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直接投资顺差

第三节　降低直接投资顺差

我们再考察减少中国直接投资顺差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可行性。表8－1已经清楚地显示了近十年中国直接投资收支始终为正。为了考察减少其顺差的可行性，下面我们再具体考察一下中国直接投资流出和流出的规模对比(见图8－9)。

由图8－9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直接投资账户就全部是顺差，进入21世纪以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直到21世纪初才出现较为迅速的上涨，目前年流量已经突破了500亿美元。得益于改革开放以及我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我国吸收直接投资的绝对数额不断上升，2008、2010年都突破了1000亿美元。因此，要降低中国直接投资顺差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一方就是看降低直接投资流入是否具有可行性，是否对国民经济具有较大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就是考察扩大我国目前刚刚起步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是否具有可能性。

图8－9　1985—2010中国直接投资流出、流出、收支状况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手册》，2007—2010年来自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11》

(注:联合国统计数据与我国外汇管理局、商务部统计数据有所不一致)。

一、中国直接投资流入面临规模与结构调整

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对华直接投资流入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首先，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资金不足阶段提供了用于生产的资金，使得我国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国民收入得以增加。表8－2反映了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我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经达到了相当程度(但这个比例近5年来在缓慢降低，原因见后文)。

表8－2　1990—2010年外资企业工业总产值以及占比

续表

数据来源:商务部外资司。

其次，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提高了我国出口能力，为中国换取了大量外汇。在本研究第五章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复合性的分析中已经做了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货物出口的贡献显著为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的带动力量。

第三，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中国雇佣大量劳动力，为中国解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问题。1993年至2010年城镇就业人员中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直接投资企业)雇佣的职工人数的比重如图8－10。可以看到从1993年至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雇佣职工人数所占比例已经从1.6%上升至5.3%。

第四，外商投资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我国国内企业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管理水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近年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却是有可能下降的。主要原因包括两方面:

图8－10　1993—2010中国城镇就业人员中外商投资企业(含港澳台地区)雇佣职工人数占全国比例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一)中国方面原因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虽然很多领域还需要外资企业资本的投入，但当前中国经济对外资的需求已经不如20世纪80年代那么迫切，而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所起到的效果并没有想像得那么好，且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开始显现出来。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1.中国对外资需求总量已经减退

当前中国对国外资金的需求已经远远不如改革开放之初那么强烈。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2011年底中国通过国际收支顺差累积了超过3万亿元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资金不足而是过剩。

2.中国吸收外资产业分布严重失衡，制造业领域外资已经过多

表7－1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前外商投资企业大多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进行加工贸易出口，其加工贸易出口比例已经占到了外商投资企业总出口的75%、2009年占我国总体加工贸易出口的84.1%。换句话说绝大部分的加工贸易出口都是由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的。这种贸易方式最大程度利用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国内增加值很低，对被雇佣的中国员工的收入增加和消费能力增长作用有限，但根据原产地规则其总体出口的价值却不低，造成了我国出口统计数据的大幅度增加，是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引来国际政治经济压力的重要因素。相反，除了加工贸易相关制造业领域吸引了大部分外商投资外，其余中国较为落后的、急需外国技术和管理的领域却难以吸引到外资。表8－3显示了截至2010年末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产业分布。

表8－3　截至2010年末外商投资流入存量的产业分布

数据来源:商务部外资司。

可见流入我国的直接投资存量约有70%左右的项目数，60%的资金集中在制造业，此外还有较大比重流入资产增值较快甚至存在泡沫的房地产业，占据了外资总存量的15%左右。而对我国相对落后需要外资技术与资金援助的教育、科学、卫生、福利、文化、公共管理、水利等行业的比重却非常之小。我们再看2010年中国吸收直接投资流量的产业分布。

图8－11更清楚地说明了2010年直接投资流入的偏向性，即超过一半流入制造业、近四分之一流入房地产业，其余流入批发零售、租赁与商业服务等与进出口贸易紧密相关的领域，其外资也占到12%左右，而流入科、教、文、体育、环境、水利、国内国际组织、居民服务、IT等领域的外资仅占到4%左右(我们还能借由存量和流量表的差距看到，近年来对华直接投资投向制造业的比重在缓慢减少，而投向房地产业等第三产业的比重在上升)。

图8－11　2010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产业分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

