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管理中对话精神的缺失

大学生管理中对话精神的缺失

前面述及人类已经步入新的对话时代，对话已成为人们的生存方式，这为我们开展大学生对话管理奠定了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基础；大学生具有的强烈的对话品性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内在诉求都要求我们的大学生管理必须引入对话的理念，采用对话的管理方式，那么我国当前大学生管理实践中的现实情况又如何呢？现实是我国当前的大学生管理由于工具理性思潮的泛滥和传统官本位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等原因严重缺失这种对话精神，并产生了严重的危害，走向对话已成为必然的选择。对话正是规避我国当前大学生管理中的种种问题与弊端的良方，能够成为大学生管理中的一种良性内生机制。

大学生管理中对话精神缺失的主要表征

注重权力，背弃了民主

权力是一种影响人的力量，带有明显的强制性特征。它在管理中不可或缺，是维持管理秩序的有效保证。但权力是一柄双刃剑，对权力的把握和运用必须适当。在当前的大学生管理中，管理者过分注重权力意识，他们的一切行为深受权力的驱动，体现着权力的欲望，表现为专制和集权的作风，常常带有强烈的行政倾向，以命令、指挥、控制的方式行使管理，权威至上，等级森严；对管理者的旨意和权威，学生只能服从和执行，不能说“不”，更不能违反，如果违反，就要受到批评、训导和警告。因此，管理者和学生之间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地位，缺乏一种深植于学生之上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氛围和作风，纵使倡导民主教育、民主管理，在现实中也变异为一种虚妄的民主，背离了真正意义的民主本质。

忠于学校，背弃了学生

我国当前的大学生管理的出发点在学校，主导性在学校，因而忠于学校，服务于学校，以学校及其管理者为本位和旨归，但在重视学校及其管理者的主体性的同时却背弃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在管理的计划、组织、指挥、决策、控制、监督的各个环节中充斥的是校、院、系及其管理者的身影，体现的是他们的意志和想法。他们往往以自我为中心，进行着“自我实现”的表演，他们在乎的是评委不是观众，在意的是自己的上级和主管部门，而不是以观众（学生）的价值为取向，学生仅仅是执行的对象和点缀，从而沦为管理的边缘和局外人。管理也就相应地成了由学校各级及其管理者组成的封闭体系，成为从校到院、到系、再到班、最后到学生的单向传输。

忠于科学管理，背弃了价值意义

在大学生管理中学校及其管理者崇尚科学主义，注重科学管理、制度管理，追求管理效率，忽视了人的个性、精神和价值意义，使人沦为管理的机器和工具，饱受自身管理的奴役，这就是管理的异化。诸如各种量化管理、目标管理、检查评估等，注重的是管理的程序与结果，是为了管理而管理。各级管理者成天忙忙碌碌、晕头转向，但忙完过后一反思：它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些没完没了的工作大多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不仅对管理者自身的价值意义没有多少增进，对学生的成长没有多少增进，有些反而会有损害。殊不知，大学生管理的目的是人，人的价值意义才是管理的最终归宿。

一味地灌输和管制，背弃了互动和参与

我国当前的大学生管理的目的是为了灌输某种信念、思想和价值，在方式上实行一种管制，致力于管住学生，致力于如何让学生遵守和驯服，如何防止出问题和事故，而不是去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管理方式忽视了学生的自主参与、自主建构，缺乏与学生的双向互动，使管理者成为孤独的控制者，学生成为“容器”和“囚徒”。

大学生管理中对话精神缺失的原因

工具理性的泛滥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继承和发扬了黑格尔关于理性是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的思想，将哲学的“理性”概念改造成社会学的“合理性”概念。他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工具（合）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即一种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而不管目的恰当与否的合理性；二是实质（合）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即一种强调目的、意识和价值的合理性——价值理性。在他看来，启蒙的历史就是一部工具理性高度张扬、价值理性黯然失色的历史。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实证主义思潮的泛滥，工具理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近代科学的数值化、定量化、规范化、精确化不仅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而被广泛接受的，而且是作为一种理性精神而贯穿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是一种理性的社会模式。无论从社会组织、结构与制度层面，还是从具体的社会关系层面，处处都可以看到这种理性原则的体现。它的发展是朝着形式化和工具性的方向前进的。（张康之，2002）在当代，工具理性已变成社会的组织原则，它渗透到社会的总体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就了异化、物化或单面的思维方式及思想文化，成为社会对人进行全面统治、控制和操纵的深层基础。马尔库塞将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基本特征归结为：它是在技术、理性和逻辑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以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衡量知识，尤其是以定量化、形式化作为知识标准；它把世界理解为工具，关心的是实用的目的；它将事实与价值严格区分。（陈振明，1996）

