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对话管理的背景基础与价值

大学生对话管理的背景基础与价值

问题机缘

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作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深刻指出，“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大学生作为社会的精英分子，是国家未来建设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是社会发展的精神引领者和实践推动者。大学阶段是一个人成长成才至关重要的阶段，大学阶段的教育将给一个人一生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教学和管理是大学生教育的两个组成部分。大学生管理对大学生的培养具有与教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大学生管理对教学还具有重要的促进和保证作用。因此，进行大学生管理方面的研究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同时，《意见》还指出，我国当前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与形势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学生管理工作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工作，做好学生管理工作是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路径。重视并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加强学生管理工作是我们党和政府以及高校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一大优势，正因为此，学生管理工作成为我国高校工作区别于其他国家高校工作的一大特色，成为我国高校工作中的一大亮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围绕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建设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在为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如《意见》所指出的那样，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高等教育内外环境的变化使得大学生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新的变化，这就使得我国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与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尽管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在根据新情况不断进行创新，但这种创新无论从程度、力度还是范围上都远远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最根本的是迫切需要管理理念、管理机制的创新。因此，探索新的大学生管理理念和方法，创新大学生管理机制，就成为摆在理论研究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作为从事大学生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长达10年之久，之后又攻读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的笔者不禁油然而生一种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希望从事一点这方面的研究以不愧于笔者10年的工作积累和博士阶段的专业学习。

以什么样的新理念指导大学生管理，实现大学生管理机制创新，达到与时俱进的发展呢？答案应该深藏于时代背景之中。万事万物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历史时代在给事物发展提出各种新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因此，面临新问题的时候，解决之道首先在于向时代问计，探索时代的核心精神和理念。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精神和理念是什么呢？经济的高速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是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这个时代是普遍交往的时代，是思想多元化和人的主体意识全面觉醒的时代。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即时性的在场的存在，空间的距离不再是不可跨越的障碍，整个世界俨然就是一个“地球村”。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相关、如此紧密相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相生相赖，人们对自身主体价值的追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强烈，人们之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交流、沟通、协作与对话！协商与对话、和平与发展成为我们这一时代的主旋律，民主与平等成为当今社会人们生活的普遍价值追求。可以说，当今时代是对话的时代，对话已经成为人们的生存方式。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精神和理念是对话，实现大学生管理与时俱进的发展必须牢牢把握这一核心精神和理念。

对话哲学为我们将对话的理念与精神应用于大学生管理，实现大学生管理机制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丁·布伯是对话理论的集大成者，在阅读他的著作《我与你》时，他的深邃思想深深地吸引了笔者。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的科学把握和预见。在马丁·布伯看来，对话就是“我—你”之间直接的、交互的、活生生的精神相遇关系。这种对话关系不正是当代大学生管理中所需要的吗？这使笔者初步萌生了将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引入大学生管理，建立一种全新的管理机制的构想。为了在更宽广的视野里检验这一想法，笔者阅读、研究了其他一些思想家（如戴维·伯姆、巴赫金、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的对话理论以及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从中笔者的想法得到强化，信心一步步坚定，并最终促成了“大学生对话管理”研究课题的诞生。

前人研究基础

对话哲学的研究

·马丁·布伯实现“我—你”精神相遇的对话哲学论

德国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是对话理论的集大成者，被视为当代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犹太哲学家之一。他的对话哲学博大精深，这里只能非常简单地述及其核心之义。

