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间版权贸易研究进展
王 清 杨 威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摘 要】“十一五”期间中国版权贸易逆差仍然严重。同时，出版界和学术界对版权贸易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本文梳理、评论我国出版界与学术界对版权贸易内涵与功能，版权输出的利好因素、存在的问题、主客观原因与应对之策，版权引进原则、引进策略、版权引进与文化安全，影视作品版权贸易，版权贸易有关的法律问题，版权贸易比较研究等问题的研究现状。
【关键词】“十一五” 版权 版权贸易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Copyright Trade during the 11th Five-Year Plan
Wang Qing YangWei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During the period of“China's Eleven Five-Year Plan”，Chinese copyright licensing deficitwas still serious.At the same time，more attention was paid to this issue by both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academic community.This paper outlines and comments the academic achivements as to the definition and functions of copyright licensing，favorable factors for copyright output，problems，solutions and Chinesecultural safety，copyright licensing of cinematographic and television work，legal problems about copyright licensing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Keywords】China's Eleven Five-Year Plan copyright copyright licensing
“十一五”期间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二个五年。根据国家版权局的版权贸易统计，2006年全国版权引进12 386项，版权输出2 057项;2007年版权引进10 255项，版权输出2 571项; 2008年版权引进16 969项，版权输出2 455项。根据“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的统计，2005年正式实施“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四年多来，全国图书版权输出总量为11 238项(1)。就国际图书展览会版权贸易而言，2006年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我国出版业版权贸易首次出现顺差，签署版权输出合同1 096项、版权引进合同891项。2009年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我国出版业再度实现版权贸易顺差，版权输出424项，版权引进203项(2)。五年来，我国版权贸易取得了四个方面的进步：版权贸易逆差在缩小;贸易范围在扩大，参与贸易的主体越来越多;贸易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版权贸易政策越来越有利;出版单位在认识上不断深化，越来越重视版权贸易。但与此同时，版权贸易目前仍存在产品贸易数量少、质量低、未形成交易常态等几个方面的问题(3)。
伴随版权贸易实践的发展，五年来，出版界与学术界发表了184篇报刊论文、20篇硕士学位论文、5部图书专著等与版权贸易有关的研究成果。研究范围涵盖版权贸易的理论与实务，除了版权贸易研究综述之外，研究主题涉及版权贸易的内涵与功能，版权输出的利好因素、存在的问题、主客观原因与应对之策，版权引进原则、引进策略、版权引进与文化安全，影视作品版权贸易，版权贸易有关的法律问题，版权贸易比较研究等。其中，总结、分析版权输出成就的外部因素与存在问题，提出加强版权输出策略与措施的成果居多。
1 版权贸易的内涵与功能
1.1 版权贸易的内涵
“十一五”期间的研究成果对版权贸易内涵的界定较为一致。尽管定义表述不尽相同，国内学者基本上对版权贸易的本质属性达成三点共识：其一，版权贸易交易标的是作品版权中的财产权;其二，交易方式主要是许可使用和转让;其三，因版权的财产权具备无形性特点，因此，版权贸易区别于图书贸易。
齐峰认为，“版权贸易是基于版权的经济权利的许可或转让行为获利的贸易行为”(4)。王伟娟认为，“版权贸易是指通过授权、转让、买卖与出售等形式或手段，版权所有者将作品中的经济权利提供给版权经营者和使用者，以实现作品价值与人类思想传播最大化目的的经济行为”(5)。王斌认为“版权贸易指作品版权中全部或部分经济权利，通过版权许可(Copyright License)或版权转让(Copyright Transfer)的方式，以获取相应经济收入的贸易行为，也称为版权交易(Copyright Exchange)。它属于许可证贸易范畴，是无形财产权贸易”(6)。李建伟、王志刚认为，版权贸易是指“版权所有者与版权使用者之间就某项作品有偿转让其版权中某几项或全部财产权的交易行为”(7)。王雪野认为，版权贸易主要是指“在版权许可或版权转让过程中产生的贸易行为。它属于许可证贸易范畴，也是无形财产权贸易”(8)。
同时，研究成果还将版权贸易区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版权贸易，且绝大多数认同狭义版权贸易。王雪梅认为，“狭义的版权贸易概念一般是指著作权人与使用者不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发生的贸易行为”，“广义的版权贸易概念则不考虑作者与使用者的地域关系，将所有因版权产生的贸易行为均涵盖在内”(9)。齐峰认为，在我国出版实践中，版权贸易习惯上是狭义的概念，主要指国际或不同地区间的涉外版权交易(10)。
1.2 版权贸易的功能
版权贸易的功能可分为宏观、微观两个层面。
所谓版权贸易的宏观功能，主要指文化功能。我国学者通常将文化功能作为版权贸易的首要功能。王雪野归纳其主要表现在“版权贸易是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是满足各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是丰富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需要;是各国扩大对外交往的需要”(11)。常聪认为，“版权输出的终极意义是输出中国文化，展示中国形象，促进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的形成”(12)。刘伟见认为，“版权引进直接反映我国对国外文化产品的需求，版权输出呈现的是国外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兴趣与需求。这一进一出的版权贸易看似是一种经济行为，却与我们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密切相关，它所呈现的文化意义远远超出了经济行为的范畴”(13)。郭奇甚至提出“全球化时代版权贸易应以文化传播为根本使命”。(14)
所谓版权贸易的微观功能，主要指经济功能。胡维青、周升起、刘卫华认为，“图书版权贸易是我国图书出版业持续发展的新增长点”(15)。谢弋认为，“在我国出版业飞速发展的势头下，市场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图书同质化，书商的涌现、电子媒体的冲击，很多出版社利润微薄，甚至难以为继。图书版权贸易则为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通道，让我国出版界认识到图书版权本身也可以为自己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16)。李文龙认为，“经济效益(尤其是选题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及经营管理理念和经验的引进，对于出版社固有资源的再利用、品牌建设，对于出版社的综合实力的提高，尤其是对于像我们河北人民出版社这样的地方综合性出版社，意义非凡”(17)。李建伟、王志刚认为，“版权贸易的发展，为一国出版业利用世界各国的出版资源提供了多种途径，版权贸易是出版产品价值的延伸开发，能为出版者与作者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出版产品中的劳动耗损，除了通过产品市场交换实现价值予以补偿外，还能通过版权贸易使产品附属的版权也承担起价值补偿的任务”(18)。
