授同样强调意义对人的本体价值,他说:“人是不会满足于生命支配的本能的生活的,总要利用这种自然的生命去创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人之为‘人’的本质,应该说就是一种意义性存在、价值性实体。”(高清海,2001:213)人的意义世界是人区别于物的本质属性所在,人正是在价值意义的追寻中实现精神品格的不断升华。

管理的核心是人,目的也是人。对话作为一种认识方式具有生产性、创造性、建设性,对话管理的过程就是意义创生的过程,就是人的自我实现过程。管理者和大学生之间在对话中理解,在理解中精神相遇从而实现视界整合,在视界整合中创生价值意义。海德格尔指出:“此在的意义——亦即整个世界的意义——不是被理解后才呈现在理解者面前,而是随着理解被展开;不是说理解发现了这些早已存在于某处的意义,而是随着理解的展开‘生成’了意义”。(海德格尔,1987:143-150)传统“我—它”式的大学生管理模式往往忠于科学管理,背弃了人的价值理性;体现了权力,忘却了民主;追求效率,忽视了意义。而大学生对话管理范式就是要摒弃教育的异化了的工具理性追求,复归教育的价值理性诉求,使管理过程成为人自身价值意义的创生和实现过程,凸显人生的“终极关怀”。

生态理念

如果说20世纪是生态觉醒的世纪,那么21世纪应是真正的生态世纪。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过生态,“生态问题已经是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如同和平与发展一样,保持生态平衡、生态安全、社会和谐已经成为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也是人类付出沉重代价后才形成的全球共识”(吴林富,2008:1)。一种新的生态世界观和方法论走出单一的生态学领域,进入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类生活的广阔领域,成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有机整体”的思想是生态思维与理念的核心。它从系统出发,以生态的整体性为价值本位,把整个世界看成是整体的生态系统,追求生态系统的整体合理性。这个整体内部存在着有机联系,世界就是由联系中的万事万物所组成的大的生态系统,组成这个生态系统的生态因子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性。同时,它还主张平等性与多样性。生态因子在系统内以平等的地位同处共存、共生互动,任何因子都没有先验的价值霸权,任何因子只有与其他因子有机关联、共生互动、自我生长才构成生态运动的价值合理性;它承认万事万物的复杂多样性,尊重各种不同生态系统和生态因子自我生长的规律和生命秩序(薛为昶,2003)。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亦然。生态理念认为,人类组织内部及其与环境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个有机整体,形成一个动态的、非线性的关系网络,任何组织与个体都包含在关系网络之中,网中的每一个“网结”都直接或间接地同其他“网结”相联系、相互依存、合作共生、协同进化。

对话的内在结构是一种生态结构,对话的内在机制是一种生态机制。对话关系是一种交互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而且体现在人与自身、人与环境以及团体与团体、团体与环境之间,这些众多的、纵横交错的对话关系形成一个网状结构,这个网状结构就是一个对话的生态系统。在此系统中,对话是作为内在联系的环节、途径与方法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它具有一种内在的相互包容、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循环再生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生态机制。对话管理是一种生态管理,它的组织是一个自组织、自调节的生态系统,组织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之间、被管理者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个人与环境之间、组织与环境之间保持一种生态对话关系,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与精神的交换,从而达到结构与功能上的最佳稳定状态,进而冲破封闭,保持开放的特征。大学生对话管理坚持生态理念,就是要运用生态的意识、理念与精神去构建大学生管理的生态系统,使大学生管理中的各种关系形成生态对话关系,进而形成一种内在的有机联结、合作共生、相生相赖、协同共进的生成机制,推动大学生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和谐理念

和谐是事物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是指组成事物的各子系统之间、构成子系统的诸要素之间以及诸要素本身的协调、平衡、统一和匀称。席酉民教授指出:“系统和谐性是描述系统是否形成了充分发挥系统成员和子系统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条件及环境,以及系统成员和子系统活动的总体协调性,这两方面的具体表现是系统构成、组织管理、内部环境、系统成员精神状态等方面内部和其间关系匹配程度以及系统内外的适应程度”(席酉民,尚玉钒,2002:61-62)。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的思想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身心和谐等方面的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追求一种“中和”的境界,《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这里,“中和”即表示事物矛盾对立双方的统一、协调状态,也代表着一种生命力、创造力,它孕育创造新的生命、新的事物,正如荀子所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这种万物并育的极致状态是一种价值理想,“中和一直成为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也成为人生追求的一种最高准则”(于建福,2004:212)。

对话指向和谐,追求和谐的伦理价值和目标。冲突和不和谐因素的存在是对话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是对话存在的根据和缘由;通过对话消除问题和不和谐因素,达到和谐的完满状态是对话的永恒追求。和谐态也通过内在对话和外部对话产生新的不和谐因素,创造发展的契机。对话中的不和谐是新的对话的起点,进而通过新的对话产生新的和谐,可见,和谐是不和谐的对话结果,正是这种“不和谐—对话—和谐—新的不和谐—新的对话—新的和谐”的循环往复,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对话追求和谐,但终竟不能完全走出不和谐。对话有和谐、有分离,世界才是多彩的。而且,唯其因为对话中的不和谐因素的存在,才限定了对话不至于统一在既定的精神维度上,而必须超越当下的不和谐,走向新的和谐,这正是维系对话处于动态平衡的张力”(谭学纯,2004:251)。

对话管理是一种追求和谐的管理,它通过管理中各种关系的和谐统一来达成管理的价值目标,最终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统一,在万物一体的和谐共生中实现人自身的发展。大学生对话管理是一种和谐管理,它崇尚一种和谐的管理精神与伦理,致力于构建一种民主、和谐、人道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营造一种宁静、和谐、进取校园文化精神与氛围,培养学生的和谐精神,建构学生的和谐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地发展。只有在一种和谐的关系与氛围中,大学生管理的各方才可能平等对话、相生相息,各自的作用与价值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才能协力共进实现管理的目标。这种和谐理念主张“和而不同”,因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故而和谐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同时它又坚持异中求同、同中求异、求同存异的思想与方法,力求“兼收并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些理念在大学生对话管理中无疑居于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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