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报道选题

第二节　对外报道选题

对外报道的选题,首先当然是应遵循新闻规律,即按新闻价值大小来选择。但对外报道的选题与对内报道的选题也有其特殊性。

一、“以正面报道为主”不应作为对外报道的选题原则

“以正面报道为主”是我国的新闻传播观。不管是对内报道还是对外报道,都有这一要求。那么什么是“以正面报道为主”呢?“正面报道”的准确含义究竟是什么?

一般认为“正面报道”就是指的报道题材的正面性,主要是指成绩、好的形势等等,通俗地说,就是“报喜”,而不是“报忧”。

但这一观念与西方的新闻价值观存在很大的差别。西方人认为“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坏消息就是好新闻”。飞机在天上正常飞行不是新闻,失事掉下来了就是新闻了。一些研究表明:对于西方受众而言,负面内容的新闻报道似乎比正面内容的新闻报道更有吸引力。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以正面内容的新闻报道为主,是一个非商业性的广播电视公司,有很多重要新闻及高质量的教育节目。但是作为非主流媒体,其受众还不到全国的5%。实际上,美国媒体也报道了一些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正面新闻,只可惜这些报道在公众中引起的共鸣远不及那些耸人听闻荒诞不经的负面报道⁽¹⁰⁾。请看下面一则报道:

美国国内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2005年美国普通民众最为关注的十大事件中,卡特里娜飓风和一路飙升的油价排名第一、二位,而紧随其后的则是伊拉克战争和亚洲海啸。

据路透社发自纽约的消息,美国信息调查公司Lexis-Nexis在对1500名受访者问卷调查后发现,约有97%的美国人认为,2005年度他们最为关心的十大新闻事件分别是新奥尔良飓风、飙升的油价、伊拉克战争和亚洲海啸,而伦敦地铁爆炸案则位居年度关注度排行榜的第五位,排在第六位的是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任命,排行榜的最后两个位置被娱乐明星们瓜分掉,他们分别是陷入娈童案泥潭中不能自拔的摇滚巨星迈克尔·杰克逊,以及《老友记》中的“万人迷”詹妮弗·安妮斯顿和她明星老公布拉德·皮特,他俩上榜的理由是曾经被誉为“金童玉女”的一对鸳鸯如今已形同陌路。

此外,这次调查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那就是在关注度排行榜中,“坏消息”总能胜过“好消息”,像汤姆·克鲁斯和他的新婚妻子就没能胜过已经分手的安妮斯顿和皮特,屈居第十一位,从而被挤出了十强的行列。⁽¹¹⁾

可见,如果将“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提法,单纯理解为报道内容上的“报喜不报忧”,那么在对外报道时就基本上无法同受众兴趣说到一块去,只能是你说你的,说了等于没说,甚至令人反感。

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正面报道”和“以正面报道为主”,是对外报道中首先要厘清的一个问题。实践中有不少有识之士试图对这两点作出比较宽松的解释。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中心主任张霁苍的见解很有代表性。他认为:首先,毫无疑问,这一原则应该是就报道内容的比例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正面内容当然应该在报道总量中多于负面内容,但“为主”并不意味着“全部”。“如果我们假设一个新闻产品中包含有十个信息,其中有六个是正面的,两个是负面的,两个是中性的,那么显然,这种情况也是符合‘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原则的。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月当中有二十多天都偏重报道正面信息,另外有几天的产品以负面为主,同样应该认为这个媒体是贯彻了‘以正面报道为主’原则的。”其次,除了正面内容和负面内容,还应包括中性内容,如娱乐信息、服务性报道。再次,“以正面报道为主”不等同于“以成就报道为主”。对“以正面报道为主”的理解不应该简单化。只要是总体上有助于树立中国正面形象的内容,都应该属于是“正面内容”。还有,“以正面报道为主”应该包含“对一件事多从积极方面来看待和报道”的涵义,即使是对负面内容,也应当尽量发现其中或与之相关的积极的方面等等⁽¹²⁾。

上述阐释将“正面报道”理解为报道内容的“正面”,是说得过去的。就是说,在报道题材的选择上,我们应当多选择歌颂性的题材,但也不应一概排斥揭露性的题材,关键要看能否“总体上有助于树立中国正面形象”。

也有观点认为,所谓正面报道负面报道,主要要看报道效果。报道效果是良性的,就是正面报道,反之则是负面报道。原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老总范以锦对“负面报道”这一概念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正面报道”的认识。摘要如下:

