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对外直接投资，降低贸易顺差的探讨

第四节　扩大对外直接投资，降低贸易顺差的探讨

除了作为资本流出直接减少资本项目顺差外，理论上说，对外直接投资还可以起到缓解贸易失衡的作用:顺差国在主动或被动减少对逆差国货物和服务出口的情况下，采取向逆差国进行相关产业的直接投资，直接在逆差国生产和销售相关产品。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在投资发生时期作为资金流出减少资本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可能会有效减少投资国的出口(和/或增加进口)从而起到减少贸易顺差，从而从经常、资本两方面起到缓解本币升值的作用(这其实是中国吸收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即人民币升值复合性的反方向机制)。此外，直接投资不妨碍顺差国产品的国际化和占领海外市场的进程，不会对出口企业利润和国民经济造成大幅度损害。本研究认为，近期内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将是平衡国际收支、缓解货币升值压力的最好方法之一。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资本流出，对减少资本项目顺差的作用十分简单明了，不用多说。这里要着重讨论对外直接投资对降低投资国贸易顺差的作用。

一、理论机制研究

理论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出口贸易关系的理论研究很多，它们可以从各自侧面论证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与东道国贸易的影响，从而对减少贸易顺差的作用。总体而言，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已有研究根据其影响方向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对外直接投资会减少本国出口(和/或增加进口)，即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贸易收支起到负面作用”，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会带动本国出口(和/或减少进口)，即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贸易收支起到正面作用”两类。简而言之，即直接投资会对贸易起到替代性作用和互补性作用。由于本研究研究的内容是作为投资国的顺差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缓解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贸易失衡的作用，因此这里仅将前者，即支持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投资国贸易顺差减少，从而缓解贸易失衡的经典理论简单整理如下。这些理论在本研究第5章已经大部分整理过了，当时是用来分析吸收直接投资促进东道国出口的可能性。现在将其重新整理，用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减少投资国出口和顺差的可能性。

1.边际产业替代论——投资国输出比较优势可能导致贸易顺差减少

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提出的边际产业理论认为，边际产业就是投资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但对于东道国来说，却是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该理论认为，日本式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是取代贸易(替代贸易)，而是补足(互补关系)贸易、创造和扩大贸易的，而美国则是逆贸易型的。该理论对这两种直接投资进行了解释:从边际产业开始进行投资，可以使东道国因缺少资本、技术、经营管理技能等未能显现或未能充分显现出来的比较优势显现出来或增强起来，从而扩大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为实现数量更多、获益更大的贸易创造条件。显然，根据这一理论，对外投资国由于输出比较优势，而东道国吸收了旨在扩大其比较优势的直接投资，并积极地与投资国进行互补性质的国际贸易，必然导致对外投资国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从而导致贸易顺差减少。

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投资国在产品成熟/标准化阶段由出转进

美国经济学家弗农(1966)认为，产品的生命周期可分为创新、成熟和标准化等阶段。在产品创新阶段，由于产品的特异性或垄断优势，价格的需求弹性低，企业有选择在国内生产的倾向，并向后发工业国家出口，以对外贸易的方式满足国外市场。在产品成熟阶段，由于技术的扩散和竞争者的加入，成本因素变得更加重要;同时为避免贸易壁垒、接近消费市场和减少运输费用，对外直接投资比产品出口更为有利，因而企业倾向于到海外需求类型相似的地区投资设厂，以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在产品标准化阶段，生产厂家所拥有的垄断技术因素已消失，竞争的基础变成了价格竞争，因此企业倾向于把生产业务转移到劳动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根据弗农的理论，在产品的成熟和标准化阶段，一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移成熟产业，变出口为进口，很可能会降低该国贸易顺差。

3.国际生产折中论——投资国基于区位的OFDI可能导致贸易顺差减少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提出的著名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指出，企业要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是由该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共同决定的，其中东道国具有的区位特定优势，即其关税和贸易壁垒、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等，是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根据这一理论，如果某国对外直接投资是被东道国低成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吸引而进行生产性投资，则其在东道国的投资企业就类似海外生产和销售基地，很有可能增加东道国的出口，同时由于其中有向投资国返销的部分，从而使得投资国进口增加;而投资国的出口由于生产能力的输出而相应减少，从而使得对外投资国贸易顺差减少。而如果该国对外直接投资是被东道国市场潜力所吸引，大量产品留在东道国内销售，则同样会减少投资国对该东道国的出口，使得贸易顺差减少。

