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贸易顺差

第一节　降低贸易顺差

我们先考虑在尽量不损害我国出口企业利益的前提下能够减少贸易顺差的措施。前面的实证分析已经得出，我国出口增长具有结构性特点，也就是说如果不采取措施，则即使外国市场经济增长速度为零，由于中国外部市场占有率增长具有结构性，我国的出口有很大可能还是会增加，因此除非是出现像本次金融危机一样的国外需求大幅下降，或外资流入大幅度减少或转变为市场导向，否则必须采取一定措施才能减少我国的出口以及贸易顺差。传统的减少贸易收支失衡(在中国而言就是减少贸易顺差)的方法有如下几类:

1．调节货币汇率减少贸易差额

也称“支出——转换”政策，即逆差国政府通过本币贬值(或促使其顺差国货币对本国货币升值，或顺差国主动让其货币升值)来改变其进出口产品相对价格，降低进口产品价格竞争力，从而达到减少进口增加出口的目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日美签署的“广场协议”，当时美国通过要求最大逆差国日本大幅提高日元兑美元汇率来减少美日贸易逆差，并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就当今中国贸易收支顺差而言，就是通过人民币适当升值(包括自动调节和人工调整)，以减少中美贸易差额。

2.使用财政、货币政策调节收入和进出口

也称“支出——改变”政策，即贸易逆差国政府通过紧缩财政货币，降低国内总需求，从而抑制进口，达到减少贸易逆差的目的;而对于顺差国而言，则是要设法扩大需求，以带动对逆差国的进口，从而减少对顺差国的贸易顺差。这也是各国和国际组织所普遍使用的调节贸易收支的政策，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世纪80、90年代对许多处于严重贸易逆差和通货膨胀的拉美国家进行援助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它们紧缩财政和货币，以减少贸易逆差及其带来的货币对内、对外贬值。

3．针对性增加政府采购

指的是顺差国政府通过增加对逆差国产品的采购，一方面增加进口、减少贸易差额，另一方面可以从政治层面缓解逆差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这种方法也可以归入上述的“财政政策调节进出口”，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主要行为人是顺差国国民和企业，而后者的主要行为人是顺差国政府。

4.直接限制出口

即通过配额、出口许可证等自动出口限制方法主动限制出口金额从而减少贸易顺差。这种方法日本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压力下使用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在纺织品出口等传统出口项目上曾经使用过。

但以上几种可能缓解我国贸易收支顺差的方法在目前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下文将详细叙述这些局限所在。

一、主动升值与直接出口限制损害出口部门利益

因为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讨论如何减少人民币升值对我国企业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通过人工强制本币升值来减少贸易顺差从而使得本币再贬值的方法对希望减少升值影响的出口企业而言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此外直接出口限制也可以排除，因为这样做会直接损害我国出口企业利益。

二、财政货币政策受内外制约

用扩张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收入与进口来改善贸易收支的机制存在内外两方面制约:

(一)外部制约

一方面，从外部而言，如果贸易逆差国也采取扩张财政货币政策，就会使得逆差国收入与进口增加，抵消顺差国的扩张财政货币政策。以中国最大顺差国美国为例，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困扰，2007—2009年美国经济处于停滞甚至衰退趋势，因此美国首先需要采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和失业。例如金融危机爆发的2006年底，美国联邦基金利率高达5.26%，随后为了对抗经济衰退，美联储在之后两年连续多次降息，到2008年底达到了0.09%的极低水平。2009年末，美联储宣布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将0至0.25%的联邦基金利率“再延长一段时间”，到2011年联邦基金利率水平已经降到了0.1%，等等。这种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会抵消中国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对减少中美贸易失衡的作用。

(二)内部制约

另一方面，从内部而言，当前中国通过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收入和进口不一定有效。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和收入—进口机制减少贸易差额的途径只能改变需求、产出和收入的总量，无法改变收入的分配，而收入分配问题是我国低消费率(从而低进口)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再进一步说，宽松财政货币政策带来的消费增长转化为进口的比例也是影响进口金额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两个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1.宽松财政货币政策无法改变收入分配这个影响消费的核心问题

