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报道的特征与对外报道思想

四、对外报道的特征与对外报道思想

从规律与共性层面来分析,对外报道表现出如下内在特征:新闻价值特性、国家利益与全球扩散特性、跨文化特性^[7]。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对外报道所传播的新闻事实应当具有国际认知水平,传播的价值取向在基于国家利益基础上引起对象国的共通兴趣,传播的目的在于加强不同文化体系间的沟通和理解,传播渠道通常采用外向型或涉外型媒体进行,并引起国际社会反响。

新闻价值特性　新闻价值性在对外报道中具有本体论意义,只有具备新闻价值的信息才具有传播的可能性。因此,新闻价值的诸要素,如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时新性与趣味性,在对外报道中同样需要遵守。在对外报道这一具有特殊性的新闻报道类型中,新闻价值性中的时新性和显著性的地位突显,同时需要认真处理好如下关系:一是重要性、显著性与平衡原则。中国国内发生的各类重大事件、突发事件或敏感问题,外宣系统应组织协调新闻机构以大密度的信息反映事态发展,塑造权威、公正的“信息提供者”的形象,以连续、多角度、大密度的新闻信息汇聚成压倒性的强势信息总量。在对外报道的技术层面上,首先需要遵守国际新闻通例,坚持新闻和评论分开原则。既报事实也讲道理,新闻只讲事实,观点以评论的方式思辨展开,给受众造成客观、真实、可信的印象。其次,对外报道在报道内容与报道形式的设计上,尊重新闻规律,努力实现由“宣传型”过渡到“新闻公关型”。同时,需要在报道框架内有限度地处理好报“喜”与报“忧”的总量原则及其辩证关系。二是时新性。时新性表现为对外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中国对外报道作为事实发生所在国,应抢在对象国报道之前播出,以求取得“先声夺人”的首因效应。

国家利益与全球扩散特性　对外报道是主权所在国为主体组织并开展的对外新闻传播活动,因此国家利益原则是其第一取向。即便进入传播全球化的今天,对外报道中的国家主体作用并没有削弱与淡化,而且从国家信息安全、民族文化多样性等层面更加受到重视,主权国家越来越重视对信息的控制、整理和传送,并且将对外传播力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元素。这是因为国家主体是国际事务信息的主要制造者和发布者,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在国际关系上享有绝对的话语权。传媒集团从根本上说“无法摆脱对国际事务的决策行为者即国家的依赖”^[8]。正如赵启正所言:“新闻与一个国家的利益、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乃至价值观密不可分,因此,媒体的发展必须同一个国家的国情相适应。……在定义不清的前提下,提媒体全球化是危险的。”^[9]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正在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构建外宣舆论格局。2003年12月7日,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逐步形成同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对外宣传舆论力量,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同时,在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的现实中,我们需要对西方传媒借对外报道之名,利用全球化、地球村信息传播途径行意识形态渗透之实的做法,给予高度重视。

当然,对外报道中的国家利益原则,并不是与信息传播全球化背道而驰。而是以国家立场树立传播的全球意识,以全球化视点报道变化着的世界。所谓媒体全球化,“就是24小时相互联系的、极度活跃的、剥夺睡眠机会的、并受电子邮件推动的世界”。^[10]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认为:“第三次浪潮促使那些拥有比国家利益更大的利益集团的纷纷兴起。这些集体正在形成全球意识形态”^[11],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的作用将会逐步削弱,跨国公司将越来越庞大,具备了民族国家的某些特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信息全球化正在把地球压缩成一个“部落”,媒体组织在这中间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与跨国公司相伴而生,国际上出现一批实力强大的跨国传媒集团,它们可能不属于任何国家,但有着共同的商业利益和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全球性媒体表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它们更加重视在全球范围采集具有国际认知水准的新闻,并且雇佣更多的外国记者和主持人,以期实现对外报道在对象国和地区的本土化。值得警惕的是,在信息全球扩散的图景中,这些跨国超级传媒基本上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凭借经济强势,同样占据传播高地,形成国际传播中信息流向“顺流化”现实。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对外报道与对外传播,犹如逆水行舟,是一种艰辛的“逆流”传播。

跨文化特性　新闻具有文化属性,因而对外报道必然带有跨文化交流的特征。跨文化交流是指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及组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而这一切又会影响传播方式和传播对象的接受程度。所以,在对外报道中,如果缺乏对传播对象文化背景的了解,而以所在国的政治标准与价值尺度去衡量、评判对象国的信息接受取向,常常会引发误读与歧义,甚至造成冲突。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国对外报道的宗旨是通过信息沟通加深世界对中国的理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尊重并保护文化多样性和协调发展,而不是设置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阵营加重碰撞与冲突等不安定因素。

基于对外报道能指、所指及其特征的上述认识,本书对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基本观点是,考察现代传媒在开展以中国为报道对象、以外国受众为接受对象的新闻实践时,所坚持的立场、所遵循政策、所运用的策略与方法,以及表现出的具有一般意义和总结性质的思想流变与理论倾向。因此,本书以中国对外报道的实践性经验事实为出发点,但我们并不停留于实践层面的纷繁现象,而是考察这些创新与因循并存的对外报道实践后面所反映、体现的使命意识、思想动因、结构性作用力和新闻信息的对外传播规律等等。

本书试图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对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研究: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演进轨迹;中国对外报道格局;中国对外报道原则;中国对外报道政策;中国对外报道策略;中国对外报道的组织与管理方式和中国对外报道的使命等七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