4.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对外直接投资为东道国创造垄断比较优势

克鲁格曼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国际贸易理论放松了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假设，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视角来看贸易和投资问题，认为由于存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无法完全消除国际间资源禀赋差异，即使实现了要素均等化，替代了产业间贸易，但国际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创新和垄断优势也会导致新的竞争优势产生，从而带动东道国出口，尤其是对投资国的产业内贸易出口。这也会导致投资国的贸易顺差降低。

以上学说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减少投资国贸易顺差的理论机制，可以作为顺差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缓解与东道国的贸易失衡，从而缓解本币升值压力的理论基础。此外，一些经典模型和学说还直接给出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应对贸易保护、缓解贸易摩擦的工具替代出口的机制。主要包括下面两个经典学说:

1.蒙代尔“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通过对外投资绕过贸易壁垒

Mundell(1957)创立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该模型建立在标准的2﹡2模型基础之上，认为当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而不存在贸易障碍的前提下，两国必然会产生国际贸易，并导致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而当贸易障碍阻碍商品自由流动，并引起资本要素边际收益的差异，则一国企业会以对外投资(这里包括了直接或间接投资)的方式绕过贸易壁垒，代替出口达到商品和资本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也称为“关税引致投资”。蒙代尔这一模型反映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替代作用，它本是用于考察存在贸易壁垒的环境下资本要素如何通过对外投资实现其边际收益均等化的理论机制，但其中潜藏了其作为应对东道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建议: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替代出口。

2.巴格瓦蒂/蒂诺普洛斯“补偿投资模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化解贸易壁垒

Bhagwati和Dinopoulos等学者(1986，1987，1992)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创立了“补偿投资”学说，即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并非全部如同蒙代尔模型中所述是仅仅为了当期“绕过”东道国的贸易壁垒，而是从长期利润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到下一个时期东道国继续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损失，而在当期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即所谓的“补偿投资”，旨在减少东道国继续采取贸易保护的可能性，是为了“化解关税”或其他贸易保护。

二、实证研究——以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顺差为例

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减少贸易顺差的可能性之后，我们将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验证对外直接投资对减少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失衡，从而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有效性。

由于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间较短，21世纪以前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基本处于100亿美元以下的区间内缓慢上升。进入21世纪后增长趋势有所加快，但总体流量规模仍然不大，2002—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分别为25、29、55、123、161、225、522、565、680亿美元，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也仅为2 976亿美元^[12]，这与我国2010年29 729亿美元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相比规模过小，因此利用之前年份的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顺差的影响进行计量研究不具有太大说服力。有学者例如王迎新(2003)等使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对中国海外投资与出口关系进行过研究，但对应的计量实证研究则较为缺乏。然而，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日本这个资本输出大国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应对日美贸易摩擦所采取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效果，来达到检验理论、并为中国今后加大直接投资减少贸易顺差提供经验借鉴。

1.考察时期选择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处于贸易顺差和逆差交替状态，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则一直处于贸易顺差，且顺差增长迅速，由1981年的不到100亿美元上涨到1986年的832亿美元，成为当时世界主要贸易顺差国。其中美国是日本的第一大顺差国，尤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根据世贸组织与美国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计算，1985年日美整体货物贸易顺差已经达到将近500亿美元之多，占日本整体顺差的90%以上。这使得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各逆差国纷纷对日本施加压力并采取各类贸易保护措施。为了解决日美贸易顺差，1985年日美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这使得日本出口受到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为了从另一角度缓解贸易摩擦，同时利用日元升值的机会，日本在20世纪中期以后明显加快了对外直接投资步伐。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从1985年到1990年短短5年内，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由65亿美元猛增到480亿美元。其增长幅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较为罕见的。这种对外直接投资既有为避开、缓解贸易摩擦的“贸易替代”以及“补偿投资”的性质，同时又可以帮助日本企业国际化。图8－23显示了1985—1997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日美贸易顺差的走势。