从长期性而言，对中国而言，尽管国民生产总值和收入已经连续9年增长8%以上，消费需求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却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近年来已经降到50%以下，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住房价格的飙升、基尼系数的增长、收入差距拉大、教育、医疗等长期性、结构性经济问题始终制约着中国消费(从而进口)的上升。而这种消费率和进口的结构性低下不是可以通过短期内的财政货币政策很快解决的，且这种高储蓄低消费经济结构本身就是造成我国累积大量经常项目顺差的根本原因。再进一步说，宽松财政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国内总产值从而总体收入和人均收入，但本研究认为当前中国的消费率过低(从而进口不足)的根源不是人均收入太少(中国的人均收入上升很快)，而是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问题，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包含两方面:

(1)第一方面:农村和城市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差距的扩大。

图8－1、8－2显示了近年来中国农村与城镇消费以及人均收入差距的扩大化趋势。

图8－1　2000—2010中国消费支出内部构成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

图8－2　1990—2010年中国城乡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

由图8－1、8－2可见，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剪刀差”正不断扩大，由于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原因，这就导致了近年农村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逐年减少，并拖累了国家整体消费(从而进口)的增长。由于我国农村市场潜力巨大，为了促进我国消费需求的增长，我国政府应当在今后投入更多资源进入农村，解决好三农问题，把农民收入与农村消费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第二方面:社会整体收入差距扩大。

除了农村与城市分配的地区收入差距问题导致低消费、高储蓄(从而贸易顺差)以外，从整体角度看，我国整体贫富分化正在加剧。其经济学的表现就是基尼系数的增加。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收入差距已经较为明显;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尽管计算基尼系数有多种不同的计算方法，但我国基尼系数正处在一个增长区间且数值较大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胡志军、龚志民(2010)的一项基于大样本渐进分布方法的研究表明我国整体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位于0.3575～0.4195之间。又如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团队20多年来曾进行4次全国范围内的居民收入调查，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经从7.3倍上升到了23倍。^[1]此外，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统计数据，2005年(世界银行数据库仅有2005年中国基尼系数和收入分配的数据)中国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0.4153，且10%的高收入人群占有中国总收入的31.4%，前20%的收入人群占有总收入的47.8%，剩余80%的人仅占有大约一半的国民收入。更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已经接近0.5，例如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2010年8月23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中国当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9，在联合国完全统计的150个国家中排名前10位，前10位中的其他国家都是拉美和非洲发展中国家。^[2]为了更形象地考察国家整体收入分配对平均消费率的影响，我们不妨用图8－3来对比、说明。

图8－3　收入分配不均对国民消费率的影响示意图

模型来源:本研究自制。

图8－3中整个方框表示中国总体收入。我们设其总量为单位1(这样做的好处是不用考虑经济增长，仅需考虑分配)。其上边半部分表示收入前10%的人群(也就是富人，这个比例可以随便设定，一般设定为10%～30%)所占有的收入比重。下半部分表示其他人(可以粗略归纳为穷人)所占有的总收入。三幅图中阴影部分显示了富人和穷人各自的消费比率。一般而言，穷人的平均消费率要高于富人，因为由于穷人平均收入较少，不得不将大部分收入花在维持必要生计的支出上，而富人则在维持生计后可以有所剩余，将消费后多余的收入进行储蓄(广义，包括银行存款、证券投资、其他资产投资)，这也是著名的恩格尔系数所传达的含义。图a中，我们假定平均收入前10%的人群所占有的收入比重为10%。这意味着社会中所有人的平均收入都是一样的，收入分配处于“绝对平均状态”。因此，富人和穷人的消费率都是一样的，因为此时没有富人穷人之分，人均收入都在一个水平上。在图a的绝对平均状态基础上，图b显示了贫富分化逐渐扩大的情形，表现为前10%的富人所占有的社会总收入比例更高了，在图上表现为l线下移。由于富人与穷人的人数并没有变，仅是收入分配差距更大了，也就是说这10%的富人人均收入更多了，而其余的穷人占有的总社会收入和人均收入则更少了。这时候，这10%富人的消费总量所占其收入的比例将出现下降(表现为AB1线往左移)，因为尽管其人均消费也会相应增加，但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长，消费增长总有个限度，也就是“消费不完”，多余的钱就会用于证券、基金、房地产的投资领域。这使得富人总体的消费比率出现下降，但由于其掌握的收入增加，因此其消费量并不一定减少;反之，穷人由于人均收入更少了，尽管其人均消费也会出现相应减少，但消费的减少总有个度，无论如何也必须维持生存，从而平均消费率便出现上升(表现为B2C线右移。但其总体绝对消费量却不一定增长，因为总体收入少了)。图c则反映了收入分配极端不均衡的情况。这时几乎所有的收入都集中在10%的富人手里，广大穷人只有非常少的一点收入，这导致富人的平均消费率很小，AB1线几乎接近左边框(人均收入非常高导致根本消费不完，大比例的多余收入用于各类储蓄)，而穷人的平均消费率则接近于100%，B2C线几乎接近右边框(人均收入太少，全部作为必要的生计成本)。