所谓“负面报道”,包括了自然灾害、安全事故、治安案件、社会丑恶现象等——举凡“天灾人祸”,莫不包揽其中。有些学者在研究“负面报道”的概念时,也只是盯着“天灾人祸”这类“坏消息”层面。如果局限于此,也就罢了。但如今已被一些人延伸开去,将揭露社会弊端、与舆论监督相关的批评报道,称之为“负面报道”,甚至放大到只要令某些当权者心里觉得不舒服的报道,皆可斥之为“负面报道”。而且延伸开去的说法,越来越无边际、越来越流行。于是有的腐败官员堂而皇之地操起了“不准报负面”的大棒,不允许对社会问题的探讨,打压批评报道,钳制舆论监督,维护既得利益。

……

“非典”过后,当时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说了这么一段话:“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我们需要辨别什么是正面,什么是负面。说我们的不好就是负面消息吗?不是。判定这个报道的正面负面问题,应该从是否有利于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来考虑。比如对之前SARS的报道,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负面报道。”我很赞赏赵启正这番话,决不能把涉及现实某些问题的报道简单理解为负面报道。

如果非要弄出一个“负面报道”的概念出来的话,我想得弄一个不容易产生歧义、任意扩大范围的清晰概念出来。以我之见,报道本身乃至其产生的后果都是负面的,才是真正的“负面报道”。那些与国家大政方针唱反调、违背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报道,还有那些虚假报道,无论从报道本身还是从其产生的后果来看都是负面的,这就是真正的“负面报道”。

……

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被模糊了的“负面报道”说法的流行和延伸,实际上是混淆了“负面报道”与“负面影响”的不同概念,也就是将新闻报道产生的不良后果即“负面影响”,简单归结为“负面报道”。其实,任何题材的报道如果采编和版面处理不当,都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包括我们习惯说的“正面报道”。

宣传一个很好的典型,如果不实事求是,而是任意拔高,就会给人虚假的感觉,导致不可信、不可亲、不可学。时机选择不当,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某领导是一个廉洁奉公的典型,但所在单位出现了类似安全事故的突出问题,如果在这个时候推出这个典型,人们就会猜测是不是想“一俊遮百丑”,好掩盖事故责任呢?这个典型的宣传就有可能因时机选择不当而产生负面影响。总之,先进典型宣传的拔高、时间不当、过分的“轰炸式”渲染,都会适得其反产生负效应。

同样的道理,那些事关天灾人祸的所谓“负面报道”,处理得当也会产生正面影响,取得良好效果。事先告知可能发生的灾害,可以警醒人们做好防范工作。灾害发生后的灾情通报,可以让有关部门尽快知晓灾情,及时做好救灾工作。抗灾救灾的现场报道,也能鼓舞灾区人民的斗志、群策群力战胜灾害。⁽¹³⁾

范以锦先生提出不要只从传播的内容上分“正面”与“负面”,而要从传播效果上来判定“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这看起来比单从报道内容上来区分更有道理。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以正面报道为主”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追求报道效果的正面性,应当是所有报道都要做到的,不能提倡在“为主”之外还允许一部分报道产生反面效果。正如范以锦先生对“负面报道”的评说那样:“‘负面’是相对‘正面’而言,也可说是‘反面’。既然是‘反面’,‘控制负面报道’的说法就经不起现行体制的拷问了,难道现行体制对反面报道只是‘控制’、‘减少’?我们不是经常说‘要保持一致不要唱反调’吗?”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对外报道中应当慎提“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原则,因为它可能束缚报道者的手脚,不敢接触灾难性新闻之类的内容,也制约了报道者“将坏事变为好事”的主观能动性,使得他们只是简单地不去报道所谓的负面内容,而不是去研究如何让负面内容的报道产生积极效果。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注重报道能否产生积极效果,是否“总体上有助于树立中国正面形象”。也只有这样,才不会一开始就与西方新闻价值观产生矛盾。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让中国媒体更加成熟。这一事件的对外报道更让人相信,负面内容的信息,不在于报不报道,而在于怎样报道。有人联系我国三次地震的报道情况,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请看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这篇文章:

