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至年的对外报道思想

第三节　1949年至1966年的对外报道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方面彻底砸碎国民党赖以存在的经济、政治、司法、文化与教育等专政体制,另一方面以空前的力度建立属于人民的国家机器。就外宣战线而言,继续贯彻执行1948年11月中共中央的两个《决定》,即《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和《对新解放城市的原广播电台及其人员的政策的决定》,中止外国新闻机构从业者的职业活动。1949年10月6日,上海军管会发布通告,规定自即日起凡与我无外交关系之各国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台等在沪记者,无论其为中国籍或外国籍,一律停止以记者身份活动。

同时,中国共产党与中央政府也在进一步建立与理顺新闻事业系统与新闻事业机构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受中宣部领导的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为中央广播事业局,由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领导。中央广播事业局最主要的任务是直接领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国内与对国外的广播。10月,政务院下属的新闻总署正式成立,下设国际新闻局(China Information Bureau),乔冠华任局长。国际新闻局的业务之一就是“编写新闻广播、时事性通讯稿并用外文向国外发布”^[26],统一管理对外新闻报道。该局下辖的新闻处附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播部,对外以新华社的名义发稿。1949年12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办法》规定:“为了保障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的新闻的正确性和负责性,实行统一发布新闻的办法。”“凡须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通过或同意的一切公告,以及须经上述机构负责首长同意后发布的一切公告性新闻,均由国家通讯社即新华社统一发布。”“对于外国记者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的新闻一事,由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统一办理。各政府机关不得自由对外国记者发布新闻。”^[27]统一发布新闻是对新华社权威性的再强调,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有过类似规定。此处,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由新华社统一办理经由外国记者对外发布新闻。

从《国际新闻局一九五一年工作计划》(草案)制定的指导原则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对外报道的指导思想:“一、形成中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及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进行革命斗争,巩固胜利的果实,恢复战争创伤,争取财政经济形势的根本好转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宣传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伟大成就。二、强调中国与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在苏联领导下的亲密团结;强调中国与全世界反侵略人民的一致目标和中国作为世界和平一大堡垒的作用。三、开展对亚洲国家的宣传,并在世界范围内反映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情况,以使这些情况通过我们达于欧洲各国人民,同时也使殖民地人民通过我们互相了解,交换经验,鼓舞斗志。四、开展对敌宣传,揭露美帝的侵略战争阴谋及其欺骗宣传,打击敌人士气。”^[28]

毛泽东“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1946年)的论断,一方面给正在进行全国解放战争的解放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并给后来新生的人民政权树立自立、自尊、自强的民族信心,针锋相对开展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舆论斗争。另一方面,在对外报道方面形成一边倒的舆论态势。即根据世界上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划分,在对内、对外报道中持不同价值立场: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保留地示好,报道这些国家的建设成就和人民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或称帝国主义国家,则持敌视立场,报道这些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阴暗面。以1949年8月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的评论《别了,司徒雷登》发表为标志,中美关系开始破裂。中国媒体需要肩负起保家卫国、反击美帝的舆论宣传的责任,中国媒体上的美国成为被攻击对象。在对外报道中使用“刺激性的词语”赋予报道对象以直接主观的褒贬,形成意识形态取向的道德高地。1950年11月20日,有影响的理论刊物——《学习》谈到“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认识美国”时,连续排比了5个“敌人”作答:美国是“和平的敌人”、“民主的敌人”、“文化的敌人”、“全世界人民凶恶的敌人”、“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当时,对外报道对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的霸权主义行径的揭露和反击,是正当有效的,也是必要的。它是中国党和政府为配合军事、政治行动,通过对外报道的方式制造国际舆论反对帝国主义军事、意识形态侵略,因而是一种舆论反攻策略。

1950年,新生的共和国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赴朝抗美,中国新闻界也积极投入到这场战争的对外报道中,有记者为此献出宝贵的生命。抗美援朝中的对外报道的重要使命是揭露和抵制“美国之音”等媒体的舆论战,巩固全国人民的“思想国防”。美军入朝后,“美国之音”加大对华广播力度,每天十几个小时分别用汉语普通话和广州话、厦门话、上海话、客家话、潮州话以及藏语广播,开展战时心理战。“美国之音”和美国其他新闻机构进行侵略战争的宣传煽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驳斥。为了积极准确地开展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派出记者赴国外采访,从朝鲜战场发出录音报道和广播通讯。中国对内和对外广播举办各种节目以配合前线的军事斗争。中央电台开办过《美国真相》和《美帝侵华史》等讲座,1951年初到1953年间举办过《对侵略朝鲜美军的英语节目》,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欺骗宣传,阐明我国抗美援朝的严正立场和主张。这个节目曾通过播送战俘的录音讲话,揭穿美国和李承晚集团叫嚣的所谓朝中方面“虐待”战俘的谎言。1952年,对外广播还曾在12天之内播出美国战俘的19个供词,证明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了细菌武器,从而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如果我们对抗美援朝中的对外报道思想进行总结,一个显而易见的进步意义表现在:报道的形式丰富多样,具有表现力;报道内容深受国内外受众的喜爱,效果更具吸引力。不足之处是在报道中对报道对象直接表达报道者的主观情绪与立场。