近年这种旨在尽可能利用中国劳动力以及通过投资房地产等行业获利而非“帮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投资领域分布终于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商务部2006年至2010年制定全国吸收外商投资工作的指导性意见时，几乎年年强调要转变吸收外商投资观念，以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为核心，引导外资投向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研发环节，投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严格限制“两高一低”产业和低水平、过剩产能项目。同时，要落实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有关政策，鼓励产业梯度转移;2006年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和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的通知》，对能源类、低附加价值类、劳动密集型、高污染类加工贸易出口的出口退税率进行取消、降低，而对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出口进行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奖励;2010年4月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利用外资的指导性文件。它明确提出，将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扩大开放领域，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提出，要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利用外资要优化结构、丰富方式、拓宽渠道、提高质量，注重完善投资软环境，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加大智力、人才和技术引进工作力度，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借鉴国际先进管理理念、制度、经验，促进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等等。

可见当前政府已开始用经济政策手段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从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领域流出，希望外资流入其他高技术产业和中西部资金紧缺地区，这很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内导致希望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进行加工贸易的外资流入减少。

3.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果并不明显

中国大量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得到外商投资企业的先进技术，以帮助内资企业提升技术实力，使其产品更具国际竞争力。而比起技术合作，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似乎更倾向于利用中国劳动力进行生产和出口。前面第三章末已经提到，外商投资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已经占据了90%以上的比重，且更重要的是这一比重在不断增加，而内资企业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则越来越被挤压，其技术溢出效果并不明显。同时，近年外资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方式也越来越倾向于独资，而中外合资、中外技术合作的投资方式比重越来越小，见图8－12、8－13。

图8－12　2001—201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中不同性质企业所占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网站.http://www.sts.org.cn.

图8－13　2001—2010年各类吸收直接投资方式所占比重

数据来源:商务部中国投资指南.http://www.fdi.gov.cn.

由图8－12、8－13可以看到，进入21世纪后，直接投资流入中国的方式越来越倾向于独资进入，这一比重由2002年的60.2%上升至2010年的76.3%。而对中国内资企业技术溢出效应较大的中外合作、合作开发方式所占直接投资流入比重则越来越小，由2002年的10%左右下降至2010年的1.58%。可见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技术合作与转移方面的动机正在逐年降低^[6]，其结果就是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产品技术垄断方面优势越来越大，而内资企业则不断受到挤压。

4.外资出口占据总出口比重越来越大，带来升值、通胀和安全隐患

表7－1的数据已经给出了外资企业出口占我国出口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9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我国总出口比重已经从25%左右上升到55%。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出口领头羊的外资企业通过低成本的加工贸易获取了大量贸易利益同时，引起了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在中国长期盯住美元汇率制度下引起了外汇占款和通胀压力。而这些压力是要包括内资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一起承受的。此外，在外资企业雇佣劳动力比重越来越大(图8－10)、大部分出口被外商企业所控制的背景下，一旦国际经济政治风险导致外资撤离，中国的出口和就业势必要出现极大危机。这也是政府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二)外资企业方面原因

以上是从中国利用外资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可能主动减少外资流入的规模而转向强调外资流入的产业与地域。下面我们从外资企业的角度来分析其对中国直接投资流入可能被动减少的原因。

根据第五章整理的各经典直接投资理论，20世纪末以来外资之所以选择流入中国，无外乎有以下原因:(1)大量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2)在设立程序、环境保护、税收等方面较为优惠的外资政策;(3)潜在的巨大国内消费市场;(4)根据购买力平价汇率长期被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在中国生产出口可以获得价格竞争力)等等。归结起来说，流入中国的生产/出口导向型直接投资(即在中国以低成本生产并向外国出口为目的的直接投资)更注重(1)、(2)、(4)的区位优势，而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即看中中国消费市场的潜力，希望能绕过关税壁垒以及更接近销售市场)则更注重(2)和(3)。但近年这些条件或者说中国的区位优势中有相当一些已经逐渐被削弱甚至不复存在了。具体分析如下:

1.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断下降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人民总体收入和人均收入水平也不断上升，相比亚洲另一些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而言，中国人均收入上升幅度更快，这就使得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相对削弱。图8－14显示了近十几年来中国和几个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东南亚国家人均收入对比情况。

图8－14　1995—2009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年人均收入变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www.worldbank.org.