重新审视这三个图，可以明显发现，随着人均收入差距从绝对平均点开始不断扩大，一开始整个社会的消费量(由于设总体收入为1，阴影部分面积就是社会的总体消费率)可能会增大，因为此时90%的穷人掌握的收入比重较大，由于其平均消费率提高，社会整体消费会增加。之后，贫富分化加剧对社会整体消费的作用开始不明朗，因为10%富人开始掌握越来越多的收入比例，其平均消费率的减少带来的消费减少效应开始逐渐赶上甚至超过穷人的平均消费率增加效应。贫富分化再加剧，社会平均消费率就会越来越小，因为越来越多的收入被少数富人掌握，使越来越多的资本不是用于消费而是被用于储蓄和各类投资。而穷人虽然消费率越来越高但所掌握的收入越来越少，总体消费量反而越来越少。根据国际收支恒等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我国平均消费率的低下，并造成大幅度的经常项目顺差。

接下来我们用数学方法来证明“收入分配从绝对平均点开始，随着贫富分化加剧、社会总体消费率由提高至影响不明显，再至越来越低”这个命题的成立。

我们设社会总体收入总量为1，而前10%的富人占据的收入比重为A，则其余穷人所占据的收入所占比重为1－A;富人的平均消费率为a，且有a=f(A)，da/dA＜0，也就是说随着富人占社会总收入比重的上升，其平均消费率会随之下降;同样的，设其余穷人平均消费率为b，且有b=f(A)，db/dA＞0，也就是说随着富人所占收入比重的上升，穷人的平均消费率会随之被迫上升。根据模型我们还有以下两个等式:a≤b、da/dA=－db/dA。其中a≤b表明富人的平均消费率要低于或等于穷人的平均消费率(在绝对平均点时二者相等);da/dA=－db/dA是假定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穷人平均消费率的上升与富人平均消费率下降的速度是一样的，这是一个便于运算的合理简化。

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从绝对平均点开始，当贫富分化加剧时，也就是随着A的逐渐上升，社会整体消费量(设其为C。当设社会总收入为1是这就是社会整体消费率c)的变化情况。根据前面的条件和图8－3，显然有:

　　C=Aa+(1－A)b

对上面式子两边对A求导数，可以得到:

　　dC/dA=a+da/dA+(－1)b+(1－A)db/dA

即dC/dA=a－b+A(da/dA－db/dA)+db/dA

把da/dA=－db/dA带入上式，整理可得到:

　　dC/dA=a－b+(1－2A)db/dA

仔细考察这个式子，当社会分配处于绝对平均点时，由于此时a=b，且A大约为10%左右，可得dC/dA＞0，也就是说在绝对平均基础上，收入分配差距稍许扩大能促进社会整体消费率的增加。但随着A继续增大，a－b变为负数且绝对值越来越大(富人平均消费率越来越低而穷人消费率越来越高)，(1－2A) db/dA的值随A的增大逐渐从正数变为负数，这就使得dC/dA的值随着A的增大逐渐由正转负。也就是说，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使得社会总体平均消费率最终出现下降。且可以容易分析的是，当A为50%的时候，社会平均消费率c必然已位于逐渐减少的渠道中，因为此时dC/dA=a－b+(1－2A)db/dA必然小于0，c的最高点必然在A=0.5，也即M点的左边。社会平均消费率c随收入差距扩大程度A的增加，其变化趋势如图8－4所示。此外当经济位于绝对平均点时社会平均消费率曲线与纵轴的交点N对不同国家而言水平是不同的，美国的N点较高而东亚诸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该点的位置较低，这是由各国经济结构和消费习惯的差别造成的。