马丁·布伯从犹太思想传统出发，对近代西方哲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真正决定一个人存在的东西，决不是“我思”，也不是与自我对立的种种客体，关键在于他自己同世界上各种存在物和事件发生关系的方式。这种方式由两个原初词“我—它”和“我—你”来表达。他把近代西方主客二分的世界观归结为“我—它”关系，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关系，因为“它（客体）”只是“我（主体）”认识、利用的对象。在此关系中，“我”不能发现自身的意义。“我——你”关系才是一种真正基本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与西方传统的“我—它”关系截然不同的，它体现了“我”对“你”的尊重，正是这种关系揭示了人生的意义深度。人置身于这二重关系世界之中，相应也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我—它”人生与“我—你”人生。布伯指出，人既筑居于“它”之世界，又栖身于“你”之世界，但人不能“死于”“我—它”的范畴而不悟，人只有以“仁慈”之心去关心他人他物，从而超越“我—它”范畴，进入“我—你”的一体关系之中，人才能被理解，人与他人他物才不是异己的，因而只有“我—你”人生才是真实的人生。“我—你”关系被布伯称为“对话”关系，是“我”与“你”之间直接的、交互的、活生生的精神上的相遇关系。他认为，人不能总处在“我—你”关系中，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努力把“它”的事件的“非直接性”带入与“你”相遇的“直接性”中去，从而赋予“它”的世界以意义。只要这种改变继续下去，人的存在就是本真的存在。

·戴维·伯姆让意义自然流动、汇集与分享的对话论

戴维·伯姆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和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他首先从词源上对“对话”的原初意义进行追溯。他指出，“对话（dialogue）”一词来自希腊语的“dialogos”，“logos”是“语词”或“语词的含义”，“dia”的意思是指“通过”或“经由”。这样来理解对话的话，“就意味着对话是意义的溪流在我们之中，通过我们和在我们之间流动”。在他看来，对话之所以能产生理解，就在于对话所创造的意义在对话者之间不断地流淌，得以共享，由此不断地创造出相互理解的意义。这样，意义的分享就像水泥一样起到把社会黏结在一起的作用。

伯姆指出，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思维假定（assumption）和观念（opinion），“当这些意识深处的思维假定受到挑战时，人们总是不自觉地保护和捍卫它们，而且极易情绪冲动”。对话的目的就在于对思维的全部过程进行探索，进而改变人类在集体中的思维进程和方式。通过这种探索，对我们所固有的文化观念、生存意义乃至对自我的认识进行严格的质疑，破除潜隐于我们思维假定背后的种种束缚。伯姆还提出了对话的具体方法，而“搁置己见”是这些方法的核心。

·巴赫金视对话为生存之本质的对话论

苏联语言学家巴赫金的学术视野涉及众多学科领域，他关于对话的研究对语言学、文学以外的领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白春仁将其对话理论概括为“语言的生命在话语，话语的生命在价值，价值产生于对话，对话贯穿于文化（白春仁，2000）”，这体现了巴赫金理论的深邃之处。

巴赫金把对话看作人类真实生活的体现，是人类生存的本质。他指出，语言的生命在于话语，而这种话语里包含一个人独特的思想、态度和价值观，反映一个人独特的人格，有了这种独特性话语就有了生命。“人的存在本身，便是深刻的交际。存在就意味着交际。”“生活本质上是对话性的。”“人的真正的生活诉诸语言表达，其唯一表里相符的形式，便是没有终结的对话。”“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终结之日。两个声音是生命的最低条件。”他还把对话视作认识真理的手段和途径。

·伽达默尔实现视界整合的解释学对话论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其《真理与方法》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中指出，任何一种解释都预先存在着“关于真实的概念”，这种预先存在的关于真实的概念产生了解释的方法，而不是方法产生了真实。正是有了这种概念作前提，才有了解释的可能。人们头脑中预先存在的先见就是他所说的“理解的视界”。人们从各自的“理解的视界”出发解释文本。但如果我们完全根据这种理解的视界作出决定，又会陷入唯我论的境地，进一步强化原有的偏见。对此，伽达默尔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与文本建立对话关系，实现“视界的整合”，使原来的视界得到改变或扩展。

伽达默尔指出，要让自己的理解与文本的理解展开对话，就必须对自己的理解结构提出质疑，让自己的理解结构暂时悬置起来（这与伯姆提出的“搁置己见”类似），让文本自己提问。当“我”把文本当作“你”来进行交谈时，文本就以一种新的姿态展现在“我”面前，“我”就可以在文本的意义与自己所理解的意义（结构）间建立起联系，二者的亲密结合，将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因此，意义不在文本之内，而存在于对话和问答之中。正是在对话过程中，理解产生了。

