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外报道中的“说话”策略
“用事实说话”是我国新闻工作者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的规律。胡乔木将此称为“无形的意见”。他说:“通常我们都会发表有形的意见,新闻却是一种无形的意见。从文字上看去,说话的人,只是客观地、忠实地、朴素地叙述他所见所闻的事实。但是因为每个叙述总是根据着一定的观点,接受事实的读者也就会接受叙述中的观点。”(39)这一表述,暗合了西方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所以,同样也是对外报道中要遵循的一条重要规律。
“无形的意见”的表达,关键在于运用好“说话”的策略。我国对外报道新闻工作者从实践中总结了不少好的方法,不少对外报道因为采访深入细腻、写作生动活泼、编辑眼光独到而赢得口碑。有不少记者受过西方新闻学训练,能够用外国人接受的方式写作,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韩松总结出对外报道的一套较受欢迎的表达方式,比如开门见山、用事实说话、注重细节、文风客观朴实、擅长现场描写、以小见大、深入浅出等(40)。我们认为,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应从营构客观性语境和选用好合适的叙事框架两方面入手。
一、营构客观性语境
语境(Context),即语言环境。按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见解,在一个文本(Text)中,某一词语所表达的意义,总是要受到上下文的影响。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曾用“下棋”规则来描述语境机制:“首先,下棋的状态与语言的状态相当。棋子的各自价值是由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的,同样,在语言里,每项要素由于它同其他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其次,系统永远只是暂时的,会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诚然,价值还首先决定于不变的规则,即下棋的规则,这种规则在开始下棋之前已经存在,而且在下每一着棋之后还继续存在。”(41)这一比喻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某一词组某一句子的意义的展现,与全文语境是密切联系的。
对于新闻报道而言,“无形的意见”的形成,离不开一个“客观性”语境。客观性是新闻界长期探索形成的报道法则。它要求记者在报道中不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兴趣爱好为标准去取舍事实,尽量避免自己在报道中去作判断和推理,特别是不能感情用事,以煽情的叙说代替理智的叙述。但是,事实上要想让报道者的倾向完全从报道中过滤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构成了一对矛盾。而营构“客观性”语境,让记者的意见变得“无形”,是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
客观性语境的营构,最为主要的策略是显示公正态度和运用权威话语。
先看如何显示公正态度。
公正态度特别注意叙述的非感情色彩。西方新闻界普遍遵循的写作原则是:多用动词少用形容词;多用中性语言少用带感情色彩的言辞。实践表明,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其传播效果往往与其动机有所距离,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
提倡叙述的非感情色彩,并不是说记者在写作时不能有自己的立场。刘少奇在《对新华社工作第一次指示》中说:“新华社的新闻就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42)在新闻作品里,作者的立场观点是存在的,但它不能情绪化,也不能过于感情化。美国新闻学者麦尔文·曼切尔曾说过,感情能够成为一笔财富,一个道德上的义愤可以直接促使记者赢得某项成就。尽管如此,“记者应正确地检验他的感情,因为这些感情可能歪曲观察、阻碍分析和综合的进程”(43)。