图8－23　1985—1997日美贸易顺差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关系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历年《世界投资报告》、美国统计局(http://www.census.gov)。

图8－23初步显示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日美贸易顺差存在明显负相关关系。由于影响贸易差额的因素绝非仅仅是对外直接投资，因此更精确地考察1985年之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日美贸易差额的影响，对了解顺差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减少贸易顺差具有借鉴意义。

2.模型形式设定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希望考察日本在1985年之后对外直接投资对日美贸易失衡的影响，因此应当设立贸易差额的决定模型，即以日本对美国货物贸易差额为因变量，而把影响日本对美国进口、出口的因素(应当包括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内)设为自变量，考察日本在这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对日美贸易顺差的影响程度和方向。

根据国际经济学基本原理，影响日本对美国出口的因素包括两个方面:美国总体产品需求量以及美国从日本进口的比例，而这一比例则取决于日本产品的相对价格以及产品的不可替代性等。我们可以用美国的国内吸收来近似表示美国总体产品需求能力，而用日元名义有效汇率的变化来反映其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同时，根据前文的理论研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使得日本生产和出口能力向外转移，会减少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从日本进口产品的比例，也可能会增加日本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进口，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会起到类似的作用。类似地，影响日本从美国进口的因素则可以归结为日本的总体产品需求量及其从美国进口的比例，本例中也可用日本国内吸收以及日元名义有效汇率、日本对外国直接投资来分别反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可能起到类似作用。此外，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要转化为生产能力乃至出口能力需要一定过渡时间，因此我们将把当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及其若干阶滞后项的线性组合，而不一定是当期流量作为自变量进入模型，并通过模型调试选取合适的滞后期或其线性组合进入模型。在实际计量模型设计过程中我们将根据赤池原则和施瓦茨原则，以及相关变量的T检验，最终确定日本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阶数。

综上所述，我们根据日本和美国在1985—2008年的相关经济数据设立以下贸易差额决定模型:

　　lnbop=a+β₁lnaoj+β₂lnaou+β₃lne+β₄lnofdi_n+β₅lnofdiu_n

其中lnbop，lnaoj，lnaou，lne，lnofdin，lnofdiun分别表示日美货物贸易顺差、日本国内吸收、美国国内吸收、日元名义有效汇率系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量n期滞后项线性组合、美国对外直接投资n期滞后线性组合的自然对数形式。日本货物贸易顺差数据根据美国统计局(US Census Bureau)相关数据计算得到;用于计算国内吸收的日本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取自世界银行数据库、贸易数据取自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日元名义有效汇率系数取自国际清算银行数据库(月度数据算术平均);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取自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手册》网络版数据库。

3.单位根检验

由于涉及到时间序列数据，需要首先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其平稳性。使用EVIEWS 5.0 ADF检验结果如表8－7。

表8－7　相关变量单位根检验

注:*表示在10%的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假设，＊＊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假设，＊＊＊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假设。(C，T，K)分别表示截距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由SIC信息原则自动检测决定)。下同。

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到，以上相关变量都属于不平稳时间序列，但其一阶差分都属于平稳序列，因此可能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4.Johansen协整检验

单位根检验给出了变量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的可能性，下面我们针对模型变量lnbop，lngaoj，lngaou，lne，lnofdi，lnofdiu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以考察其是否真实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下表8－8。

表8－8　Johansen协整检验

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到，无论是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根检验，都得出了这5个变量存在1个以上、最多3个协整关系的结论。

5.协整回归模型及其参数检验

基于以上检验的结果，我们使用E－VIEWS 5.0对模型应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协整回归，这里略去日美直接投资的滞后阶数调试、不显著的变量删减等变量调试过程(调试过程中，日元名义有效汇率、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由于对因变量影响不显著而被删去，同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滞后阶数确定为1阶)，直接给出最理想的回归结果:

从参数检验结果可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1期滞后)对日美贸易顺差起到显著负面影响，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每上升1个百分点，日美贸易顺差就会减少约0.15个百分点。日本国内吸收与美国国内吸收分别对日美贸易顺差具有显著负面和正面影响，这也都符合国际经济学模型的基本结论。此外，参数检验还说明，日元名义有效汇率的变化对日美贸易顺差所起作用并不显著，其可能原因将在后文进行解释。