·哈贝马斯的主体间交往行为（对话）论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针对工业文明在现代西方社会的崛起中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异化状态，特别是针对自笛卡尔以来欧洲哲学形成的基于个人的主体中心主义传统造成的主客体对立困境，提出了从“单主体性”转为“交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解决方案——交往行为理论。他指出，当我们把对方同样看成主体的时候，就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要求我们相互承认、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我们的尊严就是在这种尊重当中实现的，当我们都成为享有尊严的主体时，我们才开始能够理解我们的价值实现的方式，才能够更好地定位我们自己，同时更好地保护我们存在的价值，保护我们的尊严。哈贝马斯主张通过改变人们的对话环境，消除语言的“意识形态”的欺骗性本质，使社会的全体成员拥有平等的机会参加交往，在无任何拘束、任何压力的情况下“自由对话”，从而消除彼此间误解和冲突的根源，达到人与人的“理解与团结”、“谅解与宽容”。

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

·批判教育管理理论

批判教育管理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这一理论来源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思想，直接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相连，主要代表人物有福斯特、贝茨、赛塔尼克和奥克斯等。

批判教育管理理论把科学与实证主义划等号，认为实证主义的教育管理理论只重视教育管理的技术方面，无视多元性、种族和民族问题、社会阶层问题等，呼吁教育管理理论应该拥有更广泛的知识来源，应该承认“交往的知识”和“解放的知识”在人类事务中的现实意义，并提出教育管理的知识基础要更多地强调对教育现实的批判、道德与价值观、授权和教育变革，让那些无权的人参与到教育问题的讨论和争鸣中，让教育管理的实践人员具有批判的眼光，以分析教育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者看来，社会充满着不平等和压迫，需要进行社会变革，这种变革不是通过斗争或革命，而是通过运用理性的、理智的实践对话，对权力关系采取一种批判的观点来完成。教育组织的目的是实现正义和平等，以便使教育组织中每个人都获得自由和解放，并发挥主体性，这就需要授权，与管理人员、学生和社区分权，打破传统的机械化、僵硬的管理范式，促进教育组织改进，实现教育的正义和平等；需要课程和教学以学生为中心，并指向社会平等和正义。总之，批判教育管理理论把重心放在分权与授权、合作与对话、个体的差异与平等、男女平等、种族文化差异与平等等方面，但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正义与平等，人的自由和解放。

·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理论

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理论思潮中的一种文化反思理论，其主要特点是拒绝传统的历史分析法和理性主义，采用综合整体批判，质疑科学的有效性以及知识或真理的客观性等。它被引入教育管理领域后，就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理论，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 T. B）、霍金森（Hodgkinson C.）等。

格林菲尔德率先把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运用到教育管理理论中，并对教育管理科学的“理论运动”进行了一场“格林菲尔德革命”。他试图建立一种把组织作为人的创造物的理论——一种主体主义或解释主义教育管理理论。他认为，组织不是自然实体，是人们创造的社会性存在物，没有统一的标准化组织。既然组织是人创造的存在，也就没有统一的标准化的组织理论，如此也就不能用数学的和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和分析教育管理问题。他说：“一个人越是仔细看社会现实，越会认为它更少有物质性。组织是人们在行动中创造的，是非物质性的。它们建立在观念、价值和个体的行动上。”（Green field T.B. and Ribinns Peter，1993：99）霍金森持类似的观点并对教育管理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霍金森来说，科学处理的是与价值陈述截然不同的事实性陈述。既然管理实践无法避免地根植于价值，那么就不存在一种适当的和完整的管理科学。“管理是行动的哲学”，这种哲学是动态的——不是唯一的，不是永恒的，更多的是偶然的、对话的，处于解释过程。“尼采最敏锐的观察之一，也是后现代主义的原则之一，‘没有事实，只有解释’。管理是对组织现实进行解释的艺术。”（Hodgkinson C.，1996：7）教育管理和领导主要也是价值的而非事实的。