如果上述数学说明较为晦涩，我们最后再用简单的数字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假设社会总收入为10 000，社会中共10个成员。最初每个成员每月收入都是绝对平均的1 000元，这时假定每个成员的消费率都是70%，也就是每人每月消费700元，一共消费7 000元，社会平均消费率为70%。接下来贫富收入差距稍许扩大，第一个成员每月分得1 900元(成了富人)，其余9人(成了穷人)每月分得8 100元，每人每月分得900元。这时富人由于收入增长，开始稍许扩大消费量，例如每月消费由700元涨到1 235元，但其消费率变为1 235/1 900=65%，比以前低了5%。同时其余穷人由于收入减少，开始减少消费量，例如每人消费由700元下降到675元，但其平均消费率为675/900=75%，比之前也高了5%(这是为了照顾da/dA=－db/dA的假定)。这样社会整体一共消费1 235+675*9= 7 310元，社会平均消费率为7 310/10 000=73.1%，比之前更高了。接下来，随着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第一个富人现在每月分得5 500元，他每月消费额增加到2 750元(实在消费不完了转而用于投资股票和房产等)，其消费率下降到2 750/5 500=50%，比最初70%低了20%。而其余9个穷人每月共4 500元，每人每月仅500元。这时穷人们每月消费450元，因为再少就无法保持正常生活了，其人均消费率上升到450/500=90%，比最初70%上升了20%。这时社会总消费共2 750+450*9=6 800，社会总体平均消费率则下降为6 800/10 000= 68%。这就是贫富分化加剧带来的社会总体消费率的下降。最后当收入差距扩大到极端水平，假定这位富人每月占有9 100元而其余穷人每人仅占有100元时，如果该富人每月消费3 640元，消费率降为3 640/9 100=40%，比最初下降了30%。而穷人的钱全部用于吃穿用于维持生命，消费率为100%，比最初上升了30%，社会总平均消费率就变为极低的(3 640+900)/10 000=45.4%。

图8－4　收入差距与社会平均消费率函数关系

模型来源:本研究自制。

以上是将一国社会所有人群简单分为“穷人”和“富人”两类人群的简单模型。事实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让其更贴近现实，即将所有人分为“穷人”、“富人”和“中间人群”。其中，“穷人”和“富人”两个阶层的消费率(两个阶层一共)主要由上面介绍的一国社会收入分配情况来决定，而“中间人群”的消费率则具有较大的波动幅度，这一阶层的人群既不像富人阶层一样闲钱很多而消费比重很小，也不像穷人阶层一样由于受极其有限的收入限制而导致消费率居高不下。他们对当期消费或是储蓄比例具有较大的支配权，主要根据自己一生的收入和消费计划及其各种变动影响改变自己的消费率。

如图8－5所示，图中直线L1、L2之间的部分就是“中间人群”所占有的社会总资产比例。在绝对平均状态时，其消费率与所有人一样。当收入差距分化变得较为严重时，中间人群的消费率会出现一定的变化，表现为B2－B3线的左右移动，具体移动方向是不确定的，因为一方面其人均收入的相对减少使得消费率增加的“恩格尔效应”开始显现，另一方面当“富人”阶层占据了太多资产后消费率下降，大量的闲置资产流入生息市场后，如果这批资金流入房市等涉及日常生活的产业领域，有一定数量闲钱的“中间人群”就必须为将来考虑，在当期少一些消费多一些储蓄，以便为将来的购房等开支做好准备。换句话说，收入悬殊扩大加上必要资产价格的上升，除了使得“穷人与富人”阶层的总体消费率下降之外，还带动了“中间人群”消费率的下降。这两部分方向相反的作用使得收入差距分配扩大对中间人群的消费率影响不确定。但如果“富人”的闲置资本过多流入房地产等领域，使得房产价格上升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则“中间人群”为了将来能够购买房屋，其消费率便会超越恩格尔效应的正面影响，表现为消费率下降。若再考虑到中国社会医疗、教育等成本越来越高，“中间人群”在当期就会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而C图则说明了当最后“富人”占据了相当大比例的社会资产后，中间人群阶层消失，退化为“穷人”阶层。此时房价和未来可能支出再上升，对这些人而言已经没有增加储蓄率的必要了，因为其首要目的已经是当前的生存，已经没有余力考虑未来的消费了。