由此可见，版权贸易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受到学者重视，经济功能作为贸易活动的基本属性得以回归与确认。
2 版权输出的利好因素、存在问题、主客观原因与应对之策
“十一五”期间，我国版权输出总量比以往有较大幅度提高，而且，如前述，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造就了我国首次版权贸易顺差的历史成就。尽管第1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版权输出与引进“平分秋色”，但版权输出的图书品种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即“原来输出偏重于中医、语言类图书，现在涉及现当代中国的科技、社会、法律和经济发展的最新状况的图书，而且国外也开始更多地引进这类图书的版权”(19)。及至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版权输出再度超过版权引进，“创下我国自1956年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以来版权输出的历史最高纪录”(20)，成功实现了柳斌杰署长所言中国主宾国活动的重要目标——“实现版权贸易特别是版权输出的突破。”然而，版权输出取得斐然成就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2.1 版权输出的利好因素
第一，党和政府的重视与扶持。宋军认为，“党的“十七大”制定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积极开展版权贸易，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指导方针，也是做好版权贸易的政治原则”(21)。武齐认为，“‘政府搭台’为‘出版社唱戏’提供了有利条件。政府的大力支持是我国版权贸易活动多年来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版权贸易对保护、发展和扩大本国文化影响的意义，从政策层面为出版社的版权贸易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氛围。如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在制度和资金上支持中国传统文化图书版权的输出;给予版权输出以优惠的税费，规范和简化版权贸易程序;建立激励机制，对版权输出先进单位及个人实行表彰和奖励;设立专项资助基金，帮助更多更好的中国图书版权‘走出去’，参与世界文化大舞台的竞争”(22)。杨智芬认为，“政府引导，成为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强大助推力。追溯政府对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扶持的轨迹，政府在‘走出去’的政策上不断地寻求着切入点和突破口，且日趋理性和富于针对性”(23)。
作者深有同感。“十一五”期间，党和政府颁行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鼓励和扶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若干政策》《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以及新闻出版总署2007年3月22日出台的“走出去”八大配套政策等是我国版权输出取得巨大成就的政策基础。正如柳斌杰署长在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上表示的，我国政府致力于“进一步实施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推动优秀中文出版物的版权输出，促进中外作家与作品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出版产品和文化产品在全球文化市场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24)。应该说，没有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十一五”期间我国版权输出的繁荣是难以成就的。
第二，外国对中国文化的需要与渴求。宋军认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国际地位的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迫切希望全面了解中国。这点已为近年来我国版权输出图书结构的变化所证明，虽然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输出版权的重要支柱，但一般性的介绍中医、历史、旅游、饮食类图书的输出比例趋于下降，生活、科技、学术、教育、儿童读物、青春文学类图书的比例明显上升。这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也是版权贸易做大做强的必要条件”(25)。杨智芬认为，“海外市场需要中国图书，图书贸易前景广阔。近年来，中国图书正逐渐冲破国界，为世界各国读者所关注。很多不为国内出版界熟悉的海外中小出版机构也都表现出对中国书的兴趣”(26)。
第三，经济文化实力增长，为版权贸易提供物质保障。武齐认为，“国力的日益强盛为版权贸易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27)。基于我国出版物的统计数据，宋军认为，“中国出版业积几十年发展成果，使开展更大规模的版权贸易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就出版物来说，每年出版的新书就达10万种之多。2005年，全国共出版图书222 473种，其中新版图书128 578种，与2004年相比，图书品种增长了6.8%，其中新版图书增长了5.79%;2006年全国共出版图书233 971种，其中新版图书130 264种，与2005年相比，图书品种增长了5.17%，其中新版图书增长了1.31%”(28)。
2.2 版权输出存在的问题
正如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司长王自强在“2007年北京国际版权贸易研讨会”上所指出的，“虽然2006年中国出版界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法兰克福书展两大版贸平台首次实现贸易顺差，但这不是常态，是在‘政府搭台，出版单位唱戏’特定形势下形成的，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在相当长时间内引进大于输出的状况仍将继续，总体格局不会发生根本变化”(29)。我国版权输出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贸易逆差巨大。武齐认为主要表现在几个“不平衡”上：一是引进与输出数量上的不平衡。引进多，输出少。如果把近十年版权贸易的数据进行比较的话，引进和输出之比差不多是10比1。二是参与版权贸易的主体分布不平衡。我国内地参与版权贸易的主要是东部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的出版社。其中，尤以北京、上海为重中之重。三是引进与输出国家或地区分布上的不均衡。张宏以为，“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的版权引进地的数量与版权输出地的数量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异位现象，亦即，引进地按数量排列大多集中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而输出地则大多集中在我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地”(30)。不平衡性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我国版权输出结构不合理，质量低下，缺乏国际竞争力。
