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圈的对外报道策略

二、基于文化圈的对外报道策略

从本质上来看,对外报道是一种跨文化的国际传播,因此对外报道需要针对文化差异采取区别性的文化策略。德国学者、西方民族学传播学派的创始人格雷布纳(Robert Fritz Graebner,1877—1934),1905年在柏林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学会上发表《大洋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一文,提出“文化圈”学说。他认为,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个地方一次产生,向四周传播,形成了以该地的文化现象为中心的“文化圈”,而一个文化圈的边缘又与另一文化圈相交叉;文化现象的传播过程,就是文化历史的基本内容。

格雷布纳用“文化圈”来描述文化差异性与交融性,认为世界有6—8个单个和独立的“文化圈”,其中每一个“文化圈”是由一定数量(5—20个)的文化因素构成的。而文化因素则包括物质文化形式、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某些现象。这些文化单位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文化的特质。凡是相同的文化现象,不论在什么地方,格雷布纳都宣布它们属于某一个文化圈,因而也起源于某一个中心。从对世界历史影响最深远的文化来说,学术界基本上公认,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起源先后主要有五大文化圈,即:西方文化圈(拉丁文化圈),东亚文化圈(汉字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阿拉伯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南亚文化圈)和东欧文化圈(斯拉夫文化圈)。

(一)对外报道的差异性文化策略

基于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文化圈是一个个自在独立自新的生态系统,表现出质的差异性。美国社会学家伊按·罗伯特逊在他的《社会学》一书中有这样一段通俗的描述:“每个社会的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都含有其他社会没有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的组合。美国人吃牡蛎不吃蜗牛,法国人吃蜗牛不吃蝗虫,非洲祖鲁人吃蝗虫不吃鱼类,犹太人吃鱼类不吃猪肉,印度教徒吃猪肉不吃牛肉,俄国人吃牛肉不吃蛇肉,中国人却吃蛇肉……各种社会的文化差别巨大,可以说没有哪一条行为准则是处处适用的。”因此在开展对外报道在内的对外传播活动中,文化冲突便是其中所遭遇的重要障碍。

相比之下,海外华人、华侨、台港澳同胞作为传播对象,文化差异就要小得多。依照“文化圈”理论,全球华人(占世界人口22%)都应该属于同一文化圈和文化区,共同性较强。种族血统、文化根基、民族感情,都存在着共同点。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以外的5500万海外华人,毕竟与生活在大陆的十几亿中国人有某些差异。他们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价值观念相对“西化”。而且,海外华人、华侨、台港澳同胞之间也有区别。我们称居住在外国的中国人为海外华人(或外籍华人)、华侨,而称居住在台湾、香港、澳门的中国人为台港澳同胞,就因为台港澳都是中国的领土。这一根本性的差别造成了他们不同的心态。海外华人大多数已入外国籍,因此中国已不是他们的“祖国”,而只是他们“祖辈的家乡”;那些不愿加入外国籍或尚未取得外国籍的华侨,只要他们还保留着中国国籍,他们就仍是我们的同胞(或“侨胞”),中国在情与法上都是他们的祖国。海外华人、华侨具有深厚的热爱中国热爱家乡的感情,希望中国富强。当然,由于中国大陆几十年闭关锁国,他们对大陆的变化缺乏深刻全面的了解,心有疑虑。台湾同胞与港澳同胞之间也存在着差异。由于政治原因和历史、地理的原因,台湾同胞比港澳同胞对大陆的实际了解更片面,台胞比港澳同胞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有恐惧感,甚至害怕“统战”这个词,因此心理上有疏离感。但在传统文化认同上,台胞与大陆同胞更容易达到较高的层次。

由此,从文化圈理论来看,中国对外报道应该包括两个层次的策略:一个是在华人文化圈内的传播,一个是超越这种文化圈的全球传播。在世界上除了中国内地以外,华人华侨有5000万之多,华语文化圈的传播对于增强祖国大陆对华人华侨的吸引力,扩大华人华侨对祖国发展的了解,具有积极的意义。目前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很不够。至于超越华人文化圈的全球传播我们更是刚刚起步,还需要继续努力。