事实上,仅靠廉价的情绪化言辞是无助于记者的立场、观点、见解等深层次内容的传达的。1857年英国大选时,候选人帕麦斯顿被吹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告诫宣传者记住达莱朗的一句名言,“不要太殷勤”,因为这种宣传已经使英国“对颂扬帕麦斯顿的狂热产生了反感”(44)。恩格斯在致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也说:“我认为您对报纸应当采取的方针的看法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我还感到高兴的是,近来,报纸不再像当初那样滥用‘革命’一词了……不连篇累牍地用‘革命’一词也可以表达革命的思想。”(45)
再看如何运用权威话语。
如果说公正态度是记者表达自己的观点时韬光晦略地努力让自己的“说话”声显得尽可能地小的话,那么,对另一种“说话”声,记者则着意将它放得很大。这就是权威话语。
权威话语之所以被放得很大,是因为在传播中,愈是权威专家的意见,愈有说服力。传播学家认为,一个对某问题享有盛誉的人总比无声誉的人更能引起人们态度的改变。而声誉的主要成分是专门知识或专家身份和超然态度。
在新闻报道中,权威话语的使用通常有三种情况:一是对事实的评价;二是对事态发展的预测;三是对事实形成作出解释。
用权威话语对事态发展作出预测,在动态性新闻和预测性新闻中用得最多。预测,说到底是一种权威话语,只有当预测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预测才能成立。从接受心理来看,愈是具有权威性,预测的接受度就愈高。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在新闻报道中这类标识十分明显,换言之,报道总是不断提示:这是某某权威作出的预测。为了表明其权威性,通常还特别提示预测者的身份、学术地位等背景性材料。例如美国《波士顿环球报》记者查尔斯·雷丁所写的报道《著名经济学家预测:全球面临严重衰退》(46),每一段开头分别有这样的权威标识:“西方8个工业化国家的著名经济学家16日告诫说”,“西方8个工业化国家在美国著名经济研究机构——国际经济研究所主持下编撰了一项内容详细的报告。该报告认为”,“经济学家们认为”,“曾获1985年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莫迪利亚尼认为”等等。这些标识,无疑大大强化了预测的可接受性。
用权威话语对事实的形成作出解释,是一条最有效的解惑答疑途径。美国学者杰克·海敦在《怎样当好新闻记者》中有专章论及解释性报道,他认为不发议论是完全可以阐明记者的观点的。怎么办?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引用权威意见。他举例说,有五人因没有路灯而死于车祸,对这事实的解释是:引用某个交通警察的话说应在十字路口安装路灯。还可以引用某公路官员的话,指出他的部门曾要求安装路灯,但是遭到市政厅的拒绝,等等。在这里,交通警察与公路官员就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士,他们的意见,理所当然地容易为读者接受。
正是因为权威话语在表明作者观点中有着特殊的力量,所以,记者在报道中除了千方百计援引之外,有时甚至不惜“弄虚作假”,将自己的话贴上权威标志。艾丰将此称为“假引述表达方式”:“记者想用直接阐述的方式说话,但是为了保持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议论的客观性和权威性,他在报道中故意不露出说这话的就是自己,而是化了一些别的名称来说。最常见的是假借‘此间观察家’、‘消息灵通人士’、‘权威人士’、‘有资格的人士’、‘分析家’等等来说话。其实这些说法往往就是记者自己的意见和看法。”(47)艾丰这个说法是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种“假引述表达方式”在西方记者的报道中经常使用,对于客观性语境的营构,十分有益。
二、选取合适的叙事框架
在解释什么叫“叙事框架”前,先看曾在网上盛传的一篇文章《一大娘在街头摔倒的N个版本》:
大陆《xx日报》:
今日一大娘在街头摔倒