从图8－14可以看到，1995年中国人均收入与印度、越南、柬埔寨、老挝在一个等级上，都处于年500美元以下，而距离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都在1000美元以上)相差很大。而短短14年后的2009年，中国年人均收入达到3590美元，已经远把越南(1010美元)、柬埔寨(650美元)、印度(1180美元)、老挝(880美元)抛在身后，且于1998年超过印度尼西亚(2009年为2230美元)、2002年超过菲律宾(2009年为1790美元)，距离泰国的3760美元相差无几。再往上比较，2009年马来西亚、巴西、墨西哥人均收入分别为7230、8040、8920美元，虽然中国比起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或说劳动力成本还有差距，但根据这样的增长速度，在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内超过它们也并非不可能。这种收入和劳动力优势的削弱就使得流入中国的追求低廉生产成本并向外出口的出口导向型直接投资动机受挫，转而流向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去，例如2008年末耐克、阿迪达斯等将在中国的投资和订单转移至东南亚国家等就反映了这种趋势。^[7]这对流入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直接投资是一个打击。

2.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逐渐取消

随着中国对外国资金需求的逐渐减弱，以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些弊端逐渐显露，中国政府正在逐步取消对外资企业在设立、税收等方面的各类优惠措施，转而采取投资引导以及与国内企业一致的国民待遇。例如最典型的就是“两税合一”。2008年之前，国内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外资企业享受24%或15%的优惠税率，内资微利企业享受27%和18%两档照顾税率。但从2008年1月1日起我国新企业所得税对原有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和相关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明确取消了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税收方面的差别待遇，除满足条件的非居民企业、小型微利企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外，在5年的过渡期内将其他企业所得税率统一规定为25%，这个变化使得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基本消失。此外，原先外资企业享有的“两免三减半”(指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从获利年度起2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待遇)虽然在税法改革后按原来期限继续享有，但到了期满之后便不会再次实行类似的超国民待遇。同样的，新成立的外资企业(特殊、紧缺性行业和向中西部投资等优惠除外)也不会再享有类似的超国民待遇了，接踵而来的则是对“两高一低”产业直接投资的各种限制和引导;同时，2010年10月18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的通知》，决定于2010年12月开始对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这意味着中国境内所有内外资企业统一了全部税制，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时代正式终结。以上这些优惠政策的取消，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出口导向型直接投资和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都是一个打击。

3.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大，升值明显

如导论所述，从1994年至2005年，尽管国内经济基本面出现迅速发展，但由于实质上的固定汇率制，人民币汇率在这10余年里基本保持不变。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人民币汇率被长期低估了，这使得有志于在中国生产和出口的外资企业可以获得较低汇率给予的价格竞争力，可以促进其出口。但随着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实施，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加大使得这十几年累积的升值压力释放出来，2005年7月至2012年3月初，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由1∶8.277上升到1∶6.301，且本研究前文已经说明，这种升值具有结构性，在外部需求总量和资本总量没有出现类似金融危机时期的大幅度减少的前提下，这种升值具有内在持续性。这对生产/出口型直接投资的流入又是一个打击。同时人民币升值还加大了两类直接投资的投资成本。

4.加入WTO后关税降低

中国于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遵守承诺大幅度降低各类产品进口关税。经过大约9年的时间，2009年中国非农产品的最惠国待遇平均关税已经降到8.7%，农产品最惠国待遇平均关税已经降到15.6%。这对于外国出口商而言是好事，但对外国对华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者而言却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动机削弱。因为他们向中国投资设厂的部分目的是绕过关税和其他非关税壁垒以降低向中国市场销售的成本。而加入WTO后关税的大幅度降低使其在中国投资设厂的收益相对减少。如果在中国投资设厂的成本增大或是优惠政策减少，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流入。