第二，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存在无序竞争现象。裴世刚认为，“虽然我国的著作权制度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相对于《世界知识产权协定》(TRIPS)和《伯尔尼公约》等国际性法律仍存在着诸多方面的不对称性”(31)。马春晖、王锦贵认为，“尽管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涉及版权的法律法规，但是总体来说这些法律过于抽象、粗糙，而且间接性强，很难在这些法律中找到明确、清晰、直接、针对性强的条文。”而且，“在发展版权产业的过程中，企业和个人在观念上的版权意识还比较薄弱，维权意识和能力较差，并且人们尚未普遍认同版权产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各类侵权盗版活动仍十分猖獗，严重影响了版权产业的健康发展”(32)。
第三，人才储备不足。陈永清、黄嘉涛认为，“我国大多数出版社没有专门版权贸易机构，设立版权贸易机构的人员也严重不足，因而工作难以展开。国内许多出版社对版权贸易人才的素质要求还存在着简单化的认识，认为懂外语、法律就可以做版权”(33)。李新新注意到，“世界上的一些著名的大出版社，无一例外地都有专门的版权贸易机构，由专业人士来从事版权贸易工作。这与他们版权贸易工作的高效率和市场份额高占有率有非常大的关系。虽然语言是进行版权贸易的前提，但是一个胜任的版权代表不仅要及时了解海外的出版动态、畅销书的动向，准确地分析海外读者的阅读倾向及畅销书流行的原因，而且要对国内出版有较好的把握，能够准确地选书，知晓图书的出版成本和流程以便精确报价，以及能够做出引进后的销售计划，等等。在我国，这样的版权贸易专业人才是非常缺乏的”(34)。李新以量化的数据说明高级翻译人才极度缺乏：“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目前职业翻译4万多人，相关从业人员超过50万人，专业翻译公司3000多家，但能够胜任翻译工作的合格人才缺口高达90%。市场上高水平的翻译大约只占总数的5%，而真正合格的高级中译英定稿人才不足百人，更不用说小语种”(35)。
第四，版权转让多于版权许可使用，且轻经济效益重社会效益。张斯宁认为，“我国版权贸易还没有摆脱传统的交易方式，还是所有权的转移，还不是使用权的特别许可，而对外实施版权许可是版权资本运营的主要方式，目前我国的版权还是仅作为一种资源而没有作为资本化的低层次的运营。而且我国版权贸易的经济和文化功能有时相互冲突，即过于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这样必然无法达到正确宣传我国文化的目的”(36)。
作者以为，上述“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存在无序竞争现象”的观点有待商榷。其一，我国版权法律制度已日臻完善，此乃国际知识产权界的共识。其二，国内版权法律制度健全与否，与版权输出的关联度似乎不太大。一般而言，版权输出合同中，外方通常约定合同适用法律为外方所在国法律。其三，假设版权法律制度不健全，版权保护意识薄弱，且侵权盗版活动猖獗属实，受影响的也许是版权引进而非版权输出。
2.3 版权贸易逆差的主客观原因
第一，版权输出意识与主观能动性欠缺。吴春霞认为，“中国出版机构本土化意识薄弱，创新能力不足。选题策划、宣传策略和发行途径以中国化为主，忽视海内外读者在知识背景、阅读心理、审美情趣、接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缺乏世界的‘高度’和全球的‘眼光’”(37)。武齐认为，我国出版社在版权贸易上投入产出比不高，大多数出版社更愿意引进版权，而不乐意花大力气去作市场调研、组稿，有针对性地编辑出版适合外国读者的图书，去开拓海外市场(38)。
第二，中西方语言、文化、阅读习惯与阅读心理的差异。吴亮芳认为，“正因为语言的不同，以图书版权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如何有效的传播给海外受众是一大难题。多年的实践表明，语言的壁垒已成为版权输出上的受众层面的瓶颈。这可以从历年版权输出地的情况略见一斑。以2004年度为例，其输出版权1 314种，其中对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共输出1 027种，占总输出版权的80%，而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国以及加拿大才输出54种。究其原因，正是因为这些国家使用的官方语言与汉语相差很远。”(39)。严奉强认为，“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图书阅读习惯、阅读心理的不同，给中国的版权贸易，特别是版权输出制造了巨大障碍。西方发达国家出版界习惯于‘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难以以平等的理解的心态与汉文化体系进行沟通。西方世界借助于经济上的优势而形成文化上的优越感，已在长时期的开放和扩张中形成了一整套遍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话语体系。这个体系的排他性，使得发展中国家在用自己的语体去解释自己的文化时，难以得到国际认同。”(40)。陈秋云认为，“一方面，由于汉字与欧美国家的文字差别很大，这就使得许多如古诗、成语、歇后语、对联等版权的输出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另一方面，在世界上，中文还不是世界上的主流语言，世界上其他国家很难读懂中文图书”(41)。
第三，专业图书背景资料与逻辑严谨性不足。黄健以西方图书市场上的中医、气功等传统保健类图书为例，总结我国图书难以直接输出的原因，“德国，包括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将此类书籍归为专业类图书。按他们的习惯，专业图书应具备可查的背景资料和较严格的逻辑推理，否则就没有可信度。而我国出版的这类图书缺乏相应的解释和严谨性”(42)。
第四，体制缺陷造成国际竞争力不足。黎强认为，我国出版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受到国家政策保护，形成体制内企业的原生惰性。缺乏竞争的紧迫性和意愿，难以做大做强参与国际竞争(43)。赵洁认为，“出版社由于受到政府的保护，缺乏外在的竞争压力，抑制了出版单位创新精神，培养了中国版权产业固守现状的惰性。由于缺乏‘走出去’的动力，中国版权产业成为典型的‘内向型’产业。选题设计和经营管理缺乏‘向外看’的主动性”(44)。
第五，版权代理机构的作用不突出。兰月、乔东亮将原因总结为，“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出版社比较热衷于不通过版权代理机构，而是出版社之间直接面对面进行版权贸易;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版权代理机构是新生事物，各方面都不很完善，特别是真正懂得国际版权贸易规则和运行程序的人才奇缺”(45)。
第六，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优势缺乏，供给能力不足和收益偏小。王斌在对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优势、我国版权贸易的需求、版权输出的成本—收益予以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归纳了我国版权贸易逆差的原因主要是缺乏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优势、供给能力不足和收益偏小。“反映贸易优势有两个指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和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Trade SpecialCoefficient)。我国在版权贸易中长期存在逆差，因此我国版权贸易的RCA＜1，而TC＜0。这表明我国在版权贸易中既无比较优势，也无竞争上的优势”;“市场经济中，贸易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就是获取最大利润。但是从我国版权输出的现实情况来看，投入较高而版权收益微薄。这就是很多出版社不愿意在版权输出项目中过多投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足够的投入，产出的作品自然也就不多，尤其好的作品不多，而没有好的作品，输出自然也就举步维艰了。”(46)