本报讯:今日一大娘出门买菜时,一不留神摔倒,随后被路人扶起,后有人拨打110,110马上赶到,xx将大娘就近送到医院,忙前忙后,并且为大娘垫付了医药费。经医生诊治,只是掉了一颗门牙,没有生命危险。xx没有留下姓名悄悄走了。记者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两个做好事不留姓名的xx,两个小伙子羞涩地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任何一个xx见到都会这样做的。
记者在医院见到已经逐渐康复的大娘,大娘和家人激动地对记者说,真是要感谢110,感谢党和政府,感谢现在的好社会,感谢改革开放,要是在旧社会,这样摔一下,至少要摔掉三个门牙。病房里的老人纷纷感慨,真是遇到好社会了,要是换旧社会,别说三个门牙,恐怕连一个也剩不下了。
香港《明报》:
今晨一老妪摔掉门牙
今晨一老妪出行时,因路面不平扑倒,摔掉门牙。路人将其扶起,对老妪的不幸表示同情。并纷纷指责港府近年来整治道路不力,在税收上的使用上和公共设施的改善上工作不力,导致市民摔倒事件发生。据记者了解,数月来,此处已有多名市民摔倒,严重的需要到医院医治。
对市民摔倒事件的发生,各界对此反映不一。虽然港府发言人和特首已向摔倒市民致歉,并由公共事业局立即开始公共设施改善的工作,但各界仍有微词。自今年年初以来,港府不仅在公共设施的投资上出现很多贻误,而且在教育以及公共卫生事业上,都显得不够主动和积极,引起市民不满。虽然在港府的努力下,经济有了复苏迹象,但由于去年港内发生的巨贾被绑架事件上,港府及警方的行动不力,使得在市民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令市民缺乏安全感。
台湾《xx早报》:
老妪摔脱大牙党棍再起争端
今晨一陈姓老妪,出行不慎摔倒,送医院诊治时,发现门牙已不见,恐遗落在现场,针对近期多数老年人在同一处摔倒而致伤,公用局官员虽然已做出解释,但今日的摔伤事件又增加了市民的愤怒,纷纷指责公用局光吃饭不干事,挥霍纳税人的钱财,有挪用修缮资金的嫌疑。
市民要求公用局负责道路维修的官员引咎辞职,立即公开道路修缮资金的去向,并且迁怒于自民党,指责自民党纵容党徒不务正业,致使民众受到伤害,出行缺乏安全感。而自民党发言提示市民不要轻信谣言,认为是国民党的栽赃陷害,小题大做。而国民党代主席在午间的记者招待会上却公开指责自民党不仅工作不力,更是对民众严重缺乏同情心,并且公开说:“试试摔脱你老母的大牙,看你心疼不心疼。”矛头直指自民党主席。
自民党晚间立刻也接着召开招待会,向记者详细解释了老妪摔倒事件是件普通的出行伤害事件,认为,国民党不负责任的指责完全是丧失理智的行为,并再次提出去年国民党与台岛黑社会以及民进党政治黑金事件有染的嫌疑。
民进党当晚也发表言论,强烈指责国民党和自民党大放厥词,发言人情绪激动,使用了“满嘴喷粪”这样的字眼。
台岛廉政公署明日将开始着手调查公用局的道路修缮资金的使用问题。并令公用局负责道路修缮的官员停职,接受调查,不久将给公众一个满意答复。
美国《纽约时报》(老蛋译):
六十老妪状告白宫
六十岁的珍尼女士,在华盛顿的街道上摔倒,门牙当场摔掉。经医生诊治,绝无修复可能,一怒之下,珍尼在征求律师的意见后,准备状告美国政府保护公民不力。要求美国政府对她摔掉的门牙予以1. 3亿美金的赔偿。
联邦法院已于昨天收到诉状,根据经验,这场官司至少需要耗费五到十五年的时间。但珍尼女士表示非常有信心,并且委托加州大学物理学研究专家,仔细研究了门牙从撞击地面到从牙床脱落的全过程,得出结论,摔倒并撞掉门牙肯定和路面的不平有着必然的联系,而路面的建设和修理完全由美国政府负责。而美国的司法专家对珍尼在这场官司中的前景表示担忧,认为,导致珍尼摔倒并掉牙的原因有很多,而不光是路面的原因,并且拿出很多数据,证明一个60岁的女人摔倒在大街上的概率非常之多,美国有记载的每年摔倒并且导致门牙脱落的60岁的妇女共有一万三千四百四十一人,其中因为晕眩导致摔倒的占30. 34%,受外力撞击而导致摔倒的占43. 33%,其他等各种原因占20. 63%,完全能够证明是由路面不平导致摔倒并致门牙脱落的只有5. 6%。这一数据显然对珍尼女士不利。
但珍尼获得了美国女权主义者的支持,全美牙医协会也表示对珍妮的支持和同情,美国的妇女组织表态,通过珍尼事件,可以达到促进美国政府更加关心美国人民的目的,而且,支持珍尼向美国政府索取巨额赔偿,该妇女组织发言人在演讲中声称,牙的作用不光是用来吃饭和美观的,它对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无法想像珍尼戴着假牙的生活境遇,该发言人还指出,如果莱温斯基小姐像珍尼女士一样少一颗门牙,或者戴着假牙,克林顿总统还会对她有兴趣吗,她还做得了白宫的实习生吗?