近60年来,中国发生了三场死亡人数在万人以上的大地震:除了今年5月12日的四川省汶川县8.0级大地震之外,另外两场大地震发生在30多年前的上世纪70年代。

1970年1月5日,中国云南省通海县发生了7.7级大地震,这场大地震不仅如今知道的人不太多,就是当年也远没有达到妇孺皆知的地步。

在这场大灾难过去整整30年之后的2000年1月5日,云南省通海县举行大地震30周年公祭时,首次正式公布这场大地震死亡15621人,伤残32431人,伤亡总人数近5万人。

当年的媒体远没有今天发达,不仅没有互联网,平民百姓也没有见过电视,当年传播新闻的媒体主要是报纸和广播。在通海大地震发生之后的3天之内,不论是中央的报纸和广播,还是地方的报纸和广播,均没有任何关于大地震的报道。

大地震发生之后的第四天,即1970年1月9日,《云南日报》才有了一篇关于这场大灾难的报道,标题为《我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迎击地震灾害》,文中没有提及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此后《云南日报》和《人民日报》的报道关注的也是灾区群众在大灾之后“不要救济和捐助”,只要精神食粮和精神鼓励:灾区人民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对捐献的物品全部退回。云南省抗震救灾办公室退回各地捐款11.5万元,灾区人民只收下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画像、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震级为7.8级的大地震。

197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一条新闻:《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这篇新闻采用的是新华社通稿,只有400余字,有10多个字提到了地震的后果:“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当时是“文革”后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正如火如荼,是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因此,报道必须突出当时的政治。报道的最后一句是:“他们(受灾地区人民群众)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夺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

此后,《人民日报》又发过多篇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报道。如,《深入批邓促生产支援灾区多作贡献河北辽宁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援唐山丰南地区的抗震救灾斗争》;《抗震救灾的现场也是批邓的战场红九连和唐山郊区人民一起以批邓为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深入批邓是战胜震灾的强大动力》等。

唐山地震是极其惨烈的发生在城市内的强破坏性地震,在人们的酣睡中,有100多万人口的唐山市转眼间变成一片废墟,震区地面建筑几乎全部倒塌,可是,当年灾难死伤人数是国家机密,中国内地对死伤人数没有任何公开报道。

1979年11月22日新华社从大连发布的消息说:“在1976年7月28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中,总共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多人。这两个数字是唐山、天津、北京地区在那次地震中死伤人数的累计。”

今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不到20分钟,新华社就发布了消息,此后,包括电视、网络、报纸、广播等在内的中国各类新闻媒体各尽所能,详尽客观地报道了地震破坏的程度,及时更新伤亡人数,与30多年前的中国地震新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现了中国的巨大进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从今年地震灾情的信息透明度和对外开放度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大灾难过去之后,中国将开始一个更加崭新的时代。⁽¹⁴⁾

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报道,基本上突破了“以正面报道为主”的限制,既充分展示了灾难,也充分展示了战胜灾难的士气。信息高度透明,反而赢得了世人的好评。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等媒体在报道中指出,新华社对此次地震的报道,达到了国际水准。《纽约时报》在长篇新闻分析中援引媒体学者的话指出:“中国媒体第一次达到国际水准。”⁽¹⁵⁾所以,我们认为应当总结这次地震报道的经验,不宜把“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提法作为对外报道的选题原则。

二、从“以我为主”与“有的放矢”的结合部找选题

“以我为主”指的是“我们需要报道什么”;“有的放矢”则是考虑“人家需要什么样的新闻”。在对外报道中,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是要综合考虑,合理处理的。

朱穆之说得好:“以我为主并不是我说我的,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有的放矢并不是你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以我为主是说不迎合,坚持我的立场、观点、主张,我应宣传报道什么就宣传报道什么。有的放矢,就是要针对读者的问题、要求来报道。以我为主、有的放矢,必须吃透两头,换句话说,即知己知彼。”⁽¹⁶⁾

知己知彼,寻求二者的结合部,就必须学会研究传者与受者的共同经验范围与共同价值观。“共同经验范围”这一概念是传播学大师威尔伯·施拉姆提出的。他提出,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双方,必须具有共有的经验,才能进行。他以A和B两个圆圈代表传受双方的经验范围,认为A和B两个圆圈重叠的地方便是他们可以传通的地方,并依此断定:两个人若要有效地互通,必须双方储存的经验有若干共同的地方⁽¹⁷⁾。

图5-1

对于对外传播来说,由于传受双方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不同,导致传播环境和接受环境也不同,使得相比于国内传播,对外传播中传受双方的“共同经验范围”要小得多。因此,在对外传播中,如何寻找和挖掘某一传播内容与受众原有经验之间的联系,对于提高传播效果意义重大。