由于本研究仅研究长期影响，因此就不使用向量误差纠正模型(VECM)来研究短期影响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利用数据自行研究。

6.实证研究结论与启示

我们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对外直接投资对日美贸易差额的影响。实证结果至少可以对我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减少贸易顺差，从而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提供以下几方面的信息:

首先，根据日本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的经验，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可以对投资国的贸易顺差起到抑制作用，实证结果符合各类经典模型的基本结论。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转移生产和出口能力导致投资国出口减少，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在东道国生产的产品返销国内产生的进口增加。由于当前我国贸易顺差对象主要是美国，因此我们也可以在协商合作的基础上，考虑增加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促进我国企业国际化的同时减少中美贸易失衡，从而缓解贸易摩擦及其发生的可能性，并可以减少人民币升值压力。

其次，实证模型结果可以看出，日元名义有效汇率的变化对日美贸易顺差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反映了日美“广场协议”对调节日美贸易失衡的效果是有限的。换句话说，贸易差额双方货币汇率的调节，即“支出——转换”政策对贸易失衡的影响可能并不明显。名义汇率变动对日美贸易差额调节失效可能有如下解释:

从经济理论而言，首先，汇率调节贸易收支的实质是通过改变进出口产品价格来调节贸易收支，其效果必须考虑总体价格水平变动的因素。如果一国货币对内升值(通缩)大于对外升值幅度，则货币升值带来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将被国内物价下降带来的产品价格下降抵消(黄卫平、彭刚，2004)，使得贸易顺差难以减少。而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经济进入“平成萧条”，出现了长期通货紧缩，这可能减弱日元升值对日本贸易顺差的抑制作用。其次，汇率调节贸易差额要受到进出口产品弹性的影响，即要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如果某国出口产品在世界上替代品较少，价格弹性较小，便可能导致汇率调整贸易差额失效。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日本在电子产品、汽车、钢铁等产品方面具有相当大的技术领先甚至垄断优势，甚至使得美国等国家不得不要求日本采取各种类型的自动出口限制(萨尔瓦多，1998)。这说明日本的这些产品具有较小的价格弹性，这可能使得马歇尔—勒纳条件不一定得到满足，从而使汇率调节贸易收支失效。

从近期实践来看，不仅仅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的日美贸易失衡，名义汇率调整对当前中美贸易失衡效果也不明显，例如自从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至2009年末，在美国频频政治施压下，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已由1∶8.193 6下跌到1∶6.828 3。然而通过美元贬值减少对华贸易逆差的效果似乎并不好:根据美国统计局的公布数据，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最剧烈的2005年至2008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分别为2 016、2 325、2 563、2 663亿美元，逆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世界分工结构变化产生的，中国出口美国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很小，美元贬值难以起到抑制进口的作用(即马歇尔－勒纳弹性条件不满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上文曾经提到过的“盯市”现象，即把本币升值与出口外币价格的联系尽量割断。因此，我们可以采取其他方法，例如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取代传统的汇率调节贸易收支机制，更有效且主动地减少贸易顺差。

第三，由实证模型结果还可以看到，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能够很显著地对日美贸易顺差起到抑制作用，这是通过收入——进口途径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即“支出——改变”政策，且其抑制幅度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减少顺差的幅度要更大。例如本案例中日本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日美贸易顺差就减少0.24个百分点，这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0.15个百分点相比幅度更大。这对我国缓解当前中美贸易顺差也有借鉴作用。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尽管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总体规模暂时不如日本，但其差距已经越来越小，日本内阁府2010年1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第三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折合成年率增长3.9%，达到1.372万亿美元^[13]，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第三季度中国GDP换算成美元为1.415万亿美元。中国由此连续第二个季度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4]因此我们在尝试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同时，必须把扩大国内需求和收入，从而按照边际进口率增加进口作为解决贸易失衡的根本途径。但根据前面所分析的，这样做必须解决收入差距扩大、资产价格过度上涨、近年内部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等问题，从而需要相当时间。

