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报道的政治环境

第一节　对外报道的政治环境

与前些年相比,对外报道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国际地位的显著上升,引起全世界对中国新闻前所未有的关注。世界空前关注中国,特别是最近几年来,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量大幅上升。与此同时,国际舆论出现新特点,而西强我弱的局面基本没有改变,在有些领域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

一、国际政治环境的演变

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国际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国际社会间的对话与交流、交往与合作日益频繁,国际关系中的双边与多边对话与合作日益增多。其次,世界经济的发展、科技与社会文化的进步使得世界各国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先后形成了一些新的利益集团与多边合作组织,对话与对抗并存,竞争与互利共生。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霸世界。国际关系更加向着有利于我国的改革开放与国内建设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的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与地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学者认为:中国已由一个封闭的系统变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已由基本游离于世界,变为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从而使中国与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关联体、互动体。在这种背景下,与中国毫无关系的国际问题越来越少;同样,与世界毫无关系的国内问题也越来越少。国际问题国内化、国内问题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显见。这一变化不仅使世界对来自中国的信息更加关注,而且对中国在信息发布上的态势也更加关注,更为敏感⁽¹⁾。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从过去那种被动地参与国际体系、国际事务的状况发展到今天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全面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体系。朱穆之先生进一步分析指出:十七大提出了今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各项重大任务,要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这是加重了对外宣传的任务,要求对外宣传能使外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由于中国蓬勃发展,国际地位和影响日益提高,十七大后,世界更想了解中国今后的变化⁽²⁾。这是国际政治环境变化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进步有利的一面,我们的对外报道将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受到更多国际社会关注,有关中国的报道也将吸引更多国外普通受众的注意力,国内对外报道媒体的影响力也将进一步扩大。

与此同时,不容乐观的是,国际政治形势依然严峻,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局部地区间的冲突并没有停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没有根本消除,特别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的偏见与误解,导致一系列的利益冲突与国际矛盾,国际舆论中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不断,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等。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认为:在研究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时,西方媒体永远忘不掉这样一个标签: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无论中国怎样融入国际社会,美国公众总会接受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敌对的媒体价值取向。“共产主义”在美国人的脑海里反映出一个僵化的形象,这是冷战时期包括后冷战时期由媒体的宣传造成的,它在公众心目中形成了一种惯性⁽³⁾。更有甚者,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这种刻板成见是根深蒂固的,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进行信息传播,希望受到西方受众的关注,其效果总是不理想。刘康先生指出:全球化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媒体竞争不仅仅是媒体或传播体系的竞争,首先是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体系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在全球信息传播领域的竞争和战争之中,意识形态的战争永远都是第一位的⁽⁴⁾。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我们的对外报道机构既需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斗争的警觉,时刻注意利用我们自己的传播工具传播我们的主张,同时,又要能够客观、真实、全面地向世界说明中国,以此保证有更多的西方受众乐意接受我们传播的信息,这样才会在国际信息传播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无疑对我们的对外报道从理念到实践层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国内政治环境的变迁

对外报道的国内政治环境变化主要表现在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多元化所导致的媒体环境的公开透明度越来越高,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到更多关注。改革开放伊始,随着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先农村后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后来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政治民主化渐行渐近。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起步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是在经济民主化的基础上向政治民主化迈进。但是这种完全为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而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没有达到应有目的,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原来的一系列问题恶化,以致在20世纪80年代末陷入了困境,这个时期的国内政治环境可以说更加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误解与“刻板成见”。进入90年代后,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制度创新,中国政治体制终于孕育出了以民主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转型⁽⁵⁾。有学者曾把这一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78年到1986年的初步实现阶段,从1986年到1989年全面改革的尝试阶段,从1989年到党的十五大召开前的平稳推进阶段,以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为标志的全面推进阶段⁽⁶⁾。这是一条渐进的改革之路,改革的主要内容大体上涵盖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内民主制度,政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逐步实现从集权型的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转变,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等方面。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纳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范畴,提出了决策机制民主化、科学化、民主监督系统化等等,昭示着中国不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正在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⁷⁾。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⁸⁾。党的十六大还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政治思想也成为政治文明的核心概念。

伴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公民蓬勃生长发育的时代,即公民的主体意识、法律意识、权益意识,包括“知情权”意识日益增强的时代。这种发展与变化要求中国各级政府在社会信息的发布上做到公开和透明,建立“阳光政府”、诚信政府,这样才能体现执政为民,才能取信于民,才能取信于世界,在世界上树立负责任的大国政府的形象⁽⁹⁾。过去,为了营造社会安定的局面,各级政府在重大灾难面前习惯于隐瞒事件真相,新闻媒体在“泛政治化”的宣传观念影响下,把“灾难新闻”当作“负面新闻”,本能地对灾难报道选择沉默或观望。如1994年3月浙江千岛湖32名台湾游客被抢劫杀害案,国内媒体迟迟不报。2008年的3· 14拉萨暴力事件,政府和媒体仍因观望而错失信息披露的先机,导致不实传言、甚至恶意谣言满天乱飞,即使随后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公开各种信息,都难以挽回业已遭受损害的国家形象和媒体形象⁽¹⁰⁾。由此可见,政府信息公开需要一个开放与民主的政治环境,这样才能保证新闻媒介的对外报道更加自由与自主。近年来,我国加快了信息公开的步伐,从法律上建立了灾难信息公开制度及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政府在处理社会政治经济事务过程中开始注重新闻媒体的权益与作用。国务院在2004年5月中旬制定和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灾难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规定国家建立灾难的信息发布制度,向民众及时、准确、全面发布信息。这表明最高执政者决心突破“泛政治化”思维方式的束缚,树立民主社会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良好形象,积极顺应全球化信息社会进步的历史潮流。2005年8月8日,民政部、国家保密局联合发布《关于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的通知》,使得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不再作为国家机密,并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这不仅扭转了救灾工作的被动局面,更是体现了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¹¹⁾。上述一系列有关信息公开的制度、条例、办法的实施,将在建构一个信息透明、公开、负责任的政府形象方面,向世界表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美好前景。

从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等新观念,到全国人大修改《突发事件处置条例》,删除了“媒体不得擅自进行有关突发事件的报道”的条款,到2007年1月1日起实施的保障境外记者采访自由的“国务院477号令”,再到2008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我国政府不仅在努力实现国内的信息公开,使之成为民主政治的常规制度,而且正在通过开放境外媒体记者在大陆的采访权,允许境外媒体在国内设办事处等等举措来逐步实现国内信息的国际化公开。在2008年5月12日四川地震发生后,近百位境外记者到灾区采访,尤其是有20多位境外记者在地震发生后,获得了与境内记者同等的“待遇”。这些面对国际社会的信息公开举措,反映出我国对外报道的国内政治环境正在逐渐向有利于树立良好国家形象与政府形象的方向发展,从另一方面来说,信息公开制度也为对外报道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源,从而争取到对外新闻传播的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