我国传统官本位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

官本位就是一种以官为导向和中心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价值追求。官本位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它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中国儒家文化的理想追求及科举制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形成并经久不衰的三大支柱。《论语·子张第十九》中，子夏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原意是说做事而有余力，就要进一步学习；学习而有余力，就要进一步去做事。而后来，就演变为“从政有余力就去学习，学习而有余力就去从政”。再后来，就把优裕的优变为优秀的优，并只留下后一句“学而优则仕”，解释为“学习优秀则去当官（杨移贻，2008）”。这种思想从此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家长教育子女的最朴素的意识和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百姓的内心深处。中国儒家文化在价值取向上一向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能实现“治国、平天下”这一伟大政治抱负的就是“入仕”为官，而科举制度也为无数知识分子“十年寒窗，一举成名”的仕途之旅铺平了道路。因此，当官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和价值首选，成为整个社会中最光荣的职业。官本位思想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整个社会也按照官本位原则建立起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规范和秩序。官本位的特征表现为官为主、民为仆，官为重、民为轻，官为尊、民为贱，官为中心、民在边缘，官在上、民在下，自上而下形成严密的等级秩序。在此秩序中，官的职责就是管民、治民，民的职责就是做一个顺民，老老实实地接受官的统治。中国传统的教育也成为服务于官本位思想的工具，它强调“经世致用”，实际上就是教人如何服从当权者，如何为当权者效力，如何登上权力的宝座。官的本质在权力。官本位是与特权、等级、服从、命令、驱使等专制、集权作风紧密相连的，这就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一种民为主体、民为本体、民为主人、民为目的、民为标准、民为价值的本源和前提性的民主精神和信念。尽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深入发展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这种官本位思想在今天开始受到动摇和削弱，但作为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主流价值意识它已深深植入中国人的思想文化的精神深处，以至于在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切领域，这种官本位思想仍旧根深蒂固，要彻底根除它不是一两天的事。

官本位思想在大学也严重存在。大学成为政府的下属机构或附庸，政府按照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大学，在大学内部也以行政管理方式替代学术管理，以官位（行政级别）为参照物来框定形成内部各级机构，管理决策以上级为中心，以行政为导向，这就使得管理行政化、官僚化。官本位的思想和作风主导着大学内部管理机制和行为，从而使大学生管理中也缺乏一种以学生为本位和导向的真正的民主、平等精神和作风，这是我国大学生管理中对话精神缺失的思想文化根源。

管理者素质有待提高

管理者作为管理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其态度、知识和能力决定着管理的导向与水平。管理中的问题往往都与管理者的素质相关，管理者的素质是影响管理活动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我国大学生管理者（其主体是学生辅导员）的素质不高，这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大学生管理者特别是学生辅导员的工作非常庞杂、琐碎，就像平常人们说的凡是学生的“吃、喝、拉、撒、睡”都要管，导致大学生管理者往往忙于具体事务，没有时间学习、思考，这使其知识和思想不但得不到更新、发展，反而会由于长时间疲于“应付”和“奔命”而逐年退化。客观上说，由于我国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向重视，最初能够进入大学生管理者的往往都是素质较高的优秀毕业生，近些年各大学都在选拔优秀研究生充实大学生管理队伍，但大学生管理队伍的素质仍旧无法从根本上提高，这方面是最重要的原因。因此，只有大学生管理者超脱于具体事务，同时成为研究者，其素质才可能不断提高。二是高等学校和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缺乏实质性的促进大学生管理者素质提高的政策措施，使大学生管理者特别是学生辅导员学习、进修的机会少之又少，几乎为零。三是相当一部分的大学生管理者对自身素质的提高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没有认识到自身素质提高的紧迫性和长期性，没有看到自身素质与做好工作及时代要求之间的差距，因而不能自觉主动地“忙里偷闲”提高自身素质。四是大学生管理者特别是学生辅导员的职业地位不高，专业发展受限，在相当一部分的教职工眼中他们的工作是“打杂”，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他们自身对自己职业的满意度往往也不高，加之他们的工作大多是奉献，工作投入与报酬不成比例，与学校其他教师的收入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因此，他们大多不安心工作，要么努力提升走“仕途”，要么在拼命提升学历或职称后转岗。这就产生一种怪象：在岗的素质难以提升，提升了素质的又转岗了。因此，在此情况下，大学生管理者整体素质的提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缺乏一种提高管理者素质的内生机制。