三、中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减少贸易顺差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已有研究从理论和实践角度说明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消减贸易顺差可能起到积极作用。而事实上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贸易形势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存在借助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来减少贸易顺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必要性方面

不同时期的中日两国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缓解顺差必要性的相似点如下:

1.都处于贸易顺差快速增长期，在经济危机背景下遭遇贸易保护

对特定国家贸易顺差的快速累积是导致逆差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直接原因。根据WTO的数据，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与当前中国都处于贸易顺差迅速增长时期:日本货物贸易顺差从20世纪80年代的不到100亿美元快速上涨到1985、1986年的467、832亿美元;而近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也历经了21世纪初的不到300亿美元快速上涨至2008年(近年顺差的最高点)的2 981亿美元，增长幅度都非常之大(2009—2011年，随着人民币升值负面影响和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发展，我国贸易顺差出现下降，但2011年底仍然达到1 500亿美元)。^[15]

除了贸易顺差的积累以外，其主要出口国面临的经济危机也是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诱因。就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而言，当时世界经济处于石油危机和拉美债务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滞涨时期;而就当前中国而言，世界经济正经历了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内部经济停滞再加上外部需求减少，诱发主要逆差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更为相似的是，二者主要贸易顺差国都是美国，且美国在不同时期都针对中日采取了不同类型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例如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广场协议强迫日元升值，迫使日本采取各类产品自动出口限制;而近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逆差国后，美国同样不断向人民币施加升值压力，并通过反补贴、反倾销、特保措施等构筑新型贸易壁垒。这是当前中国应仿效20世纪日本大力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减少贸易顺差的必要性之一。

2.货币升值与财政货币政策对贸易摩擦调节作用都有限

一方面，当前中国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都主动或被动尝试使用货币升值的方法来减少贸易差额，这一方面对出口企业造成损害，另一方面效果却都不太明显。以日本为例，1985年广场协议使得此后10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但日本在之后直至2000年一直保持美国第一大逆差国地位。日本对美国出口确实受到一定程度限制，但美国对日本出口却并没有随着美元贬值而增长。且从总体差额来看，本文实证研究的参数检验(T检验)说明日元汇率的变动对缓解日美贸易差额的作用并不显著。而中国的情况就更为明显，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2005年7月的1∶8.193 6上升到2009年12月末的1∶6.828 3，而2005年至2008年这人民币升值幅度最大的三年内，中美贸易顺差分别为2 016、2 325、2 563、2 663亿美元，不降反升。^[16]可见汇率对当时日美贸易和近期中美贸易顺差的调节作用都有限。另一方面，通过美国紧缩财政货币来减少收入从而减少对日、中进口的方法在两个时期都行不通，因为无论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当前，美国都面临经济发展停滞的局面，需要用扩张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17]因此，这是当前中国仿效日本采取其他措施例如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应对贸易保护的必要性之二。

(二)可能性方面

不同时期的中日两国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缓解顺差可能性的相似点如下:

1.产出和出口地位都处于上升阶段，且比重类似

不断扩张的生产和出口能力反映了一国经济良好的基本面，是一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国外市场的前提条件。就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而言，二战重建以来在美国的扶持下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战略性贸易政策，其产出和出口在世界上的排名迅速上升;就中国而言，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一定意义上的世界(加)工厂，经济增长速度连续10年在8%以上，货物出口跃居世界第一。可以说当前中国与当时的日本一样，都处于一个国际经济地位上升的阶段，图8－24展示了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在不同时期的产出和出口占世界比例的变化趋势。

图8－24　主要国家GDP与出口占世界比重变化趋势(左图为GDP比重，右图为货物出口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贸易组织(http://www.wto.org)、世界银行数据(http://www.worldbank.org)整理计算(欧盟在不同时期成员国数目不同，2010年为27国数据，WTO不再统计EU15的贸易数据)。

由图8－24可以明显看出，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和当前(这里指2010年)中国产出与出口占世界比重都处于迅速上升期，且当前中国GDP占世界比重(9.39%)十分接近日本1980年比重(9.60%)。当前中国货物出口占世界比重(10.36%)则已经到了日本从未达到的水平。可见当前中国产出与出口在世界的绝对地位与相对发展趋势都与当时的日本十分类似，这是我国当前扩大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之一，当然也是造成两国贸易顺差积累招致贸易保护的原因。