作者以为，上述六个方面的原因的确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对版权输出的制约力度却有先后或者大小之别，其中，“版权输出意识与主观能动性欠缺”应该是制约我国版权输出发展的根本性原因。2009年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柳斌杰署长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的一席话——“过去，我们把法兰克福书展仅仅当做‘图书展台’而非‘版权交易大市场’”(47)，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2.4 解决版权贸易逆差的应对之策
首先，大多数研究成果提出了大同小异的发展版权输出的四个方面的综合性措施，即政府支持、国际化运作、人才培养、开发传统优秀文化资源。
金红梅建议，“重视传统文化，将丰富的文化元素进行梳理、凝练，进行经济化传播，中国有过漫长的文化‘发信国’的历史，丰富悠久的文化传统，那时我们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要克服由版权贸易逆差而引起的‘文化殖民’的焦虑，唯有对传统文化进行转型性创造与批判性重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强对版权贸易人才的培养，“可以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研讨班、短训班、岗位轮训、出国培训等方式培养既懂外语，又通晓外贸、版权、合同等方面的人才”;版权输出本土化，克服文化差异问题，“在保留原版图书内核的基础上，找准中外文化交流的对接口，密切结合版权输出地的实际情况与外国出版商共同策划。国际组稿，合作出版，进行二次创作”;政府的扶持，“不仅要给政策还要给物质上的资助”;借船出海，拓宽版权输出渠道，“一方面，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大力启用西方出版经纪人，利用外国版权代理公司代理输出，凭借其对图书市场的了解和熟悉，迅速打开市场;另一方面，可采用市场换市场的策略”(48)。裴世刚认为，要加大在国外宣传力度，从财政上加大对版权输出的补贴支持力度，在税收政策上给予出版社一定的减免或优惠;要利用国际图书博览会推销自己，开拓与国际图书业交流合作的新领域;要以原创精品开拓版权输出，多方寻求进入国际图书市场的渠道，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推动版权贸易网络化;还要加强版权贸易人才的培养，健全版权代理机构(49)。李薇提出，建立国家扶持版权贸易的机制，“例如，韩国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推出了文化产品的研发、制作、出口等系统扶持政策，设立了文化产业振兴基金、信息化促进基金、出版基金等”;精心选择版权产业的市场定位，要了解国外消费者文化流行趋势，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取向，分析国外消费者的心理，输出产销对路的产品;创新版权出口贸易形式，“我们要转变‘重出版物轻版权输出’的观念和做法，大力挂靠图书版权输出”;进一步深化版权代理管理体制改革，将目前附属于版权行政管理机构的版权代理机构从其上属部门脱钩，独立出来并进行企业化改制，使其作为一个市场经营主体，自负盈亏，独立经营。为了更好地借助业外、境外资金、管理手段和业务网络发展我国的版权代理业，国家可以适当放宽和明确业外、境外资金进入我国版权代理领域和设立中外合资的版权代理机构的政策，以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加强版权贸易人才的培养，要制定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计划，在高校及科研院所开设版权贸易专业，在出版机构对相关人员进行系统培训，聘请国内外专家及版权贸易成功人士来授课，条件允许的，可派人到国外进修;成立版权贸易协会，规范版权贸易行为，我国目前还没有对涉及图书的版权贸易进行有效规范的专门行业协会。建立相关协会是所有版权从业人员的呼声(50)。武齐呼吁，政府应该加大支持力度，可通过制定政策，在制度和资金上支持中国传统文化图书版权的输出;给予版权输出以优惠的税费，规范和简化版权贸易程序;建立激励机制，对版权输出先进单位及个人实行表彰和奖励;设立专项资助基金，帮助更多更好的中国图书版权“走出去”，参与世界文化大舞台的竞争;提高中国出版社版权输出的积极性重视原创，找准民族文化与国际市场的契合点。我国出版界首先应立足原创，开发外向型选题，及时了解与把握海外市场动态，策划出版适销对路的图书产品，满足海外读者的消费需求;加快我国版权贸易复合型人才队伍的建设;注重宣传，扩大中文书在世界的影响力，主动出击，参加各类国际图书博览会，借助其辐射力，提升中国出版界及中文图书的国际影响。通过设置或参与华文图书出版奖项，借表彰奖励优秀出版成果的机会，大力宣传、提高中文出版业整体的形象地位。出版社还可利用网络等媒体来宣传自身以及所出版的图书产品。向中外版权代理机构和海外出版商及时免费寄送中英文的图书目录和最新的出版信息等。加强中外出版界的联系与交流，增强宣传力度，增进海外出版界及读者对中国文化及中文图书的了解(51)。姬沈育认为，第一，政府方面应尽快完善与版权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对内，我们应进一步完善有关版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一方面，应加快版权贸易急需的、国内尚属空白的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另一方面，针对国内近期版权保护不力的现状，加强宣传，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同时，加大对版权贸易中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外，我们应积极加入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版权的国际公约。第二，培养高素质的版权贸易人才，包括编辑人员的培养、作者资源的培养、版权出口贸易工作人员的培养。第三，积极发展版权代理机构：我国加入WTO后，扩大国际版权贸易市场，亟须一批实力强大的版权代理机构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新技术的发展，作品形式和载体形式的多样化也使随之出现的日益复杂的版权贸易问题需要专业化的代理机构来解决。第四，打造国际品牌形象：出版社的品牌形象在版权出口贸易中显得特别重要。品牌优势越明显，越容易得到国外出版社的合作合同，也就越容易借助这些国外著名出版公司的品牌形象和输入图书来壮大自己的实力，树立自己的品牌，从而产生更多的效益。第五，不断创新版权出口贸易形式：因为专业图书的内容有很强的专业性，所以了解图书信息的方式、洽谈版权的过程和洽谈重点也与一般图书有所区别。比如，合作对象有可能是在国际上名声很小的专业出版社或独立出版社，输出方式就可能主要通过专业会议、专人推荐。目前，国外出版机构提出了一些新的版权贸易方式，如“合作出版”等。在谨慎、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出版业不妨加以借鉴(52)。潘文年提出了选题策划的国际化策略：选题、组稿、设计的国际化;内容结构的多元化策略：要求出版企业在输出版权时跳出以往版权输出模式，采取一种多元化的视角来审视版权输出的内容和区域，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尽可能全方位地拓展其他领域的版权输出;输出渠道的代理化策略：出版企业在输出版权时尽可能通过版权代理机构来进行，把自己有限的出版资源集中于图书的选题策划、编辑出版及营销发行;版权推出的集团化策略：联合组团，壮大力量，联合参展，集团推出，联合宣传，共同造势，联合外设机构，谋求长远发展;输出版权的合作化策略：与国外出版公司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积极开展版权合作，与国外出版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出版项目，利用对方的海外渠道进入国外市场，与国际出版公司合作组建海内外合资公司，推动版权输出，与国外出版公司合作在海外组建出版企业，直接在海外从事图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等五项策略(53)。