素质不高的管理者都倾向于排斥对话，真正的对话只存在于高素质的人身上。首先，素质不高的管理者认识不到对话的价值和重要性，也领会不到对话的真正精神实质，因而不可能在管理中实施和推广对话。其次，对话是一个暴露自己的过程。在对话中管理者素质不高的缺陷和不足将会完全暴露出来，这使他们无法把对话引向深入，只能浅尝辄止，无法进入真正的对话，而且还可能将他们置于尴尬的境地，因而他们本能地排斥对话。最后，素质不高的管理者往往工作武断，方法单一，动辄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威，心胸狭窄，听不见别人的批评和建议，不能放下身段与人平等对话。因此，大学生管理者素质有待提高是大学生管理中对话精神缺失的重要原因。

大学生管理中对话精神缺失的危害

导致形成一种单一、封闭的独白式管理模式

我国的大学生管理长期缺失对话精神，从而导致了一种单一、封闭的独白式管理模式，窒息了大学生管理的生机与活力。这种模式带有强烈的行政倾向和浓厚的政治色彩，强调统一性，追求一个步调、一种风格、一种色彩，使各个高校在管理指导思想、管理目标、管理方法和手段、管理过程、管理评价等方面差异不大，几近同一。它在管理指导思想上，着眼于灌输给学生一种思想政治信念，确立学生的一种人生价值导向，把学生培养成为符合预定目标要求、能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有用之才，这实际上是将学生作为一种由管理者规范、塑造的对象，一种典型的目的性的利用工具。在管理内容上，高校及其管理者按照国家统一的政策规定和要求制定相应的一系列严密的规章制度，对学生实行严格的制度管理和行为控制。在管理方法和手段上，强调惩戒和训导，甚至运用行政手段强令学生服从和执行。在管理过程上，对管理者而言，管理过程就是各种规章制度的贯彻过程和各种工作任务的完成过程；对学生而言，管理过程就是遵守各种校纪校规的过程以及各种学习任务和环节的完成过程。在管理评价上，主要考查学生遵守校纪校规情况和完成各种学习任务情况及其结果，特别是学习成绩。在这种模式下，高校及其管理者与大学生之间是一种“我—它”关系，高校是主动的教育者和管理者，学生是被动的受教育者和管理客体，二者是一种主从关系。它注重和强调“管住”学生，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使管理者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了学生的对立面，从消极防范方面来理解学生管理工作，这往往造成管理者与学生之间的对立情绪取代了本应有的平等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以学校及其管理者为主体和本位的封闭的管理模式，忽视了大学生作为一个个体——人的需求，限制了大学生的主体能动作用，没有调动大学生的主动积极参与，没有引起大学生的情感共鸣，因而得不到大学生的认可、配合与支持，不能引发大学生的自觉主动行为，更不能达到管理者与大学生之间的双向互动，而仅仅是学校及其管理者的一种“自以为是”的管理“独白”，故而在新的形势下收效甚微。

导致管理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

大学生管理中由于缺失对话精神，管理者与大学生之间不能形成平等对话关系，必然导致管理者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主要表现在：管理者以自我为中心，主观武断，凡事凭借个人经验、主观想象与喜好行事，不能深入学生开展调查研究从而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憎，不能根据学生情况的变化调整管理内容和方法，不能基于学生需要和实际情况进行管理决策，作出管理规划和计划，开展相应的管理工作；常常个人权威至上，脱离实际，脱离学生，思想固执，方法简单，瞎指挥；作风不民主，喜欢集权、专断，听不见他人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容不下反对意见，不能耐心倾听学生心声，好尊严，怕丢面子，容不得学生“冒犯”和“顶撞”；对学生不能做到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往往“罚”字当头、“训”字当头，对学生的违纪违规行为不能具体分析，不能做到教育为主，宽严有度，动不动从重从严处理；喜欢吹牛拍马，好大喜功，重上不重下，唯上级和领导意志是尊，不关心学生疾苦，不能同群众和学生打成一片；个人感情用事，重亲疏远近，对自己信任的下级或学生干部偏信偏听，容易纵容包庇，常常使同事不满、学生抵触等。这些现象在大学生管理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此外，官僚主义必然滋生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在我国大学生管理中更是普遍存在。比如，管理者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注重“造势”和“轰动效应”，如把各种开幕仪式、启动仪式、出征仪式、签名仪式、动员大会搞得轰轰烈烈，场面壮观，但各种仪式过后却烟消云散，冷冷清清，接下来的实质内容反而不被重点关注；热衷于开展各种活动，使学生管理工作大多变成搞活动，尽管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是必需的，对学生是很有益的，但在实际开展中大多是形式大于内容，重点在请各级领导到场，动员甚至强令更多的学生参加，以免冷场或不热烈，而不管学生乐不乐意和对学生有无实质关联、价值，有时为了保证场面甚至停课或让部分学生请假去参加活动；注重宣传报道，悬挂各种横幅标语，请媒体、记者到场，甚至给记者塞红包，花钱买报道，扩大工作影响；重视总结，提炼成绩和经验，活动不怎样、工作不深入，但经验一大串、成绩一大堆；对于各种检查评估，看的主要是总结写得好不好，资料是否齐全、规范、丰富，奖励有多少，群众、学生是否众口一词说好，如果有人提意见、唱反调，那肯定是工作做得不好，评估就不是优；工作变成开会、下文件，通过开会传达文件、部署，提要求，又通过开会听汇报来检查工作落实情况，而很少深入实际，深入学生，查看实际情况，分析问题，调查研究，即使去了也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工作看“主流”，看“成绩”，成绩大讲特讲，问题一点带过；等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背离了教育和管理的本质要求，严重威胁大学生管理目标的实现，是必须努力规避的重大问题。