在过去的对外传播中,我国的传媒不是去寻找与国外受众的共同经验范围,反而在有意无意拉开距离。例如过去的对外报道中不使用“失业”、“失业率”、“失业人口”这类国际通用的提法,而是发明了“待业”一词来取而代之。据说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失业。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不用“通货膨胀”等国际经济领域的常用词汇,尽管这也是我国经济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又如“人道主义”本来就是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我们却偏要冠以“革命的”。这种替换和避用给翻译造成了麻烦,尤其不利于外国读者理解。

近年来,我国的对外传播进一步解放思想,开始在自觉运用“共同经验范围”,具体表现为在对外报道中开始重视运用共同价值观,从而使中西价值障碍在缩小,共同话题在增多,中国更深入地进入国际话语圈;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体现的就是共同价值观。

共同价值观是一个大的命题,它可以细化为若干具体的价值观内容。大致而言,它包括和平、科学、民主、法治、自由、公平、正义、人权、平等、博爱、和谐、诚信等。这些价值理念并非某一类社会或某一些国家所独有,而是为整个人类所共有。因为这些文明成果本来就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创造的,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体系。寻找和运用共同价值观,就是寻找、使用国际传播中的“普通话”。

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普及,使地球村变得越来越小,世界各国的共同话题空前增多。除了维护和平、消除贫困等老话题外,这些年,防治艾滋病、应对气候变化、开发新能源、打击恐怖主义等新话题不断出现在国际会议、国际文件与多边交往中。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一个为大多数国家、民族所认同的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已具雏形。中国对共同价值观的肯定与认同,为中国对外传播事业提供了改善工作的良机。

在对外报道中,我们开始了在选题、语言、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多头探索。努力让对外报道中所含有的中国价值观最大限度地与他国受众的价值观接近,甚至相吻合。比如在介绍中国某一重大建设项目的时候,以往的常见做法就是大力宣传项目本身如何了不起(如填补空白、亚洲第一、技术上大有突破,等等)。这样做无疑会让人感到宣传味太浓,有炫耀之嫌。而现在较高明的做法是:突出介绍这个项目对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对改进就业状况、对缓解环境恶化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就是受众容易理解的价值观——改善民生、创造就业、保护环境等。

虽然没有必要在对外报道中将所有的中国话题都与共同价值观挂上钩,但确有必要研究那些可能与共同价值观有关的对外选题。《今日中国》杂志社总编辑黎海波认为,从与共同价值观之间的联系程度来看,大致有三类中国话题是值得讨论的⁽¹⁸⁾:

第一类,既是中国话题,同时也是世界性话题。比如,维护和平、扶贫济困、抗御灾害、防治疾病、保护环境、发展经济、抢救文物等。因为是世界性话题,所以是共同话题,易为外人理解。就以消除贫困为例,它本身是人类重大使命之一。在这方面,中国的努力与其他国家的努力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不存在着文化上、价值观上的根本差异。要说有什么不同,那也仅仅是方法的不同。而方法上的不同是很能引起受众的兴趣的。

第二类,世界关注的中国话题。这一类的题目较多,涉及各个方面。如:计划生育、宗教事务、妇女地位、城乡差异、反对腐败、法制建设、民族团结、基层选举、产业调整、金融改革、投资环境、旅游事业等。这其中有许多也是世界性话题,但它们的中国色彩相对较浓,或者叫个性(中国味)大于共性(世界性)。这类话题的报道,要注意选择好合适的角度,多从共性方面选角度。共同的角度就是信息交流的平台。

第三类,西方总是多疑甚至反感的中国话题。包括西藏问题、国防建设、台湾问题、政治制度、邪教问题、历史评价、新闻自由、群体事件等等。这些问题大都牵涉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根本价值观,故比较敏感。就中国利益与价值观而言,难为外人所解亦属正常。但是我们依然希望借助“共同价值观”这一平台,让这些问题能最大限度为海外受众所理解。譬如西藏报道,应注意不要重复以前报道内地时常用的“见物难见人”的套路,不去过于突出建设成就,而是突出人和生态环境,同样也会引起受众关注。

三、从硬实力与软实力两方面选题材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伊将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HARDPOWER)与软实力(SOFTPOWER)两种形态。这一见解获得广泛认同。

硬实力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软实力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是精神力量,包括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等软要素。