图8－5　收入分配不均对国民消费率的影响示意图

模型来源:本研究自制。

因此，本研究认为即使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增加产出和收入总量，但由于当前收入差距已较大，并不一定能增加总体消费率，从而对进口的增加、对贸易顺差的减少作用也有限。

2.内部市场占有率上升可能抵消宽松财政货币政策对进口的拉动

即使忽略分配与消费的关系问题，即使假定政府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能够在长期内确实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扩大了国民消费，但就解决贸易顺差而言，这笔增长了的消费是否会转化至进口上去?换句话说，会否出现内需与消费增长，但进口却几乎没有增加的现象?理论上而言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结合本研究分析人民币升值结构性时设立的数理模型，可以发现决定这种现象是否存在的关键就是“内部市场占有率”的走势，也就是一国国内吸收由本国产品满足的比例的变化趋势。须知任何刺激消费的财政货币政策都只是增加收入和有效产品消费的需求，也即国内吸收，而这些增加了的国内吸收有可能通过国内和国外(即进口)产品来满足。如果国内吸收上升，但内部市场占有率同时出现上涨趋势(即需求由本国产品满足比重出现上升，而进口产品满足比例出现下降)，则这种扩张财政货币政策虽然能增加消费，但它对刺激进口，从而对减少贸易顺差是无效的。而我国2005年以来内部市场占有率正是呈现上升趋势，具体数据见图8－6。

图8－6　1982—2009中国内部市场占有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贸易组织(http://www.wto.org)、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世界银行(http://www.worldbank.org)公布数据计算。

由图8－6可见，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至2005年，我国内部市场占有率基本处于下降空间，这反映了我国人民收入与进口能力的提高以及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的扩大。但2005年之后我国内部市场占有率出现明显上升，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收入减少而导致居民更倾向于使用价格相对较低的国内产品。如果这种势头一直持续下去，扩张财政货币政策对增加进口从而降低贸易顺差的效果便会打折扣(此外如果能够证明经济增长较快的时间段内部市场占有率会出现下降，而经济增长放缓的时期内部市场占有率会上涨的话，且扩张财政货币政策能有效增加经济增长速度，则当前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对减少贸易顺差就将是很有效的)。

三、针对性政府采购规模受限

针对性政府采购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起到效果，但总体而言是杯水车薪。就针对性政府采购而言，近年我国民间消费需求不旺从而进口需求不旺，因此政府部门可以利用累积的大量外汇储备对美国产品进行选择性采购。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且由于美元的贬值处于价值缩水的困境，适当增加实物采购，尤其是初级产品、能源以及高科技产品的采购是有利可图的。另一方面，与汇率调节和收入—进口调节相比，增加政府采购对我国相关出口部门的影响较小，且有助于从政治层面缓解贸易保护压力。事实上我国政府近年已经增加了对主要顺差国的政府采购。例如2006年至2008年为解决中美贸易摩擦，中国连续三年向美国派出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率领的采购团，主要在大豆、棉花、航空、电信等领域进行采购，采购金额分别为162亿、326亿和136亿美元，等等。但这一点金额的采购与我国近年动辄几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相比无疑是杯水车薪。

从上述分析可见，要根据传统方法来降低我国贸易收支顺差从而降低人民币升值压力并不是太容易，这里面有很大可能是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即收支顺差——本币升值——收支顺差降低在自动起作用。例如根据海关的统计数据，2006年至2011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分别为3 644、2 981、1 957、1 827、1 551亿美元，处于明显减少趋势，但这里面除了有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根据前文的实证结果，恐怕外需的降低对顺差的减少影响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