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管理制度的对话性

大学生管理制度的对话性

管理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对话管理突显人的价值和地位，但并不否弃制度的作用，相反它以制度为规范性基础。制度的刚性不利于管理中人的发展，必须融入对话，使之柔性化，才能符合当代管理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制度：大学生对话管理的规范机制

何谓制度？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的规则（道格拉斯·C.诺斯，1994）。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的运行规则（康芒斯，1994）。罗尔斯则认为制度是“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确定职务和地位及它们的权利、义务、权力、豁免等。这些规范指定某些行为类型为能允许的，另一些则为被禁止的，并在违反出现时，给出某些惩罚和保护措施”（罗尔斯，1988：50-51）。归结起来，制度有以下三方面的内涵：第一，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和活动空间、范围，它既约束人们的行为，又为人们提供了可以自由活动的空间；第二，制度是一系列权利、义务或责任的集合；第三，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的、理性化的、系统化的、形成于文字的行为规范，同时也包括非正式的、非理性化的、非系统化的、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如道德、观念、习惯、风俗等。此外，制度还可以是一种动态运行中的体制架构，也即行动中、实践中的制度（董建新，1998）。这里的大学生管理制度主要是指正式的、理性化的、条理化的、形成于文字的大学生行为规范，如各种管理规定、纪律措施和奖惩制度等，当然也包括更大范围意义上的与大学生相关的法律法规、教育制度与政策规章。

制度是大学生管理中的规则体系，形成和维护着大学生管理中的秩序。任何组织都在一定的秩序中生存和发展，任何组织都离不开一定制度的规范与保障。大学生管理制度既是对大学生行为的规范，也是对管理者行为取向与职责、任务的明确，它为二者提供了自由活动的范围与空间，从而也就为大学生管理各方的对话提供了规范性平台。制度规定了管理各方，特别大学生的行为底线，从而成为对话的限度，使对话不致放任自流。诚然，就对话本身而言，对话具有开放性、自由性，但这并不是说对话无需外在的规则和规范，恰恰相反，对话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的，遵循着一定的规则。不遵循一定规范的对话是不存在的。大学生对话管理以制度为基础，通过各种制度的规范来保障和促进管理的效率和科学性，又以对话的精神去规避制度管理的内在缺陷，使管理活动既在制度的规范框架下进行，又能突破、修正制度本身的局限与问题，通过促进制度本身的发展来推动管理与人的完善和发展。

大学生管理制度的柔性化

当代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要趋势就是从刚性管理走向柔性管理，或者说刚性管理的柔性化。“刚性管理的本质是‘以工作为中心’，依据的是以工作流程构建的规章制度体系，强调方法上的强制性；而柔性管理的本质是‘以人为中心’依据的是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规律，强调方法上的非强制性”（司江伟，2003）。这两种管理形式各有侧重，特色鲜明，互相对应。总的来说，刚性管理重分析、重规范、重理性、重竞争、重过程，柔性管理则重感化、重适度、重超脱、重协调、重结果；刚性管理重制度、重原则、重分工、重分割、重监控、重共性、重外在，柔性管理则重人情、重亲情、重协作、重整合、重激励、重个性、重内在（司江伟，2003）。二者各有优劣，具有相互补充的特点，因此理想的管理应是刚性管理基础上的柔性化管理。柔性化取向的管理更适合于知识型员工的管理，对于教育管理而言更是如此。

制度管理是一种典型的刚性管理。大学生管理制度具有明显的刚性特征，它注重强制性、统一性、原则性，却往往忽视了学生的社会性、文化性和情感性，不利于很好地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精神，因而大学生管理制度必须走向柔性化，通过刚柔并济去发挥其最大的管理功效。柔性化的主要特征和表现是人性化。它强调以人为本，要求将学生立足于真正的“人”——实实在在、有血有肉、有情绪、有思想的生命有机体的基础上，重视学生的需要、属性、心理、情感、信念、人格、尊严和价值，并将这一系列因素融入管理制度之中，实现管理制度的人性化。柔性化还在于注重管理制度本身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多样性，使之有一定弹性，从而更贴近学生的生活和身心状况，发挥制度对学生行为的整合和引导功能。最后，大学生管理制度的柔性化还在于突出其教育向度，发挥其教育功能。大学生管理制度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教育，而不是惩罚和规制。惩罚不是目的，仅仅是手段，教育才是目的。因此，要注重学生对制度的理解与认同，使制度从外在的他律走向学生内在的自律，达到“无为而治”的管理境界。可见，大学生管理制度柔性化的最佳路径是对话，对话能实现制度与管理者和学生之间的最佳链接，所以要使制度管理的过程成为对话的过程。

大学生管理制度形成中的对话

某项管理制度之所以必要，应来源于学生学习、生活及主体建构与成长的需要，来源于管理实践的需要。它应是管理者、学生与教育目标之间博弈的结果，既不能仅仅出于管理者的良好愿望，也不能完全顺从学生的想法与意见，因为他们各自存在着角色身份的局限性与狭隘性。管理者常常受到功利目标和工具取向的驱使，学生则无疑存在不成熟甚至具有天生懒惰的一面，因此，最终结果只能取决于管理者、教师、学生及其他相关者之间依据教育目标而展开的对话。始点往往对过程与终点具有一定的决定意义，正如常言所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而传统的大学生管理中的规章制度往往是出于管理者主观的“管理”学生的需要，基本上排除了学生的参与，这就难免偏离学生学习生活的真实根基。正如韩兵博士所指出，不让学生参与涉及其自身利益的规章的制定，无疑会增加此类规章侵犯学生权益的可能性，成为引发诉讼的源头；在排斥学生参与的情况下，即便制定出的是合法的规章，也会让该规章的可接受性与学生遵守它的自觉性大打折扣（韩兵，2006）。