海外华人是中央电视台的重要受众之一,他们与一般外国人的区别在于他们对中国国内各方面的情况关注度很高,而一般外国人对中国国内的事情并不一定关注,他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所以,目前CCTV-4主要针对的是海外华人,它在台湾问题上有专门的节目,这是华人关注的。它在新闻上既区别于CCTV-1的《新闻联播》的播出方式,也区别于CCTV-9的新闻处理方式,这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做法。此外,海外华人有中国文化的背景,所以他们对中国的电视连续剧、文学作品等的接受度和感受力很高,所以我们也可以辟出一定的播出时段来满足他们在这方面的需求。

(二)对外报道的普世性文化策略

格雷布纳的“文化圈”理论,一方面阐述世界各大区域文化表现出地方性知识特征,即差异性;另一方面,也表明文化的交互、交融的特性,具有普世性特征。基于民族—文化的主权国家,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等情况千差万别。但是在文化这一适当的抽象层面,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和面临的问题带有普世性。如能源、交通、物价、工资、就业、青少年犯罪、人口、教育、经济发展、环境污染、民族、宗教、民主、人权等。外国读者想了解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取得了哪些进展。对外报道把握好这些没有明显地方特征的内容,向外部世界报道中国的经验与认识,能够吸引国外受众的接受兴趣,并获得他们对现行中国制度的理解。因为,来自崛起的中国的经验与境遇,很可能就是其他国家今后、正在面对或曾经面对的现实,能够给国外受众提供启示与视角。因为,从文化层面来看,这些话题具有全人类的普世性和共通性,事关全人类的共同命运。

孟加拉国1991年遭受特大洪灾,死亡20多万人。在举国上下全力以赴抢险抗灾、重建家园的时候,上任不到3个月的总理卡莉达·齐亚夫人赶到中国访问,了解中国防洪抗洪的情况和经验,并在实行计划生育、发展乡镇企业和防止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等方面与中国加强合作。孟加拉国驻华大使法鲁克·索布汗对新华社国际部记者说:“中国这些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对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可见,广大与中国有类似经历和命运的第三世界国家渴望了解中国,以便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借鉴和信心。

老龄问题也是许多国家为之困扰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新华社对外播发了《北京的百岁老人》、《百岁老人的长寿秘诀》、《18万北京老人为居民看门护院》、《北京老人爱跳迪斯科》、《北京的老年时装队》、《黄昏恋在北京》、《京郊个体户义务开办家庭敬老院》等大量关于老人生活的报道。这些报道对外播发后被外电外报广泛采用。路透社在转播《北京老人爱跳迪斯科》一稿时说:“北京老人的物质生活显然没有西方国家优越,但他们似乎无孤单寂寞之感,每天早晨主宰着北京的大小公园。”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人们在如何劳动、生活和思考,他们的喜怒哀乐、理想追求、兴趣爱好、衣食住行、婚姻家庭等,也都是外国读者感兴趣的问题。一位在京的外国留学生说:“北京的迷人之处首先要到那细腻、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去寻找。”来京的外国旅游者喜欢逛北京的胡同,外国记者也常常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寻找报道题材。

从中国对外报道的现状来看,向世界展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深入挖掘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展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和为贵”、“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我们要更多地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的精髓、思想实质以及深刻内涵,让世界人民特别是与我们的文化渊源根本不同的西方人了解中华优秀文化的深邃和伟大,促进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尊重与学习,促使各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发觉中华文明对改造世界和构建国际新秩序以及和谐世界的巨大作用,并推动越来越多的人以此为强大的思想武器来共创我们人类的美好明天,创造一个和谐、包容、多元的地球。这样不仅能够向全世界传播中华优秀文明传统的伟大和对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巨大作用,还能通过与其他文明的相互交流与学习,促进本民族文明的完善和调节,通过包容、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的有益成果和优秀先进的方面来推动本民族文化的更新、丰富和发展,以使之更符合时代的要求与祖国和平崛起的需要,更能促进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以及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宏伟目标,构建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界。

