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报道政策调节中的主客关系

一、对外报道政策调节中的主客关系

由于中国新闻宣传事业是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新闻政策体系中的政策主体与政策客体的关系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11]。处于意识形态交锋、争夺前沿的中国外宣系统更是高度单一的党国体制化的新闻宣传体系,对外报道机构纳入党和政府的组织建制,高度体制化。中国党和政府与新闻机构之间基本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包含与被包含的集合关系,党和政府对新闻机构的调控方式是直接、全面、刚性的控制。在这种体制下,新闻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政策主体,与新闻政策的调节对象——政策客体,在对外报道政策调节中形成某种程度上归一的结果。因而,在对外报道战线,新闻改革中常提到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基本上没有推行。

在政策实施层面,立法机构与党和政府组成部门也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与对外报道或外宣有关的政策层面的法规文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对各根据地的外宣工作就极为重视,就此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1941-1942年间发出两次指示。1941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对外宣传作出指示:

(各种严峻的斗争形式)都要求我党统一对外宣传及采取慎重处事的态度。……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许多违反党的政策与中央指示的言论之公开广播,与各地对外宣传工作中独立无政府状态的存在。

(甲)一切对外宣传均应服从党的政策与中央决定。

(乙)一切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应统一于宣传部。宣传部应负责立即停止这方面的无监督无政府的现象。^[12]

中央还重视根据地的广播电台在对外宣传中的地位与作用。1941年5月25日,《中宣部关于电台广播的指示》就指出,广播电台是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对外宣传最有力的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构建新生的共和国的国家新闻事业系统。195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新华社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指示》。11月21日,新华社第一次全国社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华社改组为一个集中统一的国家通讯社基本完成。1953年3月召开的新华社编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新华社要成为“消息总汇”的总任务,并确立内外并重的报道方针。3月16日,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在新华社编委扩大会议总结报告中指出,新华社工作方针是内外并重的方针,就是说国内报道和国外报道应该并重,国内问题的报道和国际问题的报道应该并重。并强调在加强对外报道和国际问题报道方面,……应该要和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相适应。^[13]但是,当时对外报道的基本缺陷在于“对外报道时机抓不准、稿源不足”。(《组织农村、文教方面对外报道的意见》,1953年4月18日)这年12月,吴冷西在第三次全国社务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新华社1953年工作进行总结并布置1954年工作任务,指出新华社对国外报道的重视还不够,也不善于作这种报道。^[14]

新中国成立初期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国家副主席刘少奇对此提出批评。从1956年5月28日到6月19日间,他对新华社作了两次谈话,对广播工作作了一次谈话。在报道的总体思想上,刘少奇提出,“新闻报道要客观、真实、公正,同时要考虑利害关系,看看对人民和无产阶级事业是否有利”,“应该让人民知道世界真实情况”,“要关心人民生活上的事情”。刘少奇这三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成为一段时期内我国新闻政策的主导思想。1956年以《人民日报》为先导的党的机关报的改版,是新闻政策调整的具体反映。当时,无论国际报道和国内报道,无论报纸、通讯社和广播,新闻报道面貌都焕然一新。但是时间不长,因为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左”的错误左右了时局,新闻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失去了它的灵活和弹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必然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闻政策。这种新闻政策的具体表现,就是向人民封锁消息。1958年“大跃进”以及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我国经济形势极为严峻。但新闻报道中反映的却是“卫星上天”、“三面红旗迎风招展”。“十年动乱”给中国人民造成空前灾难,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新闻报道却仍然是“到处莺歌燕舞”,“连年丰收”。这种不让人民全面了解情况,甚至把失误当成就的自欺欺人的做法,产生极为恶劣的后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对外报道随着政治生活逐渐民主化而在政策层面得到重视。1979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发表关于外宣工作的谈话,在谈话中他对外宣的目的、外宣的受众方针、外宣的标准、外宣的任务和外宣的内容等方面发表了合乎时代精神和新闻规律的论述与阐释。针对在“文革”前就提出的,认为对外宣传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世界革命”,他说:“我看这是大话,现在不宜这么提。”对于外宣的受众观问题,他说:“对外宣传面向谁呢?有些同志说主要对象是‘中间分子’。如果是指这样的意思,即我们无论是向国内还是国外作宣传,都要照顾到占读者、听众大多数的中间分子,不要唱高调,这是对的。但是,我看我们对外宣传的对象还不如说是面向外国人。不管你是左派、中间派还是右派,是友好人士还是敌对分子,是统治者还是普通人民。当然,我这是就总的方针说的,总的来说,我们的对外宣传就是要面向外国人,力争向尽可能多的外国人作宣传。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具体进行宣传时,可以不顾及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党派、不同职业以至于不同年龄(老、中、青)的人们的不同兴趣和要求。我们现在对内、对外的宣传工作,都有一般化的毛病,就是由于没有针对不同对象,搞出各自的特色来。”^[15]1979年10月9日,中宣部发布《关于加强地方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指出,必须了解、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可以在国外争取和团结更多的朋友,扩大中外经济、科技、文化交流,促进国际反霸、反帝、反殖斗争,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

1980年8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关于建立对外宣传小组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这是中国对外宣传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通知》提出了对外宣传工作的根本目的任务、方针政策和总的要求,表明对外宣传工作得到执政党最高决策层的重视,反映了执政党的意志。《通知》明确指出:“对外宣传的根本任务是为当前的总路线服务,为党的对外路线服务。对外宣传应当真实地、丰富多彩地、生动活泼地、尽可能及时地宣传中国,介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宣传我国的对外政策,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提高海外同胞的爱国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台湾回归祖国和国际反霸、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对外宣传的对象,应当包括世界各国各阶层、各种不同政治思想的人,还有港澳同胞和华侨、华裔。台湾同胞由于与大陆长时期隔绝,我们的对外宣传也适用于他们。对外宣传对象应当尽可能广泛。”

1983年5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指出:“对外宣传是一项在国际上争取人心,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取时间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对于宣传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争取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加强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和作用。”至此,中国的对外报道政策走向越来越务实,不再提“促进国际反霸、反帝、反殖斗争”等不切实际的目标。

1986年11月26日至12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时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会见与会代表。12月2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发表了长篇讲话。1990年以后,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每年召开一次,这表明包括对外报道政策在内的外宣工作步入延续性、常规化轨道。

在新闻报道实践方面,中国新闻事业适应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实行更加灵活的开放政策,报道内容冲破了过去人为的障碍和禁区,加强了批评性报道,确立了“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在1987年的六届五次全国人大会议、大兴安岭森林火灾和中共十三大的对外报道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些公开报道激发了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大事的责任感和热情,也显示了新闻政策的强大生命力。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要求新闻媒介成为协商对话的一个有效的渠道,并且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同时提出:“党的宣传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必须改革,克服形式主义,讲求实效。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封闭状态,禁止人们接触形形色色的思潮,更不能回避人们在建设和改革中产生的种种思想认识问题。这就要求抛弃空洞乏味的党八股,用群众切身的经验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和教育,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真正深入人脑。”十三大报告为新时期的新闻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新闻报道指明了方向。^[16]

进入21世纪,中国进一步向境外媒体开放,珠三角地区被称为“开放的天空”。2005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布《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规定(试行)》规定:“采编涉外新闻报道,要遵守我国涉外法律和我国已加入的国际条约,贯彻我国对外政策。”这一规定表明中国政府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面对国际社会表现出坦诚和自信,也表明中国政府信守国际公约,尊重公民人权;同时表明中国政府希望借助对外报道促进改革开放和民主法治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