调研是确保制度对话性的关键。在确定要建立某项制度之后，管理者要组织专门小组（其中应包含学生代表）就制度的具体内容深入管理者、学生和相关者之中展开实际调查研究，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取得第一手材料。调研的范围要尽可能广泛，要覆盖主要的相关面，接受访谈的人员要具有代表性，要能反映所在群体的真实情况与心声。特别是要听取各个层次学生的看法与意见：不能仅仅听取学生干部、学生党团员或成绩优秀学生的意见，更要了解和听取一般学生或有一定问题倾向的学生的想法。在此基础上，由参加调研、熟悉学生情况、具有一定学科专业理论背景的人员对调研材料进行梳理、归纳、提炼、升华，起草形成相应规章制度的初稿，再将拟订的制度初稿交由各个相关层面（如管理层、学生层、教师层、其他相关者层）进行公议，征求意见，结合各方面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再将修改定稿的制度经由一定的表决（如学生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审核（如职能部门审核）、认证（如主管机关批准）等程序后形成正式的规章制度。制度形成后，还要根据管理实践中的新情况、新变化关注各方的反馈意见，对制度进行修订、变更和废止，推动制度的动态更替与发展。总之，在制度形成、发展的全过程都要有管理各方特别是学生的参与与对话，用对话的精神去适度消解制度的刚性，促进管理制度的人性化，以形成和建构管理制度内在的对话性。

大学生管理制度执行中的对话

大学生管理制度形成中的对话是要从源头上确保制度的对话性，而执行中的对话则是要在实践中落实制度的对话性。大学生管理制度执行中的对话既是保障大学生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大学生对话管理的基本要求。它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管理的公平性与民主性，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达到学生对制度执行的认同与理解，使其自觉地遵守和践行规章制度，从而在对话中实现教育的目的和管理的目标。这里仅以处分为例，探讨大学生管理制度执行中的对话。

对学生的处理、处分是大学生管理制度执行中的重要内容，必须严肃和谨慎，因为在我国当前的评价体制下，学生一旦受到处分将直接影响其就业等方面的人生前途，甚至导致学生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或权益的变更。韩兵博士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的高校对于学生的各种消极性评价，均漠视学生的参与；对各种不利处分，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校方单方面作出的决定……排斥学生的参与不仅违背法治和权利保障的理念，难以保证决定的公正与合理，而且会影响其为学生接受的程度，同时降低其所应该起到的警示作用”（韩兵，2006）。因此，保障学生处理、处分规定执行过程中学生参与的权利，与学生开展对话就显得十分重要。在学生违纪尚未达到处分限度前，管理者就应及时找学生谈话，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和真实原因，站在学生的立场，为学生着想，探讨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解决办法和努力方向，防止学生违纪行为的再次发生，此乃“上上者也”。当学生违纪达到处分限度时，直接管理者更应与学生对话，此时的重点应是阐述和介绍相应的制度规定、处分的程序和可能的程度，并听取学生的意见和陈述，进一步核实违纪情节。对学生处理、处分的作出应借鉴国外大学经验，成立专门行使处分职能的学生行为委员会或纪律委员会，且学生代表在其中应占有相当的比例。例如，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行使处分学生职能的学生行为委员会（the Comm ittee on Student Conduct）由10名成员组成，其中有4名是学生，当学生要求听证时，就要成立听证小组（hearing panels），该小组由学生行为委员会的5名成员组成，其中必须有两名学生代表（本科生一名，研究生一名）^[1]。在处分决定作出的会议上，应允许学生到场陈述和申辩，至决定作出时再退场回避。重大处分还应通知家长，与家长对话。在学生处理、处分作出后，还应建立相应的后续救济机制，允许学生申诉。可考虑在大学成立学生管理监督委员会，受理学生的包括处理、处分在内的各种投诉和申诉，且学生代表在其中应占一定比例（可与处分委员会相当）。从我国大学当前的实践来看，根本性问题在于学生代表产生的合理性、正当性及其代表性问题。要努力确保学生代表的正直性和独立性，避免其成为管理者的附庸或象征性的设置，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学生代表的作用。这又涉及健全学生组织，确保学生组织的相对独立性，使学生组织真正成为学生自我管理的机构问题。在涉及学生重大权益的处分，或者对处理处分争议较大、学生严重不服时，应推行听证制度和同行评议制度，而结果应具有最高和最终的意义（当然其中也应有相当的学生代表）。学生受处分后，管理者还应持续关注学生的学习、生活表现，做好教育、管理工作，时常与之对话，使之从中接受教训，受到教育，得到改进和成长。此外，还要正确认识学生对学校的法律诉讼问题。近年来，学生因学校管理问题特别是处理、处分问题而将学校告上法庭的事例屡见报端，引起了各方的关注。这应被视为法制社会的正常现象和管理民主化的重大进步，是学校与学生之间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对话。纵使学校败诉也属正常，不必大惊小怪。而且学生的这种行为也应受到尊重和保护，这说明了学生法制观念的增强和主体成长的进步。当我们的社会大众能够将这类事件作为平常事件看待，不再将其视为异端的时候，也就说明了我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这也正是学校管理反思自己工作，改进自己工作的良好契机。可以肯定，如果我们真正推行对话管理，类似这种诉讼案件将会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