硬实力和软实力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区别。它们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和协调。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信息革命和网络时代的大潮下,硬实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软实力则具有超强的扩张性和传导性,超越时空,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产生巨大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势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大力推行其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就是以硬实力为依托扩张软实力。约瑟夫·奈伊认为:在当前全球化中,软实力远比硬实力更能服人。布什政府已经从伊拉克战争中尝到苦果。美国应对中东伊斯兰教国家应多展现充满吸引力的软性实力,如高等教育、男女平等、宗教自由、尊重人权。中国已开始懂得如何加强软性实力,姚明、功夫电影、孔子研究中心、2008年奥运,都是中国加强软实力的例子⁽¹⁹⁾。

约瑟夫·奈伊关于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见解,对我们的对外报道是非常具有启示的。我们知道,在新闻报道中,也有软新闻与硬新闻之分。硬新闻是指题材较为严肃,着重于思想性、指导性和知识性的政治、经济、科技类的新闻;软新闻是指那些人情味较浓的社会新闻,包括文化类的新闻、娱乐新闻、体育新闻、服务性新闻等。大致而言,硬新闻的内容基本上是关于硬实力的;而软新闻的内容大致属于软实力范畴的。

在过去的对外报道中,我们比较注重硬实力的传播,不太注意软实力的传播。不妨先看一个案例⁽²⁰⁾。“文化大革命”中,我国政府请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来我国拍一部反映中国现实的纪录片。这本是一次很好的对外报道与宣传的机会,但因为双方在价值观念上存在巨大分歧,本该是宣传中国的报道,却变成了“反华影片”。这一事件虽然已成历史,却还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在今天的对外报道中吸取。

1973年1月,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长达3个半小时的纪录片《中国》在意大利首都罗马首映,反响甚大。美国广播公司还以25万美元的高价获得该片在美国的公映权。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拉开了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帷幕。这些批判文章最终结集为《中国人民不可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总字数达12万字。

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在当时被视为“反华影片”,原因是,在报道什么与如何报道的问题上它与我们的标准大相径庭。

关于报道什么的问题。当时的文章是这样批判的:在他的影片里,“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旧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在整个影片中,看不到一部新车床,一台拖拉机,一所像样的学校,一处热气腾腾的建设工地,一个农业丰收的场景……”(《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中国人民不可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7～8页。以下材料出于此书只标明篇名与页码)“整个影片,没有一个好镜头,没有一张笑脸,看不见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工农兵的飒爽英姿,看不见生龙活虎般的青年人朝气蓬勃的面貌,看不见新中国少年儿童天天向上、活泼可爱的脸庞,简直把中国人民丑化得不成样子。”(景平:《反华小丑的卑劣表演》,第32页)天安门前警卫连全体指战员在批判文章中说:“在安东尼奥尼的影片中,却根本看不到广场的全貌,也没有天安门的雄姿。明明是阳光灿烂的5月的一天,而影片中广场的画面,却被拍得暗淡无光;明明是庄严的广场,在影片中却被描画得杂乱无章,简直成了一个乱哄哄的集市。”(天安门前警卫连全体指战员:《不许污辱天安门》,第64页)建筑工人张百发在《首都建设的伟大成就不容抹煞》中说:“在他所拍摄的这部反华影片中,几乎看不到一幢高大的新建筑,没有一所新建的学校,新建的医院,新建的体育场,新建的职工宿舍。偶然出现一幢像样的楼房,也被拍得模模糊糊,一掠而过。他专门去拍摄北京的一些小胡同和所谓‘没有窗户’,‘屋顶在围墙的后面’的四合院,而别有用心地说什么‘北京依然是个古老的城市,由矮房、小胡同和一个套一个的四合院组成’。”(张百发:《首都建设的伟大成就不容抹煞》,第45页)苏州市城市建设局顾小狗说:“明明睁眼就可以看到宽阔的马路,林荫的大街,他不拍,偏要乱窜乱闯去拍摄小街小巷;明明多次看到好多处新建的大桥,他不拍,却偏要去拍那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河边小屋;明明看到运河里穿梭航行的客轮和船队,他不拍,却偏要偷拍装运肥料的几条小船。”(顾小狗:《两个时代两重天》,第152页)中共河南省林县委员会第一书记杨贵说:“规模宏大的红旗渠,他无心参观,很少拍照;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他不拍,却专门拍那些枯河乱石;公路上汽车川流不息他不拍,却专门去拍牛车、独轮车;田野里奔驰的大小拖拉机他不拉,却专门去拍毛驴拉石磙;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场面他不拍,却专门去拍老人和病妇。”(杨贵:《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第164页)