·女权主义教育管理理论

女权主义泛指追求平等、自由和解放的实践的和理论的努力，它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针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论的研究主体问题的，对授权、解放等主题给予较多关注，试图消除女性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受压迫的地位，实现女性的自由与解放。女权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是女权主义理论在教育管理领域的体现，其代表人物有哈丁等。

女权主义教育管理理论者认为，当代教育管理的理论知识具有严重的男性认知方式的偏见：教育管理的正统理论使家长式的管理制度具体化和稳固化，在实践中，起支配作用的管理形式再生产了男性白人起支配作用的教育管理制度，教育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压制了女性，并且低估了女性的作用，造成了对女性的科层性对立。男性思维和知识结构主导着教育和教育管理，尽管开展了许多促进男女平等的活动，但学校主要还是属于男性的堡垒。女权主义者共同的信念是形成一种旨在揭示这些导致妇女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社会安排。对于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她们强调理解和对话。（黄崴，2000）

·新实用主义教育管理理论

新实用主义源于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其方法论就是要发现特定情境下最有道理的理论或模式，如果某种模式能够解决某种问题，它就是正确的选择。新实用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霍伊、格里菲斯等。

霍伊认为科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基本目的就是要发展理论；理论是抽象的、普遍的解释，不存在严格的正确或错误，但却很有用。教育管理的理论就是要帮助实践人员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管理人员的知识是建立在问题解决的经验之上的，但经验具有情境性，所以得出的结论也具有不确定性，或存在一定的问题。管理理论和研究则要为管理人员提供一套概念准则，帮助他们解决复杂的实践问题。好理论是有效的，教育管理的理论观点要具有开放性、灵活性、多元性，才有助于教育管理实践。格里菲斯教授在讨论教育管理的知识基础时，也持有新实用主义的观点，并提出了选择理论问题进行研究的六个标准：可行性、振奋性、情境性、成本、对用户的友好性和成效性。

·建构主义教育管理理论

建构主义是一种知识观、学习理论和管理思想，它认为知识是不断变动的，且存在于学习者内部；人们必须自己去发现有意义的图式、主题和关系；个体通过自己的价值观、信仰、经历等建构意义，是自我知识的建构者；管理就是“制造意义”。建构主义思潮近年来在教育管理中日益流行，建构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有莱姆巴特和沃克。

莱姆巴特和沃克认为：建构主义领导是一种交互的过程，使教育组织的参与者能够自我建构意义，以实现教育管理的共同目的。在教育组织中，教师、管理人员、家长和学生都可以行使领导行为。领导的基本建构过程主要有以下四个步骤：一是在一个值得信赖的环境中激发人们的潜能，二是打破并重构旧的假设，三是关注意义的建构，四是形成反映新行为和新意图的行动。

莱姆巴特等人提出，那些行使领导行为的人要注意以下方面：一是具有目的感和道德感，因为诚实和信任是建立领导关系的基础；二是具有促进技能，因为框定、深化和变更管理对话的主题是建构管理意义的基础；三是能够理解人类建构主义学习的特征，善于提出问题，促成自我建构的行为；四是对变革和变迁具有深刻的理解，因为变革产生于意义建构的过程是不可预料的，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五是理解管理的背景因素，丰富和重新解释自己的记忆，拟订自己的价值观、假设和允诺，开创对话的论坛，并留有采取行动的余地；六是具有个人的身份感，通过与他人的反思性互动，解释自我并形成自我的身份。（程晋宽，2004）