张克非、刘甲荣认为，应注重版权经营，把版权放到与经营资本相同的地位来管理和经营。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国际化的出版运作，走“国际组稿”之路。与世界同步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强强联手，优势互补，与版权代理公司合作共谋发展。注重对专业人才的选择和培养(54)。“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专家组组长静瑞彬建议，出版社要开阔眼界，积极地“走出去”，参加全球各大书展，借机了解世界出版，加强与国外出版商的交流与合作。要对国外市场进行调研，了解外国读者的阅读趣味和倾向，尽量多出一些能满足外国读者阅读需求的图书。要提高出版质量，从图书的内容、用语到装帧设计、印刷等方面，都要达到外国读者的接受水平。要转变服务观念，帮助外国读者了解中国图书的品质，为他们了解中国图书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中文图书必须要有外文至少是英文的简介(55)。王锦贵、裴永刚针对北京地区的版权贸易提出如下应对举措：构建企业版权战略联盟，调整版权产业结构不平衡状况，一是建立企业版权战略联盟;二是在版权贸易结构稳定的情况下，加大影视、软件、电子出版物等非图书资源的版权贸易。加快复合型翻译人才和版权贸易人才的培养，在世界上传播中华文明：一是政府主管部门设立翻译基金，鼓励外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二是各出版机构要通力合作;三是建立版权专业人才的选拔激励机制，广纳精通外语、法律和专业知识的版权人才;四是高等教育机构加快培养既懂专业又懂外语的翻译人才，既熟悉国际规则又熟悉国内规则的版权贸易人才。健全版权代理法律体系，培育版权代理市场，促进版权代理业快速发展：一是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二是要培育版权代理市场;三是版权代理机构应用外国代理商同样的方式向海外推广我们的图书;四是从体制上解决版权代理目前存在的一些弊端。多管齐下打击盗版，保护知识产权，促进版权贸易良性发展：一是压缩盗版产品特别是数字化盗版产品的市场空间;二是增加盗版产品的风险成本;三是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四是需要严格市场准入制度(56)。兰月认为“建立国家扶持机制，畅通版权输出渠道，加强宣传，完善版权代理机构，提高人员素质”(57)是推进我国版权贸易发展的途径。
其次，除了上述综合性措施建议之外，一小部分研究成果针对解决不同类型图书、出版社的版权输出问题建言献策。这些建议针对性、操作性强，对业界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针对民族出版社版权输出问题，曾晓武认为，政府应加大扶持的力度;加强海外图书市场调研;加强“走出去”队伍建设;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版权贸易;积极开展双赢互补的国内外出版合作(58)。针对大学出版社的版权贸易，孙英姿提出自身的机制改革、自身的明确定位、人力资源建设三项建议(59)。针对科技类图书版权输出，孔劲、吕德齐、蒋路认为，要提升出版的社会效益，带动科技图书版权引进贸易;建立出版基金;调整版权贸易人员结构，提高编辑专业素养;加强和国外出版机构的互通有无;完善版权引进的后续工作;加大引进版图书的宣传营销力度，提高销售码洋，降低出版社的经济风险(60)。
再次，关于版权贸易专业人才培养，齐峰、王琦认为，“出版集团可以内部培养版权贸易人才。定期‘请进来’或‘走出去’对专业人员进行培训，也可以对外引进高学历、有丰富版权贸易经验的人才，甚至可以聘请外籍工作人士”(61)。周正悦认为，第一，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形成人才管理制度新框架;第二，大力引进国际化新闻出版人才;第三，直接派遣新闻出版人才赴发达国家深造或专项培训;第四，扩大新闻出版人才国际化的流动方式;第五，建立健全以业绩为取向的新的用人分配机制(62)。潘文年、杨飞认为，破解版权贸易人才匮乏的难题，可以从引进人才，吐故纳新;使用人才，合理配置;培养人才，鼓励学习;整合人才，优化结构三个方面入手(63)。
最后，多维视角下的应对措施。从图书内容角度，聂庆君认为，“图书出版业说到底是内容产业，‘走出去’战略也必须以内容为依托和根基，没有优质的、不可替代的内容作支撑，中国图书‘走出去’也很难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和高度”(64)。从公共产品提供的角度，张志林、张新华、陈丹、包蕴慧认为，在解决公共品生产市场机制失灵时，可以由政府出面调节，即通过税收取得财政收入，再用财政收入支持公共品的生产。还可以采用规范的基金运行机制，多渠道寻求社会资助，择优扶持公共品知识的生产(65)。从民间资本介入出版领域角度，张宏提出，“鼓励设立民间基金，倡导全社会关注中国文化的传播。在这方面，我国社会还需要进行大力的倡导，让更多的企业、机构等参与到我国的文化建设中来，鼓励设立各类民间基金，资助扶持各类文化作品的创作出版和翻译”(66)。彭海文、代杨认为在心态方面，要正确对待双方的文化差异。“虽然欧美向我国输入文化也同样存在文化差异的问题，可是他们历年对我国的版权输入量都很大，甚至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的总和。因此，在我国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我们要深入欧美文化市场，充分了解欧美读者的欣赏习惯和阅读兴趣”(67)。从商业运作模式角度，英国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黄家坤认为打通商业价值链是关键，“版权输出不是一个简单的买卖环节，必须要有明确的投资策略，作为一个完整的投资项目来做才能成功。”而且出版社、作者和版权代理商之间构成的商业价值链如果不通畅，版权输出就很难找到成功的商业模式，“不是好大喜功就能行，这里面有太多环节需要落实，真正走出去不仅仅是版权销售一个环节，更重要的是全盘定位、营销、投资、人员队伍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68)。
3 版权引进原则、策略与文化安全
3.1 版权引进原则与策略
第一，版权引进的理性原则。
肖丽媛认为，引进版权要“追求冷静理性，避免茫然、狂热。决定购买重要版权时，不应该茫然倾心于首印数、版税以及预付金的多少，而应冷静地在选题的整体策划、营销方案上多下工夫，将自己的优势尽可能地展现给对方。版税、预付金的多少，有时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关键是要恪守诚信的原则，树立出版社的良好信誉”(69)。钟伦荣提出了理性评判引进版图书价值的三大标准：思想价值标准、文化价值标准和市场价值标准。关于思想价值标准，作者认为，版权引进中首先要考虑图书的思想价值，看它是否能对读者、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不能仅仅看到图书的市场需要，简单地屈从于市场法则。关于文化价值标准，一是引进图书要具有先进性，要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二是引进图书要具有高层次、高品位;三是引进图书要具有经典性。关于市场价值标准，图书是一种商品，其社会价值只有在拥有广泛读者、得到市场认可时才能得以体现。如果无人问津，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无从谈起。因此，版权引进只有适应市场需求符合自身产品结构，才能做到有效益、有特色(70)。周霞总结了避免引进图书非理性的三大具体措施：“第一，清楚本社的出书思路：版权引进工作能够围绕本社的主要出书思路来进行。承担这项工作任务的版权经理人则需要对本社的出书思路了然于胸，在工作中做到有的放矢。第二，清楚国内图书市场状况：版权经理人并不只是单纯地从国外去寻找选题，还应该关注国内的市场状况，特别是关注本社重点进攻的那几个细分市场的状况。第三，清楚国际图书市场动态：版权经理人需要利用参加各种图书博览会和书展的机会与众多的国外出版社建立联系，特别是要针对本社的出书思路，寻找那些与本社出版方向相近的专业出版社，与它们开展交流和合作;还需要通过互联网、专业媒体等了解国外图书出版动态;与国外出版社保持日常性的联系和沟通”(71)。