2.货币都处于升值趋势，降低对外直接投资成本

出口激增本身会带来货币升值，同时主要逆差国也会通过政治外交等途径迫使顺差国货币升值，这种升值一方面会影响出口，但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本币成本，有助于扩大直接投资的规模。就20世纪80年代日本而言，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计算，由于受到广场协议的约束，日元有效汇率由1984年的54.7425快速上升到1993年的100.3333，这是日本在该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提高的重要诱因;就当前中国而言，在美国等逆差国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从2005年7月汇改开始至2012年3月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从1∶8.194上升到1∶6.430，这种大幅度升值与日本当时的情况类似，是当前我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良好机会。

3.之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都较小，处于增长转折点

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很小。根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1980年至1985年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为24、49、45、36、60、65亿美元，相对其对外贸易规模而言无足轻重，而广场协议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出现大幅增长，在接下来5年内快速增长至1990年的480亿美元，占到当年货物出口额的16.7%;而这一点上21世纪初的中国也是相当类似:1990年至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一直在100亿美元以下徘徊，直到最近几年才出现大幅度增长的趋势，2010年的最高点达到680亿美元，占当年货物出口额的4.3%^[18]，正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趋势相符合。图8－25显示了这种趋势的跨时期相似性。

图8－25　中日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变化趋势对比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手册2008》，2008—2010年数据取自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11》。

可见，无论从可能性还是必要性而言，中国都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十分相似，存在仿效日本扩大直接投资减少贸易顺差的基础。

(三)当前中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机遇与障碍

基于上文的分析，可知中国当前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所面临的经贸状况存在较高的相似性，我国当前存在仿效日本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以减少贸易顺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另一角度看，当前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还存在一些当年日本所不具有的机遇以及障碍，值得我们仔细考察比较。

1.独有机遇

(1)当前中国扩展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

在日本着力扩展对外直接投资的20世纪80年代，诱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是石油危机等导致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滞涨，属供给冲击。美国等逆差国在失业率剧增的同时面临严重通货膨胀压力。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总统里根和美联储主席保罗开始推行紧缩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开始了减少货币供给的中期金融战略。而这一时期加拿大、联邦德国、瑞士等主要发达国家也都采取货币主义紧缩货币控制通胀的政策。可以说在日本准备大力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之前，世界范围内利率水平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准，这不利于对外投资企业进行海内外融资。

而近期中国面临的却是一个相对宽松的世界货币环境。诱发贸易保护的是各国金融市场的收入效应及其通过进口－收入渠道导致的各国收入和需求减少，属于需求冲击，在主要危机国经济增长停滞的同时却没有20世纪80年代的通货膨胀。这使得各主要经济体得以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恢复和刺激需求。例如2006年底，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曾高达5.26%，随后为了对抗金融危机，美联储在之后两年连续降息，到2008年底达到了0.09%的极低水平。2009年末，美联储宣布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将0%至0.25%的联邦基金利率再延长一段时间，直至2010年末，美联储基准利率仍在0.2%以下。与此同时，世界主要国家央行也纷纷效仿美国采取降息政策，例如英国央行在2009年初将基准利率降到其1694年成立以来历史最低的1.5%;加拿大央行在2009年1月底将其基准利率降至历史最低的1.0%，并表示要采取更多降息措施刺激经济;澳大利亚央行于2009年2月将基准利率降至45年最低水平的3.25%;甚至一向重视通货膨胀，严格控制货币政策的欧盟央行自2008年10月以来也进行了四次降息，至2009年1月中旬降至2.0%，累计降息2.25个百分点;2009年末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也称:“各国将继续保持宽松的财政货币刺激措施，直到全球经济复苏得到确认”。^[19]可见，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相对宽松货币环境使得我国近期对外直接投资比当年日本更具融资优势。

(2)当前中国产出、出口潜力大大高于日本，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更大压力和动力。