以上阐述的主要是国外的研究，以下主要介绍国内相关的研究情况。

关于对话与教育的研究

夏正江博士分别从存在论、认识论、社会哲学的角度研究了“对话人生”的问题，并探讨了导向这种人生教育的责任和可能性（夏正江，1997）。在引入对话理念对教育的影响方面，学者刘云生认为对话理念将引发教育深层的变革。首先，“对话”是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一个视点，应全面理解其内涵：对话不是简单的交流，而是平等的沟通；不是简单的接纳，而是包容的理解；不是简单的了解，而是精神的共享；不是简单的言说，而是生态的互动；不是简单的协商，而是真理的显现。其次，“对话”犹如一把利器刺破了传统教育的多个层面，知识观从“固化独白”走向“关系活态”，课程观从“意义聚合”走向“精神互动”，教学观从“文化传承”走向“文化对话”，师生观从“接受培育”走向“平等交往”。第三，对话理论的引入，促进了现代教育的建构，其中包括追求真善美、建构“生态课程”、倡导合作教学和“滋育心根”。最后，“对话”已成为引发教育改革的一个触点，将解构一系列不符合“对话”精神的教育概念，催生一种以“对话”为基础的新教育文化，重塑一个以“对话”为特征的教育世界，培育一批有“对话”思维的时代新人（刘云生，2005）。张天宝博士探讨了教育对话及其基本特征。王向华博士从对话、人类存在与教育关系视角探讨对话教育，她提出，对话是一种渗透于人类一切行为以及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意识或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存在就是对话。人类存在的几个领域（如思想、语言、道德等）都与对话密切相关，它们都具有对话的本质。教育起源于人类的交往，它离不开语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对话也是教育的本质（王向华，2007）。蔡春博士在剖析了“独白”式教育的弊端之后，从态度、关系、认知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分析了对话式教育的内涵。（蔡春，扈中平，2002）

我国学者关于对话与教育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课程与教学论方面，从而使对话教学成为近年来教育学界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这方面的研究较多、较庞杂，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刘庆昌教授、米靖博士、张增田博士、沈晓敏博士、慕君博士等的研究。刘庆昌教授认为，教学对话具有方法和原则双重性质，在历史上早已存在，但由于处在非对话的时代，它仅仅是一种教学艺术，只有在教育历史不断前进的步伐中，它才逐渐从教学艺术升华为教学精神或称教学原则。对话作为教学原则，首先意味着教学从知识的传授走向知识的建构，即追求教学的创造性质；其次意味着师生关系人性化。他进一步指出，对话精神是与现当代生活民主化的潮流以及人类后续的生存状态相联系的，对话教学是时代精神在教育领域的回声。对话教学的特征在于：它是民主的、平等的教学，是沟通的、合作的教学，是互动的、交往的教学，是创造的、生成的教学，是以人为本的教学。对话教学在教学目的、教学伦理、教学方式、教学思维等方面挑战甚至摧毁了传统教学的基础（刘庆昌，2001）。朱德全教授认为，与传统的灌输填鸭式教学相反，对话教学可使命题语言不断更新，符号系统重新建构。这一过程是在师生间心理机制的交互作用下，借助对话表征方式并依附于一定的理性模式而实现的。通过对对话教学心理机制的剖析，对表征方式的阐述和对关联要素的分析，可以建构对话教学的理性模式，设计对话教学的策略，在实践中凸显对话教学的地位与成效。他提出，对话教学心理机制包括对话意识的激活、对话情境的维持、对话机制的实现三个阶段，对话教学的表征方式有以教师为中心的问答式、以学生为中心的愤悱式、师生关系平等的交际式和突出问题焦点的辩论式，对话教学的关联要素包括问题焦点的凸现、教与学角色的明确和教与学期望的促成三方面的内容。最后，提出了包括内在动机激活、问题表征理解、对话表征、评价反馈四个阶段的对话教学理性模式，以及相应的对话教学激活策略、激励策略、匹配策略和指导策略（朱德全，王梅，2003）。米靖博士基于当代对话哲学理念，界定了对话教学的内涵，提出对话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能在对话关系中适意生存、建构意义、创生知识和不断发展的个体，并分析了对话教学关系的特征和建构对话教学关系的策略（米靖，2005）。张增田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探讨了教学的对话品性，对对话教学的内涵、特点和对话教学的目的观、过程观、课程观、师生观以及课堂实践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张增田，2005）。此外有不少关于具体学科（如德育、语文、外语、历史等）开展对话教学实践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是探讨对话教学的一般理论、原则、方法的具体运用，这里不再赘述。