第二，内容与质量控制原则。
引进版图书多具备其他文化背景，其中有些内容可能不符合我国意识形态和文化习惯，对图书的质量控制显得尤为关键。把好质量关是成功引进图书的一大重要环节。从关注中国文化生态的角度，刘晓娟认为，“引进版权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从文化的宏观上进行考量，要引进符合先进文化标准的出版物，以利推动我国文化的发展。不符合先进文化标准的不但不能引进，相反还要进行必要的抵制。‘引进’要确立多元化理念，同时绝不能忽视价值判断。必须明确‘引进’的目的，是关注中国自己的‘问题’和文化思想创新，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引进’不能破坏我们自己的文化生态”(72)。王丽萍认为，引进类图书的质量控制可分为前期质量控制，包括“选择培养译者、提供翻译规范”，后期质量保证，包括“不合国情问题的处理。对于原著中不合国情的内容，要分情况加以处理和修改。宏观把握译稿整体水平和风格。检查人名、地名、专业术语、计量单位方面译文的规范性和统一性。索引的处理，核查版权事项以及附属内容的完整性”(73)。
第三，系统化操作与全方位合作策略。
图书版权引进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尤其在引进版权后，应和版权许可或转让方进行全方位合作，保证引进版图书在国内的顺利出版。苏伊拉认为，“版权引进是系统性的工程。既包括前期的选择图书、购买版权，也包括后期的翻译、编辑加工、营销管理。如今的出版社在版权引进中所要做的工作，已经不再是购买版权再出版的简单事宜，更包括对选题、编辑、营销与发行的反复论证和合理执行等全部环节的工作。对这个过程的不断整合与思考，就是对版权引进经验的丰富和积累，从而在以后根据不同情况、不同环境有针对地进行调整和使用”(74)。罗桂芸建议，“做好版权引进图书的市场调研、长期规划和每年的选题计划。出版社在自己定位的领域选书时，要引进国外具有经典性、前瞻性的精品图书。因此，出版社需要潜心研究国际图书市场，避免重复引进和浪费，做好版权贸易长期规划和年度选题计划”(75)。刘晓娟认为，“要引进国外好的图书，更要通过好的图书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选题策划和出版营销的理念”。她以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为例，介绍该社“尤其注重全方位引进其好的出版策划以及装帧设计的理念。他们让编辑人员通过合作和参加国际博览会，进一步了解国外出版动态，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出版理念和图书选题策划经验，甚至包括学习书籍的开本、用纸、装帧设计，不断提升自己所出图书的品位，做到不仅保证图书在内容质量上追求特色，追求精品。同时，注重图书的全方位包装，在整体设计和印装上都追求高质量，向国外高水准看齐”(76)。
3.2 版权引进与文化安全问题
就版权引进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宏观影响而言，彭文波认为，“在出版领域尚未完全放开的情况下，我国版权引进和输出逆差现象日益严重，西方强势文化对我国国民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出现了文化倒流”。作者指出我国在文化安全问题上的五大倾向性问题，“价值观上的功利主义倾向、信仰上的多元化倾向、行为方式上的崇外主义倾向、内容原创力的漠视化倾向、语言文字纯洁性的被污染化倾向”(77)。张宏认为，“图书版权引进过多会对我国出版业带来冲击，而输出跟引进之比悬殊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图书的国际影响力以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78)。
就版权引进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微观影响而言，针对少儿类引进图书，贾芳芳指出，“当前引进的少儿读物中，渲染暴力、不切实际的幻想与麻醉、惊悚，甚至色情的元素混杂其中，盲目的跟风引进又是对这些不良风气的推波助澜，对于各方面价值观和人生观还未完全建立的少儿来说，这些不良的导向带来的副作用可能很难扭转”(79)。谭旭东认为，“大量的引进少儿图书，尤其是少儿文学图书，不但对少儿出版业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对少儿成长、少儿教育乃至国家的文化安全都会构成不可小视的威胁”。“如果我们大量的引进国外少儿图书，不重视和发展原创，就会使少儿阅读产生‘食洋症’，很显然这不利于培养儿童的母语意识，不利于儿童对本土文化的了解，也不利于儿童自觉的形成中华文化观念。这也关系到几代人的成长，也关系到国家儿童文化的安全”(80)。针对科技类图书的版权引进，曹晋与韩绍伟指出，“西方国家向中国大量输出科学技术图书版权，既有直接的经济动因，也有文化输出的意图，两种因素相互建构。事实上，西方的文化输出(包括科学技术的)，已经构建了西方核心化的语境，为其文化和经济的全球扩张提供了合理性”(81)。面对这种形势，张旭认为“对于引进版图书的政治性问题，由于原出版国家与我国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差异，图书的内容难免会存在与我国现行的政策法规等不相符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予注意，必将引起歧义或较坏的社会影响，甚至导致严重的政治事件”(82)。
4 影视作品版权贸易
王利民、顾权的“论双重版电影版权的‘二元’承认与保护——一个国际贸易体制下电影版权保护的国际法新原则”一文，提出了双重版电影版权“二元”承认与保护理论，并在对这一理论进行多维分析的基础上，阐明了其合理价值及其对于完善我国涉外版权关系调整与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论述了境外原版电影版权的各项具体著作权在“二元”保护理论中的配置问题，提出了境外原版电影在中国境内“享有的版权”和“禁止的版权”的版权二分法，主张不论对境外原版电影作品的何种版权的“侵权”形式均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以有利于禁止境外违禁作品在中国境内的非法传播，并给出立法建议以期完善我国的境外电影作品版权保护制度。(83)
卞新森、罗锋的“产业价值链视阈下的电视节目版权贸易”一文，在对版权贸易经济功能、影视版权交易现状及产业价值链延伸论述的基础上，认为以交易节展这一微观层面为点，推动产业价值链其他环节的勾连和完善，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作者认为，与欧美国家成功输出电视节目版权相比，国内的情况是“电视产业链则处于‘碎片化’的‘半断裂’状态，没有形成一个完整、高效的产业链。制片商与传播平台之间尚未搭建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无论版权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还是对电视产业价值链的合理建构，抑或电视产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电视节目版权交易都将不可避免地在传媒产业化过程中从幕后走到前台，成为媒介必须面对的课题，但又恰如沃特曼和霍金斯论述的那样，版权交易必须依赖于与之相应的庞大工业体系支撑，尤其需要合理、完善、平衡的产业结构和良好的版权保护意识，而这确为当下国内传媒市场‘难以承受之重’”(84)。
作者以为，撇开上述研究成果的内容不谈，学术界对版权贸易的研究范围从传统的图书版权贸易扩展至影视作品的版权贸易本身便值得嘉许。
5 与版权贸易相关的法律问题
5.1 版权贸易合同管理
常伟的“国际版权贸易合同档案管理研究”一文首先归纳了国际版权贸易合同档案的新特点：合同档案数量规模化，合同档案种类多样化，利用频繁化。然后分析了国际版权贸易合同档案的四个作用：优化信息资源，在国际版权纠纷中保障权益，便于版权收款跟踪管理，有利于正确决策并在国际版权贸易中掌握主动权。最后提出了国际版权贸易合同档案管理的三个方法：及时全面收集，科学准确分类，建立专题数据库(85)。