导致学生知行不一，人格缺陷

大学生管理中由于缺失对话精神，导致管理者与大学生之间的关系严重疏离。因为管理者不是基于学生的需要和要求开展工作，学生往往不会认可和支持，甚至对管理持抵触态度，但出于现实考量，又不得不服从、遵守，而违背意愿去参加、去支持；管理者有时明知学生不认同、有怨言，往往也出于种种现实原因（如为了功利目的、应付上级、完成任务等），劳民伤财地去组织开展有关工作，这就使大学生管理陷入悖逆循环的怪圈之中。经由这种管理“磨砺”出来的学生，必然是知行不一，诚信缺失。大学生中的知行不一现象较为普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知言不一，口是心非。他们常常说假话，或是为了阿谀讨好，或是为了附和某种主张与宣传，或是为了某种功利，或是由于说真话会吃亏，这使他们言非所想，所想不能言，产生了一种心理扭曲。二是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各种宣誓、表态、发言振振有词，冠冕堂皇，什么“为祖国奉献青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从我做起”、“艰苦奋斗”、“不计得失”等，有几人能真正去实践，背道而驰的倒大有人在。三是知行不一，明知故犯。对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没有哪一个大学生不知晓，但违反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却屡见不鲜。同时，与此相伴的是大学生诚信缺失：不诚实，不讲信用，弄虚作假，考试舞弊，各种欺骗、谎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可谓比比皆是。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作为现象而存在，而且已经成为学生的一种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渗进了学生的人格，形成了一种人格缺陷。

窒息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精神

发展人的个性是教育的永恒追求，大学生管理也应以发展学生的个性为目标追求。但在大学生管理实践中由于对话精神的缺失，导致了一种单一化、行政式的管理模式，它追求统一性，抹杀差异性，形成一种步调，一种风格。经过这种模式“打磨”出来的学生，就犹如一座标准化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学生的知识、思想和行为受到统一控制，缺乏自主、自由发展的空间与氛围，“标新立异”被视为异端受打压，个性趋同，甚至被泯灭。与此相应的是学生创新精神的缺乏：学生只是一味地接受和顺从，他们习惯于现成的答案，不敢突破陈规（也不允许他们突破），他们的创造精神和潜力不能被激发；他们不是自己的主人，不是管理的主人，而是管理、塑造的对象；他们丧失了自己的主体地位，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他们内在的价值得不到开发和彰显。

走向对话：大学生管理的必然选择

大学生管理中对话精神的缺失对大学生管理和大学生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不仅使管理不能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反而使管理走向了自我封闭的深渊，阻碍管理的变革和发展。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大学生管理必然走向对话，用对话的精神来消解原有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为大学生管理的发展拓展新的空间，开辟新的路径。

对话消解封闭，走向开放

对话作为一种关系，将对话双方有机联结起来，互相以对方为取向，形成一种双向沟通关系，从而消解自我封闭与自我中心。将对话引入大学生管理，使大学生管理中的各种关系成为对话关系，不仅管理者与学生之间形成对话关系，管理者与管理者之间（不论是平级还是上下级）、学生与学生之间、管理者与其他相关者（如家长、社区民众）之间、学生与其他相关者之间、其他相关者之间、管理者与环境之间、学生与环境之间等都应形成对话关系，从而瓦解原来单一、封闭的管理体系，使之全面走向开放。开放是对话的固有本性，只有开放才能生存，只有开放才能发展；开放是事物生存发展的内在需要与动力；开放为大学生管理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因为开放，大学生管理者不能再官僚，形式主义也再无栖身之所，他们更加自信与豁达，更能理解学生、包容学生、引导学生；因为开放，学生才能走近管理者，理解管理者，才能自觉支持、认同管理活动，才能汲取各方面的信息和关爱，自由自主地成长；因为开放，大学生管理的相关各方才能积极介入管理活动，实现管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和谐与协同，达到管理中各种资源的整合与优化，推动管理创新与发展。