1952年5月18日,周恩来就对外新闻报道稿中直接褒贬的主观主义倾向对李克农和乔冠华批示:“我们的发言和新闻稿件中所用刺激性的词语如:‘匪类’、‘帝国主义’、‘恶魔’、‘法西斯’等甚多,以致国外报刊和广播方面不易采用。各国友人特别是世界和大朋友们对此均有反应,望指示记者和发言起草人注意简短扼要地揭发事实,申述理由,暴露和攻击敌人弱点,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语句。”^[29]同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外华侨报刊编辑方针的指示》,也提出反帝国主义(如抗美援朝、细菌战等)宣传须估计环境,不违背长期存在的原则,多作事实报道,少用刺激字眼,口气放温和些,多带说服性,减少煽动性,对英美不必每次都加上帝国主义头衔。只刊登适合当地情况的新华社消息,《人民日报》的社论不许修改,但可不登。更为重要的是《指示》系统地制定了以后华侨报刊的编辑总方针:^[30]

1.争取长期存在,不要求一时痛快,而要求得在环境变坏时,仍能继续出版。

2.要以当地大多数华侨为读者对象,要以他们的觉悟程度、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作为编辑工作的出发点。

3.华侨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祖国的建设与成就,用爱国主义的精神教育和团结广大的华侨。至于祖国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地主、镇压反革命、反对本国不法资本家等等激烈斗争的消息、通讯与评论等,必须适合当地环境加以适当的处理,切忌照抄照登,把华侨报纸与国内报纸弄得差不多一模一样。

4.华侨报纸目前的重要斗争对象是蒋匪帮及其反动报纸。

5.我华侨报纸应当适当地揭露美帝国主义挑拨新战争和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阴谋,但不应照抄国内的反美材料,而应根据当地的条件,灵活应变,应当利用当地政府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行适当的宣传。

6.我华侨报纸不参与当地人民的革命运动,不干涉当地内政,不应当成为反对当地政府的言论机关,应当与当地人民的革命报纸严格区别开来,不卷入当地人民斗争的旋涡。

根据上述总方针,华侨报纸报道的内容大大扩充了宣传祖国建设,介绍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侨乡等等方面的成就,解说《共同纲领》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各种政策。同时中共中央指示我驻外使领馆应当尽一切可能指导并帮助华侨报刊工作。并准备在国内扩展一个专门通讯社,向国外华侨报纸发送新闻与通讯。

正是落实《关于国外华侨报刊编辑方针的指示》精神,中国新闻社于1952年9月14日在北京成立,10月1日开始对外发稿。该社主要报道中国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建设成就和闽粤要闻、侨乡情况,以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外籍华人为目标受众。中国新闻社广播华语新闻,初期每天广播5000字,后逐渐增至8000字,同时向海外航寄新闻稿《中国新闻》,还发行有关中国风光、文物、建设等内容的照片,以后逐渐增加供应文字特稿、摄制电影、制作唱片、出版画报等业务。

1958年的“大跃进”,刮起“共产风”,这股“太早、太快、太急”^[31]的“共产风”使社会陷入混乱。中国的新闻媒体对这场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左”倾思想也不可避免地被贯彻到对外报道中,对外宣传“大跃进”成为1959年外宣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中央外事小组要求“调动一切力量和利用各种形式,系统地、恰当地宣传建国十周年的伟大成就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大跃进’”^[32]。1959年1月号的日文版《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那个时代人们都熟悉的新闻《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报道天津东郊新立村人民公社试验田亩产天文数的奇迹。

1959年真实的中国是,这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据最近统计,1959-1962年间,大约2000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饥荒,这是20世纪人类最大的悲剧之一。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对于这场自然灾害及其导致的严重饥荒,当时中国新闻工作者(包括作家)和外国记者或不敢对外报道,或被拒之门外。由于政策失误与自然灾害共同作用导致这一中国悲剧,即便是对内新闻报道也一律被严格封锁,遑论对外报道了。所以,今天我们翻阅当时对内对外的新闻报道,找不到有关记载这场灾难严重程度的材料。这期间,少数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如埃德加·斯诺和作家韩素音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的视野与立场极大地被现实所同化,“他们相信主人的话——虽然有困难,但没有什么了不起,或者自觉地遮掩这次饥荒的一些情况”。^[33]

1960年12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召开了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会上印发《中央外事小组关于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后统一对外宣传口径和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对外宣传“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简单化、绝对化等片面性的毛病,以及不分对象、千篇一律、缺乏生动性和说服力的弱点。在国内问题的对外宣传方面,还存在着浮夸和不留余地的毛病”。外宣战线对“左”倾错误表现出可贵的反省意识。

此期,对外报道还积极配合军事、外交斗争。1959年3月,达赖在西藏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失败后流亡印度。4月25日,胡乔木召集新闻单位布置西藏问题的宣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国内和对国外广播以集中编排的方法,抽调四人成立对印度广播的评论小组,对各国的反动言论组织反击。1961年12月6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向北京电台传达周恩来总理关于改进对日宣传的意见。周恩来认为,现在对日宣传比较生硬,特别是广播,对日宣传要适合日报情况。强调要做调查研究。1963年4月,北京、上海、广州等8个电视台负责人或主管电视新闻的负责人在广州举行为期7天的座谈会,讨论加强电视片的对外宣传工作和提高出国电视片的质量问题。这是中国电视界最早就电视对外报道(外宣)展开专题研讨。

中国对外报道还拓展了报道渠道。北京电视台开展与国外同行的互换节目尝试。北京电视台和英联邦国际新闻影片社从1963年1月起试行交换电视片半年。1月7日,北京电视台寄出锡兰总理访问我国的电视新闻纪录片。从1963年至1965年底,中国连续3年参加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主办的第二、三、四届国际电视节,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节目交换。同时,中国广播电视机构先后同19个国家的广电机构签订了以节目交换、在双方国庆时举办专题节目、双方互访等合作协定。而至1966年初,新华社国外发稿站达26个,用9种文字向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日刊、周刊、月刊等各类新闻稿近2万份。