在如何报道的问题上,安东尼奥尼坚持其报道手法的探索,追求他所推崇的“新现实主义”手法。而这些手法被我国的批判者指责为“歪曲与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

批判者说:“影片在拍摄南京长江大桥时,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党的一大会址门口,门前空无一人;镜头从会址门外的街上,摇至会址边门的胡同,门无人自开,给人以恐怖的感觉;镜头再摇摇晃晃地推至阴暗的天井和走廊,里面的门又无人自开,出现一个阴森、暗黑色的楼梯;镜头从黑漆漆的门缝里推进门去,只能看见会议桌和桌上的茶杯茶壶,室内十分冷清。这一组镜头,光线暗淡,色调灰冷,气氛阴森,节奏缓慢,给人一种阴沉、恐怖、凄凉的感觉。”(刘香芝:《卑鄙的手法,无耻的谎言》,第105～106页)安东尼奥尼在上海炼油厂拍摄时,“他还要工人脱下新的黄色手套,换上破的旧的手套操作,否则就是不真实的。”(上海炼油厂工人评论组:《谎言掩盖不了铁的事实》,第132 页)在南京五老村拍摄的先一天,安东尼奥尼先行侦察了一番,第二天拍摄时他发现情况有变化,便说:“你们是假的,事先准备好的,难道你们只有两个病人吗?”(卫民:《可耻的反华行径》,第149 ～150页)“安东尼奥尼还到南皋生产队拍摄社员的家庭,他一到那里,就故意污蔑说:‘你们作了准备,墙壁是新刷的,标语(指‘农业学大寨’的标语)也是原来没有的,昨天来这里不是这样。’陪同的公社负责人揭露他:‘你有什么根据?弄虚作假是资产阶级的事。你昨天来就预拍了这里的镜头,可以拿出来对照嘛!’这个反华分子无话以对,只好忿忿地夹着他的摄像机溜走了。”(冯德等:《反映新中国是假,恶意歪曲是真》,第52页)作家浩然当时在观后感中这样说:“我一边看着安东尼奥尼的题为《中国》的影片,一边惊疑:这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吗?这是我们英雄的中国人民吗?然而,影片摄制者正在那儿明明白白地喊叫:‘我们带着摄影机,开始了在今日中国的短暂之行’,‘正是他们这些中国人,是这部影片的主角。’随着那些离奇古怪的画面的晃动,我的心胸燃烧起无法抑制的怒火。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反华影片,是对我们中国人民英雄形象最卑鄙的污蔑和歪曲!”(浩然:《蚊蝇翅膀遮不住灿烂的阳光》,第69页)他还说:“一样的现实生活,会得出两种根本不同的看法,这并不奇怪。戴着黑色眼镜看天空,会将充满阳光的大地看成黄昏,这也是常识。安东尼奥尼就是戴着一副帝国主义贵族老爷的墨色眼镜来中国的。”(浩然:《蚊蝇翅膀遮不住灿烂的阳光》,第72页)

但安东尼奥尼在离开中国之前说,“意大利反映现实的方式与中国不同,如果按着中国方式反映现实,我拍的电影就成了中国的宣传品了。”(祝诚:《安东尼奥尼的“新现实主义”是什么货色》,第192页)

在今天看来,安东尼奥尼除了较多的考虑到外国受众的接受趣味与习惯外,他对题材的选择,实际上较多的是从文化等因素着眼。而我国政府所期待的,是希望他多展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展示我们国家的硬实力。

对外报道中,硬实力的传播固然重要,但软实力的传播也不可小觑。原文化部部长王蒙说:“对外传播是一个长期的事业,一方面需要正面面对挑战,敢于碰这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强文化含量,润物细无声。”⁽²¹⁾

沈苏儒先生提出,通常对外报道的题材主要不外乎以下四大类:

第一,说明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包括发展建设)及实施情况。

第二,报道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和社会现实。

第三,介绍有关中国的基本知识,大到历史、地理、文化,小至筷子、成语、龙等等。

第四,国际问题,友好往来,双边关系,或者说明某些外国人特别希望了解的问题。

另外还有像中国的珍闻、游艺、幽默等等,也可以成为对外报道的辅助性题材⁽²²⁾。

这四类题材,实际上就包含了硬实力和软实力两部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