综上所述，对生产/出口型直接投资流入而言，不断增加的劳动力成本、逐步减少的超国民优惠待遇、逐步消失甚至转为劣势的人民币汇率优势等都是可能促使其转至其他区位的原因。而对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而言，减少的优惠政策以及中国总体关税的降低可能减少其进入国内投资的动机。然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均收入上升在提高了劳动成本的同时(引起生产/出口型直接投资减少)，还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市场的潜在消费能力，从这一点来说又是促进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流入中国的原因，并且是十分重要的原因，比起关税降低的机会收益降低而言更为重要，此外尽量接近销售市场、节省运输成本、与消费者近距离接触也是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企业所十分注重的。因此本研究认为总体而言由于中国人均收入和消费潜力的快速增长，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流入会进一步增加。所以，从总体上来看，今后一定时期内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发展趋势要看两类投资的比重。如果生产/出口导向型直接投资占比重大，则近期内中国吸收直接投资总体地位将下降;如果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所占比重更大，则近期中国吸收直接投资地位将会较为稳定甚至上升。因此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先设法大致把握这两类直接投资的比重孰大孰小。

统计数据不可能给出中国吸收的直接投资流入究竟属于生产/出口导向型还是市场导向型的结果，但我们至少可以根据一些统计数据和实证研究对两种动机直接投资的大致比例进行简单推测。

第一种方法是通过计量模型直接考察中国吸收直接投资流入与我国货物出口的关系。由于生产/出口导向型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应该为促进作用，而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作用不显著，那么如果生产/出口导向型直接投资占据了较高比例，则吸收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就应该显著为正。反之，如果大部分直接投资是以在国内销售为目的的市场导向型投资，则吸收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就应该不显著。这个实证研究本研究第5章已经做过了，其结果如下:

其中LF_I、LEX、LAO、LE、LH分别表示中国每年吸收直接投资流量、中国货物和服务出口流量、中国外部市场容量、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中国出口制成品中高技术产品所占比例的对数形式。可见吸收直接投资对我国货物出口的作用是显著为正的。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流入我国的直接投资中生产/出口导向型的比例较高。

第二种方法是考察外商投资企业每年的货物出口额与其国内销售额(批发+零售)的对比。如果外资企业出口额对国内销售额相对较大，说明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有相当部分用于出口，也就是生产/出口型的直接投资流入占了较大比例。1995年至2009年外资企业(包括港澳台直接投资企业)货物出口额与国内销售额的对比见图8－15。

由图8－15可见，从1995年至2009年，尽管外资企业出口额占出口额与国内销售额的比重由90%以上下降到70%左右，但到目前为止出口还是占了较大比重。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流入国内的生产/出口导向型直接投资当前仍然占据多数。

图8－15　2000—2009年外资企业出口额与国内销售金额对比

数据来源:外资企业货物出口额来自中国海关，国内销售额数据及用于转换的汇率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其中2004年数据缺失。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外资企业方面来看，由于到目前为止生产/出口导向型直接投资仍占据优势比重(具体数字无法精确估计，但据以上数据来看约为70%左右)，因此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汇率弹性的加大、对外商投资超国民待遇的逐步取消会对流入中国的直接投资总体规模产生消极影响。

事实上近年这种绝对/相对的减少趋势已经逐渐显示出来了:从绝对规模来看，从图8－9可以看到中国吸收直接投资在2009年出现了绝对金额的下降，但这个绝对金额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危机造成的世界直接投资总量本身的减少，因此2010、2011年随着世界经济逐渐恢复，中国吸收直接投资绝对金额又出现明显上升。因此我们不妨再考察一下中国吸收直接投资相对地位的变化情况。本研究第4章已经考察了近年来中国外部资本占有率的变化情况，也就是中国吸收直接投资占外部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经过原始数据滤波处理后其变化情况见图8－16。

从图8－16已经可以看到从20世纪末开始中国外部资本占有率，也就是中国吸收直接投资在世界的地位处于缓慢下降的趋势。我们再把目光放近一点，考察近年中国吸收直接投资在世界、发展中国家、亚洲发展中国家吸收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重。

图8－16　1982—2009中国外部市场占有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手册》、历年《世界投资报告》。

由图8－17可见，就亚洲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吸收直接投资的地位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这一阶段直接投资刚刚进入中国，流量规模基本占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20%左右;第二阶段是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这一阶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加大、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充分体现出来，流入中国的直接投资规模大约占到亚洲发展中国家的50%～60%;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外资流入的负面效应不断显露，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调整外资流入的措施，加上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因素，流入中国的直接投资规模占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比重已经由60%左右缓慢下降到30%左右。

图8－17　1986—2010中国吸收直接投资占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比重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历年.世界投资报告.