对话尊重差异，倡导多元

我们生存的世界是一个多样性的存在。多样性产生差异，也正是世界万物的千差万别，才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人类的生存有赖于周围生物世界的多样性，然而人们却先天地不喜欢多样性和差异。正是人们致力于消除差异达到同一的诉求，导致了人们之间的种种对立、冲突、争端与战争。对话摒弃这种意识上的误区，主张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性，并在此基础上异中求同、同中存异。差异不仅必要，而且能够成为组织的巨大资源。“对话使人们深入认识和了解差异性，同时也提供了一种途径，使人们能尊重差异性。没有差异，世间就只剩下单一与重复。差异性是创造的必要条件……当我们尊重各自的不同时，就会让我们能够进行流畅的谈话，从而发现差异性的真正力量，开创新的时代”（琳达·埃利诺，格伦娜·杰勒德，2006：240）。对话进入大学生管理，将开创大学生管理新时代。它倡导尊重学生差异与个性，消解传统的单一模式，形成多元化的管理模式。多元化的模式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关注学生丰富多彩的世界，根据学生的丰富性、多样性、多元性、立体性和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适时适度地调整具体的管理目标、内容、方法、形式和手段，因材施教，从而建构起每个学生独特的个性和创造能力。

对话锤炼学生的品格

现在的大学生是在改革开放后国家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优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既承载着崭新时代的信息，具有天生的优势和潜质，又由于从未经历过苦难，从小娇生惯养，具有天生的品格缺陷。他们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性格固执、偏执，不善于与人相处，缺乏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依赖性强，难以独立自主……这些不足既是他们人生发展的障碍，也是社会发展的隐忧，是我们的大学教育和管理中必须解决的一大课题。然而如前所述，我国现行的大学生管理由于其自身的严重封闭性、单一性导致它不但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加剧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并引发很多新问题。走向对话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由之路。对话管理是锤炼学生品格的良方。对话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修养。在对话中，学生不仅可以学会学习、学会认知，还可以学会生存、学会处事。对话是一种转向，一种他向思维。学生在对话中能够学会理解他人，尊重他人，学会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与人共事；学会关爱他人，换位思考，养成责任意识和合作互助的精神。对话是一种心与心的相遇，情与情的碰撞。在对话中，一切都是出于自己的真诚之心，是自我的自然流露。在这种对话精神的长期浸润下，学生自会养成一种诚信的品格，达到知、情、意、行的和谐统一，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时，对话既是一种他性的激活，也是一种我性的坚守，它要求自主思考，自主创建，使学生摒弃一切依赖思想，养成独立自主的性格。随着对话管理的发展，学生的品格将会得到不断提升。

对话提高管理者素质

对话具有生产性、创造性的特征，对话的过程是相互造就的过程，是相互提高的过程。在对话中，不仅学生的素质和品格得以生成建构，管理者的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大学生是时代精神的代表和化身，他们身上聚合了时代的新思想、新观念，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前进方向，管理者与之对话能够促进自己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并不断与时俱进。而且青年大学生思想敏捷而活跃，能激发管理者的新构想、新思维、新创见。此外，大学生还是一个成长中的矛盾体，他们的心理特征、情感体验复杂而多变，敏感而冲动，这就对管理者的管理方法和艺术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既要顺应个性特征，又要追求管理的价值目标。这将促进管理者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对话的过程也是管理者自我暴露的过程。在对话的过程中，管理者知识、能力、素质方面的优势和缺陷都将暴露出来，这是管理者合理认识自己的机会，它使管理者正视自己的不足，自觉生发提高自身素质的欲望和诉求，这种欲求将随对话的持续开展和深入进行而生生不息，不断高涨，故而，对话又成为管理者提高自身素质、促进专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对话，还能促进人的反思。管理者在对话中会不断反思，不断提高。随着管理者素质的不断提高，又反过来推动管理的创新和发展。因为管理者是大学生管理的设计者和规划师，是管理中的首席，他们的高素质必然带来高水平的管理。因此，对话是大学生管理中的一种良性循环机制。

【注释】

[1]科菲·安南.“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概念源于联合国的基本价值观[EB/OL] http://www.un.org/Chinese/dialogue/messagesg. Htm. 2001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