全美劳动和就业者协会也对珍妮事件发表了看法,举出少一颗门牙将严重影响珍妮未来的就业机会,全美医疗救助者协会认为牙治疗价格过高,要求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加大财政拨款,减少军费开支。全美假牙协会发表看法,认为假牙确实只是权益之计,不能取代真牙在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演讲结束后,共有三百多名美国妇女举着提高妇女地位的牌子以及珍妮摔掉的那颗门牙在白宫前面游行。
昨天,白宫发言人在一次非正式的讲话中,提到珍妮女士的事件,对珍妮女士的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遗憾,表示,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政府必须为保护每一个美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而不懈努力,珍妮女士的门牙不光是珍妮生命的一部分也是财产的一部分,肯定要受到巨大的尊重。
希拉里发表讲话,同情珍妮的遭遇,并且希望能够成立全美老年门牙保护基金会,但对妇女组织关于莱温斯基的言论表示了不同意见。
珍尼的诉讼引起了好莱坞的浓厚兴趣,21世纪福克斯公司计划投资五亿美金拍摄一部动画片,片名叫《珍尼门牙旅行记》。
这篇文章虚拟了对同一事件四家报纸的不同报道,近似一篇具有杂文意味幽默小品。看完笑过之后不由得引起我们深思,文章用的是夸张的手法,但恰恰从这夸张背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新闻事件往往是在一定的框架下叙述的。这就是我们要提到的“框架构建”(Framing)理论。
“框架构建”(Framing)理论其渊源最早来自美国心理学和社会学成果。心理学领域的“框架构建”概念来自于心理学家Kahneman和Tversky的决策研究。他们发现同样的讯息经由不同的方式表达会导致人们做出不同的决策选择。而社会学领域的“框架构建”概念则来自于美国社会学家Owen Goffman等人的研究。他们认为,框架构建就是人们通过选择思考结构(框架)对事件进行主观解释并构建社会现实的过程(48)。
我们知道传播学理论中有“议程设置”一说。议程设置理论说的是媒体通过对某些事件的选择和突出报道,可以影响人们“想什么”,达到媒体说什么人们想什么的效果。科恩认为,媒介在对人们“怎样想”这一点上很难产生什么影响,但在使人们“想什么”这一点上却是非常有效的。然而,“框架构建”理论的出现突破了“议程设置”理论对媒介效果的认知局限,表明媒体不仅可以告诉人们“想什么”,而且也可以影响人们“怎样想”。而要影响人们“怎样想”,关键在于媒体选取什么样的框架去叙说。如上面提到的《一大娘在街头摔倒的N个版本》,实际上是采用了四种叙说框架,所产生的效果就各不相同。
2007年12月由日本侨报社出版《35号投手温家宝》,报道温总理访日期间与日本立命馆大学棒球队的大学生之间棒球交流的感人一幕。其叙事框架构建就很值得借鉴。国家领导人出访,是重要的外交活动,往往会受到媒体和民众集中的关注。在海外媒体和民众面前展现的国家领导人形象,具有重要的对外传播意义,具有很好的对外传播效果。《35号投手温家宝》抓住温家宝访日期间在公园晨跑、棒球交流等活动展现了充满朝气、和蔼可亲的新形象,完全是以“平民领袖”的叙事框架构建中国领导人的形象。不仅是写温家宝,中国其他领导人也是如此:“在中国历任国家领导人中,毛泽东的游泳很有名;邓小平擅长扑克,尤其是桥牌;江泽民钢琴弹得很好;朱镕基则在很多场合展示他优美的胡琴。”由于种种原因,日本百姓对中国尚缺乏足够的了解,媒体报道的偏向性等因素使日本民众对中国长期有各种偏见。《35号投手温家宝》的策划者或是在日的中国人,或是著名旅日华人媒体人士。他们既了解中国政策,又清楚日本社会。他们以“投手”的角度来构建温总理的形象,改变了日本国民对中国政府高官的固有印象,塑造了自信、亲切、充满活力的“平民总理”形象,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媒体对中国一贯的偏见,为中国国家形象在日本的准确塑造加了分。是新形势下对外传播工作的有益尝试(49)。
框架构建理论告诉我们,在对外报道中,我们首先应当设计和定位好国家形象。我同意刘继南等人的见解:“中国的总体形象宜定格为:一个历史悠久、不断进步、爱好和平的发展中国家。”(50)首先,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总体来说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不仅存在,而且还会存在一段时期。其次,中国正在不断进步。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正以积极进取的心态面对困难,同时也是勇于面对这些困难的,有能力克服这些困难的。再次,中国历史悠久。五千年积累的中华文明,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中华文明不仅在人类文明史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而且还将作出新的贡献。最后,中国爱好和平。“和为贵”的思想是中华民族长期遵循的“祖训”。中国过去没有称霸,将来发达了,也同样不会称霸。“中国威胁论”的观点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在对外报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通过我们日复一日的报道,去构建好我们的国家形象。
【注释】
(1)聂晓阳:《人有人缘,国有国缘——采访赵启正》,《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7月。
(2)翟树耀:《对外宣传报道与英语写作》,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3)毛泽东:《勿擅自向外表示态度》,《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第162页。
(4)转引自翟树耀:《对外宣传报道与英语写作》,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5)沈苏儒:《对外报道业务基础》,今日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
(6)http://blog.ifeng.com/article/1618269.html。