20世纪80年代日本产出与出口的增长可归因于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以及抓住了汽车、电子等朝阳产业的发展契机，因此受到产品生命周期的限制;而近期中国的产出与出口发展则更多归因于其本身大量廉价劳动力以及大量国际生产资本的结构性涌入，这比当年日本更具有持久性。从产出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2000年以来，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10年在8%以上，而尽管产出和出口不断增长，但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也仅在3%～5%徘徊，相对增长速度远不如近期的中国。即使从绝对规模上来看2010年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在同一级别上竞争了。而从出口来看，中国21世纪以来的出口增长率明显快于同期乃至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这种更大的产出和出口潜力使得中国比当年的日本更具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和动力。前者源于产出和出口持续增长带来的贸易保护，后者则源于经济增长带来的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上升。

2.发展障碍

尽管我国当前就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减少贸易顺差而言具有众多与当年日本类似，甚至更多可能性和必要性，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少日本当时没有的障碍，需要我们在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予以克服。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1)跨国企业海外业务和海外资产规模与主要国家差距较大。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开始扩展对外直接投资之时，已经具有较多具有雄厚海外资金规模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例如索尼、三菱、松下等著名跨国公司，并上演过索尼兼并哥伦比亚三星电影公司、三菱集团购买洛克菲勒大楼等著名跨国兼并案例，其效果与投资利润暂且不论，但至少显示了日本企业雄厚的海外投资实力。而当前中国虽然有不少企业营业额绝对数量不小(例如美国财富杂志评出的2009年世界营业收入最大的500强企业中中国已占到43家)，但其中大多数都是以国内业务为主，海外业务和海外资产规模与世界主要国家差距较大。例如根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10》的数据，就非金融企业而言，截至2009年底，世界海外资产规模最大的100家非金融跨国企业中中国仅有2家(中信集团、中远集团);就金融类企业而言，截至2009年底，按照业务地理分布系数(GSI)排名的世界前50家金融企业中没有1家中国企业入榜。^[20]这些都反映了我国跨国企业海外业务和资产规模尚有待提高。

(2)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规模很小，无法有效减少对主要顺差国贸易差额。

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主要集中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目的以开拓海外市场、避开贸易壁垒为主。而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却是以国际避税港和发展中国家为主。根据商务部《2010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的数据计算，尽管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流量已经达到680亿美元，但其中绝大部分流入国际避税港，例如2006—2010年，我国流入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三地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据当年流量的75%～90%，而流入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的直接投资仅占到当年总量比重基本都在10%以下。^[21]由于我国出口的主要地区是欧美发达国家，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结构无法发挥其减少对主要顺差国贸易顺差的作用。

其实仔细分析的话，之所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家中发达国家占比重很小，一个原因是就制造业而言，劳动力成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就劳动力成本而言发达国家劳动力工资要远远高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制造业投资不如流向国内省份或是发展中国家(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国内劳动力工资水平本身就已不亚于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因此可以将汽车等制造业转移往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仅有约5.5%流入制造业这一现象中看出端倪。而如果向发达国家投资各类服务业，例如商业服务、金融、房地产等，这类产业又相对较难进行国际贸易。

虽然通过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来降低对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的途径比较困难，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就无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降低贸易顺差了。即使不能往欧美等发达国家进行大规模直接投资，中国也可以加强对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这样可以在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中产生新的逆差，以此来改善整体贸易的顺差。由于我们无法知道中国目前占比重75%～90%的投往国际避税港的直接投资资本实际上流入了哪些国家，因此我国直接投资实际流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尚且难以回答。但今后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逐渐上升，对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并创造出新的逆差将是降低整体贸易顺差的一个有效途径。当然中国也可以进一步开发中西部等国内劳动力尚且比较便宜的区域，向那里进行投资。

(3)人民币尚未实现国际化，是扩大直接投资的障碍之一。

货币的国际化可以大大便利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进行结算，降低汇兑成本。20世纪80年代日元已经初步实现了国际化，日本银行1987年末至1989年末对外贷款中以日元计价的部分已经达到了25%，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外汇市场中日元交易比重达到将近15%，日元计价进出口比例分别在15%与40%左右。^[22]而当前人民币虽然已经在周边部分行使了国际货币的作用，并于2011年8月24日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人民币还没有广泛运用于贸易和国际投资，这也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当时日本相比的不利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