文化是交流的载体,文化的交流是思想的交流、感情的交流、心灵的交流。在与世界的交往中,中国应该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充分发挥我国的文化优势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在对外报道中的作用,丰富文化交流活动中的传播内涵,以文化形态容纳更多的政治、经济、社会信息,寓传播于文化交流之中,增强感染力和亲和力。

长期以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活动。在世界各地举办了一系列中国文化年、文化月、文化周、“感知中国”等颇具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扩大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增进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和理解。在跨文化传播与交流中提升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当前,西方国家主导着世界文化与国际舆论的话语权,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与软实力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与问题,需要我们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加强文化交流,借助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跨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向世界推介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23]对外报道中的文化策略的实质是以文化为外包装,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核心,形成“软包装、硬内核”的对外传播战略。受众潜移默化地受到符号与象征力量的影响与操控,制造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认同。

韩国的文化对外传播机制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亚洲金融风暴以后,韩国政府对国家的文化产业进行了重新定位,并将其作为21世纪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给予重点扶持。1998年,韩国政府正式提出“文化立国”的方针,1999年设定文化产业发展的总目标,即用5年时间,使韩国文化产品的产值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的份额增加5倍,从1%提升为5%。在各种文化产品中,政府又将扶持重点放在了影视产品的推广上。为了扶植影视产品开拓国际市场,韩国政府于2001年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该院每年得到政府资助5000万美元,目前该院已经在中、日、美、英等国设立了办事处,建成横跨亚、欧和北美主要市场的联络体系。韩国政府还特别成立影音分轨公司,对韩文翻译为外语和制作的费用几乎给予全额补助;此外,韩国对电视剧出口免税,出口电视剧的利润由电视台和制作公司五五分成,同时还设立出口奖励制度、构建海外营销网。以上机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并加速了韩国影视作品的市场拓展,造就了韩剧风行东亚的文化奇迹。由此可见,在形成科学有效的对外传播机制、扩大国家的文化影响力方面,政府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语言是信息传播的基础,是国际传播的桥梁。美国之所以能够将各种文化产品连同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行销全世界,除了国力的支撑外,主要依靠的就是语言优势,这也是美国的软实力“依然强大”的一个重要表征。为了维护自己的语言文化利益,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目前许多国家都在有计划地实施各自的语言战略,并努力扩大语言的国际影响。法国努力协调由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据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资料显示,除中国人之外,目前世界上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已经超过3000万,100个国家的2300所大学在教授中文。然而令人尴尬的是,汉语虽然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却不能算作强势语言。目前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不多,汉语在国际社会重要交际领域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在这方面,汉语自然不如英语、法语,甚至不如日语。究其原因有多种,其中汉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低,缺乏一致性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中国香港、澳门地区的汉语或中文标准,包括所谓的法律语言本地化等,都是以粤语为主;而在国外华人社区,则绝大多数都是以汉语的某种方言为主要交际工具并作为通用的标准。近些年来,这种差异虽然开始缩小,但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这不但不利于华人社会的融合,也直接影响当地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对汉语和中华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因此,在“汉语热”不断升温的今天,在促进汉语言的标准化、规范化使用,提高汉语的国际声望,实现中文信息的全球传播与分享方面,中国政府有必要进行长远规划,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目标。^[24]

在分析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地位后,中国对外报道可以采取相应的文化策略有的放矢地进行。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些策略可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25]

第一,从人类共同感兴趣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出发,报道具有全球意义的中国新闻。

中外文化上的差异。如我们的报纸、电视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报道,一位基层干部在洪水来袭时,将自己年幼的儿子锁在家中,而去抢救群众的生命财产,后来群众生命财产是保住了,而他的儿子不幸丧命洪水中,记者采访他时,他往往会说出宣言式告白:“儿子没了不要紧,只要群众的生命财产保住就好。”国内的受众可能觉得他是一个“正面典型”,而在对外报道中这则新闻可能使国外受众对中国产生负面印象。因为西方受众看来,这位基层领导未履行作为未成年儿童监护人应该行使的监护权,涉嫌违法,并应该受到道义谴责。有学者指出:普通的传播只需要一次编码——将原始信息转换成可被一般受众接受的信息,国际传播的编码就需要二次,第二次编码是将本国一般受众接受的信息转换成可被他国受众或全球受众接受的信息,即“二次编码就是语言的转换和文化的对接”。语言的转换是浅层次的编码,文化的对接才是实现传播有效性的关键。^[26]目前制约我国对外报道效果的关键环节也在于此。