姜汉忠认为，“如果合同中有禁止性的条款，这个合同就不能转让，中国的法律以及美国的法律都有这样的条款或者原则。如果要合法转让，必须经过合同当事人一致同意，仅有单方面同意是不可以的，这其中不仅涉及义务人和受让人的同意，更要获得转让人的首肯”。另一个是图书内容的修改权，作者认为，我国著作权引进人必须重视、遵守合同中关于对作品内容修改的条款，不能随意增删、修改、节选，等等。在订立合同时对这一问题要细致考察认真决定。第三是合同的司法管辖权。作者认为无须因为合同的司法管辖权在美国就产生恐慌和畏惧，而应该认真学习美国法律，从中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条款，督促美方履行合约，而不应因管辖权在美国就搁置合同(86)。
王东在其编译的“19个细化版权贸易的关键点”提醒：注意所授予版权的期限、按照格式的不同签订不同的版权合同、注意专有(独家)版权的授权及其他限定性条款，“在进行版权贸易的时候，一定要对对方提供的版权合同文本详细阅读。同样的，当你为一个版权购买者提供合同文本的时候，也一定要确保合同中包含了你比较重视的内容点。一个原则要记在心里：所有的版权授予方式都是可以协商的，对于必要的方面一定要注明限定性条件”(87)。
张凌凌认为，“全社统一思想，各部门协调配合”和由专门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履约是良好履约的必备要素。履约的具体实施途径有以版权部为核心的流程管理、采用数据库模式、充分利用国际书展发现解决问题三种(88)。
作者以为，注重版权贸易的合同管理，对中国企业具有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进行合同管理的目的应以全面履行合同为目标，而非为合同管理而合同管理，从而扭转中国企业不诚信，频违约的不利形象。
5.2 版权平行进口问题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姚燕青的硕士学位论文“图书版权平行进口研究”剖析了图书版权平行进口产生的原因，分析了图书版权平行进口对我国出版业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图书版权平行进口的三个措施。文章认为，“图书版权平行进口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法律制度上的漏洞、贸易管理体制条块分割和出版业自身的特点共同为这一特殊的问题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而这一问题的存在也为我国出版业带来了深层次的影响，其中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但总体来说弊大于利。图书版权的平行进口主要影响版权人和版权引进者的收益，打击版权贸易积极性，阻碍我国向版权贸易强国迈进，扰乱图书市场秩序，激化市场矛盾，助长盗版物的产生，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影响与冲击我国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我国整体国民认知”。“要减少平行进口对我国出版业的不利影响，需各方通力协作。首先，须从立法层面健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提高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其次，要完善我国的贸易管理体制，填补贸易管理漏洞;最后，必须提高我国国内的出版服务水平，满足国内读者的需求，这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通过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必然能将平行进口的消极影响降到最小，保证我国的版权贸易和出版产业健康前行”(89)。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该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名为“版权平行进口”，实为“图书平行进口”。在“绪论”一章，作者首先阐明了“当同一版权作品的版权和实物贸易在同一地域内同时进行时，就产生了平行进口问题”的论点，然后区分了平行进口与版权贸易两个概念的内涵，并认为平行进口与版权贸易存在“平行进口依托版权贸易而存在”“平行进口是版权贸易的补充形式”“平行进口与版权贸易相互竞争”三个方面的联系。正是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联系，作者认为“对平行进口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版权贸易的研究”。显然，作者全文以“图书平行进口”而非“版权平行进口”为研究对象，似有基于错误前提的逻辑推理问题，并最终出现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正如前述，版权贸易与图书贸易存在根本区别，即无形的版权财产权贸易与有形的图书产品贸易之别，而知识产权领域的平行进口问题则是特指有形产品贸易过程中产生的知识产权穷竭问题。因此，所谓版权的平行进口研究主题属于伪命题。
5.3 版权贸易与国际私法、数字版权授权、精神权利保护、附属权
关于版权贸易中的国际私法问题，陈昭认为，“探究国际版权贸易中的国际私法问题，对于国际版权贸易的健康、有序发展意义深远。这不仅是法律的问题，也是经济的问题，同时也是文化的和国家安全的问题。只有建立起科学完善的保护国际版权贸易的法律机制，才能在国际贸易和交往中全面的维护国家利益，发展经济，创新技术，增强综合国力”。他提出了确立国际版权贸易法律机制应从四个方面着手：建立我国版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强对传来文化版权的法律监督和法律保护，制定国际版权贸易代理制度的法律，建立完善的网络版权的法律制度(90)。
关于版权贸易中数字版权授权合同，王秀丽、于秀丽认为，使用方要能够获得海量著作权人的授权。著作权人要能够授权给海量使用方。版权授权交易成本要降低至几乎为零，否则等于阻断授权之路。要有公平合理的版权使用费标准和版权侵权赔偿标准。作者进而提出了“授权要约模式”，即“作者根据自己的版权授权意愿，在其出版的图书中刊登一页‘权利人授权声明’，明确该书的版权授权范围、授权费用及支付方式等”。作者认为，该模式的意义在于：授权成本最小化，授权范围最大化，著作权的权益最大化，图书的网络传播与纸介发行并不冲突(91)。
关于如何在版权贸易中协调版权精神权利的保护问题，何莹在硕士学位论文“论版权贸易中精神权利的协调”中论述了版权贸易和精神权利的关系、版权贸易中协调精神权利的必要性及原则、版权贸易中对精神权利的协调模式、我国版权法的合理选择及其他相关问题。作者认为，“通过对版权贸易与精神权利二者间关系的剖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存在一些相互制约、阻碍的同时，版权贸易与精神权利亦有相互促进的一面。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既能解决矛盾冲突，又能在版权贸易中保留精神权利积极效用的协调机制。结合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等一些外国经验和我国实际情况，将精神权利完全让与版权贸易相对方的精神权利‘转让’模式和令作者丧失其精神权利的‘放弃’模式都不足取。唯精神权利‘部分穷竭’这一模式，既坚持了作者对于精神权利的享有和行使，又以合同范围内‘一次用尽’的限制令经济权利的实现免受精神权利行使的干扰，可以切实保障版权贸易的顺利进行。因此作者建议我国版权贸易中采用精神权利的‘部分穷竭’模式，既坚守精神权利制度尊重作者利益的立法初衷，又可以保障版权贸易的顺利进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版权贸易与精神权利的互动、互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版权法的宗旨：保护作者及相关权利人权益，鼓励作品的传播、创作，促进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92)。然而，作者以为，其从鼓励版权贸易发展的角度，主张实行版权人精神权利‘部分穷竭’的模式与版权法理严重冲突。因为，所谓‘版权穷竭’，特指版权中的财产权(经济权利)中的“发行权”穷竭，而版权中的人身权(精神权利)穷竭至今尚无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著作权法律的依据。所以，作者的上述建议恐难具有实践意义。