关于对话管理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目前尚属起步阶段，根据搜索发现，目前只有张新平、吴景松、喻小琴、程翠英和韩素贞作过初步的研究。张新平教授明确提出了“对话管理”的概念，他在提出一种“大教育管理学”的新构想时，指出这种“大教育管理学”就是要去营造和建设一个安定有序、民主法治、公平公正和充满活力的“对话管理”的世界，认为对话管理是真正以人为本的管理，是关注价值伦理的管理，是满怀理想、积极创新的管理，并且其具有民主合作、互利共赢、开放探究、真诚理解、批判反思、以建构学习型组织为取向、以现实的关系的互主体性的人的假设为指向等方面的特点（张新平，2006：60）。吴景松博士从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出发探讨了教育管理观的重建。他认为对话不仅是一种管理方式，也是一种管理情境，更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在批判与继承主体教育管理观的基础上，对话教育管理观不仅从新的视角审视教育管理的组织、机制、运行状态，强调对技术的控制和役使，而且以非理性主义的新维度去重新思考与界定教育管理中人的主体性，强调组织与组织中的人、人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以及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等在管理主体的实践活动中达到统一（吴景松，2006）。其他三位（喻小琴、程翠英和韩素贞）的研究主要涉及我国学校开展对话管理的现状与一些反思，在此不作赘述。

关于大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研究

结合新的形势，学者们和学生管理工作者对大学生教育管理模式问题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汤正华提出，为适应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和素质教育的要求，高校学生教育管理模式应实现思维方式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工作方式由单向的“单纯管理式”向双向的“服务指导式”转变，工作方法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工作内容由“理论说服、管理约束”向“教育指导、服务引导”转变；蔡红梅划分了三种高校学生管理模式，即传统管理模式、组群准自我管理模式和群体与个体自我管理模式，并对从传统管理模式向新的管理模式转化的途径作了探索性设计；于蕾、刘云凤分析了当前大学生教育管理中的直线型教育管理模式，提出了一种以导师为主导的网络结构教育管理模式。李明等认为传统的大学生教育管理模式带有明显的政府管制痕迹，从而提出了“一个理念（公共管理治理理念）”、“二个平台（社区社团工作平台、法制道德理想教育平台）”、“二个体系（服务咨询体系、信息反馈体系）”的模式；时长江、胡韵玲认为为应对诸多挑战，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应实现职责划分“模块化”、工作格局立体化、队伍建设职业化、服务管理人文化、行为调控法制化、信息管理网络化；白天志提出，按照人本管理的要求，构建教育、管理、保障、咨询和服务于一体的大学生复合管理模式；贺志军、薛良探讨了高校学生教育管理中运用网络传播理论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创新思路；余岚提出构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话模式；慕容勋提出，以“生活世界”为理论基础，构建“对话—体验—引导”的大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等等。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对本研究的意义——对国内外研究的简评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哲学理论是对时代特征的回应与前瞻。对话哲学是继西方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之后，当代西方重要的哲学思潮之一，是对当今时代特征的科学把握与预见。对话哲学家马丁·布伯、戴维·伯姆、巴赫金、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次揭示了对话的深刻哲学意蕴。对话哲学关于对话、理解、交往、交互主体、“我—你”关系、视界整合、精神相遇、意义共享等的理念拓展了教育管理的新视野，为我们探讨大学生管理提供了新的思维范式。