一些全球性共同面临的问题——人口增长问题、人类生存环境问题、社会贫富悬殊问题、人际道德关系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青年、妇女、儿童问题,以及婚姻家庭问题等等,都是令世人关心、注目的普遍问题。有关这些内容的新闻报道,很容易引起受众的兴趣。外国驻华的新闻机构,除了报道我国政治经济重大事件外,就是大量报道人民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寓“人情味”于新闻报道之中,这是西方记者十分高明的一种手法,值得我们大力借鉴。这既可以淡化“宣传味”,又能引起广泛的共鸣,使我们的新闻报道上升到“人类幸福”和“全球意识”的高度,超越局部利益。因为,“人类文化发展到今天,太需要人类社会各民族、国家、地区乃至阶级、党派、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宽容、谅解、和平共处与合作友爱了,太需要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和谐共存与协调发展了。……为了能摆脱危机,不致使人类消亡和地球毁灭,人类必须学会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在阶级与国家消亡之前的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也必须学会保持人类社会的和平共处。总之,转变传统的一元线性的思维方式,构建新的立体多元的思维方式,是造就新的世界文化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27]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大国,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对外报道应该有这种世界意识,让世界了解中国在面临人类共同问题时,是如何处理的。

民族问题,特别是与西藏有关的问题,是中国对外报道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今,全球的民族问题十分突出,是影响人类生存的动荡因素之一。西藏在中国、在世界上都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举世瞩目。由于长期封闭,西藏成了世人心目中一个陌生、神秘而又令人向往的区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总是把“西藏问题”作为他们“分化”、“西化”中国的一个突破口,企图把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而且,西藏问题往往和所谓“人权问题”联系在一起,成为世界性的敏感话题。那么,我们的对外报道就不能回避,而要实事求是地、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西藏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要报道存在的问题。此外,民族风情、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状况,都是国外受众感兴趣的题材。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独特的东西往往能使人感到新鲜。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对外报道具有永久性,是一个广阔的领域。

社会新闻是人类兴趣的一个兴奋点。犯罪新闻和刑事案件,意外灾难新闻和人情趣味性新闻,都属于社会新闻范畴。这类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比较隐蔽,能够满足人类了解社会真相的愿望,使人产生惊奇、悲悯或愉悦的情感。火车相撞、台风袭击、飞机失事、森林大火、地震雪崩、凶杀抢劫以及名流活动、动物趣事、民间异闻等等,都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共同感兴趣的新闻。社会新闻对外报道,只要掌握好“度”和“量”,不要过于集中,就不会产生负面效果。中国各地每日每时发生大量的社会新闻,不向外界报道会造成被动,因为海外新闻媒介经常报道,我们应该采取主动。海外媒介对社会新闻是非常重视的,比如香港、台湾的报纸,把大量刊登社会新闻作为报业竞争的一种手段。香港基本上是商业社会,政治性强的报纸较难发展,多数报纸不得不迎合居民兴趣,特别致力于社会新闻(还有各类副刊),甚至每每将社会新闻编排在头版头条。在台湾,各大报的社会新闻分量都很重,发展社会新闻是比较容易着手和容易见效的竞争策略。中国大陆的社会新闻往往是港台报纸所乐于刊登的,“软性”的、“中性”的社会新闻便于超越政治屏障而能吸引受众。

第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体现东方价值观念。

中华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的一元,在当代有着积极的作用。面对物质文明对人类心灵的“暴虐”,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价值观,能够为全人类的“和谐”作出贡献。当然,我们不能期望东方文化拯救世界。多种文化并存是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长久以来的东、西(即中外)和古、今(即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很有可能不再有意义。我们能做到的,是通过对话沟通,在共同的语境中谋求多元共存。

中国新闻对外报道如何体现具有东方色彩的文化价值观呢?