(7)张霁苍:《关于对外报道中国的几个要点》,见刘洪潮主编:《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0页。
(8)麦尔文·曼切尔:《新闻报道与写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
(9)李良荣:《西方新闻事业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10)梅尔文·德弗勒等:《大众传播学诸论》,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页。
(11)李良荣:《西方新闻事业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12)该案例分析主要参考了单凌:《中国声音的国际表达——〈中国日报〉和〈南华早报〉人民币汇率报道比较研究》一文,载《新闻记者》2008年第1期。
(13)麦尔文·曼切尔:《新闻报道与写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
(14)以上资料转引自翁扬:《客观报道原则的行业规范》,《中华新闻报》2002年10月26日。
(15)黎星:《对外报道中的多重视角》,见刘洪潮主编:《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4页。
(16)《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17)余家宏、宁树藩等编写,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8)谭震:《为中国的对外传播之路“引航”——全国政协委员热谈对外传播》,《对外大报道》2006年第4期。
(19)《赵启正趣谈新闻报道》,《报刊文摘》2001年6月18日。
(20)胡乔木:《人人都要学会写新闻》,原载《解放日报》1946年9月1日。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页。
(21)张霁苍:《关于对外报道中国的几个要点》,见刘洪潮主编:《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4页。
(22)段连城:《对外传播学初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91页。
(23)沈苏儒:《对外报道业务基础》,今日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页。
(24)翟树耀:《对外宣传报道与英语写作》,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0页。
(25)[美]威尔伯·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26)周立方:《赋予国内新闻以国际意义》,《对外宣传参考》1988年第10期。
(27)[美]麦尔文·曼切尔《新闻报道与写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1年,第144～163页。
(28)详见韩松:《新华社:四川地震对外报道“达到了国际水准”》,《对外传播》2008年第6期。
(29)根据忠民等:《中央电视台抗震救灾报道赢得人们尊敬》一文整理。原文见《对外传播》2008年第6期。
(30)根据王谨:《聚焦汶川大地震的日子〈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的夜班日记》整理,原文见《对外传播》2008年第6期。
(31)根据郑文华:《为赢得生命而“报道”积极引导国际舆论——中国网抗震救灾报道实录》一文整理,原文见《对外传播》2008年第6期。
(32)威廉·E.布隆代尔:《〈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引言,徐扬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33)肖荣春:《“软传播”:政府形象传播的一种新思路》,《对外传播》2008年第1期。
(34)见谭震:《为中国的对外传播之路“引航”——全国政协委员热谈对外传播》,《对外大报道》2006年第4期。
(35)李希光:《找故事的艺术——在长征路上体验清华新闻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6)李希光:《畸变的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37)李希光:《畸变的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38)参见曹晓娟:《提升传播艺术,让中国故事引起国际共鸣——全国政协委员谈新形势下的对外传播》,《对外传播》2008年第4期。
(39)胡乔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载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
(40)韩松:《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国记者》2008年第8期。
(4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8页。
(42)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1页。
(43)麦尔文·曼切尔:《新闻报道与写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71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64页。
(46)载《参考消息》1987年12月23日。
(47)艾丰:《新闻写作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90、121页。
(48)李莉、张咏华:《框架构建、议程设置和启动效应研究新视野》,《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3期。
(49)赵新利:《从〈35号投手温家宝〉看对外传播新渠道》,《青年记者》2008年第6期。
(50)刘继南:《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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