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提出了知识、权力、解构、理解、对话、交际、自由、解放、平等等一系列新的话语体系，而对话是其中较为共同的中心话语。尽管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在西方正处在建设和发展时期，尚未形成完全的理论形态，但它们是直接针对后现代社会问题提出的解决之道，对当前的教育管理包括大学生教育管理具有直接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国内学者对对话理论和思想的研究除介绍国外研究成果外，在教育学领域主要集中在课程与教学论方面，从而使对话教育特别是对话教学的研究成为近年来教育学界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并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使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面临革命性的变革。学生管理与课堂教学作为育人的两个方面具有某些共通之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笔者认为，对话的哲学理念和精神对管理学同样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目前学界对“对话管理”的研究正处于开创阶段，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张新平教授梗概性地勾勒出了一个“对话管理”的美好境界，吴景松博士看到了对话对于教育管理观的重要意义，但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对此作具体、深入、系统的研究。当前学界关于大学生教育管理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实践工作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探讨一些创新，其中偶有一二是关于“对话与大学生教育管理”的，但也仅仅是将“对话”作为一种方法或方式，没有从理论上突破，而且是非常初步、粗浅的。本书尝试将对话哲学的新理念引入大学生管理，构建一套新的从理论到实践的大学生对话管理机制、体制和方法。

研究的价值

理论价值。首先是其本体论价值。对终极本体的寻求是几乎所有哲学家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使命和追求。“哲学本体论经历了由始基本体论、上帝本体论到物质本体论、理性本体论、非理性的意志本体论的历史发展”，“这些本体论模式都未能超脱追求单一实体的本体论模式，无一不是实体哲学的样本”（王晓东，刘松，2002）。而对话哲学，特别是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是一种关系本体论，从实体本体论到关系本体论是哲学本体论的重大发展和变革。本书坚持和贯彻关系本体论的哲学思想，使原来的主体性教育管理观向主体间性教育管理观转变，实现了教育管理观的范式变革。其次是认识论价值。西方哲学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奠定了主客二分的关系世界和思维传统。对话哲学理念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传统思维认识方式，开拓了以交互主体、多元主体的思维思考和认识问题的新境界。本书在认识论上坚持这一思维范式，解决了大学生管理中主客二分的难题，将管理中的各方置于“主体间”的对话关系中，摒弃了“是—是”、“否—否”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坚持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整合思维方式。最后是理论创新价值。理论创新是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不懈追求。本书力求从时代要求出发，以哲学理论为指导，探讨当前大学生管理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大学生管理理念、组织观、目标观、方法观、过程观等方面达到有所创新，推动大学生管理与时俱进地发展。

实践价值。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回归到实践。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推动实践的发展。本书来源于对大学生管理实践问题的反思，更是以解决大学生管理中的实践问题，促进我国大学生管理的改革和发展为目标和归宿。它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今时代的特征及其教育诉求，使我们在实践工作中回应这些诉求，树立新的理念，探索新的方式方法，以跟上时代的步伐，实现与时俱进的发展；它有助于我们清楚认识当前大学生管理实践中的各种问题，了解大学生管理的未来走向，增强对大学生管理实践的理性认识，增强实践工作的自觉性，提高管理的实际水平；它有助于我们树立新的大学生管理理念，并在大学生管理的组织、目标、方法、过程和评价等方面全面贯彻这些理念，采用相应的方法和策略，促进大学生管理各个环节的发展，实现大学生的和谐、自由发展与提升。

现实意义。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了出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和目标追求，也是当前社会各界热切关注的重要问题。“所谓和谐的状态就是求同存异的状态，即在差异中发现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在追求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中实现差异共生共存的状态，是多样性在全体公民共同认可的规则中共存共荣的状态。这种状态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实现（沈晓敏，2005）”。对话应该成为和谐社会重要的核心理念。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就是培养公民的对话理性，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对话的文化，使对话成为公民的生活方式。探讨大学生对话管理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大学生的对话理性，引导其对话人生。这样的大学生（公民）具有包容、理解、协商、沟通、共享、民主、平等、公平、公正等方面的精神素养和特质，必将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