就基于文化圈理论的文化策略而言,对外报道应把握两个基本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人与人的关系是报道重点。国内报道中的典型人物报道模式不能照搬到对外报道中去。雷锋、焦裕禄、徐洪刚、孔繁森、韩素云、李国安……这些被国内受众所熟悉的“楷模”,并不能被国外受众所认同。即使为了宣传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而向国外受众予以报道,也应当将报道的角度由政治角度转向生活角度、文化角度。在事实的客观报道过程中,展示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从而树立中华民族的美好形象,这才是对外报道的文化意蕴之所在。因为从传播的本质来看,传播即意味着分享与互动,而不是宣传、教化;而从受众角色而言,国外受众不是被教育的对象,而只是被告知、被娱乐的对象。

【注释】

[1]《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新华通讯社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闻工作文件选编》,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

[2]孙旭培、吴麟:《新闻媒体与决策“气球”》,《新闻爱好者》2005年第3期。

[3]宋昭勋:《从边缘走向中心——全球化下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对策思考》,http://www.xici.net/b35667/d2891933.htm。

[4]蒋昌建、沈逸;《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国际观察》2007年第1期。

[5]《胡锦涛:我们和达赖集团的矛盾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分裂祖国的问题》,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7112037.html。

[6]也有论者认为,议程设置就是施放试探气球的一个环节。媒介参与“决策气球”的具体行为:“第一步,通过‘议程设置’来引导民众关注政策议题。”见占康:《“决策气球”:从不自觉到自觉》,《青年记者》2007年5月下。

[7]赵启正:《媒介有时是哈哈镜》,《在同一个世界——面对外国人101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8]程曼丽:《论“议程设置”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舆论导向作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9]【英】达雅·萨苏:《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尹鸿主编:《全球化与大众传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10]程曼丽:《论我国软实力提升中的大众传播策略》,《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0期。

[11]半岛电视台(Al-Jazeera Satellite Channel)的台铭(座右铭)是“Opinion,and other opinion”,即意见与异见。

[12]朱穆之:《办好中文对外广播》,《朱穆之论对外宣传》,五洲传播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2页。

[13]全晓书:《牢牢掌握话语主动拓展国际舆论空间——新华社拉萨“3·14”暴力事件对外报道回顾》,《中国记者》2008年第6期。

[14]陈正良:《增强中国“软实力”与国家形象塑造》,《江汉论坛》2008年第2期。

[15]《3万外媒记者来华是挑战更是机遇》,《新京报》2008年7月9日。

[16]本小节内容重点参考了沈亮、蔡木子、王轶庶:《中国:奥运叙事的“底气”》,《南方周末》2008年8月5日;沈亮:《一个国家的公关:解读奥运背后的专业公关力量》,《南方周末》2008年9月4日。

[17]宏磊:《在第一时间抢占舆论制高点——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谈新闻发言人制度》,《对外大传播》2005年第10期。

[18]Straubhaar,J.D.(1991). Beyond Media Imperialism: Assymetrical Independence and Cultural Proximit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8,pp.39—59.

[19]程曼丽:《论我国软实力提升中的大众传播策略》,《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0期。

[20]何道宽:《论美国文化的显著特征》,《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4年第3期。

[21]单波:《浅议跨文化新闻传播》,《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2期。

[22]张君昌:《面对透明的世界中国媒体何去何从》,http://www.chuanboxue.net/list.asp?unid=2801。

[23]蔡武:《在“跨文化传播论坛”致辞》,http://www.chinanews.com.cn/other/news/2006/08-31/782661.shtml。

[24]程曼丽:《论我国软实力提升中的大众传播策略》,《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0期。

[25]赵先权:《文化策略:对外传播的新途径(上)》,《对外大传播》2004年第2期。

[26]魏永征:《对外传播的“赤字”和“二次编码”论——读程曼丽新著〈国际传播学教程〉》,《新闻记者》2007年第1期。

[27]丁恒杰:《文化与人》,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