关于版权贸易中的附属权经营问题，王翎子在硕士论文《论中国出版业在国际版权贸易中的附属权经营》中探讨了经营附属权贸易的出版业生态环境诉求、国际版权贸易中的附属权经营战略问题。该文认为，“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中国出版界可以将国际市场作为开展附属权贸易的‘先行区’、‘试验田’，通过国际贸易学习和引进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寻找出最适合中国出版界的附属权贸易发展模式和经营方式”。“要在国际市场上开拓附属权贸易这一崭新的领域，国内出版界的体机制、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都需要得到有效的改善，与国际出版市场形成良对接”。“在国际版权贸易中的附属权经营战略有：第一，国内出版业自身需要调整发展战略。一是亟须培养开展版权贸易的专机构与专门人才;二是增强附属权经营意识，学习经营方式，提高经营能力。第二，国内出版界在开展国际版权贸易时应当采取的战略，一是附属权“立体经营”策略，即增加附属权经营的广度、深度、时长，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二是在国际版权贸易中经营附属权要注意明确附属权交易的权利内容和性质、权利许可的地域与合同有效期条款、约定付酬标准和付酬方法约定责任条款和解决合同纠纷的法院地或仲裁地条款以及法律适用原则等一些问题”(93)。
6 版权贸易比较研究
徐徐、朱允卫的《中美图书版权贸易现状与发展对策》一文，对中美版权贸易现状进行了分析。作者得出中国对美版权贸易存在图书版权输出绝对量偏少、图书版权贸易逆差非常严重、参与省(市、区)很不平衡等三个问题。对此，作者认为，应高度重视中美图书版权贸易的战略意义，制订并实施国家层面的对美版权输出规划，多种形式开拓图书版权对美输出渠道，进一步加强中国图书版权对美输出的宣传公关，鼓励和扶持地方出版社参与中美图书版权贸易。(94)
香江波在“中美出版物及版权贸易状况分析”中认为，“中美版权贸易存在着严重的逆差”：2000年至2005年美国输出到中国的版权数量是从中国引进的版权数量的456倍，其中，2003年中美版权贸易引进与输出的比例高达1 100∶1，就连最好的年份2005年也达到了246∶1的比例。他认为，应对中美版权逆差的对策有设立国家对外出版发展基金，用于对外宣传、推广、销售、展示、翻译中国出版物;由行业协会牵头，政府给予支持，建立面向海外的信息平台，如出版英文本的出版信息类刊物和建立英文出版网站，发布图书出版信息，主动向国外大的出版集团推荐图书版权，带动出版社对外输出的积极性等(95)。
肖蕾的“中日图书版权贸易比较”一文从引进与输出图书品种结构、版权贸易伙伴构成、版权贸易方式、版权部门职能等四个角度对比了中日版权贸易。就引进与输出图书品种结构而言，我国把引进重点放在科学技术、管理等国家急需的产品上，引进的数量和结构基本符合我国战略需求;输出图书内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中医、中药图书以及食品类图书的出口近几年来有所增加;日本漫画为日本出版业走向西方的主打产品。就版权贸易伙伴构成而言，日本是我国版权贸易主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两国出版界交流频繁;日本则与欧美国家及亚洲近邻保持密切合作。就版权贸易方式而言，我国版权贸易方式从传统的“支付版税、合作出版”发展到“探求国外组稿、外商参与选题”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变等商机为捕商机;日本利用各种形式的图书展览会来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就版权部门职能而言，日本版权代理公司相对较少，但建立了十分健全的版权集体管理体制。我国出版社的相关职能部门不健全，重视度也不够(96)。
季峰的“西方版权贸易经验对中国版权贸易的启示”一文总结了西方版权贸易经验对中国版权贸易的三个启示：其一，版权许可应多于版权转让。与版权许可相比，版权转让是一种收益快、风险小、易操作的版权贸易方式。西方发达国家通常选择版权许可方式进行交易，通过多次许可使用版权来获得更高的利润，我国在进行版权输出时，由于版权贸易操作能力比较差，有些出版商甚至是急功近利，有一点利润就很满足，常常选择版权转让的方式进行交易;其二，要重视与版权代理公司的合作。西方的版权代理业十分发达，而版权代理在我国版权交易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国的版权代理业仍处在嗷嗷待哺阶段，亟待理性的开发和迅速地成长;其三，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在宣传促销的方式上，西方国家已逐步摆脱了过去的单一化模式，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综合运用多样化、立体式的促销，已成为国外书业界较为普遍的做法，我国重编辑生产，轻宣传促销的现象还未完全得到转变，这方面同书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97)
作者注意到，版权贸易比较研究集中于西方国家，尤其是同美国的比较研究。但是，作者认为，港澳台地区、韩国、日本的版权贸易成功经验可能对中国企业更具借鉴价值。今后，学术界似可在这方面多着笔墨。
7 结语
与“十五”期间版权贸易研究相比较，“十一五”期间的研究成果中，版权输出对策方法、版权贸易逆差的反思仍然占据了绝大部分比例，而且研究结论似乎新意不足，可资借鉴的理论素养不足。在研究方法上，利用其他学科知识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成果数量有限。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走出去”战略的全面深入贯彻同党和政府的强力支持、出版企业对版权贸易日益重视、世界对中华文化日益增强的关注，我国版权贸易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作者有理由相信，“十二五”期间，我国版权贸易事业必将蒸蒸日上，版权贸易研究成果也必将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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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清 法学博士，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知识产权高级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出版法。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及省部级科研项目两项，出版著作和教材四部，发表论文40多篇。
杨威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版权法。发表论文两篇。
【注释】
(1)中国图书四年输出版权11238项［EB/OL］.［2010-06-30］.http://www.cbi.gov.cn/wisework/content/87775.html.
(2)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版权贸易统计［EB/OL］.［2010-06-30］.http://www.cbi.gov.cn/wisework/content/89257.html.
(3)柳斌杰.认真实施《纲要》积极推进版权贸易发展［EB/OL］.［2010-06-30］.http://www.ipr.gov.cn/xwdt/gnxw/bw/482672.shtml.
(4)齐峰.我国版权贸易的发展轨迹及发展取向［J］.编辑之友，2008(6).
(5)王伟娟，中国版权贸易发展环境与对策思考［D］.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6)王斌.中国版权贸易逆差产生的经济学分析［J］.科技与出版，2008(5).
(7)李建伟.王志刚.版权贸易基础［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11).
(8)王雪野.国际图书与版权贸易［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9)王雪野.国际图书与版权贸易［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10)齐峰.我国版权贸易的发展轨迹及发展取向［J］.编辑之友，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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