笔者预计，随着中国人均收入和消费潜力对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不断上升、同时加上人民币国际化和升值预期等因素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对华直接投资将逐渐从生产—出口导向转为市场导向。由于目前对华直接投资的制造业存量比重基数很大，生产—出口导向性的直接投资流入的减少可能造成中国在世界、亚洲吸收直接投资地位的暂时下降，但一定时期后中国吸收直接投资的相对地位会保持稳定，甚至有可能再次上升。事实上我们从图8－15就已经可以看出对华直接投资正由生产/出口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逐渐转化，近年外商投资企业国内销售额与其出口额相比，比重正在逐年增大，2009年已经达到了将近1∶2左右。此外，根据统计数据我们还可以发现近年来外资企业出口额占其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正在逐渐减少。

由图8－18可以看到，进入21世纪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其工业总产值比重出现明显下降趋势，由21世纪初的40%～50%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30%左右。以上数据都说明外资企业对中国投资的模式和动机正在主动或被动地转换。但这个投资模式和动机的转换过程需要时间，因此本研究认为在今后几年中国吸收直接投资的绝对规模和相对比重还可能暂时延续缓慢下降的趋势，这对减少资本收支顺差和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有一定好处。

图8－18　2000—2010年外资企业出口额占其工业总产值比重

数据来源:外资企业货物出口额来自海关，外资企业工业总产值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用于转换的年均汇率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规模与基本特点

通过对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趋势与前景的分析，本研究论证了中国直接投资近期可能出现趋势性减少，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升值压力的可行性。但一方面如前所述直接投资流入的这种减少具有短期性，长期而言还可能稳定甚至出现增长。另一方面，这个过程难以由中国政府和企业控制，能动性较低。下面我们讨论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以减少升值压力的可能性，这是一项长期发展趋势，并且在较大程度上由中国政府和企业把握规模和进程。

所谓对外直接投资，指的是一国企业国际化的三种形式(出口贸易、技术转让、直接投资)之一，是指通过对外输出生产性资本，将原本需要通过贸易输出的产品改为在国外生产并销售。对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缓解本币升值幅度来说，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本身构成资本流出，导致资本项目收支顺差减少，另一方面更可能会带来经常项目顺差的减少，从而对缓解本币升值具有双重效应，即第五章介绍的“复合性”的逆效应。关于当前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对减少中国贸易顺差的作用，我们将在下一节详细考察，本节先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资本项目顺差的作用，即先考察对外直接投资本身几十年来的规模变化和基本特点。

改革三十多年来，为了扩展市场，进一步与国际经济接轨，我国在大量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以联想、华为、奇瑞等为代表的部分实力较为强大的国内企业也开始在摸索中迈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使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我国三十多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增长较慢，但处于提速的拐点;绝对规模较小;投资产业结构偏向严重;投资地区结构集中且发达国家比重不高。

(一)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较慢，但处于提速拐点

20世纪8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曾长期处于缓慢增长甚至零增长、负增长的阶段。根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从1978年至2004年的长达26年时间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一直处于100亿美元以下。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4年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加速增长的趋势。根据联合国相关统计数据，我国1997年至201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见图8－19。

图8－19　1997—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

数据来源:联合国历年《世界投资报告》。

由图8－19可以看到，近十年以来，尤其是2004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一个较快增长的趋势。1997年至2003年我国每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值仅为25亿美元，而2003年至2007年处于加速上升趋势，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达到225亿美元，增长速度很快。而根据商务部和外汇管理局的初步统计，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出现明显上升，达到521.5亿美元，突破500亿美元大关。2010年更是达到680亿美元。无论从哪个统计标准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确实出现了迅速提高，而这个提高是发生在2007—2009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总量明显萎缩的背景下的(2007—2009年世界FDI流出分别为21 748、19 105、11 705亿美元，颓势明显，2010年才出现略微回升)，体现了我国对外资本流出的强大潜力和活力。

(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绝对规模仍然较小

尽管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很快，但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其基数较小造成的，事实上将我国近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与世界各主要国家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绝对规模上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巨大差距。

从表8－4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我国大陆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较快，但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为日本的35.8%，德国的21.0%，法国的19.5%，英国的17.6%，美国的6.1%，世界的1.5%，绝对规模仍然较小。而如果刨除对香港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又要大打折扣(中国对香港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占到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60%以上)。

表8－4　2007—2010年各主要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比

数据来源: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11.

(三)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偏向严重

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大，国家统计局从2003年开始对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和金额进行统计，2007年开始统计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从其2003—2010年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与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具体数据见表8－5，图8－20。

表8－5　2003—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比例分配(按三大产业分，2007年前不包括金融业)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外汇管理局、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整理计算。

图8－20　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第三产业内部比例分配

数据来源:商务部.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可以看到，从流量来看，近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分布在采矿业和第三产业领域，二者合计约占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0%至90%左右，而在第三产业内部，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三者合计约占第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的90%左右。

从存量来看，从商务部《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行业分布如图8－21所示。

图8－21　201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布数据计算。

由图8－21可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相当大部分集中在租赁与商业服务、批发与零售、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金融业、制造业和房地产业，这7项产业大约共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九成多。

综上所述，可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分布很不均衡，主要集中分布在采矿业、租赁和商业服务、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等领域，这些领域明显是与对外贸易紧密相关的行业，而对技术、科学研究、文化、教育、水利、环境、公共事业等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例极小。同时，制造业的比例也很小，仅占5.6%。这是因为与国外的劳动力成本相比，中国国内的成本更小，所以制造业不如在国内进行。但随着中国劳动力优势的逐渐丧失，本研究认为中国对越南等劳动力更为便宜的地区进行制造业直接投资将很可能会增大(但在这之前，加强对国内中西部低工资水平地区的制造业投资也许更为有利)。

(四)对外直接投资地区结构集中，发达国家比重不高

我国企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并不长，但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地区结构集中的问题。根据商务部中国投资指南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高的前20位国家如表8－6所示。

表8－6　截至201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高的前20位国家(地区)及金额

资料来源:商务部.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根据商务部的报告，我们还可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大的主要东道国(地区)进行分类:第一类是3个著名的国际避税港，即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2010年末三者共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75.3%;在其余国家和地区中，对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仅仅占到总存量的9.4%，其中美、日、澳、加、欧盟占了总存量9.1%;其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约占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5.3%，如8－22所示。

图8－22　截至201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区位分布

数据来源:商务部.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近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流量分布也显示出同样的特点。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680亿美元，其中流量最大的仍然是中国香港(385.0亿美元)、开曼群岛(35.0亿美元)和英属维尔京群岛(61.2亿美元)，三者共占总流量的70%。对经济最为发达、市场容量最大的G7(美、日、英、法、德、意、加)直接投资流量为35.7亿美元，仅占总流量的5.2%。2003年至2006年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区位结构也大致如上。^[8]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结构很不均衡，将近85%的投资存量集中在中国香港和开曼群岛^[9]、英属维尔京群岛。发展中国家比重不高，发达国家很低，尤其对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比例更小。

我国如此高比例的直接投资流入中国香港和北美洲，让人颇为迷惑。这些表面数据容易产生误导，需要进行分析和解读。事实上我国对香港特区、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高比例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的表面数据存在水分。分析如下:

由于我们无法跟踪每一笔对外直接投资在其具体流向地区内的产业分布，因此只能根据现有总体数据进行分析。根据上文的数据，2010年末，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占据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75.3%，但若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以及各区位特点，就能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结构和产业结构具有内在矛盾。根据图8－21可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数据，201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相当大部分集中在租赁与商业服务、批发与零售、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这7项产业大约共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91.6%。由于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占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75.3%。以此逻辑，假定对此三个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投入至上述7项产业的比例为α，对其余地区直接投资存量投入上述7行业的比例为β，则应有:

　　0.753α+0.247β=0.916　　0＜α，β＜1

从上式很容易推知，我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至少应有88.8%以上投入上述7项产业，否则β值将大于1，而这是不符合逻辑的。这意味着截至2010年末，中国对上述3个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至少应有九成左右投资于这些地区的租赁、商业服务、采矿等产业——然而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的实际经济状况却否定了这种可能性。这三个地区的最大共同点是:金融业高度发达，是地区金融中心，但人口少，资源稀缺，面积小，市场容量很小。例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各自的面积仅分别为153、259平方公里，人口仅为2万和3.7万。即使是人口较为集中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其面积也仅为1 095平方公里，人口仅有约700万。这三个地区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匮乏，农业和制造业都不发达。例如开曼群岛仅仅生产香蕉、芒果等少数农产品种植业以及海龟养殖业，出口物很少，主要经济支柱为旅游业和金融服务业。由于面积小，全国范围内仅有406千米的公路。英属维尔京群岛观光收入占全岛收入一半，主要出产水果、蔬菜和酒类，公路总长仅160千米。此外，这三个地区的人均收入都较高，例如中国香港、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为29 040美元(2006)、35 000美元(2002)、34 485美元(2000)，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显而易见，以上三个地区如此有限的农业和制造业水平，加之有限的自然资源和高昂的劳动力成本，生产性直接投资不可能持续大规模流入。同时由于人口有限，内部市场狭小，地理面积小，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批发零售和房地产业资本也没有理由长期大幅度进入。最后，稀缺的矿产资源使得采矿业也没有发展前景。因此可以推断我国直接投资实际进入此三个地区除金融业外以上6个行业的比重不大。

此外，如果根据以上三个地区的产业特点，认为我国对这三个地区的直接投资大多进入其发达的金融服务业，也不符合逻辑。因为我国对这三个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比例达到75.3%，如果资本大部分进入金融业，无法解释我国仅为17.4%的金融业对外投资存量比例。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断言，我国向香港特别行政区、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的巨额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存在大量水分。或者可以说，尽管表面上直接投资金额很高，但相当部分的实际资金并没有运用于这些地区内。

产生上述矛盾的原因并不复杂，其关键是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都具有十分发达的离岸金融体系，同时公司管理体制宽松，注册手续简便，对资本流动限制少，这些优点使得无数企业(尤其是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企业)设法在以上地区投资成立公司，造成巨额直接投资假象，而实际生产性资本则转移至别处。具体说来在这些地区投资成立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企业至少有以下几种好处:

(1)便于海外上市。对于中国内地企业而言，企业在海外直接上市需要满足非常严格的条件，例如净资产限制，以往年度税后利润要求，筹资额要求等等，且审批复杂，耗时冗长。因此在以上这些地区注册一家控股公司，将内地资产注入，从而以控股公司的名义在海外上市，从而规避国内的监管。

(2)利于规避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一些敏感产品例如纺织品、玩具等出口发达国家往往受到配额限制、检验检疫等贸易壁垒。现将这些产品出口到开曼群岛等地区的离岸公司，再转而出口至发达国家就可以避开这些壁垒限制。

(3)合理避税。例如中国香港仅仅对企业利润收取利得税，税率分别为16.5%(适用于有限公司)和15%(适用于非有限公司);而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则对企业不收取任何所得税、利得税、公司税等等。相比而言，中国企业税负则更为沉重，例如根据2008年1月开始实行的新企业所得税法第一章，我国居民和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税负的巨大差异导致许多内地企业到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等地区“投资”成立离岸公司，再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将内地企业的利润转移到这些地区的离岸公司，达到避税的目的。

(4)获得外商投资企业地位。自1991年至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之前，中国内地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其中对这些企业赋予很多税收优惠。这使得许多内地企业到香港特别行政区、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这些注册简便的地区设立离岸公司，回头再以外商投资企业身份投资内地，享受税收优惠。

有一项数据可以很好地证明这点:近年来对中国内地直接投资金额最大的不是资金丰富、技术先进、拥有诸多世界500强企业的美国、日本、欧洲、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而是中国香港和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从存量来看，截至2008年底，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对中国直接投资存量已经占到了50.74%;^[10]从流量来看，2009年对华直接投资流量中，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三地就占了66.59%。^[11]这显然和这些地区的经济能力不符。最好的解释就是:大量内地企业利用香港特别行政区、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在公司注册、管理方面的宽松政策成立离岸公司，换过“身份”后再向内地投资以获取税收优惠。

可见，我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的高比例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只是表象，并不反映我国直接投资资本的真实目的，这些资本大部分仍然通过其他方式流入国内和其他国家地区进行生产和服务，并被再次计入以上三个地区对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流入。

综上所述，上文分析了改革三十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四个特点，即:增长较慢但处于提速的拐点;绝对规模较小;投资产业结构偏向严重;投资地区结构集中且发达国家比重不高。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力度的加大，以及对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的逐渐深入，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的速度将会是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